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其实破了国史一件大公案：安史之乱

《长安十二时辰》其实破了国史一件大公案：安史之乱  明月登楼 2019-07-18 21:41:14
这部电视剧其实破了本人读国史的一件大公案：即安史之乱是怎么发生的？号称“开天盛世”、如日中天的唐帝国，怎么就轻易被安禄山拖入血与火的炼狱之中？


国史有四段历史是某“不忍读”却不能不读的，这便是永嘉、安史、靖康、甲申。而安史之乱，这个号称中国古代史的分水岭的那些史实记载，是最令人最费解的。大家都说，唐玄宗天宝年间出现的天宝危机，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可“天宝危机”是什么？好像只是出了一件坏事（玄宗耽于享乐，不理朝政），和三个坏人（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可这件坏事、这三个坏人的“破坏力”也太大了吧！他们居然改变了中华文明的走向！对此，我们不能和外国人评论中国史那样，用一句“安禄山是个给帝国心脏捅了一刀的小人”（见英国 BBC 纪录片《中华的故事》第二集 唐帝国）就糊弄过去了吧！
可这部剧却意外给了我们一个历史研究的新视角，它通过白描虚构的一出“天宝三载上元灯节”的小“天宝危机”，折射的正是历史上引发安史之乱的那场大的天宝危机。
首先，这场小“天宝危机〞是几个异族的“狼卫”造成的吗？可以这么说，是，又不仅仅是。
对，这几十人潜入长安，是准备搞事的。他们论单打独斗的战力也很强。可是，以他们的知识、见识与组织化能力，与遍地望楼，到处不良人、靖安司、还有大案牍术这么个大数据库的长安相比，不值一提。最后，他们居然和一伙帮会遭遇便死伤大半，这些人的水平可见一般。他们的水平，正如后来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这帮人一样，根本就不高明。他们别说与忽必烈，皇太极相比，就连刘渊、石勒的水平都没到。可他们为什么能毁掉唐帝国呢？


那是因为整个唐帝国，与这座长安城一样，其内部组织已经在发生“互斥反应”了。这就是天宝危机的病灶。
正像剧中靖安司衙门的那个沙盘一样，咱们先来复盘一下剧中小“天宝危机”中唐帝国中枢朝廷这个沙盘。
造成“互斥反应”的根本是什么？要说总的概括，还是前文说的“圣人”耽于享乐，不理朝政”。可很少有人问，光是〝不理朝政”就能引发这么大的乱子？正如那道“圣人”的诏令一样，不是表面那么简单。
而是因为，“圣人”虽“耽于享乐、不理朝政”，却不愿意放手自己的绝对皇权。其实这一点，比单单“耽于享乐，不理朝政”更可怕-因为这势必造就出一个李林甫-即便没有李林甫，也会有其他的人来扮演这个角色。
剧中一开始，我们就明白，皇帝大臣亲信中有能力的老（贺知章贺监）、中（高力士）、青（李泌），或明或暗，都站在太子那一边。这很正常，玄宗不实际负责行政，那么这些官员必然要倒向另一山头-而在皇权制度下，投靠皇太子在礼法上，实际与长远利益上，几乎是唯一选择。那么这太子的力量就大的可怕了。不说其他“前车之鉴”，就说说玄宗自己-他是怎么从一个“旁枝宗室”的临淄王，怎么干掉伯母韦氏、姑母太平公主，逼退父亲李旦（李旦在先天政变前虽已禅位成了太上皇，但仍掌控着朝局）而成为如今“圣人”的？想到这里，玄宗必然要把朝政交到一个与太子对立，却又能为己控制的势力。如剧中所说，“鹰犬”手中的。
正如李泌选了个劣迹斑斑的“死囚”张小敬做这个“鹰犬”一样，“圣人”也选了“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做自己的“鹰犬”，制约着太子与朝臣。这一招看似聪明，其实就导致一场大祸。
这场大祸就是，制度被扯得个粉碎，以“敌我”划线的朋党正式形成。
其实剧中无一不在白描“朋党〞的危害。
首先，把张小敬放出来查案就明显是不合规矩的，后来，反而成了“右相”对抗靖安司的黑料。而这么个“死囚”纵出，也让靖安司内部组织开始互斥：这就有了那厢张小敬与“狼卫”殊死相搏，这边大人他们在朱雀大街上看“大唐第一流量”许合子的“粉丝见面会”。
而安史之乱，也可以看做杨国忠、安禄山这两个朋党之间无底线的斗争的结果。李林甫死后，这一内一外的两个朋党集团瞬间反目，而他们的斗争比剧中描绘的更加恶劣，恶劣到了愚蠢的地步：杨国忠步步为营，居然想“逼反”手握十五万帝国最精锐的边防军，事实占据河北的安禄山。而杨国忠丝毫没有去想：万一安禄山真反了，帝国拿什么力量去阻挡？
而天宝危机从高层的朋党斗争变成经济政治社会的总危机，则是强力扩张带来的社会失衡与失序。这种失序，成了安史之乱，乃至中晚唐至五代十国近二百年的藩镇割据、外重内轻的主要原因。
