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成就最高的小说家之一。他的《白鹿原》吸纳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北美文学、拉美文学等世界文学的伟大经验，借鉴了柳青、路遥、王蒙、张炜等中国当代作家的叙事经验，超越了包括《创业史》在内的“十七年文学”的叙事模式，克服了自己身上的种种文学局限，从而将当代的长篇小说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陈忠实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他的文学知识和文学理念，几乎全都得之于自修，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长久以来，我很清醒，因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所得的文学知识均是自学的，也就难以避免零碎和残缺，再加之改革开放前十七年的极左文艺政策所造成的封闭和局限，我既缺乏系统坚实的文学理论基础，也受限制而未能见识阅览更广泛的文学作品。新时期以来，偏重于这方面的阅读和补缺就是很自觉也很自然的事了。”
2008年的陈忠实
幸运的是，他在刚接触文学的时候，就读到了《静静的顿河》，感受到了经典作品的魅力。读中学期间，他细读了柳青的《创业史》，认识到了什么是高超的描写技巧和成熟的语言风格，并在柳青的影响下，训练并提高了自己的修辞能力和叙事能力；不幸的是，他所接受的教条主义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法，严重地限制了他的成长和进步，甚至误导他走了很大的弯路，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说，时间是文学品质和价值最可靠的试金石和显影剂，那么，《白鹿原》就是一部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杰作。即使隔了几十年的时间回头去看，它仍然是令人震撼的文学奇迹，依然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
1992年3月25日，近50万字的《白鹿原》终于画上了句号。1997年，该小说获得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该小说也先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秦腔等多种艺术形式。
2008年的陈忠实
然而，在《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却未能摆脱“成功即终结”魔咒，深深地陷入了创作上的无力状态。造成陈忠实创作停滞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其中既有内在的个人原因，也有外部的社会原因。
陈忠实《白鹿原》以后的写作状况写完《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就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一样，失去了写小说的灵感和激情，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直到2001年，才写出了新世纪的第一篇小说《日子》。
2001年春节过后，陈忠实回到了乡下老家西蒋村。他的心情并不好。压抑的心情使人苦闷，但也使人沉思和静观。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冷静地观察农民的生存境况，思考一些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短篇小说《日子》，就是这样一篇描写底层农民的境遇和心情的作品。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写了9篇短篇小说。2001年5月12日，完成了《日子》；8月20日，完成了《作家和他的弟弟》；后又写成《一个虚脱症患者的发言片段》。2002年3月8日，完成了《腊月的故事》，7月27日完成《猫与鼠，也缠绵》。2003年2月12日，完成了《关于沙娜》。2005年3月9日，完成了《娃的心娃的胆——三秦人物摹写之一》；2005年5月21日，完成了《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三秦人物摹写之二》；2007年5月9日，完成了《李十三推磨》。
2008年的陈忠实
这些小说数量不大，质量也未必都很高，但却体现着陈忠实同情弱者的底层意识，表现着他对权力腐败和人性败坏的不满和反讽，也反映着他发掘和弘扬陕人道德精神的写作意图。
从艺术上看，这些小说具有很强的写实性，有的甚至将纪实性与虚构性融合起来，显示出一种质实而朴素的叙事风格。但是，整体上看，他的这些小说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纯粹的批判精神，不仅没有达到《白鹿原》的高度，而且离尖锐反讽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有一定的距离。
陈忠实没有继续保持写作《白鹿原》时的“批判型人格”状态人格，是指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和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反映着人的性格、气质、品德、品质、信仰、良心以及由此形成的尊严、魅力等个性特点。它是由先天获得的遗传素质与后天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延伸开去，人格也可以分为日常状态下的静态人格与非常状态下的动态人格。前者是一种没有压力前提下的人格反应和人格状态，后者则是处于压力和考验情境的人格反应和人格状态。一切创造性的人文精神活动，本质上都是承受着压力的人格反应。
