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钟情绘画阴差阳错考入北电表演系担心被退终成电影...

陌上花开 · 发表于 2020-1-23 08: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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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钟情绘画阴差阳错考入北电表演系担心被退终成电影艺术家图说老电影 2020-01-19 19:37:20

一张旧报纸，竟然成为点亮我人生的火炬，激发出隐藏于心底的梦想之火。迈进表演艺术大门后，我似乎走在广阔的阳光大道上，一路欢歌。—— 著名表演艺术家高放

12岁的高放

两张准考证

不少关心我的朋友会问我一个相同的问题：既然对画国画有极大的兴趣，为何当初不报考美术院校，而把命运托付给电影表演专业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报之一笑，用“阴错阳差、纯属偶然”这8个字来回答。

1959年的春天，我去德州市文化馆图书室借书，顺手翻看摊在阅览桌上的旧报纸，无意中看到上面刊登着首都各美术院校招生的消息。这则消息对我震动不小，让我平静的心湖掀起了无数涟漪。

我自幼酷爱画画，但国家正处于战乱时期，解放区的物资极度匮乏，绘画用品更是没有着落。那时我大多是在旧书本上涂涂抹抹，根据能找到的纸片大小，画上一朵大花，再添上一两片叶子，这就是我的“画作”。乡下烟熏火燎的黑墙上，贴满了这类作品。上中学以后，美术课成了让我心驰神往的学科，每次作业或考试我几乎都能取得全班最好的成绩。当时我住在山东省德州市，很难寻找到学画的资料，只好把信封上印的小画剪贴成册，把别人家贴的年画借来临摹，把花布上的图案描下来，把茶壶、花碗或花瓶上的画一概照葫芦画瓢临摹下来……总之，画画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看到中央美术学院招生的消息，我突发奇想：艺术院校既然在全国统一高考之前招生，我何不报考美术，借此到北京见见世面。那年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只招收12名新生，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平。报名时必须提交两张亲自画的国画，如果提交的国画达不到报考审查标准，就由招生办公室根据考生的绘画情况，将报名资料转到其他有美术专业的招生办公室。于是，我就按照招生启事的要求寄去了两幅画和几张照片，很快收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的一张准考证。十几岁的我虽然自幼生活在农村，却有一股“不怕虎”的劲头，一心想到外面的广阔天地里闯一闯。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我在等待进京应试美术系考试，终日闭门埋头苦读，准备迎接全国统一高考的时候，半路上又杀出个“程咬金”来。我家当时居住在靠近城郊的离退休干部宿舍，附近有一片苇塘，每天早上我都会去那里活动一下筋骨。也许是上苍的安排，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刚跑到那里，就看见苇塘边有一张被露水打湿的报纸。我的天，不看则已，这一看可把我高兴坏了，报纸上醒目地刊登着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招生启事！

17岁的高放

那时的我，如同井底之蛙，哪里晓得中国还有专门培养电影演员的学府。这迟来的消息非同一般，它唤醒了沉睡于心底的回忆：我在山东省沂蒙山区头顶揪着“朝天锥”饰演《小放牛》中的放牛郎；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扮演《光荣花》中的新媳妇；曾经对唱歌、扭秧歌痴迷到“发疯”的程度……我怎么把这项爱好给遗忘了呢？于是当机立断做出决定，既然要到北京报考美术系，干脆再报考一个表演系。

到了考试那天，我手执两张相同模样的准考证，跨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出乎我的意料，表演系与美术系在同一个时间进行考试。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表演系第一轮就把我叫进了考场，并且久久不能脱身。尽管我心急如焚，但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表演系的考场里考官们坐了一大排，足足有七八位。后来才知道主考官是史宽老师，其他的有于文仲、江韵辉和文玮等人，正在为故事片《红旗谱》挑选演员的崔嵬导演也在座。考生每5人为一组进入考场，众考官对考生进行逐一考试。当时考官们分别向我发问，我都顺利作答。考官又出题目让我现场表演单人小品，小品的内容是一个姑娘独自在家，听到有人敲门，然后敲门人走了。小品的时间、人物关系、规定剧情等，都要由考生自己设计并表演出来。如今小品表演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文艺形式，然而退回到五十七年前，尤其在远离大都市的地方，人们对这种表演形式极为陌生，我几乎从没听说过，更没见识过。听考官出完题目之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应当表演什么内容，只是呆呆地愣在那里不知所措。考官们都面带微笑，安慰我、提示我，可是我仍然觉得他们的表情和声音如剑似霜。虽说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在那样特殊的情形下，几乎让我濒临胆丧魂飞的地步。