失序是从军队这个点开始的。
在进行这方面论述前，先预设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这里讲的军队，是广义概念的军队，其实指的是国家武装力量，但因为“国家武装力量〞字数太多，所以不严谨的统称为军队，这是此概念内含上的前提。
第二个前提，是这里讲的军队，是过去的、封建的旧式军队，我们新型的人民子弟兵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军队，所以绝不接受联想，揣测。这是此概念外延上的前提。
军队，其实是一个社会中很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组织形态千变万化，分分合合，为什么？因为人的思想、利益是不一致的，这种社会褒义者称之为“多元化”，贬义者称之为“碎片化”，但其实描绘同一种特征。而军队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军队就是通过强有力的管控、改造，让人的思想、利益、动机，统一于一点。哪一点？“服从命令”。
这四个字，看上去轻描淡写，做到很不容易。要知道，命令是不会考虑所有情况的，命令也许就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在军队里，这就必须执行到底。让你往上冲，就是枪林弹雨身体被打成马蜂窝也得向前扑倒；让你守住，就是人死绝了，尸体也不能后退一步。
所以，个人将之称之为“机械感”，也就是说，理想的军队就是一部巨大的机器，每一个兵就像机器的零件，承受指令，直到磨损到把血流干。


比如在剧中，就像小乙那样的人，就是好军人。
想去葛老那卧底，混不进去怎么办？手起刀落就把指头断了。想什么“你阿爷阿娘生了你，就让你这么糟贱的吗？”千万不用想这些，也不能想这些。指头若妨碍了命令，那就不要了，这就是好军人。
可是，小乙这种真和零件一样的军人，新兵当中也许还有。可他在葛老身边混久了，受人家的恩厚了，不也变成那个口称“奉养你终老”的普通人了吗？人，是有情感的高级生物，能当“零件”一时，可长此以往当这“零件”难保被情感腐蚀。
其实，军队组织者也想到了办法，对抗这种“腐蚀〞，这就要说到军队另一种必不可少的属性-我称之为“荣誉感”。
“这唐旗不能倒！”
在内缺粮草、外无援兵，大兵围城的烽遂堡，闻无忌这么喊着，以反驳那些“盖家军明明有一万两千，为啥不出击啊？”悲观论调。但是，细想一下，这能反驳吗？莫非“这唐旗不能倒”，所以“盖家军就可以不出击”？没这道理啊！
可如果引入军队“荣誉感”这东西，一切就有道理了。
“荣誉感”本质是什么？是军队赋予一个物品（比如奖章、军旗、乃至军服、军械、甚至一张嘉奖命令的纸）一种仪式（比如检阅）一个人（标兵模范）无形的，只在精神层面才有用的价值，用以构成一个“想象共同体”。而军队每一个士兵，无论身处什么样的险境、绝境，会心甘情愿为这个“想象共同体”付出一切才智，一切血汗，最终付出生命。让后来者认为，这种付出是值得的，甚至是必须的。
在军队中，人命可能不算什么，可荣誉必须捍卫。其实，这一套是让士兵心甘情愿，为荣誉把自己变成零件。
有了这两样，这支军队就是一架可控的，保卫帝国的武装机器。
可是，一旦这两样东西一丧失，军队就会反噬整个帝国。
而无论是这场虚构的长安城中的小“天宝危机”，还是真实历史上的安史之乱，都活生生展现出这种反噬的可怕后果。
这场长安城内的“天宝危机”，是因为“龙波（这里不剧透他的真实身份）”离开了军队，丧失了“荣誉感”，但他还是那个被锻造出来的杀人的“机器”，他受过的军事训练，他在战场上练就的思考力、执行力、组织力，都成了这一天长安的噩梦。
而为什么他会丧失“荣誉感”？
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制度保证他离开军队后生活的，第一批募兵。
募兵？那么之前从西魏起，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都是帝国军事支柱的府兵，为什么就没闹出这场“惊变”？
因为府兵，是一种闭合式的制度。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华文明在帝国时代，最优秀的兵役制度。府兵制在当时条件下，保证了军队这个机器，绝对可控。而府兵制的崩溃，募兵制的兴起，就造就了龙波，也造就了安禄山、史思明；而它还会造就田承嗣、李茂贞，甚至它也间接造就了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俱文珍、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刘季述；最后，也让朱温完成了“龙波”未完成的事业-毁灭长安，与整个唐帝国。
