台湾作家说木心

  文史采薇 2018-10-04 08:30:08

文学往事谈：台湾作家说木心

刘道一 辑录

鸿鸿（诗人，编剧）：
我的第一本木心，是周公（周梦蝶）送给我的。
那个时候我正在编《现代诗》的复刊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把“现代诗”出的诗集寄给周公，那因为周公是1921年生人，那个年代的人物有很多老式的教养，所以他收到了书就会“还礼”，寄回给我一些他认为我应该看到的书，所以我后来就收到了他寄给我的那本《温莎墓园日记》，里面还有周公用他的“瘦金体”写的赠语。我后来发现他真是送给了我一件珍宝。又过了不久，我帮梅新先生编《八十二年诗选》，也就是1993年度的诗选，那时候我翻遍了当时的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这个时候我就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上发现了一个笔名很怪的作者写的《肉体是一部圣经》。我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这篇作品完全把我给抓住。那个作者仿佛是一个老琴师在“弄琴”的感觉，很有历练，很有沧桑感，又温情又冷酷。“切齿痛恨而/切肤痛惜的才是情人”。我觉得非常好，就选了。这是我认为那一年最好的一首诗。选完之后我找杨泽问这个作者的联系方式说我想通知他我有选上这一首，杨泽就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木心”。我当时大吃一惊，才发现原来周公推荐给我读的那个散文家也可以写出这样好的诗。
木心的长诗，我现在读下来，觉得非常有味道，那种慢的时间感和细部观察的剖析感，都有不同于台湾诗歌传统所给出的阅读体验。可以说他是又潇洒又矜持的一种态度，非常迷人。那么潇洒就是说，他一切都了解，没有不能写到、写透的；矜持呢，是说虽然他没有不能写的，但是最后写出来的其实非常少。我还是讲《肉体是一部圣经》，这里面就充满了这种张力，就是说诗本身承载了很多东西，但他只写这么一点点，冰山一角，哇，让你觉得这后面简直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只是他没写而已，他就写了一首诗。
木心的诗作可以说跟大陆不管哪一个时代的写作都有非常大的差异，跟台湾的整个文学传统更好像是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读木心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文学现象，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欧洲的精神和《诗经》的情怀居然可以融合无间；他的唯美和他的哲学，也是完全可以融合无间。你可以说，这样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让大家都好像进了他的世界都只能如沐春风而无言以对，但是，我们试图、我们努力，在今天我们要有言以对。
自1984年到1990年左右，木心在台湾《中国时报》、《世界日报》和香港《中报》持续发表文章。






初安民（出版人，《印刻文学生活志》创办人、总编辑）：
木心是在《联合文学》创刊号，一下子就“出来”了。
他的作品很震撼，这个脉络在台湾之前从未出现过。三十年前的台湾还是个文学的时代，任何作品或者是人，只要能“推出来”，就是个事件。而且当时两大报副刊垄断文学，带来的冲击、经验跟信息，把文学推到一个可能的状态。到了《联合文学》一出来，这就是非常让人惊讶的事情，一个身居纽约的作家被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一扫过去台湾文坛、台湾文学的沉闷感。
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找不到他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还有没有在写。消息完全断了。后来直到我找到大陆的也就是广西师大社这条线，我才终于找到了可以做些什么的机会。对我来说是这样，我一开始也是写诗，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路有不少的作家影响过我，给我震撼。我后来做了编辑，让大家了解到这些我认为好的作家的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责任。这样我做好了出版木心文集的准备，他们也安排了我去见木心先生。那是三年前，应该是12月份，我就带着骆以军到了乌镇，因为以军跟先生还有另一重渊源，这个要他自己讲了。当时的先生身体有点虚弱，但精神非常好。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隔了那么多年，还是非常的感动。面对这样一个巨匠、大师级的人物，我觉得除了时代的差别，还能看出自己的渺小与卑微。作为木心作品的喜爱者来说，出版他的东西我会感到荣幸、感到喜悦。
所以现在问题就出来了，传播有了，但是理解却远远跟不上。木心有点像杜甫，四十岁以后读他，你心情会沉淀下来，会了解他的东西。就像这套作品集刚出来的时候，有年纪比较长的人说他以前不喜欢，我就跟他说你再回去看一遍吧。之后他回来就说，木心真的好。他没有那种单线索的所谓“师承”，他是把很多东西都融汇在一起，做成“木心牌”的。木心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人生的通透，了然于怀。同代际的作家都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他高出一筹的。他中间没有过场，直接把体悟就给你，你了解就了解，不了解就算了。他的这种没有铺陈，向来为作家带来诟病。但是你不了解，他不需要的。一流的作者他不会给你铺陈，也没有花招。反倒是你越成长，就会越了解他作品的更深层面，就能进到更里面。不过，这些都需要时间、生命的历练，以及对文学的忠诚。






