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不仅记载历史,也见证历史;它不仅是历史的记录着,更是历史的承载者。
陆陆续续买了些古旧书,其中文物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算是最晚的一种。该书的珍贵之处在于其出版于我们往常认为的文化黑暗期,但是其制作质量又十分精美,封面采用硬制精装、布衣装裹,彩图印刷质量十分之高,流光溢彩,宛然纸上。更难能可贵的是其衬叶采用的汉砖上经典的渔猎图,古朴而典雅。
图像中往往隐藏着以往不被着眼的历史,就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中展现的那一副接近湮灭的历史。
封面
扉页
汉砖经典图案作为衬叶
这部197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是某天闲逛布衣书局线上拍卖场时看到的,看到书名的那一刻就决定将其拍下。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史,对一些人而言,像记录美人曾经破相的照片,不能看;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又像美人的裙底,不给看却浮想联翩。那逝去的十年,于我们而言,仿佛就是一个黑洞,除了连光明都跑不出的黑暗,一无所有,这里是记忆的荒原,也是一片没有历史的年代。
但是,我一直认为,不存在没有历史的年代,只有刻意忘记的年代。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里,也会有值得记录的光。
而这部书,就是我认为那值得记录的光。我们经常会觉得,那十年是一个毁灭一切文明的年代,怎么可能有出土文物的存在?作为封建社会代表的出土文物,不应该是被首先毁灭的目标吗?
其实不是,革命是充满了话术的年代。文物即是封建社会罪证的代表,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见证。
革命年代的文物其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腐朽封建阶级骄奢淫逸生活的罪证,这代表着封建社会必然灭亡;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创造性,这代表着人民民主专政一定胜利。
黑暗与光明,入灭与永生,在这部书中不断的交替。
这部书出版于1973年,这是一个特别的年代,这一年,光与暗交互,新生和毁灭纠缠。
1973年4月,中国春季广交会开幕;
1973年8月,四人帮成立。
而1973年7月,本书出版。
书籍记录历史,然后自己也成为了历史。这部书记录各地文革期间出土文物200余种,图版共计235幅,其中贴片彩色图32幅。
目录
彩图流光溢彩,十分绚丽。整部书的装帧和纸张也很有韵味。
彩图版长信宫灯
彩图版金器
尤其让我惊讶的是这部书不仅收录了青铜、金银、玉器等等常规的珍惜文物,还收录了在今天依旧显得十分小众的两部元刻古书:《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诗集传》。其中,元刻本《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背后的故事更是中国版本学上的一个经典案例。
元刻本《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
元刻本《诗集传》
宋元刻本的珍贵,如今我们都知道。古有一页宋版一页金,而古书更加珍贵的今天,一页元版一页金也差不多了。
这两部书出土于明鲁荒王朱檀墓,朱檀墓的展览现在在山东博(情)物(妇)馆,但是我上次过去貌似没有看到这两部元刻,不知道是自己没注意还是这两部书并没有达到“精品”的地步。
山东博物馆
朱檀墓出土文物精品展
元刻书籍可能并没有一些文物那么值钱,但是里面也有十分值得说的故事。正因为在朱檀墓里出版的这部《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明确写为: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见对应图片的右下角)。因此将一部被无良书商作伪成宋版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辨认了出来。之所以要将元版伪造成宋版,是因为元版在当时可以叫珍宝,而宋版书则是绝世珍宝。宋版之珍贵,看看2018年在保利拍出了8510万元天价的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刻本《钜宋广韵》五卷,就可以明白了。
北京图书馆以前藏有一本《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该书来自潘氏宝礼堂藏书,宝礼堂的主人是财大气粗、备考洋人的大买办潘宗周,一方面,他有钱,所以出手大方;另一方面,他有洋人撑腰,一般人还真不敢作假来骗他。因此,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收集了一百多部宋版书,不知道自称“百宋一廛”的黄丕烈九泉之下有知,作何感想。
但是,凡事皆有例外,还真的有艺高人胆大的作假高手骗了潘买办一把,就是北京图书馆馆藏的这部号称宋版、实则元版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按说,敢骗潘宗周,只能说“胆子大”,但是骗骗潘宗周这种土豪何来“艺高”这一说呢?
骗过土豪潘宗周不算本事,骗过大行家张元济才是本事。张元济何许人也?相信对中国出版业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先前清庶吉士,又是中国出版业开山鼻祖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一手组织起了古书收藏圣地涵芬楼,是举世闻名的版本大家,最近商务印书馆正好出了纪念张元济先生的《涵芬楼烬余书录》,有兴趣者可以一观。
图片来自于“商务印书馆”公众号
潘氏宝礼堂的藏书后来是经过张元济先生掌过眼的,这部“宋版书”也得到了张元济先生的默认。因此,此书的版本似乎没有了疑义。
直到有一天,朱檀墓中的元版《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出土了,经过整理,人们发现这部元版书和潘氏宝礼堂旧藏宋版《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不管从行款行数还是笔法刀工来看,都如出一辙。那有没有可能是元版书是按照宋版书影刻的呢?就像后来明清时期的影宋版一样,其实也有可能。但是元版《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之所以能被划分为元版,是因为其中第三十二卷末页的下半页明确写着: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
鉴伪的关键之处
也就是武夷人詹光祖在至元丁亥年(1287年)刻此书于月崖书堂。于是古籍专家仔细检查了潘氏宝礼堂旧藏宋版《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同样的页数那里,发现“宋版”第三十二卷末页的下半页有被动过的痕迹,身经百战的古籍专家一瞬间认识到:这部书被人将刻书年款挖去,并用颜色、质地相近的纸张补了起来。
由于手艺精湛,这么多年该书经过了这么多古籍专家之手,却没一个人将其认出,可谓神乎其技。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不仅用图版235幅(贴片彩色图32幅)来全面展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所取得考古发现,更加让人刮目相看的是,能够将朱檀墓出土的两本当时被认为是封建社会毒草的元刻本《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诗集传》纳入本次成果展。
不存在没有历史的时代,只有刻意被忘却的时代。有些时代永远值得批判,但是那些时代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一。即使在最黑暗的夜里,也有人举着蜡烛守护最后一丝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