（插叙一段：本人虽也算治史者，但对隋唐史真的了解不多，“两唐书”都没看全。但一直对武周、安史之乱这两段唐史颇有兴趣，请有相关功底知友在评论区与本人多交流，不甚感激！）
府兵制本质就是“寓兵于农，兵农合一”。通过设置折冲府，将折沖府均田农民变成平时耕作，战时自备军械干粮的军队。这一制度两个关键，一是必须以均田制为基础，朝廷有官田均授府兵，让他们有家有业，这样就稳定；其次，府兵们免租庸调，这也给军户们以盼头。再通过前文所述增强“机械感”、“荣誉感”的军事化改造，这让府兵成为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可官田的数量，在一定年限内是恒定的，可唐帝国对外战争却越发频繁。这透支了府兵，造成两种后果：一是没有新进兵源，所谓“人头不是韭菜，割了不能再长”。“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荊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一杜甫《兵车行》；二是如此结果，谁也不是傻子，后顾之忧朝廷都无法解决，谁还愿意去前方作战？这必然造成府兵大量逃亡，朝廷无兵可用。
最后，唐帝国朝廷就只有进行兵役改革，实施募兵制。而张小敬这一批，就是“第一批募兵”。
募兵弥补了府兵制的漏洞。但这造成一个结果：府兵制带来的好处，就没有了。而这一改变，就放出了藩镇这一魔鬼。这就是天宝危机，在军事上的体现。
府兵制“寓兵于民，兵民合一”有一大好处，就是不易将将领-士兵这一“想象共同体”，变成拥有武装、辖地、财政的“事实共同体”，不把将士间这种用鲜血凝结成的友谊、信任变成人身依附。一句话，府兵制使军队不会变成一个有自身利益诉求的“事实共同体”。
可募兵制，却最终能演化出藩镇这一“事实共同体”。剧中李林甫曾有一句评价张小敬的话，称他为“不可控的死囚”，而募兵制则在帝国放出了几十万这种“不可控的死囚”。
说起来，一切噩梦都有一个美好的开始。藩镇割据祸国殃民的噩梦，却是建立在同生共死的纯粹，以及牺牲自己，保全战友的情谊上。
在剧中，张小敬坚守的烽遂堡里，这种纯粹是一个帮人松筋骨动作，是一句“上元安康〞，是为了袍泽兄弟吃上肉，不惜送掉一条腿的行为。
这种情谊，非亲历者无法描绘。“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在这些人那里，不是一句口号。
“打完了这仗，以后我们的日子都是福报！”这句话让人感动，但从逻辑上讲，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这些被迫有难同当、被迫无条件信任袍泽的过程中，“我”消失了，留下的是什么？是“我们”！
对，“我”活着，不是替自己活，是替“我们”活着！
那请问，当朝廷不再需要他们时，给他们按人头数的那一份利益，够吗？
在他们那里，不够！因为他们还要替那些牺牲自己，成全他人袍泽，讨要那一份！因为“我们”比“我”更重要！而一旦没有满足这一点，他们会怎么办？
况且，当这些人活着，发现他们拼下性命打下这场仗后，他们没有得到“福报”，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荣誉感〞，在他们保卫着的长安看来，一钱不值，他们会怎么办？
“我恨长安。”闻无忌的女儿闻染，在剧中几乎心平气和的说出这几个字。要知道，她住在长安多年尚且如此。那些远离长安、半辈子在边关拼命的人呢？
这就让反噬就成了必然。这种恨意，大到可以毁灭整个唐帝国。这也就解释了，安史叛军在长安、洛阳，为什么如此残忍？
军队组织出现了失序，帝国外面的架子未倒，可内囊已经尽了。不但内囊尽了，还坐在了“阙勒霍多”的油桶上！只要如安禄山这样的人带来一丝火星，唐帝国就能瞬间变成一把“黑色的骨头〞！
前文已经提到，军队失序是府兵制崩溃的必然，而府兵制的崩溃，归根结底是均田制崩坏。
均田制，个人认为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最具历史意义的变革，没有之一。因为它直接奠定了隋唐大一统在经济制度上的基础。而隋唐的府兵制，与税收上租庸调制，都是建立均田制基础之上。而均田制一旦破坏，府兵制与租庸调制则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彻底崩溃则是必然。
