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在书一方
丁玲女士到可以入中学时,便到离常德地方九十里的桃源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肄业。在那女子师范时,学校对于她,同对于任何一个女生那么同样情形,完全寻不出什么益处。学校习气太旧,教员太旧,一切情形皆使人难于同意。她当时在那学校,成绩也并不怎样出众惊人。但在性情上,则在那里将近两年学生生活中,对于她有了极大的影响。影响她的不是学校教师或书籍,却是一些日夕相处的同学。那学校设立在湘西,学生大部分多自湘西边境辰河上游各县而来,同时鄂西、川东、黔北、接壤湘境者,由于方便来学的也不少。边地如邻接湖北的龙山,毗连四川的永绥,靠近贵州的麻阳、风凰、乾城,以及其余各县,由于地方锢塞,苗汉杂处,虽各地相去不逾八百里,人民言语习惯,已多歧异不同。女子虽多来自小地主及小绅士同小有产商人家庭中,也莫不个性鲜明,风度卓超。各种不同个性中,又有一极其相同处,就是莫不勇敢结实,伉爽单纯。女子既感情热烈,平时的笑与眼泪,分量也仿佛较之下江女子特多。丁玲女士在学校方面虽然并不学到些什么有用的东西,却因为跟这些具有原人朴野豪纵精神的集群过了些日子,不知不觉也变成个极其类似的人了。
这种性情当“五四运动”影响到长沙时,余波所及扩大到了桃源,就使几十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发了疯狂。“自觉”与“自决”的名词,“独立互助”的名词,“自由平等”的名词,以及其他若干新鲜名词,在若干崭新的刊物上,皆用一种催眠术的魔力,摇动了所有各地方年轻孩子的感情。桃源学校方面,也人人皆感到十分兴奋,皆感到需要在毫无拘束的生活中,去自由不羁勇敢劳作好好的生活。一闻长沙有男子中学招收女生的消息,当时便有若干人请求转入长沙男子中学,其中一个二年级生名蒋伟的,便是丁玲女士。学校方面对于这件事,自然并不给过什么鼓励,事实上却特别加以制裁与留难。家庭则对于这种办法自然觉得太新了一点,于是一些女孩子,便不问家庭意见如何,不问学校意见如何,跑到长沙读书去了。
她们第一次离开桃源向长沙跑去的同学,似乎一共是四个人,除丁玲女士外。有川东酉阳的王女士,湖南芷江的李女士与杨女士。(编者注:此处王女士即王剑虹,1923年与瞿秋白结婚;杨女士即杨代诚,亦名王一知,后为施存统夫人。)但到了长沙不久,上海所流行的“工读自给”新空气,在一种极其动人的宣传中,又影响到了几个女孩子。同时长沙方面或者也有了些青年男子不可免避的麻烦,在学生与教员之间发生。几个女孩子平时既抱负极高,因此一来,不独厌烦了长沙,也厌烦了那地方的人,故虽毫无把握,各人便带了几部书,以及一笔为数不多的款项,在内河轮与长江轮三等舱中占据了一个角隅,有一天便居然冒险到了上海地方了。
几个人到上海的目的,似乎是入上海大学,那时节的上海大学,有几个教授当时极受青年人尊敬目前还为世人所熟悉的名字: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她们一到了上海,自然在极短时间中就同他们认识了。若果不是年龄太小程度不及,便是还有别的问题,她们当时却只入了平民学校。她们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各处募捐。为时不久,她们住处似乎就同那些名教授在一个地方了。至少瞿秋白兄弟(编者注:瞿秋白及其二弟瞿云白)同施存统三人,是同她们住过一阵的。到后来李姓女子得热病死了,杨姓女子回了湖南。四川酉阳王姓女子,同她到南京去玩了一阵。当时两个人到南京去住,也许只是玩玩,也许想去做工,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但照后来情形看去,则两个是极其失望重回上海的。在南京时两人所住的地方,在成贤街附近一个类乎公寓的住处,去南京高师不远,住处尚有些其他湘籍川籍学生。两人初到南京时,身边还有些钱,故各处皆去玩了一个痛快,但钱一花尽,到后来就只好成天到北极阁晒太阳,上台城看落日去了。两人既同些名人来往,照流行解放女子的习气,则是头发剪得极短,衣服穿得十分简便,行动又洒脱不过,(出门不穿裙子的时节次数一定也很不少),在住处则一遇哀乐难于制驭时,一定也同男子一般大声的唱且大声的笑。两人既不像什么学生,又不像某一种女人,故住不久,有一天就得到个署名“同乡一分子”的劝告信,请她们“顾全点面子,不要留到这个地方”。这误会虽由于两人行动洒脱而来,当时两个却十分不平,把住处几个高师学生每人痛骂一顿。那信上的措词大约比我所说还温和一些,她们的责备则又似乎比我所写出的还厉害些。那个写信的人虽近于好事,即并非出自恶意,一骂自然不敢出头了,至于其余那些大学生被骂时,初初还不朋白这是什么事情,到后弄明白了,又不知究竟谁写这个信,自然也就算完事了。