眼看规定的准备时间已到，我又急又愁，不知不觉中冷汗、热汗早已湿透了衣衫。正当我要声明放弃考试的紧急关头，猛然间好像得到了启示，突然有了灵感，心中生成了故事脉络，真是天助我也！看看四周没有可以利用的道具，于是我就像舞台戏曲表演那样，采用无实物动作。我先对着镜子打扮自己直至满意，又跑到窗前向外张望，再看看手表（表示我在等待心上人的到来）。忽然听到门外脚步声响起，我又惊又喜，迅速移步向窗外窥视，看到真是自己的男友赴约来了，急忙跑到镜子前审视一番，然后快速躲到门后，假装听到敲门声响起（史宽老师看我表演到这里，主动敲击面前的桌子，为我做出“男友”敲门的音效。）。这时我有意与男友开玩笑，故意不去开门，并且十分欣赏自己的恶作剧。后来敲门声停止，脚步声远去，我以为男友也在故意逗我，假装走远而实际藏在附近。于是我悄悄打开门，轻手轻脚走到屋外的拐角处大吼一声“嗨”，可是不见男友的任何踪影。我这才着急地寻找，并且呼喊他的名字（随便编了一个名字）。不见他回应，我这才知道男友误以为我失约而生气地走了，为此懊悔不已。回到屋中，我跌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气愤地把辫子抛向身后……

听到主考官喊“停”，我从小品中回到现实，偷偷溜了一眼考官，只见他们皆面有喜色。史宽老师还笑着打趣：“看你这玩笑开的，把男朋友都气跑了。”

后来又考了唱歌跳舞，我演唱了云南民歌《绣荷包》，又带表演动作地演唱了古装山东吕剧《井台会》中兰瑞莲的一段独唱。正唱着，余光看见有位女士走到史宽老师面前，小声地说着什么。突然她惊奇地大声问道：“怎么这个准考证跑到你这儿了？”

“一直在我这里呀！”

“不对，不对！”那位女士边说边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几张准考证，从中挑出我的那张。“我们美术系已经开始考素描了，这个考生我喊了好几遍，还到院子里找过，可是一直没见她的影子。这是怎么回事，那个考生呢？”

23岁的高放

史教授指了指我，又问我来龙去脉，我一一如实回答。史教授征求我的意见，到底想参加哪个系的考试？我坦诚地说：“老师，反正我哪个系也考不上，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真的，我确实是来长见识的。”由于我一时心急，地道的山东口音暴露无遗，把老师们都逗笑了。最后考官们交换了一下眼神，说：“既然在这边已经开考了，就继续吧！”我毫无异议，欣然继续接受考试。哪里想到，由于赴考匆忙又无任何必要的准备，根本回答不出老师们的问题：苏联最有名的戏剧大师、表演艺术“体验派”的创始人是谁？后来才知道此人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凡是从事表演艺术者无人不晓。老师又让我朗诵，可是我没准备朗诵素材，无奈只好将其他考生准备的寓言《狼和小羊》朗读了一遍。

本来想报考美术系，尽管也无把握，但毕竟比表演系更有吸引力。没想到阴差阳错，顾此失彼，因此心中像是堵着东西，不免暗暗叫苦。

第二天初试张榜，真没想到竟然榜上有名。第一关闯过当然值得庆幸，但是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对接踵而来的复试、三试皆无胜算，并且仍为错失考美术专业而心存遗憾。在北京等待考试的几天里，只言片语听到一些文艺界的传闻，大多是往年的考试题目、轶事以及今年某艺术家的儿子、某小童星、某导演的亲戚也参加了考试，甚至已经被内定录取了等一些传闻。应试那天，我提前赶到电影学院，校园都被考生塞满了，偶尔遇见个别衣着讲究、相貌不凡的电影学院高班生，叫人好生羡慕和敬畏。

