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地就是干戏”
在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配音演员中，已故的邱岳峰配戏最多、成就最高、最受观众拥戴。他在整整30年的译制生涯中，参与译配的外国影片约200部，所配角色上至总统、下及平民，包括小偷、奸商、神甫、幻想者、杀人谋财的“英雄”、风度潇洒的白军中尉、忧郁怪癖的英国绅士等等，可谓林林总总、洋洋大观；而所创造的声音形象无不独具神韵、特色各异，达到与原片中的人物水乳交融、相映生辉的境地，其艺术感染力至今无出其右，赢得“上译第一男声”之称，被誉为“嗓音的诗人”。
邱岳峰在配音艺术上的杰出造诣和非凡成就，是历经曲折与坎坷而取得的。他于1922年5月10日出生于黑龙江呼伦贝尔（现属内蒙古），小名叫呼生。因其原籍福建省福州市的祖父曾是驻守中苏边境的一名武官，父亲娶了一个白俄女子，于是他成了混血儿。其时正逢乱世，父母为了生计辗转济南、天津、北京、沈阳等地，幼时的邱岳峰随之四处奔波，每到一处几乎都是投靠亲戚立足，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惟一给邱岳峰留下美好印象并影响其一生的，就是有幸看上还是地道“舶来品”的外国电影。他在为影片里的异国世俗风情所吸引的同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去模仿片中人物的言谈举止，尤其是卓别林主演影片中的滑稽模样及动作，常常到了入迷的程度，在街上就手舞足蹈起来，引来路人惊异而好奇的目光。当时所放映的外国影片还都是无声或原声，他曾不止一次地遐想，要是有一天能通过自己的嘴巴，让他们说出中国话就好了！
15岁时，邱岳峰随母亲回到祖籍福州，还是寄住在亲戚家。因生活拮据，5年后他中断学业，独自辗转经上海、北京，最后在天津找到父亲，经在大亚剧团当布景工人的邻居介绍，入团成了一名布景工。此后的经历，他在“文革”中曾有这样的交代：“我产生了要做演员的念头。又是一番苦练，暗暗地记地位，背台词，时常偷偷地模拟演员的表情，我终于当了演员。演技呢，是从苦练中得来的。受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我的天地就是干戏。”
此后8年间，邱岳峰参加过近20个演出团体，打过杂、演过戏，跑过龙套、扮过主角，干过导演，也当过团长，然而总是处于无奈中挣扎的境况。一位当年曾与邱岳峰一起“齐心协力、埋头苦干”过的老演员曾谈起，他们这类剧团常常会因剧目不叫座而就地散伙，演员往往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只得流落江湖另搭班子。邱岳峰就曾靠一手“绝活”，去歌舞场中玩一套洋鼓，细细的两根鼓棒，在他手中玩得滴溜溜转，点击在大小鼓面上，节拍轻重缓急自如有致，真可谓出手不凡，但也只能混口饭吃而已。
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邱岳峰才迎来明朗的天，经人介绍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成为最早的配音演员之一。凭藉从小熟悉俄语以及俄国生活方式的有利条件，加之话剧舞台摸爬滚打的历练经验，邱岳峰参与了上影第一部翻译片《团的儿子》的配音。当他亲眼目睹无数观众生平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外国人讲出流利而标准的中国话而大为惊喜时，心里充满兴奋、激动和骄傲。
“不幸中的大幸”
然而，即将到来的一切，远非所想像的简单。最初投身配音行列，尽管邱岳峰非常敬业和尽心，却并不为所有人认同，因为他的声音沙哑、音域不宽，这一先天短缺在重于形体表现的舞台上尚可忽略，但到了录音棚对着高度灵敏的麦克风就会凸显，听着回放出来的自己“公鸭嗓”般的声音，邱岳峰不免脸红尴尬。那时正值新中国译制事业初创，配音借重故事片演员，主角多由“明星”担当，邱岳峰等“新手”还只是协助配些小角色。在他参与译配的《列宁在1918》中，配的就是在克里姆林宫收买卫队长的特务，总共仅有几句话。有人因而断言邱岳峰在电影译制上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时任上影翻译片组长的陈叙一独具慧眼、力排众议，坚持将其留下。