但两人当时情形或者也正极窘,想离开南京便无法离开。那王女士本是酉阳地方一个富足油商人家的女儿,父亲那时且为众议院的议员,并不至于使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在外流落,丁玲女士经济情形也不很坏,故两个当时受窘,同“解放”大约多少有些关系。“解放”同“争斗”有不可分离的情形,那时节女孩子既要解放,家中方面虽不能加以拘束,也还能消极否认。否认方法自然便以为暂且停止经济接济,看看结果谁的意见适于生存。两人把手中所有一点点钱用罄后,各处学校去找寻小学教员,却不能得到这种位置。其他粗重工作有些地方虽需要人,但人家一看到她们,即或正需要一个娘姨,也不敢借重这位娘姨了。她们听说有人要绣花工人,赶忙跑去接洽,那主人望望两人的神气,也不敢领教,只好用别的方法说明所雇人业已找到把两人打发走了。既不能好好的读书,又无从得到一个职业,又无其他方面接济,自然就成为流浪人了。
她们又正似乎因为极力拒绝家庭的帮助,故跑到南京做工的。到南京两人所得的经验,在丁玲女士说来,则以为极有趣味。那时节女人若在装扮上极力模仿妓女,家中既不奖励,社会却很同意。但若果行为洒脱一点,来模仿一下男子,这女人便在家中社会皆将为人用稀奇眼光来估计了。两人因为这分经验,增加了对于社会一般见解的轻视,且增加了自己洒脱行为的愉快。
当丁玲女士已经作了海军学生的新妇,在北京西山住下,告给我那点经验时,她翻出了一些相片,其中有一个王女士编织绒线的照相,她说那就是初到南京照的。到了那里把钱用尽后,天又落雨极冷,无法出门时,就坐在床上,把一条业己织就多日的绒绳披肩,拆卸下来,挽成一团一团的绒球,两人一面在床上说些将来的梦话,一面用竹针重新来编织一双手套或一条披肩。工作完成以后,便再把它拆散,又把那点毛绳作一件其他东西。当时房东还不很明白这种情形,常用猜询的眼光,注意两个女孩子的工作,有一天,居然问“为甚么你们要那么多毛绳物事”?两人自然并不告给房东那是反复作着玩玩的行为。房东的神气,以及两人自己的神气,却很温暖的保留在各人印象里。
两人对于贫穷毫不在乎,一则由于年轻,气壮神旺,一则由于互相爱好,友谊极佳。但另外必仍然由于读了一些新书的原因,以为年轻女子受男子爱重虽非耻辱,不能独立生存则十分可羞,故两人跑来南京,一面是找寻独立生活的意义,一面也可说是逃避上海的男子。当时丁玲女士还不过17岁,天真烂漫,处处同一个男孩子相近,那王女士却是有肺病型神经质的女子,素以美丽著名,两人之间从某种相反特点上,因之发生特殊的友谊,一直到那王女士死去十年后,丁玲女士对于这友谊尚极其珍视。在她作品中,常描写到一个肺病型身体孱弱性格极强的女子,便是她那个朋友的剪影。
丁玲女士第一次离开北京时当在春天,第二次再来北京为我见到时,却那一年的秋天了。
中秋那天我在他们香山小屋里看到她时,脸上还有新妇腼腆的光辉,神气之间安静了些也温柔了些。问她还喝不喝酒?她只微笑。问她还到芦苇里读没有呢?也仍然只有微笑。我心里就想说:“你从前不像个女子,只是不曾有个男子在你身边,有了男子到你身边,你就同平常女子一样了。”
关于她做了新妇,同这个海军学生在香山如何打发日子,我在“记胡也频”那本小册子虽说到了些,却想把对于她生活发展极有影响的,这一段日子中其他事情,再记下一些。
那时两人原是以为山上可以读书,故搬到这山上来住下的。事实上则两人读书,诚如我在另外那本书上所提到的那样,不过需要几本书,把两人生活装点得更幸福一点罢了。假若当真为得是读书,所有的书未免太少了。他们的书是一部关于曲的什么集子,一部郑板桥集,一部倪云林诗,一部花间集,一部玉台新咏,其余便是半书架翻译小说,那时两个所看的书,好像也就全是这些翻译小说,此外还有些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以及社会革命理论书籍,则是搁下来却不很翻阅的。两人的英文程度,看点法国俄国转译成为英文的书籍,还不至于怎样费事,不过那时书架上的英文书籍,则仿佛一共只有三本,一本是小仲马的茶花女,一本是莫泊桑的人心,一本则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两人虽然只有这样三本书,还常常预备着手来翻译。提到要译书,作太太的一个总最先把笔拿起,但译到第一页或第五页某一行,几个陌生的字从字典上寻不着它的意义时,最先把笔摔去的也常常是她。两人间或还读些哲学经济书籍,两人之间思想比较起来,由于过去的习染不同,故她比海军学生似乎进步一些,且比较海军学生所知道的多些。海军学生办民众文学时,他们若沿袭了那个题目作法,则革命文学的酝酿,当由北而南,不至于还等待到四年后由南而北了。海军学生自从湖南回来以后,就不大像一般小说中所谓“革命人物”,只像书中所说的“年轻情人”了。由于崭新的生活使两人感情皆在眩目光景里游泳,海军学生当时只打量作英国的雪莱。写诗赞美他的同伴,似乎是他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