我对自身实力暗暗自省，深知底子浅薄，平时对表演艺术既无专门训练，又无名师指导，更谈不上家庭熏陶。除了看过屈指可数的几部电影之外，对电影文化再没有其他接触了。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是全国唯一电影艺术综合性高等学府，而立志从事电影事业，尤其是电影表演专业的人难计其数。录取新生虽达不到千里挑一的程度，但百里，甚至数百里挑一则是事实。像我这种条件和水平，想要踏进这个圈子谈何容易！尽管如此，考电影学院对我来说也的确具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更何况我已闯过了三关。

从北京回到山东，就在全国统一高考来临之际，我突发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进医院抢救。这突如其来的波折，使我报考医学院校的希望化为泡影。在那段时间里，我虽然没有诅天咒地，但心境早已跌入谷底，终日以泪洗面，寝食难安。能否被电影学院录取，就成为唯一的命运之光了。

1959年的夏天，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平静的季节。我终日盼望，企盼着佳音降临；我终日害怕，惧怕希望破灭的一刻到来……连续多日大雨如注，淹没了农田、冲毁了铁路，与外界的通讯也受到影响，我的心简直如烈火在燃烧。

度日如年的我，经过数日精神煎熬之后，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收到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一封来信！拿着那封信，如同手擎命运的宣判书，其分量可想而知。我用双手捧着薄薄的信足足十分钟，迟迟不敢打开。信中内容是凶是吉，对我至关重要。我一遍又一遍叮嘱自己要沉住气，稳住神，然后猛地将信撕开！真是活见鬼，那些黑色的铅印字竟然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到处乱窜，又像一群黑压压、不住眨眼、全身直闪金光的小精灵，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无法清楚辨认信中的内容。我只好再次闭上眼睛。

我被录取了！！！

经过无数次核实确认之后，那颗悬在空中的心才算落了地，总算暂时结束了食不甘味、夜不能眠的痛苦折磨。极度兴奋过后，我又开始担心录取通知书会不会弄错了，是否张冠李戴呢？

我的父母都是扛枪杆子出身，我的祖辈世代务农，我的同辈中人也没有人从事与文艺相关的职业，更甭说登上人们心目中高深莫测、神秘异常的电影艺术殿堂了。当时的我真成了祖坟上长出的神苗——独一棵。即便是考官因为我当时的表演和淳朴的外表录取了我，可是录取通知书上清楚地写明：由于表演专业的特殊性，新生入学后还需要经过多方面的复核，如有不合格者或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认为没有培养前途者，仍要取消学习资格。

我能经得住进一步的筛选吗？今后会有培养前途吗……

路要靠人走，事要靠人做，不咬口梨子亲自尝尝味道，怎么能知道是甜是酸呢？既然命运之神安排我走到了这一步，那我就咬紧牙关，沿着这条未知之路走下去吧。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踏上了进京的火车。

电影学院学习期间

山东来的大辫子

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1950年的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1951年更名为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1953年更名为北京电影学校，1956年最终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它是全国唯一的电影艺术高等学府，也是我的母校，我深爱着它。

1959年9月1日，我辞别了父母，从山东德州来到北京，踏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胸前戴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徽。在当年各系录取的女生中，唯独我又高又瘦，拖着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在尚不熟悉彼此姓名的情况下，大家都喊我“山东来的大辫子”。

人生百味，我说不清大学四年应该属于酸甜苦辣咸中的哪种滋味。或许，它就像一块浓醇的巧克力，既芳香、甘甜，又掺杂着些许苦涩……

北京电影学院于1956年和1957年，在全国招收表演系本科四年制的学生；1958年没有招生；1959年，又在全国设立多个考场，从15个省市经过千挑万选才录取了24名新生。可是由于专业的特殊性，新生入学后，除了重新政治审查之外，还需要对身体进行严格检查。凡是身体患有不适合从事表演工作的疾病或没有培养前途者，都会被劝退或转其他科系。