邱岳峰从坚持甘当“填装员”即协助翻译加工配音台本入手，这是正式配音之前一道极为关键而又相当费力的工序，行话称为“对口型”。填装员需在分剪成数十英尺长的小卷原片于银幕上循环放映之际，一面眼看中文台本，一面不时抬头注视画面，同时耳听原片声音，按原有语言节奏读出台词，及时判断其长短、节奏是否吻合，提请翻译进行修整，直至完全一致为止。如果一段戏中有三五人对话，填装员就要同时模拟对词，台词接口紧的时候更难掌握。邱岳峰是上译厂惟一终身坚守“填装”岗位者，前期是他出于磨砺配音技艺的自我需要，有助锻炼一个声言配出不同性格色彩的能力，后期则是厂里为了借助邱岳峰擅于迅速进入并准确把握各种角色的丰富经验与高超能力，他已到了“可以背对银幕配戏”的境界。
就在邱岳峰在配音道路上奋力前行时，“飞来横祸”却突然降临：外地有人检举他解放前曾参与国民党军队抓捕共产党，有关方面责令其坦白“做没做过危害人民的事”。他先是大惑不解，后经反复回忆，坚称“确实没有”，遂被以“已有别人签字画押材料”为由，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并拟送劳改农场。就在这一危急时刻，身为上海译制片厂分管艺术生产的副厂长陈叙一站了出来，向上级领导提出：“邱岳峰是一个人才，他的历史问题已经定性了，留下他工作，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帮助他改造嘛！”就这样邱岳峰经组织出面作“保”，改为“留厂察看”而被留了下来。此后，邱岳峰先后主配了《好兵帅克》《警察与小偷》《漫长的路》《红与黑》《第四十一》《科伦上尉》等多部重点片，脱颖而出。
到了“文革”来临，邱岳峰成了专政对象，陈叙一亦遭到“包庇历史反革命”清算，连同译配“毒草”、“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一起被揪斗、进牛棚。而当陈叙一因译制“内参片”被重新启用并指令负责，立即设法将在木工间监督劳动的邱岳峰推到话筒前，在一连串名片中担任主要角色配音，其配音艺术又有巨大飞跃，从而奠定了“上译第一男声”地位。
由此上译厂人异口同声说：“邱岳峰这辈子能遇到陈叙一，是他一生不幸中的大幸。”邱岳峰生前亦不止一次说过：“没有陈叙一，就没有我邱岳峰！”当陈叙一去世归宿于上海奉贤，邱岳峰家人特意将邱岳峰墓从苏州迁至那里毗邻相伴。
“使观众品出点‘味儿’”
上译厂年轻演员刚入行，都会慕名钻入录音棚旁观邱岳峰如何配戏，一段段地看下来、听下来，无不感到是一种享受，非常过瘾而又陶醉。曾有一次，邱岳峰为一部好菜坞影片里的一个老太太配音，整场戏就他一个人配，厂里很多人都赶来，形成不小的围观场面。邱岳峰状态松弛，从容不迫一气呵成，效果十分理想，令大家钦佩不已。
1971年因“内参片”译制任务繁重，从原上海电影演员剧团调入上译厂的孙渝烽，对邱岳峰高深的艺术造诣印象极为深刻。孙渝烽先做配音演员、后任译制导演，因具有培养前途，老厂长陈叙一特意让其一开始就跟随参加重要影片的译制全过程，其中就有邱岳峰最为著名、被誉为“绝配”的《简·爱》。当时《简·爱》对白本刚做完，陈叙一就确定了男女主角分别由李梓、邱岳峰担任配音。工军宣队审查名单时提出异议：“邱岳峰还在监督劳动，合适吗？”但很快被陈叙一巧妙地以“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要保证译制质量”而化解。
邱岳峰仔细研读台本后，很喜欢罗切斯特这个人物，常常为怎样配好苦思冥想，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走路时也是默默地在思索，坐公共汽车过了站都不知道。经过反复揣摩，他认为在这个反映19世纪英国封建门第和等级障碍与爱情冲突的曲折凄美故事中，庄园主罗切斯特貌似“难以捉摸”，实际上其不近情理的倨傲、变幻奠测的乖戾，只是性格的表象，内心埋藏着因不幸遭遇而酿致的巨大隐痛，才使之产生某些憎恨并蔑视，表现为性情暴戾恣睢。配音时不能单纯模仿其表象，更重要的还在于传神，如果一味表现其嘲讽训斥和以势压人，就会失去人们对罗切斯特的同情，也就歪曲了人物。这种分寸掌握是否得体，关系到能否达到忠实原片，是配音成败的所在。配音演员不应该只让观众听出“字儿”（台词），还应该让观众听出“事儿”（潜台词），如果再能使观众品出点“味儿”（艺术享受）来，那就更好了。
按照所作精心准备，邱岳峰进棚配戏，确实将罗切斯特配出了“味儿”，连喘气都和人物完全贴切。最令孙渝烽惊叹不已的，是罗切斯特发现简爱离开庄园一段戏的录制，戏中痛苦地喊着：“简——简……”，达到了撕心裂肺的效果，一场戏配译下来，邱岳峰已是一身大汗，嗓子也哑了。后来他告诉孙渝烽：“这些年来难得遇到这样的好戏，我怕顶不下来，才舍命买了点人参，提提精神！”
自此熟识后，孙渝烽专门向邱岳峰请教：配了那么多人物，如何去把握的？邱岳峰回答：“我认为搞艺术，有两个字很重要，‘感觉’。人有共性，也有差异，也许我看了些书，接触的影片也多，很多人物一出现我就能比较快地找到这个人物的感觉。有了这个感觉，你再深进去挖掘人物的个性特点，把握人物的感情色彩、语言节奏、他和周围人物的关系之间的分寸，很自然地你就会融入这个人物。”他还勉励说：“要在译制厂干，就要多读书.而且要看得杂一些。因为我们接触人物，三教九流都有，上至总统，下至流氓，有些生活你是无法去体验的，只有间接从书本上获得。”最后他十分感慨地叹息：“如果我也能有个书房，就太美了。真的，我心里很内疚，到现在孩子还睡在阁楼上，五口人十七个平方。”
