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讨论大屠杀时，很少会把女性的月经当作一个话题，甚至很多历史研究也会选择性地忽略这个问题。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经期是女性生命的重要一部分，一些口述证词和回忆录表明，妇女在集中营期间是耻于谈论月经的。
史学家常把月经视为一个需要克服的医学问题，而不是监禁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医学历史学家萨宾·希尔德布兰特研究过病理学家赫尔曼·斯蒂芬的实验，斯蒂芬曾在等待处决的女性政治犯身上进行实验，已研究应激反应对生殖系统的影响。一些医学家也曾研究过监禁引起的闭经现象。
电影《辛德勒名单》
经期以多种形式影响着女性大屠杀受害者的生活：经期意味着当众流血的耻辱，也使得一些女性免于遭受性侵犯。同时。营养不良与压力诱发的闭经也是集中营女性焦虑的来源之一。
女性特征的消失由于营养不良和焦虑，集中营中的大量育龄妇女停止了月经。许多人担心，她们会自此失去生育能力。来自法国得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夏洛特·德尔博，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样一个场景：
不经历那些不洁的时期是令人沮丧的…你开始觉得自己像个老女人。艾琳胆怯地问：“如果它们以后再也不回来怎么办？”，“听到她的话，一股恐怖的涟漪席卷了我们……一些人开始祷告，背诵教义，试图驱散德国人对我们的诅咒。如果真的不孕了，以后该怎么办？
大屠杀研究者S.Lillian Kremer认为，除了担心不孕不育外，如果能活着走出去月经能否恢复的不确定性也对女性造成了多重心理打击。
进入集中营后，囚犯们就穿上了统一的衣服，剃了光头，除此之外，体重的下降也使得女性的特征包括胸部和臀部变得不再明显。在一些回忆录中受害者曾写道，这些变化甚至使得她们质疑自己的性别。
1940年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犹太女性
回顾自己在奥斯维辛的岁月，17岁的波兰犹太人厄纳·鲁宾斯坦（Erna Rubinstein）在她的回忆录《我们是幸存者：大屠杀中的四姐妹》（1986年出版）中写道：”没有了头发，没有了月经，我们还算什么女人？”
今天，我们有了专门用于缓解月经不便的护垫和卫生棉条等资源。然而，集中营中的生活意味着经期的不便避无可避，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缺少布料和清洗的条件。
当时仅有20岁的匈牙利犹太人，也是一位托儿所老师的特鲁德·列维，后来回忆道：
我们没有水来清洗，也没有内衣，我们哪儿也去不了，所有的污垢都附在身上，对我来说，这也许是最不人道的事情了。”
寻找布条的斗争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耻辱感。朱莉娅·兰蒂尼，当年仅有17岁，来自德国比登科普夫，曾被安排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厨房的工作，她在证词描述过女性在经期的痛苦：
你拿走了他们给你的内衣衬裤，撕碎后做了一些小布条，像金子一样保护起来……你把它们清洗后，只能放在床垫下面晾干，才不会被人偷走。”
布料很珍贵，因而成为了偷窃的目标。格达·韦斯曼回忆道：
寻找布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如果你没有，就必须从洗手间里找到一些小纸片和其他可以用的东西。
Nina Jirsikovà, 1941
布料在集中营中几乎成了硬通货，除了被偷窃，还被同来送、借和交易。伊丽莎白·费尔德曼·德容在证词中还曾描述过二手布料的一个用途。她到达奥斯维辛后不久，月经就消失了。然而，她姐姐每个月都会来月经。在子宫内进行注射的实验，在集中营中是很常见的，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正在经期，医生往往会避免注射。一天，伊丽莎白被叫去做手术。由于没有干净的衣服，只能穿上姐姐的内衣，医生看到后，告诉她她有月经，于是拒绝了注射。伊丽莎白意识到她可以利用姐姐的内衣来逃避实验，接下来的日子里她用这种方式躲过了三次实验。
羞耻与拯救利维娅·杰克逊，进入集中营时刚刚到来月经的年龄，在点名时看到另一个女孩腿上流淌着血液，她感到很反感：“我宁愿死也不愿让血液流到我的腿上。”
她的反应表现了集中营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心态：许多女性对月经带来的不便感到羞耻，尽管这并不是她们的错。
然而，月经的不便也使得许多妇女在大屠杀期间免于被侵犯。Doris·Bergen在关于大屠杀中性暴力的文章中曾举过一个例子，两名波兰犹太妇女遭到了德军的侵害：
1940年2月18日，在彼得里卡，两个哨兵……用枪从他们父母的家中绑架了犹太人马奇马诺维奇（18岁）和桑托斯卡（17岁）。士兵们把女孩们带到波兰公墓，在那里他们强奸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当时正在经期，士兵暂时放过了她并扬言五天后还会再来。
同样，年轻的德国犹太囚犯露西尔·艾森格林在回忆录中回忆说，1944年到1945年的冬天，她在纽根加姆卫星营被监禁期间，发现了一条围巾，她兴奋不已，打算用它来遮住光头。由于担心拥有违禁物品会受到惩罚，艾森格林把围巾藏在了两腿之间。后来，一个德国卫兵把她带到一边，在试图侵犯她时在她两腿之间摸到了围巾，那人喊道：“呸！你这个肮脏的婊子！你在流血！”经期使这个女孩在当时免于了侵害。
营地家庭和友谊一些女孩在集中营中经历了第一次月经，由于父母不再身边，她们往往感到非常无助，在这种情况下，年长的妇女给予了她们很多关怀。
塔妮娅·卡普皮拉是集中营里的一名乌克兰人，她第一次经历经期时只有13岁，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害怕自己会死，不知道该怎么办，为此哭得很厉害。营地里的年长妇女教了她关于经期的知识。这是一个与她们在家时不同的学习经历，卡普皮拉回忆道：
你会尽你所能，试图从袋子里偷一张纸。
类似得故事在许多回忆录中多次出现，她们在帮助这些年轻女孩方面，同时扮演姐妹和母亲的角色，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
20岁的匈牙利人维拉·费德曼和她得朋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得厨房工作，这是一份宝贵的工作。在获得食物后，她们的月经又回来了，两个女孩从女警卫那里偷了布条，这是极其危险得行为。费德曼说，她与她的朋友团结一致，互相帮助。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大屠杀学术研究中引用过一个著名得论点：“难民营的极权主义打破了人们的团结，使他们成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但是，与这种观点相悖的是，女性共有的经期维持了她们之间的联系与团结。
战争结束后，大多数在集中营期间患闭经的女性月经又回来了，对她们来说，经期的回归是值得庆祝的。月经成为她们自由的象征，一些幸存者称之为“女性的回归”。
大屠杀受害者经历的屈辱，从月经这个角度看，需要新的补充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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