《葛嫩娘》剧照右为刘尚娴

我作为新生报到时，只提了一个小小的旅行包和一个极小的行李卷儿。因为担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成为“没有培养前途”的一员，不得不灰溜溜地打道回府。事实果真非常残酷，开学没多久，班里就因各种原因减员5名学生；到大学三年级时，竟然还有一名学生被劝离校。毕业时，只剩下18名学生了。在表面看起来轻松愉快的文化氛围中，我终日如履薄冰、度日如年，随时等待着被淘汰的厄运降临到头上。

三五天过去了，十天半个月过去了……我竟然仍旧安然无恙。天气渐渐转凉，我不得不请父母给我邮寄棉衣棉被，又不得不添置一些生活必需品。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内心的煎熬，跑到班主任于文仲老师那里和盘托出我的焦虑。于老师说，校方自始至终也没有淘汰我的想法。这一刻，压在我心头的巨石才瞬间被搬离。

1963年《舞台姐妹》剧照

在学校的四年里，我学习极为刻苦，总是要求自己超标准完成各项作业，因此学习成绩一直令人满意。为了丰富知识，每个月我都把家里寄来的十几元生活费压缩至最低限度，用节省下的一点钱到旧书摊上买书。跑旧书摊，成了我星期天最主要的任务和乐趣。半年过去了，床铺靠墙壁的一面，从头到脚摆了长长一排旧书，与表演专业密切相关的全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书籍鹤立其中，尤为醒目。书虽陈旧，但知识对我则是全新的。正如宋代诗人苏东坡所言：“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沉思子知明。”也像大文豪高尔基说的：“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从书中采撷丰富的营养，学到前所未有的知识，内心感到极大的充实和满足。

有几件令我铭记于心的大学生活片段，每每回忆起来，内心都会泛起无数波澜。其中最不能忘怀的就是延续时间最长、影响到每个人的“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响应号召，同学们都把粮食定量自动减下来。有的同学竟然从30斤的定量减至19斤，并对领导为她升至27斤的做法很不理解，甚至误认为这是对她的不信任，怕她经不起考验。可谁料想，红头文件下达之后，市场和商店的货架上顿时变得空空荡荡，副食品短缺到几乎等于零。偶尔有一点点东西，价格也会高昂的令人瞠目结舌。我们每天只靠那几两玉米面窝窝头和近乎清水煮白菜度日，肚皮像个永远填不饱的无底洞，饭后不到两小时就又“咕噜咕噜”地怪叫起来。无论怎样勒紧裤腰带，总是无法驱走顽固的饥饿感。那种滋味，对我们这些本应不识愁滋味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1965年《山村姐妹》剧照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我们除了照常上课、练功，空闲时间里，同学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可能就是“吃”。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连睡梦中也以“吃”的内容居多。说到吃，我们闹出过不少关于“吃”的笑话。记得当时校园的空地上种了一些萝卜，每个学生都能分到几个。我没费吹灰之力，一鼓作气将萝卜统统送下肚。肚子倒是得到满足了，可是不一会儿胃就剧烈疼痛起来，痛得翻来覆去，大汗淋漓，最后不得不送往医院抢救。

北京郊区历来盛产瓜果梨桃，山区的大柿子更是久负盛名。每到深秋霜至，树叶脱尽，橘红色的大柿子密密麻麻地挂满枝头，大个的足有半斤多重，甚至压弯了树梢，坠到地上，那阵势格外红火热闹。每到这个季节，北京的大街小巷都能听到京味十足的柿子叫卖声。可是那一年，伴随着“经济困难”的出现，街上连个柿子的影子都见不到。在那种情况下，不知是谁从哪儿弄来一些青中透黄的柿子，同学们每人分到两个，大家如获至宝，眉开眼笑，捧在手里颠来倒去舍不得吃。我们班有位女同学爱说笑话，那天她抚弄着柿子又说起笑话来。谈笑间，也许她实在抵挡不住柿子的诱惑，就足足实实地咬了一大口。此时大家正听得兴起，不料她却没了下文，而且猛然背转身向一旁走了几步，脖子往前一伸一伸地，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家都凑过去催她继续往下讲，不料却被她吓了一跳。只见她面色青紫，涕泪横流说不出话来，只是艰难地打着手势。见此情景，大家都慌了手脚，有的捶背，有的抚胸，过了好几分钟她才缓过气儿来。原来那外表诱人的家伙还没熟透，吃到嘴里苦涩的让人口腔麻木、舌头僵直，口中的柿子硬是卡在喉咙里，险些憋死过去。