2008年的陈忠实
作家的创作活动，就属于典型的非常状态下的人格反应。它要求作家克服日常状态下的人格惰性，勇敢地承受来自现实的压力，积极地实现自己的精神意志，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表达对社会的批判性认知
拿现实和权力的关系来看，人格还可分为认同型人格和批判型人格。认同型人格是指那种完全接受现实的人格类型。它从不怀疑，也不拒绝，随时准备服从外部的指令，倾向于同现实建构一种同一性关系。对作家来讲，这种人格类型的人，就是一个没有对抗勇气和批判激情的人，就是一个在浅薄和虚假的意义上表现生活的人
相反，批判型人格就是指那种与生活保持理性距离甚至紧张关系的人格。它从不被动地服从外在的指令，也不接受任何未经反思的意见和思想。它试图建构一种与现实积极对话的关系甚至对抗关系
这种积极的批判型人格，是文学写作的决定性的精神基础。可以这样说，一个毫无批判性人格倾向的人，是不可能写出有深度和力量的作品来的，因为，他会像精神上的瞎子一样，看不见心灵的道路，看不见精神的光芒，看不见任何被遮蔽的真理。
陈忠实在乡下老家西蒋村
文学是一种典型的人格现象。它是人格在文本中的一种诗意化和象征化的投射。有什么样的人格，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人格健全的人，才能写出精神健全的文学；人格伟大的人，才能写出境界高迈的文学
作为一种充满正义感和批判精神的高级文化现象，文学的使命，是致力于思考那些与人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和思想化的叙事，照亮幽暗的现实和被遮蔽的生活场景，向社会提供启蒙性的精神资源。
文学，要求作家必须在自己内心，培养一种成熟的理性意识，一种独立的精神，一种批判性的人格。然而，伟大的人格，却是一种极为稀缺的精神资源。也就是说，人格成熟而伟大的作家，是非常罕见的。
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在过渡时代混乱的精神环境里，作家的人格往往显得复杂而斑驳，表现出一种随时变化、极不稳定的人格状况。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作家一样，陈忠实的人格状况，也呈现着时代所赋予他的复杂性。
白鹿原风貌
如果心怀非凡的文学理想，充满实现这文学理想的激情，那么，陈忠实就会进入到情绪饱满的创作状态，在一个时间段内，他就具有反思的勇气和批判的锋芒，就会进入动态人格和批判型的人格状态，例如，在写作《白鹿原》的时候，他就是这样。
《白鹿原》是一部挑战性质的小说。它充满了批判历史和还原历史的激情，彻底超越了同一题材小说几十年来形成的叙事模式。它以充满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写出了历史的吊诡和人性的复杂，展示了人的悲惨遭遇和悲剧命运。它体现着作家巨大的热情和非凡的创造力。写作《白鹿原》时的陈忠实，简直就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勇者，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的写作，不考虑是否能够出版，是否能够被认同和赞赏，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动态人格。
然而，一旦结束这种非凡性质的写作，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里，他的人格便重又回落到了静态人格的水平，表现出对现实和生活的认同意识和妥协姿态。他接受了很多原本应该拒绝的外部干扰和社会指令，做了一些徒然费时劳力的无价值的事情。在文学写作方面，随着批判人格的萎缩和批判精神的弱化，他的现实主义写作的内在热情和突进力量，也随之丧失。
白鹿原风貌
常存感恩之心，滴水报以涌泉，陈忠实的德性和为人，素来如此。这是由他的性格和家教决定的。面对现实与体制，陈忠实融入了丰富而浓烈的情感因素。这个似乎也不难理解。他出身平民，家境贫寒，对现实和命运，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被动心态。来自他者和体制的哪怕一点点眷顾，都会让他心怀感激，念念不忘，甚至会将细小的善举，放大为无量的恩德。
然而，对一个从事精神创造活动的作家来讲，就必须努力克服自己内心的惰性和恐惧，甚至要克服自己内心过于强烈的感恩冲动。因为，如果不能让理性引导感情，或者说，不能将自己的感情升华到更为深沉和博大的境界，那么，一个写作者的自由意识、批判勇气和创造能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和压抑。
所以，即便在日常生活情境里，一个人格成熟的作家，也要表现出冷静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而不能轻易加入群体性的狂欢之中。事实上，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是一个下意识地迎合现实甚至与现实妥协的人。
他当年参加高考时，在两个高考作文题中的选择中，他顺应时代潮流，错误地放弃了《雨中》，而选择了自己并不擅长的《说鬼》，结果使当年他的高考作文写得一塌糊涂，以致没能考上大学。这多少显示着他早年压抑自己个性的“静态人格”倾向。许多年后，在《我经历的鬼》中，陈忠实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当年对时代的逢迎心理。
白鹿原风貌