两人搬到乡下来住,自然也希望让会写小说的多写些小说,想读书作画的为多得些空闲做自己所做的事。可是会画的一个,当时除了每晚在灯光下为海军学生用墨勾出侧影外,别的皆不动笔,写小说的则总是写了又扯,扯了又写,事实上却把时间完全被其他一切事情费去了。他们既自己处理伙食,则淘米煮饭买菜提水皆得自己动手。把饭吃过后,看看天气很好,两人自然就皆以为出去走走较好。不出门则或看看书,或携着手讨论一个未来的理想。各样事皆想作,一样事全弄不好,于是日子也就从从容容无声无息从两人身边溜掉了。
两人当时生活方面既大部分得靠湖南寄钱来,或湖南接济耽误了时间,不能按时寄到,或者因为钱虽寄来,由于不善处置,用去太早,穷极了时从我处又想不到什么办法,总得进城去筹点小款,方能支持下去,作太太的便从床下把柳条箱拉出来,拣出些不适用的衣服,用一个花标作成的包袱包好,带着微笑交给那海军学生。两人事先便约好了,一个在家中读书,一个徒步拿东西进城从当铺换钱。有时当真那么作,有时则虽业已说好,当那海军学生挟了包袱出门时,作太太的便追出去,陪伴到街口,到了街口眼看到那海军学生好像一个下班的巡警模样,孤零零的从灰色的石子路上走下山时,作太太的大约一面为了走路的十分寂寞,自己留在家中来想像那走路的一个,什么时节到了什么地方,未免也太寂寞了,自然毫不再加思索,又赶快跑上前去。
海军学生见人追赶来了,就会问:
“怎么样,是不是一个人留在山上害怕?”
那一个便说:
“我不怕。”
两人暂时停顿在大道边,互相望着。
“你回去,不许再送我!”
“你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我心里很不好受。”
“走点路算什么?我正想走路,这点路并不算远!”
“真不算什么吗?”
“我全不觉得远。”
她原来就正等着那么一句话,她说:
“那么,我就同你一起进城去。”
这自然得有一会儿争执,因为照实说来这条路并不很近。若当天便得来回,则更不像是一个女孩子所能办到的。那一个还待在天气以及另外什么意义上找寻不能两人下山的理由,只须另一个把眼瞪瞪,头略偏,做出一个女人惯常用来慑服男子的动作,于是不得不变更了原来计划,只好两人一起装成散步的样子,向北京城走去了。
这自然算得是一个极长的散步,很需要一分气力同时间,下山后须绕过玉泉山长长的围墙,经过青龙桥,又沿着颐和园后面一带长长的围墻画了半个圈儿,才到挂甲屯、海甸,进西直门……不过海军学生对于这点路程似乎并不觉得难堪,有了一个同伴后,自然更从容多了。两人下山虽为得是筹措伙食,却常常走到半路忘了这件事情,因为关心泉水同天上白云,在路上一坐也就常常是三点两点,有次黄昏上山,因为眷恋天上新月的美丽,两人竟在玉泉山小河边坐到半夜。
有时海军学生实在不能进城,则丁玲女士一人用散步方法,从山上荡进北京,到城中时找寻朋友,时间晚了一点,就住在曹女士的住处。借得了钱,因为舍不得坐车,则仍然徒行回山。回到住处,在山上的那一个自然是睡得不很安神的,从城中上山的一个则为三十里一段路途也折磨坏了,可是一见面,一切疲劳同牵挂皆去掉了。在城中的便听在山上的那个诉说一晚所领略的境界,在城中的一个又告给在山上的一切城中事情。什么刊物登了什么人的诗,什么杂志见到什么人的小说,市场小书摊上出了几本新书,书叫什么名字,印什么封面,有谁作序,皆尽所知的说去。或者同时还带了几封从城中友人住处转来的信件,或者带回了一些新出的书报,两人一面忙着撕去那书卷的封皮,一面便微笑大笑。有时坐车回来,则一定还买一口袋白米,一点荤菜,一点海军学生所欢喜的甜点心,一把花。海军学生一面提水烧煤,准备晚饭,一面听城中路上一切新闻,事作得正好,忽然一晃不见了,各处找寻皆不见了,过一回,才知道原来他为了去买点酸醋,已从碧云寺街口跑回来了。
两个绝了粮,又恰恰不便进城,就过我住处,同我吃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次数似乎也很多很多。
本文节选自《记丁玲》,沈从文/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