蔡明亮（导演）：
《文学回忆录》这本书，我读了两遍。
我想，是这本书，最能让我了解木心这个人。他非常的博学，非常的宽广，而且非常深邃。这样的一个文学家、创作者，他又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异乡的美国给那些学生上了整整五年的课，中间也没有间断，真的是对文学跟艺术非常地热心、非常地热血。
像我们这些不是做文学的人，读书都很杂，不是那么系统，都是跟着年龄走，那个年龄过了就过了，很多该读的书都没读。木心的讲学，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提醒。我太开心了。这本书我读了两遍，在旅途中也带着，现在又开始重读了。我刚刚还跟听我课的同学们讲，一本好的文学史，不应该那么硬邦邦的。木心的讲述是很随性的，但又有系统，非常能看出他的性格，这个文人的性格。这个才是我看重的。他的感觉也很准确，他的评析、他的观点都很贴切，我也常常被吸引去再回头去看世界文学史上的那些作品。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又去找了托尔斯泰的书，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关注他的那些大部头的作品，那些小的东西就被忽略了，没有读到，很可惜。还有很多他讲的日本文学的部分，是我重点在重看的，给我很多的启发。这就是让我开心的地方，我会想，即使我的下半辈子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不会怕啊，因为我又发现那么多值得去读的、去思考的东西，这个是他有影响到我、帮助到我的，我要谢谢他。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人，跟着这个时代去走也不是那么的正当。所以木心的一些观点我也会特别认同。比如他会说：大众是瞎的。我觉得太对了。因为这倒不是说大众、或我们的观众是真的“看不到”，而是说他们不可能“提前看到”，不可能你的尝试还没有真的做出来，他们就已经“懂”了，这些都需要时间的。但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在认真做“创作”；你如果要为大众去“创作”，那你根本就不要创作了。






骆以军（小说家，《西夏旅馆》作者）：
那个时候我是在杨淑慧手底下做小编辑，当时的一个工作就是要以杨淑慧的口吻来给木心写信。那我等于是要拟用一种女性的思考方式来和他对话。每次写完之后，杨淑慧就把我写的稿子自己誊一遍，寄给木心。很快的，通过几次信之后，木心就同意把他的书给元尊来出版了。
我写第一封信的时候主要谈了我对《温莎墓园日记》的理解，因为《温莎墓园日记》是我少数“抄”过的华语作家的作品。我在阅读上的准备很够，还包括圆神出的《即兴判断》，我都在研究。讲这些之外，就是要提出出版计划。木心收到信以后，很快地回信，也非常地热情。他的用辞考究，可以看出老派的教养。那这样有几次的往返，木心就给出了他的书单，像《会吾中》、《巴珑》、《我纷纷的情欲》这些都在里面，每一个题目下边是介绍，讲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这就是元尊的那些书的出版的经过，只可惜后来木心的那些回信都收在杨淑慧那里，她过世之后应该也就湮灭了。
年轻时我读木心常似懂非懂的，不解其意。他那些警句里繁若星辰的大哲人、大艺术家、大文学家，我大部分都没读过，只能感觉到抒情的启动或者终极辩证的机锋后头，总有玄奥巡航的语义魔舰穿刺生活的真实面，检测、棒喝、遁逃，却又痴情般地展示一幅已灭绝了的，像光焰熄灭前一瞬的辉煌残影，像《红楼梦》一样的文明场景。这也就是缩限在《温莎墓园》这本集子里的文字，各自遮藏隐蔽、欲语还休，有如“雾中风景”让读者只能对文字背后的“整片森林”绝望想象，或者想象这种种的“彼岸性”：曾经如此繁丽的文明全景；曾经如此和谐的人文宇宙；曾经如此严守风格风骨的文人丰仪；曾经如此守诺重情的义理秩序。那分明在提示的，“全人”该是如何的言行、自由、潇洒、高远。于是，木心也就成了一个迟来的“文艺复兴”的悬空的期望，让人无言以对。
所以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理解木心的一个困难，一个理所当然的困境。就像在台湾，他的引进，也是需要有老一辈的、有大视野的人来看到，才会知道说，这个是张爱玲的等级，或者这个是梁实秋的等级。但是就像他《琼美卡随想录》的背后所盛放的如斯庞大的那个“共享的大书单”，其实已经失落了、不传了、毁灭了，他的教养，以及关于教养的追忆逝水年华都被阻断了。因为“文革”，也因为新的写作技术对于传统的遗忘。这让我回想当时我在大学，在阳明山的宿舍里读《温莎墓园日记》的场景，那个时候我完全沉浸在卡夫卡、福克纳、加缪、卡尔维诺、昆德拉这样一些现代主义想当然、硬邦邦的原型系谱中间，我会在现在开始反省，反省木心这样一个文学书写的“否证”：也许你还是应该回过头来，更扎实地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古希腊人”。






（节选自《温故》特辑《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文学往事”一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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