1978年《六盘山》剧照

1961年的冬天出奇的寒冷，食品极其缺乏，交通运输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上级号召在京的大学生寒假不要离京，校方因此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保证学生在校安全，还要让大家过好春节。团支部书记王梨、生活委员佘森林和身为班长的我苦苦思索，挖空心思想出几套过节方案，可皆因囊中羞涩以及市场的货架上几乎空无一物而无法实施。最后老师们主动自掏腰包让我们外出采购，我们也就弃繁就简，先向别人讨来被烟民视为珍贵物资的购烟票，买了几盒劣质香烟；又从城里一家小油盐杂货店买来用水果皮和水果核做成的所谓“果酱”，尽管它是用糖精调制而成的，但毕竟有甜味，购买时又不用凭任何票证，这一大收获足以使我们喜上眉梢。

除夕夜，全班师生聚集在教室里，大家面向小舞台坐成一个半圆形。晚会开始了，舞台大幕拉开，聚光灯齐明，大家边观看自编自演的节目，边吃着果酱、喝着茶水。男同学更加喜笑颜开，争先恐后地点燃香烟，喷烟吐雾好不自在。轮到我们女同学的节目了，报幕员为我们报幕：“下一个节目，小品《雾》。”我们8个女生按照事先想好的方案，穿着向男同学借来的上衣和帽子站在大幕边。等到大幕再次拉开，我们8个姑娘夸张地模仿着各自扮演的男同学的习惯动作和腔调走出侧幕，先由一个人点燃香烟，假装吸起来，其他人呼唤着她所扮演的男同学的名字向她要烟。于是一人吸一口，轮流吸了两圈之后，烟已成蒂。又用柴火杆插着烟蒂再次轮流吮吸，直到实在不能再吸了，才满意地倒在地上。姑娘们有意讥笑班上几个偷着吸烟的男同学，见到香烟就丑态百出的模样。由于我们表演认真，模仿得又惟妙惟肖，逗引得大家前仰后合，笑声不止，个别男同学被逗笑之后才想起大声“抗议”。

1980年《钟声》剧照

就在这时“咣当”一声桌椅响，只见生活委员佘森林晕倒，溜到桌子下面。大家一阵惊慌，扶起他七嘴八舌地问长问短。佘森林脸色苍白地苦笑着，扬了扬手中的香烟没说话。真没想到，这个从不吸烟的小伙子吸了几口烟后当真醉倒了。这种舞台上下假作真来的巧合，使姑娘们的恶作剧更加锦上添花、妙趣横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发现佘森林有惊无险之后，大家笑声又起。这一笑不要紧，却具有连锁反应的效果，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你指我，我指你，转瞬间台上台下爆发出更有穿透力的笑声。原来那灰黑色的果酱将每个人染成了黑嘴、黑唇、黑牙齿，再因过分的开怀大笑，令面部形象变得十分怪诞，有的人活像滑稽小丑！

唉，这都是嘴馋惹的祸！

我自幼身体纤瘦，步入大学后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这对我如同雪上加霜，使本来瘦骨伶仃的我更加衣带渐宽了。1.68米的个子，正值芳龄还不到100斤，实在叫人泄气！我每当看到肌肤丰腴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心生羡慕之情。

