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魏晋风流——也谈民国大师的名士风度

再见魏晋风流——也谈民国大师的名士风度 原创 诗词茶座 2019-03-01 17:20:53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世说新语》一书向后人展示了那个时代名士的生活场景，被人称为魏晋风流。然而这样的风流人物在后世大一统的局面下却极少出现了。在我感叹“名士风流已矣”的时候，不想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前三四十年中找到了一些。奇“人”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喜不自胜，撷取几则民国大师们的轶事与大家共同分享讨论。


章太炎先生是一个国学大师，在国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他因为反对袁世凯被袁世凯囚禁。在狱中，章先生说：“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这俨然不是一个近代嵇康吗？《世说新语·雅量》记载：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章先生和嵇康都把自己在某一方面的造诣当成了绝学，除了他们是无人能传授的，这种绝学会随着他们的死亡而从此成为绝唱。在章先生之后，梁漱溟先生从日寇铁蹄下的香港脱险，给别人写的信中说：

“孔孟之学，现在晦涩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学思想。此事惟我能做。……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是不会有的事！”

梁先生这段话和嵇康的话比起来，可谓是伯仲之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魏晋的人不仅语大，而且行为偏僻性乖张。《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了一则阮裕的故事：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在今人看来，和猪在一起饮酒，那是荒诞可笑的。但是，现代也有这样类似的人物，他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教授。在日军侵华战争期间，金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只鸡经常同他一个桌子吃饭。他把斗鸡放在桌子上，鸡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也不介意。跑警报躲日本飞机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护鸡的安全。有时时间紧了，他就抱着鸡跑，其他东西都不顾了。金先生一生未婚，在他晚年，他也一直养鸡，而且只养公鸡，以鸡为伴。在行为怪异方面，和阮裕比起来，金先生未必就差。
魏晋名士还有自觉清高、诋毁他人的特点。《世说新语·轻诋》记了一则支道林诋毁王徽之兄弟的事：

“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

在现代，刘文典对沈从文的诋毁也是很厉害的。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聘请沈从文做教师，工资也开得不低时，气愤不已地说：“陈寅恪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该拿四块钱，可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一次跑空袭警报时，沈从文也往山中跑，刘文典看到他，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么跑呢？”真不知这话沈先生听了作何感想。但刘文典自觉清高、诋毁他人由此可见一斑。


魏晋名士也喜欢赞誉别人。《世说新语·赏誉》多记载对别人的赞赏的，其中有两则如下：“王戎目阮文业：‘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都对别人给与了极高的评价。这在现代中国学界中也是有的。史学家傅斯年曾赞叹陈寅恪的学问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一人而已。”吴宓坦言：“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王戎给阮文业、傅斯年给陈寅恪这样高的褒奖在今人看来可能是夸大其词的，但是当时人却不认为这有什么失实。


乱世出英雄，乱世亦出名士。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理性提高，这样的名士风流越来越少了。不过，能在二十世纪见到这些，我还是很欣慰的。至少，他们离我们还不太远，他们给我们以真实感。看到他们，魏晋时代的名士风流我们也可大致想象得到了。
文丨石会鹏（诗词茶座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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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写的很深刻，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