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讲,地道的,正宗的中国文学,到了晚清就算断流了。清代三百余年,不出好诗文,但凡聪明人都跑去做学问了,训诂,铨释,整理国故,从而出了一帮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清代的诗人却没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小说也不景气,稍微拿得出手的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及曾朴的《孽海花》。《镜花缘》之后就走下坡路了,每况愈下。
到了清末之际,糟粕日多,俗气更重,真是一塌糊涂,大大地愧对前人。如同几千年的帝制命中注定要由清人送终一样,正宗的中国文学到了清末时也是气数尽了。
从前我们谈论诗词,聊“神思”,说“情采”,叹“风骨”,感“气韵”,论“体性”,什么“巧进拙出”,“无我之境”,须感,须悟。每每说到妙处,惟有意会,不可言传。而今,论及文学作品,必是“主题”、“情节”、“人物”和“结构”什么的,这些理论是从西方的文学概念,是西洋人的东西。
西学东渐中国的“现代文学”其实是照西方文学的模式模仿来的,就象我们穿的中山装,本来也是洋为中用的东西。“五四”时期的那批作家,差不多都留过洋,都接受西学教育,又都忧国忧民,怀着颗改造国民的雄心。比如胡适之、陈独秀、鲁迅、郑振铎等人,他们几乎又都是译家,认认真真地把西方的文学介绍到中国来。在那个时代,这是一桩极有意义的、轰轰烈烈的大事。
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学所有的书面文字和口语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没有文化的人是看不懂文学的。白话文运动,一言以蔽之,用口语来写文章。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封闭结构,是我们古老的文学一直处于独家经营的单元的文化背景之下。直到“五四”运动,这种局面才被打破,外国文化才开始对中国文学发生作用。尼采主义对鲁迅早期创作的影响,西方浪漫主义对郭沫若的启迪,法国文学对巴金的滋养等等,都是清楚的事实如今。
如今,“五四”已过去了一个世纪,回望过去,也看得更清楚了。尤其是它对今天的影响,也只有今天才看得出来。文学总是在不断地反省。
古典文学中的中国气味从前的诗人多是天真烂漫,情重于理。花前有感,酒后发作,率兴而至,出口成章,得意洋洋。“白话文”相较“古代汉语”,更接近了口语,通俗易懂。重要的是,它大大地加强了语言的思维逻辑和表达的准确性,传达的意思更加缜密,淡化了古代汉语中“含混”、“多义”的特色。换句话说,丢掉韵律的白话文更适用于科学理性的概念描述,但正因此,也容易把诗做白。如: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从前,我们的小说是伦理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梁山泊好汉替天行道”,即便《红楼梦》中也是“好即是了,了即是好”,内核都是伦理意识。而五四以后,小说经受西方文学的冲击,则是政治经济学加社会理想了。西方的哲人教会了中国的文人如何用社会学的眼光审时度势,用人道主义激情描绘人生,用社会革命的理想鼓动国民。像反封建的主题、进化论、科学理性、人道主义和社会革命等思想都是来自西方。
今天的作家比李白或苏轼那时难做多了。不仅要会写作,同时又得有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比李白和苏轼都伟大。当现代文学兴起后,古代文学的格律报废了,章回也拆散了。西方的形式和技巧,从写实主义到虚无主义,从魔幻主义到意识流,成套成套地批发来。有消化得好的,也有囫囵吞枣的。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事实上,我们今天的文学,就其形态来看已经没有多少“中国味”了。
文学的个性与气味时下,一些笔会、座谈会,大家凑在一起谈谈弗洛伊德、荣格、萨特、卡夫卡、吴尔芙是稀松平常的,没有几个人能有声有色地谈老子,谈程朱,谈韩愈了。今天的国人已经习惯于把理性当作唯一的思维轨迹,沿着它用逻辑去达到目的,而将直觉的感知塞在了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并且每每拿理性来抑制它、矫正它、直至萎缩了它。
世界的确在走向“大同”,世界各地穿着同样的流行时装,吃着同样的方便食品,同质化的流行款式冲击着各国人民的衣食差别,大大地湮没了各个民族的个性。这好象是一股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并且又好象是世界性的,不可避免。
我不反对这种历史的进步,就像我不讨厌雀巢咖啡和万宝路香烟一样。但是我晓得文学是向往个性,崇尚个性的。中国的文学总该有点中国的民族意识在里边,这个说法大约是不过分的。
倘使我们的文学里没有一点自己的气味,那我们跑到世界上去,如果人家问起来,我们算什么人呢?我们的作品算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一旦把自己处理成别人的一个复制品,就像是一具木制的模特,油头粉面,外表光鲜,穿着时髦的衣服被摆在橱窗里,也好看,可毕竟没灵魂。
“文化”的尴尬谁都不会不承认,近些年来,我们的文学正在发生着深刻而急剧的变化。甚至当我们还没来得及对自己新近的创作进行一次小小的总结,新的文学浪潮已经无情的将我们裹挟进去了。
过去,作家用他对生活的热情来选择文学;今天,文学用它的规律来筛选作家。
古往今来,文学始终向往着个性,它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在你我之前,世界上早有文学了。假如我不当作家,我不会关心这个问题,偏偏我做了作家,并且还巴望长远地做下去,所以我就自讨苦吃地陷入进这个矛盾里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所承受的民族意识有多么糟糕,又不得不顽固地捍卫它,生怕除此而外,我就什么也没有了。
诗人王勃有两句千古绝唱:“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尺之有数。”我们纵览当今文学的整体流向之后,就能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在文学上获得一种整体而明晰的认识难,清醒深刻地认识自己更难,而要真正找到自己难乎其难。
在这场变化中,自己如果不知难而进或不清醒,那么就可能变为卡夫卡笔下的大甲虫,动也动弹不得,最后只能痛苦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