均田制当然历经北魏以来数个王朝的完善与微调，到唐帝国时期与北魏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但其内核是一致的：即官府握有大量的公有耕地资源，在制订出各种政策，使之有序均分给农民。而受田的农民，按人丁（人丁指成年男子）数，与所授田亩的多少、好坏相应地去承担帝国官府的各种义务：比如交租（地租田赋）、交庸（官府规定，每一丁每年需服徭役二十日，闰年加两日，也就是为官府做义务工，不服徭役则需按每日纳绢若干尺，或布若干尺，称为“输庸代役”）交调（官府规定交纳绢或布、或麻苦干尺）；而府兵军户则免租庸调，但需自备军械干粮去打仗。
从上文所述，就可以看出均田制对统计数据的精准度要求有多高。当时可没什么数据库和什么算法，这些都要靠各级衙门去搜集、加工整理，通过公文驿站上传至长安朝廷的“云服务器”里，这样保证帝国正常运转。这也就是徐主事为什么对以竹造纸抱以那么大的期望原因之一。
但是，均田制的根基，其实不是数据，而是官有的耕田资源。如果没有足够的官有耕地资源，就算我们穿越至唐天宝年间，还把现在所有计算机数据、卫星传输系统都搬过去，也无计于事。
可随着人口增加，以及贵族官僚阶层的膨胀，官有耕地资源是绝对不够的，因为坐吃必然山空。
那么，除了人口的“马尔萨斯陷阱”、寻租“搭便车”这些原因之外，均田制的崩溃还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么个人就要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与大家商榷了。
那就是，均田制的崩溃，其实是日渐繁盛的商品经济的必然，也就是说，均田制造就了一个繁盛的长安，而这个繁盛的长安，却反噬了均田制。
借用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手稿》里提出的概念，可以叫做异化。
均田制确实有太多的好处，但它是建立在强迫性人身依附，以及抑制商业流通、商品经济之上的经济制度。
前文讲了均田制及其衍生的府兵制、租庸调制的运行，但大家发现没有，这里看见市场、或者说商品流通这只“看不见的手”了吗？
没有！这里面一切经济行为都是以政府的行为为原动力的：是官府，把田地均分给农民；是官府，统计男丁数，并以此收取租庸调；是官府，划出折冲府，设立府兵……没了朝廷，没了官府这只强有力的大手来驱动，整个这架经济机器就玩不转！
这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提升，生产技术、管理方式的革新，这剩余产品也越来越多。以前，交了租庸调，帝国的臣民只能半饥半饱的活着；可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多了，花不了，怎么办？
好！官府给开了一条路，这条路叫丝绸之路。
卖出去，挣钱啊！
好了，“有钱能使磨推鬼”，从此刻起，长安必然“熙攘繁盛，光耀万年”，同样，唐帝国赖以维系的均田制也必然崩毁。
所以，均田制的实质是一种人身关系的依附。即将人口通过土地牢牢控制在唐帝国官府的手中。
而商品经济打破了这种枷索，市场这只“看不见得手”正在把唐帝国的基石一点一点的挖空。
市场不只需要千篇一律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市场需要火晶杮子、水盆羊肉-而这背后，是长安城外大量山地梯田变成果树林、大量平原耕田变成草场，这样才能保证长安城西市能每天供应这么多的火晶杮子，水盆羊肉。而这后面，又是多少人的口粮就没有了？
因此，在亩产粮食技术未能突破时，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造成粮食阶段性短缺。因此，在古代，任何一个商业繁荣的盛世的背后，必然伴随着可怕的饥荒。
饥荒带来的是流民问题。“树挪死，人挪活”，谁也不想死是吧？于是流民产生了，而流民是任何一种帝国系统中最可怕的病毒，因为他们不再遵循帝国任何法律，秩序。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唐帝国第二任“圣人”-太宗文皇帝李世民这么说。
而流民，与前文所述的募兵制就形成了一个对帝国产生负作用的逻辑链条：即流民越多，涌入军队的“募兵”也越多；募兵越多，则藩镇愈加尾大不掉。而租庸调制崩溃，帝国又出现财政危机，只好赋予藩镇自主财权，自行解决粮饷问题，这就好比自长安至十大节度（九个节度使，一个经略使）所辖诸藩镇埋下无数桶“伏火雷”！
外重内轻，无过于斯，但其实还有方法控制，而这一招本来是最狠的。
这在当时，叫教化；现在，叫意识形态。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西汉]董仲舒《天人三策》

