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生命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会停止

卡夫卡：生命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会停止阅读时代杂志 2019-09-30 09:10:55

文/陈元

弗兰兹 · 卡夫卡（1883-1924）

美国女作家欧茨说，“卡夫卡是20世纪最佳作家之一”。

英国大诗人奥登说：“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

卡夫卡的著作和他的名字一样，在世界范围内都广为人知，但是在阅读卡夫卡著作时，我们往往都忍不住揣测他的内心世界，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卡夫卡与这个世界有着分歧，而这个世界对卡夫卡也存在着误解。

在《寻找卡夫卡》一书中，以卡夫卡成长经历为主线，贯穿了他的家庭环境、时代背景、成长历程，在大量精美图片的陪同下，走进卡夫卡的世界，更好地理解他，找到他。

一生未能与父亲和解，与自己和解

1915年，一只名叫格里高尔的著名甲虫出现在莱比锡的《白叶月刊》上，弗兰茨 · 卡夫卡的著名小说《变形记》问世。

许多人通过《变形记》认识卡夫卡，而在《变形记》中也有卡夫卡自己的影子。与被父亲嫌弃的甲虫一样，卡夫卡从小就隐匿于父权阴影之下。

1883年，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希米亚（今捷克）的布拉格，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母亲出生于商人家庭，父亲出身贫寒，白手起家，逐渐成为一名出色的生意人。

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十分强势偏执的大家长，儿时，他曾因半夜找水喝，不断哭闹，而被父亲从床上拎起来，关在门外，晾在阳台上。

在他著名的信件《致父亲》中，卡夫卡曾这样描述这件事：

自那以后，我当然听话了，但这件事给我造成了心灵的伤害。以我的性格，我根本无法把要水喝这件事同极其可怕的被赶出去这件事联系在一起。许多年后，我一想到这个场面就备受煎熬，那个身材魁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走过来，把我从床上抱到门廊，而我在他眼里就这样无足轻重……

在卡夫卡眼中，父亲是支配家庭及其成员命运的统治者，但他也意识到，父亲并不想伤害家人，造成他们父子之间悲剧关系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世界距离太远，而且无法互相理解。

他的父亲是个实用主义者，一位小资本家，勤劳聪明也功利世俗。而卡夫卡更像一位理想主义者，敏感高尚且不切实际。

父亲希望卡夫卡继承家业，他曾违背卡夫卡意愿，让他在自己的工厂里担任合伙人，而卡夫卡憎恨工厂的工作，他真正喜欢的是写作，他曾说：

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独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

卡夫卡终其一生没有与父亲达成和解，也未能与自己达成和解。

与《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一样，在写作之外，卡夫卡是一名普通的办公室职员。他在一家保险局工作了十几年，一路升到了主任秘书职位，工作兢兢业业，认真程度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

但在创作《变形记》的前一年，卡夫卡在给好友普福尔的信中这样写：

只有在我不去报到，可以安心地单独干自己的工作，办公室的存在才是无罪的。属于办公室的六个小时如何折磨着我，你大概无法想象。我很内疚，办公室有权要我付出代价。然而，这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要过一种可怕的双重生活，大概只有疯癫才是唯一的出路。

卡夫卡始终生活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与撕裂当中，这点在他的作品中也得到了体现，《变形记》展现的就是在那个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人被社会撕裂、挤压变形的故事。

你所不知道的卡夫卡的另一面

卡夫卡并不仅是一个不喜欢办公室工作，一心扑在写作上的书呆子，事实上，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他喜欢去电影院，饶有兴趣地读科技界的各类新闻；他喜欢旅行，在水面上认识新的国家；他是游泳健将，在布拉格时，就很喜欢划船。

100年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和现在一样备受推崇，卡夫卡也是一位养生爱好者，他几乎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咖啡也不碰，极度自律。

虽然卡夫卡是一个腼腆、不太自信的人，但相貌英俊、又爱好广泛的卡夫卡感情经历也很丰富。

菲利斯 · 鲍勃是柏林一位犹太商人的女儿，菲利斯自立又能干，他们在朋友聚会上一见钟情。卡夫卡曾先后两次与她订婚，又两次取消了婚约。他常常跟菲利斯写信，表达自己对婚姻的忧虑，他害怕婚姻会分散他对写作的注意力，而写作是他一生的使命。后来，卡夫卡以生病为由取消了第二次婚约。