陈忠实自我批评时所说的“投机心理”，无疑体现着一种消极的人格现象——与世浮沉，和光同尘，审时度势，投其所好。在中国，这样的人格现象，长期而普遍地存在着，实在不足为奇。而陈忠实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尚未走出校门的少年，有此心思，也很正常，无须苛责。
事实上，陈忠实的“静态人格”，以及在此人格影响下的对社会生活的简单化认同和参与，直到晚年，仍然时时可见。很多时候，陈忠实的个体人格，很容易被集体人格所裹挟，很容易融入群体性的狂欢，很容易丧失距离意识和理性精神。
就人格的基本状况来看，陈忠实的人格属于认同型人格，而不是批判型人格。认同意味着丧失距离和接受一切。过度的认同意识，会极大地瓦解一个作家的怀疑精神和认知能力。相反，批判则意味着距离，意味着对一切问题和现象都保持理性的质疑态度，甚至要保持一种“驾之而东”的超越心态。
陈忠实原本就不是一个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反思勇气的作家。他常常不由自主地接受可疑的判断，甚至会勉为其难地为它辩护。由于性格、成长背景、生活习惯和文化意识等复杂的原因，陈忠实与旧的文化体制和文学体制的剥离，并不是完全基于内在自觉的理性行为，而主要是被迫和被动的，是时世造成的。
陈忠实在白鹿原下的老宅
变化了的生活和现实，推动着他改变自己的观念，就像他谈到自己20世纪80年代的“进步”时所说的那样：“如果要说是进步的话，那也是时代在推动着我进步吧。”这就决定了他与历史告别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极为被动、沉重甚至痛苦的过程。
这也不奇怪。毕竟，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接受了那些曾经不容置疑的绝对观念。他从自己所认同的人物那里，获得了一种认识生活和人生的绝对观念和固定标准。受此观念和标准影响，他甚至会莫名其妙地赞美那些几乎毫无人格的人的“人格”，他完全忘记了，正是这样的人，曾经严重地伤害过他自己和他最尊敬的人。
人格是影响作家写作的重要因素，人格最终制约着作家的写作。如果没有积极的批判型人格，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
陈忠实为什么没有在《白鹿原》之后写出有分量的作品？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是，“静态人格”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没有继续保持写作《白鹿原》时的“批判型人格”状态。
一旦失去了这种积极的人格精神，一个作家就会堕入平庸的生活状态——失去了发现真理的勇气，也失去了表达真理的批判激情。他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写作，会以毫无压力和风险的方式，炮制一大批不痛不痒的平庸之作。
2013年陈忠实在西安出席《白墙无字》签售活动
事实上，除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些散文，除了被迫回到“原下”以后所写的为数不多的散文和小说，陈忠实堪称佳妙的作品，实在不多。
陈忠实是一个经验型的作家，但很难说他是思想家型的作家。思想与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格是思想的动力，思想是人格的投射。一般来讲，没有健全的人格，也就不大可能有伟大的思想。
思想与经验的关系，则是相辅相成的。经验使思想丰富，思想使经验深刻。倘若没有思想的照亮和整合，经验便有可能停留在混沌而散乱的状态，就很难成为文学的叙事内容。
如果说，路遥既是经验型的作家，也是思想家型的作家，那么，陈忠实则主要是一个经验型的作家，而很难说是思想家型的作家。
对小说写作来讲，这种对生活的具体感受和经验，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具体而微的感受，就不会有对细节和氛围的精细而准确的描写，就有可能使叙述流于空洞和苍白。
2013年陈忠实在西安出席《白墙无字》签售活动
但是，如果没有思想的引导，作家的描写和叙述，就有可能失去方向和内在深度，而所谓细节描写，就有可能流于琐碎和芜杂。分析陈忠实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他本质上是一个朴实而又诚实的经验型作家，虽然有一定思想能力，但却很难说他是一个思想家。到了晚年，陈忠实反复强调思想对于文学写作的意义。
他在《解读一种人生姿态》中说：“作家必须是思想家，这是不需辩证的常理。”但是，他却很少说明，什么样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思想，什么样的作家才算真正的思想家。他既没有对“思想”概念作必要的界定，也没有说明作家的思想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性质和特点。
他将“认识”与“立场”关联起来，但却没有说明什么样的“立场”，才是作家应该选择的，才有助于“认识”的深化。他所谈论的“思想”，似乎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而不是具有哲学意味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思想虽然也包含着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但却远比这种“认识”要丰富和博大。
陈忠实的《白鹿原》当然无疑是有深度的，甚至可以说，是富有思想含量的：它改变了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简单化认识，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刻板印象，丰富了人们对“人性”和“革命”的想象和理解。但是，他的思想意识并不成熟，思想能力也不稳定。他晚年的很多作品和言论，就很难说是有思想的。