1980年《排球之花》剧照

那个年代的审美观与现在不同。如今的大姑娘、小媳妇，皆以尖下颌、小脸、纤腰、细腿为美，为达此目的，不惜花巨资、忍剧痛割肉锯骨。那时人们的审美趋向以健康为美丽的首要条件，尤其对于从事表演的我来说，太瘦了，扮演工农兵形象时会略感不足。所以我在故事片《山村姐妹》中扮演农村姑娘祁金雁时，导演特意要求服装师为我特制了一件“胖袄”，为我增添些许强健的气质。但在夏日炎炎的三伏天里，要么在室内被几个数千瓦的聚光灯照射着，要么在室外头顶烈日拍摄，那件“胖袄”真把我捂出了不少汗水和痱子。当演员的艰辛何止于此，由此只可见一斑而已。

在那段时常饥肠辘辘的岁月里，我们班田宝富同学不但不见消瘦，反而大有“发福”的趋势，这个现象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有一天我看见他正提着暖水瓶打开水，就追过去问他“形势大好”的原因。他不无得意地告诉我秘诀：“多喝开水，因为开水养人”。

“喝多少为准呢？”

他说他每天喝好几瓶。我发愁了，问：“喝不下那么多，怎么办呢？”

“吃咸菜，咸辣萝卜干好吃又解饿。”

我如获至宝，从那以后就照方抓药，白开水一杯接一杯，咸萝卜干一斤又一斤，每天当作业一样认真完成。一个多星期之后果真开始见效，摸摸面颊好像有肉了，脸盘似乎也相应大了一圈。我胖了！暗自心花怒放。从小到大，谁看我都说我太瘦了，这下我当真可以摘掉那顶“瘦”帽子了！

1982年《骆驼祥子》剧照

又过些时日，我上楼梯开始感到吃力，偶尔还会气喘。记得我们学院有一位胖老师——电影《小兵张嘎》中扮演胖翻译官的王澍先生。有一次我在楼梯上遇见他，看到他刚上了一层楼就呼哧带喘，我不理解地问他何故如此。他停下脚步，喘息一会儿说：“我有两百多斤重，你还不足百斤。我等于每天每时每刻背着跟你同等分量的大包袱，你说我能不喘吗？”哦，原来如此，可能是因为我近来发胖了，所以爬楼梯感觉很累呀！以上这些变化简直使我陶醉，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体验到发胖的乐趣。多少年来为了长胖苦苦不得其法，如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怎奈好景不长，愉快的心境被无情的事实击得粉碎——原来我并不是胖了，而是出现了浮肿！我的腿像蒸得不够火候的发面馍馍，一按一个坑，久久不能复原。可怜的田宝富同学也在劫难逃，不仅腿肿、脚肿，连脸和眼睛都肿了。他先于我吞下了自己酿制的苦果。

艰难的岁月终于熬过去了！当年由于思想工作抓得紧，学生们的政治热情高，上进心强，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也丝毫没受影响，而且在思想和学习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在同学们都往耄耋之年靠近，每当同学聚会回忆起那段青春岁月时，大伙都会骄傲地说：“我们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我们火红的青春，对得起那段流金的岁月。”

高放简介

著名表演艺术家、书画家、作家。

1963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参加百余部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主要有《舞台姐妹》、《山村姐妹》、《钟声》、《犬王》、《情暖人间》、《顾乐家的幸福生活》、《一仆二主》、《婚变》、《我的糟糠之妻》等。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炎黄女子诗书画家联谊中心理事，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自幼酷爱丹青，热爱写作。先后从师著名画家王延龄、温瑛、和芝圃、李默闻。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省市展览并获奖，并多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曾两次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展，并出版《高放画集》、《美丽人生》、《丹青墨趣》书画作品集。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其中剧本《草魂》童话《红泥苍蝇的梦》《花朵的眼泪》颇受业界好评。

高放艺术传略被载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世界艺术家名人录》、《中国电影电视艺术家辞典》。绘画作品入选《全国著名文学家艺术家书画作品集》、《中国影视名人迎奥运书画大展》、《影响中国100位艺术大家（花鸟画艺术经典卷）》、《中国（内地）书画家赴澳门特区·泰国艺术交流团》等十余种画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