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们的授课开场白

民国大师们的授课开场白  谈文论史 2018-09-14 18:03:50

大师上课，不仅水平高，功底深，内容丰富，脍炙人口，令人难以忘怀；他们上课的开场白，也各有千秋，见秉性，见风格。

《文汇报》刊文总结称，有的一开始就把课堂气氛搞活跃了，有的幽默地介绍自己，有的是精心设计的，一张口就不同凡响，有的则是随意而为，好似信口开河，其实意蕴深矣，有心者才能意会。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与梁启超的开场白有同工异曲之妙，他是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其自负由此可见一斑。

这且不说，他在抗战时期跑防空洞，有一次看见作家沈从文也在跑，很是生气，大声喊道：“我跑防空洞，是为《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跑什么？”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好在沈从文脾气好，不与他一般见识。

不过，平心而论，虽然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差一点得诺贝尔奖，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

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么很谦虚地一说，反倒赢得满堂彩。

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

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也有人不仅文学成就大，课也讲得精彩，譬如大诗人闻一多。

闻一多上课时，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

所以，他讲课时，课堂上每次都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启功先生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

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

他的老本家、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

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

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

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

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

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

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

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听大师上课，如醍醐灌顶，是一种美妙享受；光是那一句非同凡响的开场白，就能让人肃然起敬。

他离开青年走到讲台上，把两只虽不发光却似乎在追究什么的微微陷入的眼睛，默默地缓缓地扫视着渐渐静下来的学生群众，这是一个道地中国的平凡而正直的严肃先生，既无名流学者的自炫崇高的气息，也无教授绅士自我肥胖的风度。

这典型，我们不仅只在《呐喊》这本著作中到处可以看见，即在中国各地似乎也处处都有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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