2013年陈忠实在西安出席《白鹿原》出版20周年庆典
例如，针对人们批评关中人和陕西人“封闭保守”的批评，陈忠实晚年写了一篇题为《为城墙洗唾》的辩护文章：
“我所知道的史实，重要的有这样几个，西安是响应辛亥革命且完成‘反正’最早的几个城市之一。陕西的共产党人在陕西传播共产主义几乎与全国同步。陕西农民运动开展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只次于湖南，仅蓝田一个县就有八百多个村庄建立了农民协会，缺憾在于没有人写这场大革命运动的‘考察报告’。……‘西安事变’怎么看都是扭转中国局势的大手笔。且不说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这样人人皆知的史实了。我便简单设问：在这些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历史阶段，西安、关中乃至陕西人的举动都毫无疑义地显示着最新思维最新观念和最果决的行动，城墙把哪一位先驱者封闭捂死了？怎么会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封闭的渊源，突然瞅中了古城墙？”
陈忠实似乎完全忽略了人们批评“城墙”的参照体系和评价尺度。用21世纪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尺度来衡量，就当下的情形来看，陕西（包括陕西之外的很多地方）的经济和文化，确实显得有些保守和落后，缺乏生气和活力。
然而，陈忠实的辩护，却完全是“后视性”的，即用历史上的仅仅局限于个别方面的“辉煌”，来证明陕西和陕西人不仅不落后，而且，还在整体上显示着“最新思维最新观念和最果决的行动”。
2007年陈忠实出席中国作协会议
就像人家批评你家现在的马养得不好，实在太瘦了，你却强辩说，我家过去的骡子养得特别好，个个膘肥体壮。脱离了当下语境，这样的辩护是无效的。它是情绪而不是思想，它是情绪性的发泄，而不是思想性的表达。什么时候陕西用真正的新文化和新精神，证明了自己的开放性和现代性，那么，那些所谓的“唾”，也就不洗自消了。
陈忠实的写作，更多的依赖的是他的感受和经验。他的经验是丰富的，认识有时也是深刻的。当他将这些经验与深刻的认识结合起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写出像《白鹿原》这样的杰作。
陈忠实当年曾说，如果没有一部可以做枕头的作品，五十岁以后的日子没法活。现在看来，对一个大作家来说，从人们对大作家的要求来看，即使有了一部可以做枕头的作品，如果后来写的，一篇一篇都比较平庸，有的甚至还很差，那也有些不大好受。
虽然，陈忠实对某些具体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但不能因此便将“思想家”的高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与其说他是一个思想家，比如说他是一个朴实的经验主义者。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刻的生命体验，成就了他的写作，帮助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最直接、最具体的文学理想——写出了一部可以传世和“垫棺作枕”的杰作，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文学声誉和牢固的文学地位。
2010年陈忠实与电影《白鹿原》剧组在一起
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对沉重的历史和复杂的现实，缺乏批判性的分析和思想性的把握，所以，他的写作就失去了方向和活力。可以说，生活的经验成就了他，但思想的贫乏却限制了他。思想的匮乏必然导致写作的碎片化和浮泛化。
陈忠实晚年的大量实用性写作，就给人一种芜杂而无意义的感觉。他率尔操觚，随意为文，写了大量的人情文章和应景文章。他谈吃，谈体育，谈足球比赛，谈听完报告的感受。
作为一个成就巨大而德性朴茂的小说家，他几乎变成了“序言”和“读后感”的不厌其烦的写作者。他甚至会为一个几乎完全不相干的人写好几篇“序言”。一个思想家只会对意义世界的事情感兴趣，而不会在这些近乎无聊的事情上枉抛心力，浪费时间。
布罗茨基在《空中灾难》中说：“如果俄罗斯散文有任何传统的话，那就是寻找比现有可获得的更伟大的思想，对人类状况的更彻底的分析，寻找可舀取的更好的资源，以便忍受现实的围困。”
陈忠实在工作
这也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俄罗斯文学的传统，而应该被当作整个人类文学的一项重要的使命。一个有伟大的文学抱负的作家，就应该是具有人类情怀和现实意识的作家。他为人类的生存境遇而焦虑，试图通过艰难的努力，为人们提供伟大的新思想，以便人们用它来对抗沉重的现实。
倘若今天的中国作家，想要写出超越《白鹿原》的作品，那么，他就应该在陈忠实止步的地方，向前迈进。他要有自己的批判性和建构性的思想，要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理解，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更加开阔的精神视野里，创造出真正具有思想价值、伦理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伟大作品。
窥视卡
雷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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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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