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刘文典教授学贯中西,尤精于校勘、考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悉心搜集历代善本、珍本和孤本近千册。日寇占领北平后,他秘密借道天津,经香港、河内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珍贵藏书滞留北平。
次年,刘夫人携带藏书及年仅四岁的儿子刘平章南下,途经香港,遇刘教授的学生马鉴。他认为由港到昆,辗转千里,很不安全,不如把藏书寄存在香港大学。刘夫人接受了建议,令刘教授十分失望,连连叹息:“宁可不要行李,也要把书带来嘛!”
香港沦陷,藏书被日寇掠走,刘教授忧心如焚。
日寇投降后,刘教授接到国民政府通知:东京上野图书馆存放日寇从中国掠夺的文物典籍,内有他的藏书。他喜出望外,逢人就说:半生心血没有白费!立即撰写报告并填报财产损失单急盼索回。可惜!由于内战干扰,世事动乱,藏书没有收回,也不知去向。
1958年,刘教授病逝于云南大学,弥留之际,再三叮嘱后人,一定要找回他视为珍宝的藏书。然而,时移世易,藏书到底在哪里呢?
黄天不负苦心人,在刘教授离世46年后,一条线索浮出水面,日本学者金丸裕一发表《战时江南图书“掠夺说”产生的历史背景》提到,1949年8月,“岭南大学藏书和刘文典教授的旧藏书籍计1300余册……运到台湾去了。”
2006年,台北科技大学郑丽玲副教授发表《台北科技大学所藏“日本归还书籍”介绍》:“其中一部分是合肥刘文典所有。”两年后,刘平章得到这个信息,顿时喜出望外。他与《刘文典传》的作者章玉政,先后致函郑丽玲副教授和台北科技大图书馆,询问这批书籍的收藏情况,但对方避而不答。刘平章秉承遗志,锲而不舍,经过多方求索,进而发现台北科技大1995年度第二学期第六次行政会议记录,记有“本馆日治时期特藏计划的馆藏书籍,有民国初年国学大师刘文典亲笔圈点批校的藏书。”
又经过很多次信函往返,2012年初,刘文典后人借观光旅行的机会,到台北科技大图书馆亲览这批暌违60多年的珍贵宝典,他们心潮涌动,热泪盈眶,从馆藏旧版图书中清理出有刘文典印章或手迹的藏书200多册。7月,刘平章等人再次赴台,前后共清得藏书513册,包括刘教授最为珍视的《论衡校注》。
按理,藏书应该归还刘教授的后人,而令人难解的是,当大陆打算出版《论衡校注》以充实《刘文典全集》时,无论是借阅原稿还是复印原稿,都遭到台北科技大学的断然拒绝。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刘教授就对安徽省图书馆郑重表示:“一旦先犬马,填沟壑,定当以其较难得者、曾详加订正者捐赠贵馆。”这批历经劫难的无价之宝,何时才能突破藩篱,回归故土,实现刘教授的生前夙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