卡夫卡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名叫尤丽叶 · 沃里泽克，他在小镇养病时认识她，尤丽叶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善解人意的姑娘，卡夫卡也一度要与她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这段感情因为父亲的反对而终止，因为尤丽叶的父亲只是一名犹太鞋匠。

与前两位相比，卡夫卡与新闻记者米莲娜 · 耶申斯卡的爱情更具戏剧性。1919年，米莲娜与丈夫住在维也纳时，主动向还不太出名的卡夫卡提出，要将他的小说翻译成捷克语。就这样，他们建立起工作关系，之后发展成为恋爱关系。

事实上，他们只见过两次面，俩人的恋爱主要发生在数不胜数的书信往来之中，如今，卡夫卡写给米莲娜的信成了他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卡夫卡去世后，米莲娜与丈夫离了婚，回到布拉格，积极参与文化与政治活动。1944年，48岁的米莲娜死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最后一个点燃弗兰茨 · 卡夫卡火苗的女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多拉 · 迪亚曼特，1923年，卡夫卡在波罗的海附件疗养时认识了她。与多拉的恋情让弗兰茨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完整的恋爱关系，为了她，卡夫卡离开布拉格，搬到柏林与她同住，即使生活清贫，也非常幸福。

他们还计划搬到巴勒斯坦，梦想在那开一家餐馆。遗憾的是，这个梦想未能实现，多拉陪着卡夫卡做完了所有的身体检查。

1924年，在多拉的怀里，卡夫卡与世长辞。

卡夫卡属于每个时代

卡夫卡去世之前，曾多次嘱咐他的密友马克斯 · 布罗德在他死后把他所有未出版作品的手稿销毁，但他朋友完全违背了他的要求，布罗德不仅出版了卡夫卡的小说，还出版了他的日记、信件和传记，他以这种方式参与缔造了卡夫卡今日在世界文坛的神话。

他生前只出版了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卡夫卡的名望主要归功于逝世后才出版的三部小说：《审判》《失踪的人》和《城堡》。在这几部作品中，卡夫卡用大量篇幅准确描绘了不再理解世界的现代人身处其中的疏离感。

卡夫卡生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动荡不安、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布拉格，而当时的布拉格正处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与动荡中，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义等各种信念相互冲突。

“人的异化”是卡夫卡小说中常见的主题，《变形记》写的就是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格里高尔辛勤工作，努力养家，成为工作的机器，长期的高强度工作摧残了工作者的身心健康，这是第一层异化。

变成甲虫后，格里高尔遭到了一家人的嫌弃，人们唯利是图，对真情不屑一顾，个体的情感开始衰亡，社会使家庭与人伦都感到陌生，这是第二层异化。

今天，城市化、科技的高速发展加剧了这种异化，卡夫卡可以说是最早感受到时代的复杂和痛苦，并揭示了人类异化处境和现实的作家，他就像是一个时代的先知，洞察着21世纪人类正在塑造的文明。

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在《寻找卡夫卡》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卡夫卡笔下生活在绝望世界里的人物，其实是在越来越难以理解的世界里生活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就这方面而言，一战过后，弗兰茨卡夫卡就已经远远超过了跨出了自己深爱的布拉格和中欧的边界，成了世界级的文学巨匠，直至今日还在影响我们时代的氛围。

虽然卡夫卡笔下的世界充斥着无形的恶魔，它们摧毁着、撕扯着手无寸铁的凡人，他所有的作品都叙述了对人与人之间神秘的误解和偶然产生的责任的恐惧，但现实中的卡夫卡却保留着一些难得的善意与柔软。

他的女朋友多拉在一次采访中说，卡夫卡住在柏林时，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个哭泣的小女孩，得知小女孩弄丢了玩偶后，他马上用轻松的口吻说：“你的娃娃去旅行了，我知道的，她给我写了信。”

小女孩想看看那封信，卡夫卡便向她许诺，明天会把信交给他，为此，他写了整整三个星期的信，就是为了让小女孩相信，她的玩偶是真正爱她的，最后卡夫卡为玩偶安排了一场国外的婚礼，解释她为什么会消失。

全世界的卡夫卡研究者都在寻找那个小女孩和那些信件，也许此时此刻，在柏林的某个地方，一位老太太正微笑着回想起那位为他写信的先生。

在她的记忆中，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属于自己那个时代，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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