• 随遇而安321 9天前
  文中提到了我国古代的军制，府兵制和募兵制，军制问题这可一直是古代封建王朝难以解决的麻筋儿。府兵制诞生于北朝，在此之前的秦汉时期基本上是全民皆兵，当然国家也保留有少量的常备军，如西汉的南北军，由良家子构成，可一旦举国征战，就需要大量征兵，大量的农民必须开往前线，很耽误农时，影响农业生产，尤其是抵御匈奴时，草原骑兵往往在秋高马肥之际南下，恰恰耽误了中原百姓的秋收，破坏极大……可有了府兵制后也就有了固定的一批军人，大量的农民被解放了出来，生产不再因征兵而耽误，而且军户靠武艺吃饭，军队的质量更加精锐，好处多多，可这也只能是王朝初期才可以吃到的红利，一来王朝更迭会出现大量的无主荒地，官府可以靠此维持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府兵制，可随着王朝的延续，土地兼并以及人口的恢复、激增使得土地严重不足，这一切制度的根本没了保障，府兵制也自然难以维系，再者就是府兵制过于僵化，军户世世代代都要提供军人，除非没有了男丁，可并非每一代人都适合练武当兵，军队的质量会因此而下滑，再者就是军户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毕竟人的成长周期是比较长的，于是就有了“花木兰”的传说。府兵制逐渐难以维系，募兵制便粉墨登场，雇佣兵干得是刀头舔血的活计，自然战斗力不凡，可军费也因此而庞大，甚至拖垮国家财政，明朝就是典型，岁入甚至填不了辽东一年的窟窿，再者就是藩镇或军阀们因此而诞生，募兵们认钱不认人，他们心中的老板自然是上级军官而非高高在上的皇帝，于是割据和叛乱的黑暗局面在晚唐和五代时期不断上演，到了宋代以后，防范武将反叛成了重中之重，于是禁军制度诞生，以文驭武成了手段，募兵甚至成了社会维稳的方式（流民招募进军队避免发生民变），于是军队的质量大大折扣，甚至发展到了亡国的危机。重文轻武成了社会意识，汉人的尚武之风也因军制的变化而逐渐消亡，甚至影响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民族性格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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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才是关键 11天前
  一句话，享受的人太多，生产人不够！任何帝国，家庭一旦如此，皆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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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一饭 11天前
  辛苦了，从经济入手解读宏观历史，有黄仁宇先生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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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夏昕 10天前
  帝国不断扩大，府兵制必然崩溃，募兵制必然兴起。大唐和罗马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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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仁8 10天前
  没看出李林甫哪里不好？相权制约皇权，很先进啊。是杨国忠逼反了安禄山，没有安史叛军的再反叛，唐早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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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居然说我是在灌水，我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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