“蹒跚的走向归途”
邱岳峰没有等到那期盼的书房，就在所蜗居的逼仄空间里结束了宝贵生命。悲剧发生于1980年3月29日，他为参与出演的新中国第一部科幻故事片《珊瑚岛上的死光》录完音后，在家里服下过量的安眠药，当被发现送往医院已抢救无效。诚如其长子邱必昌后来面对沸沸扬扬的邱岳峰“死之谜”传言所说：“父亲的死是一种必然，他的处境、遭遇、性格都决定他有极大可能走上这条路。”
在去世前的半年多里，自诩是“一个苍白的、蹒跚的走向归途的弱者”的邱岳峰，接二连三地遭遇了令其伤心绝望的打击：
尽管所谓“历史罪行”实际并不成立，组织上后来也为邱岳峰摘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但这一所谓“历史问题”在他身上却依然存在，不仅像无形锁链捆绑着事业上的手脚，而且邱岳峰心痛无比的是长期牵累平白无辜的家人，曾是话剧演员的妻子当年被迫退职，最为钟爱的小女儿插队农场整整八年不能上调。“四人帮”倒台后，各种冤案陆续得到平反，上译厂的“右派”同事也分别改正，特别是多年没有音讯的一个“同案犯”专门来信，告知经有关部门查证落实准备给予平反。这一切让邱岳峰燃起了还自己一个政治上清白的希望，慎重其事地呈交了平反申诉报告，可是一再耐心等待却没有下文，最后得到的却是领导在厂里的大会上宣布冤假错案复查已全部结束，该平反的同志都已获得平反，这无疑表明邱岳峰的案子不在平反之列，对做人像配戏一样认真的他不啻是晴天霹雳，立刻恍然厂里何以会有自己属于“内控”的传言，有些单位约自己去做报告、搞讲座，而厂里总是左右推搪……他实在太在乎组织的评价了，有同事证实就在那次大会之后，看到他独自坐在桌前用蜡烛烤眼镜腿，一边烤、一边发呆，直到蜡烛把眼镜腿都烧着了，才回过神来。
虽然平反申诉一直没有下落，邱岳峰仍同往常一样埋头于工作，他曾慨言：“一走进录音棚，我就忘却了烦恼；只有在无尽的工作中，我才感到我自己是幸福的。”从生产“内参片”到辞世之前，是他业务上收获最丰时期，不仅配音任务不断，而且都是名片大片，如《红菱艳》《罗马之战》《简·爱》《悲惨世界》《猜猜谁来赴晚宴》《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等，还因“混血儿”酷似外国人的长相及精湛演技，接连受邀参与故事片《傲蕾·一兰》（饰演监狱长）、《珊瑚岛上的死光》（饰演布莱歇斯）的拍摄，社会影响俱增，但亦招致“翘尾巴”的议论。当好友孙渝烽在同值夜班时转告这一反应，他愤然而又无奈地叹道：“小孙，你来译制厂也快十年了，我是那种翘尾巴的人吗？几十年来我是夹紧尾巴做人还来不及。”尤为令邱岳峰不胜伤感的是，他因年纪最大、工作量也最重而在演员组被推举为1979年度先进工作者，最终全厂宣布时却换了另一个名字。就在全厂上上下下欢欢喜喜，忙着办年货、领奖金、分电影票子时，邱岳峰独自一人躲在厂里一个偏僻角落“呜呜”大哭，斑白的头发在伤心的哭声中不住颤抖。此后无论在厂里或是家里，“我要退，我不干了”这样的话常常从他嘴里脱口而出。
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又有一个流言飞快传开，说邱岳峰与一位女演员关系暧昧。“男女关系”在那时还是最为敏感而又最能使人名誉扫地的问题，邱岳峰同样感到了难堪与压力。当一位厂领导出面找其严肃地谈了一次话后，事态加快严重起来，流言更为汹涌。还是老厂长陈叙一再次出面，将中央电视台委托加工的日本片《白衣少女》译配任务当众交由邱岳峰负责，这不同寻常的委以重任似乎起了一定澄清作用。邱岳峰在和儿子就这件事所作的长谈中表明：“我真的没什么，这是个有抱负的年轻演员，有前途的，也很用功，我内心里只想给些帮助，促其在事业上成功。”在与孙渝烽共值夜班答复询问时他也坦言：“小孙，你想我都这把年纪了，文艺界这种事儿最能伤人。我能干这种事儿吗？相信老哥，还没糊涂到这种地步。”其严肃、认真的神情，让孙渝烽相信他说的一切是真实的。然而不幸的是，这流言最终还是成了压垮已不堪重负的邱岳峰最后一根草。
就在邱岳峰凄然弃世的那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他任译制导演并配音的《白衣少女》，仿佛是在为一辈子与声音打交道并挚爱于此的他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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