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志平
1999年对于中国互联网来说是个意义重大的年份，以马云为首的18罗汉拿50万成立了阿里，马化腾凑了50万成立的腾讯在这一年推出了QQ前身QICQ。同时，还有200家互联网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
而作为知识分子的高晓松，1999年的时候，不仅成功发现了朴树，而且用烟头烫手臂的方式求婚成功。许知远在那一年选择休学，蓄发，同时创立校园刊，结果因为批判校园的世俗化而被勒令停刊。吴晓波则和朋友出资50万买下了千岛湖的一个岛，种杨梅，酿杨梅酒。
当时估计谁也没有想到，20年后，这些知识分子要分别在阿里、腾讯的屋檐下获得了一些名利和成长。
知识分子甘当巨头门客？
2019年5月，《晓说》系列在高晓松心满意足中画上句号。他主讲的文史类节目给了阿里、爱奇艺等多个平台漂亮的数据，也给了高晓松重塑形象的机会。
高晓松的“第二次”出名源自他的酒驾。据他自己的介绍，蹲了半年出来之后，知道他的人比之前多了很多，基本都是来找他做节目，《晓说》就是在这种因缘际会的情况下诞生的。
高晓松一直都将“文艺青年”这个标签放在“知识分子”的前面，清华出身的他成名于文艺圈，在第一次获得名利的时候，曾花几万买了个大哥大，下面吊着一个BB机，并且花费几千块为BB机配备了一个靓号。
年轻时的高晓松（by：高晓松微博）
或许也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懂得流行文化，混迹于这个圈子，让高晓松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懂得如何与喜欢这些的人交流。高晓松和许知远都觉得，知识分子是带有偏见的。可是，高晓松显然比许知远更懂得如何处理这种偏见。
和许知远在《十三邀》中输出思考方式不同，高晓松在节目中输出的是文史、故事，最重要的是，他会说“人话”。有趣的是，《晓说》的名字来自曾被许知远发文痛斥的韩寒，这个名字替代了高晓松的“闲得蛋疼”。
《晓说》第一季在优酷仅播出一年就获得了1亿的播放量，前两季结束时，总播放量达到了5亿。这个靠一张嘴意外成功的脱口秀节目，为高晓松带来了大量圈外非文青的粉丝。
那两年，优酷正在经历巨变。土豆网在2012年退市后，双方期望通过合并来遏制亏损并保持独立发展，不想像爱奇艺、PPTV、56网那样委身巨头。但由于两家内容过于同质化，且王微带领一部分团队成员出走，这次合并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积极作用。
但高晓松却因为两季《晓说》名声在外，在那个视频网站激烈争夺优秀资源的时期，挖角是规避不了的事情。据高晓松的回忆，当时有五家企业来找他谈合作，但最后他选择了唯一不是上市公司的爱奇艺，两者的相识也相当甜蜜。
同为清华校友的龚宇曾经在《晓说》第二季还没有完结的时候，就和高晓松在丽都饭店附近的酒吧见过面。但最终促成合作靠的是马东，他和高晓松在《汉字英雄》中就曾有过合作，被高晓松看作“哥们儿”。而古永锵在两次挽留之后，选择了理解。
在走之前，高晓松给在腾讯和阿里之间举棋不定的古永锵说，“你跟小马（马化腾）合作是它给你流量，你跟大马（马云）合作是你给它流量。”
高晓松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其实分得清什么是生意，什么是自我坚持。即便在节目中自嘲“不是一个太成功的商人”的许知远，也知道将单向街书店裂变为单向空间、单读、单厨等等，并尝试和腾讯合作做视频节目试图破圈。而作为单向街书店攒局人之一的吴晓波，当然就更懂了。
但是，懂生意不代表会完全向资本低头。三年三季共112期的《晓松奇谈》截止2016年底，就已经给爱奇艺带来了高达9亿的播放量，并且成了当时网综脱口秀的标杆。但是，高晓松在爱奇艺的最后一年并不开心。直接导火索当然是《晓松奇谈》的加拿大系列，平台、赞助商、高晓松三方激烈交火，高晓松与平台的不和也公之于众。
此事其实并非因为某一期或某一件事，而是高晓松在《晓松奇谈》内容上的创作自由度受到了资方的掣肘，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当初，高晓松为了保持自由度，选择不要分成，但依然没有阻止上述情况的发生。
此外，还有一件事大概也会让爱奇艺所介怀：2015年7月，高晓松、宋柯、何炅加入阿里音乐集团，高晓松任董事长。高晓松称自己是自由的知识分子，所以“六国封相”这种事在他那里并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创作得不到尊重才是。
曾经的阿里音乐三巨头：高晓松、宋柯、何炅
所以，高晓松离开的比较决绝，不仅《晓松奇谈》收摊，《奇葩说》也正式退出。
当然，即便重新在优酷支起《晓说》的摊子，高晓松依然保持着他的那份自由。不仅在蜻蜓FM上连开《矮大紧指北》《晓年鉴》两档付费节目，还在东方卫视开了一档《晓松说》。阿里和优酷显得比较大度，其原因之一当然是高晓松自带流量且能创造流量。
如果把许知远、吴晓波、高晓松这三位踏入巨头门庭的知识分子放在一起比较，高老师应该是三者中既名利双收，又几乎没有污点的存在。
虽然把阿里星球做失败了，并且卸任了阿里音乐的董事长一职，但他仍然是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的主席，统筹着阿里文娱全球的事务，偶尔靠刷脸负责阿里“双十一”晚会。
许知远就比较惨了，《十三邀》给腾讯带来了超过7亿的播放量，但却给他带来了不少争议甚至骂声。好在，他比较享受这种状态，不被理解才是一个称职的知识分子。而吴老师存在感比较弱，讲讲经济写写书，只在年末开一次年终秀，做预测什么的比罗振宇“贩卖焦虑”要安全的多，能赚钱就不要太高调。
向互联网“屈服”
知识分子和巨头的结合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许知远在对谈李诞的那期节目中曾表示，自己做《十三邀》的目的，是防止自己陷入那种封闭的自洽中，同时也对外面充满好奇。但显然他不理解外面的人喜欢什么，而且自己也并不适应。
如果你有看过《十三邀》往期有关二次元、姚晨、李诞的那几期就会发现，他都在其中说过“我不知道聊什么”这句话，完全没有采访白先勇先生时的那种兴奋感。他抗拒流行文化以及委身其中的人，但互联网代表的恰恰是流行文化。所以，当马东以“我们曾精致过吗？”反击、李诞反解构许知远时，反对者会感觉出了一口恶气，更加坚定的把迂腐、拧巴的标签扣在许知远的头上。
和高晓松不同，许知远把知识分子所有的好与不好都表现的过于清晰，在节目中“不说人话”、哀叹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毫不掩饰对娱乐/互联网/综艺的鄙夷，称这些是花花绿绿的东西。
高晓松也保持着那份知识分子的傲气和坚持，不同的是，在“互联网化”的过程中他选择只说那些大众能听懂的东西，只玩那些能挑逗大众神经的自拍。许知远却选择了无视骂声反复出圈入圈，在网络视频节目中大谈人类未来，在谈人类未来之余，去薇娅的直播间卖货。
许知远在后来的演讲中解释：从来没有在微观世界里，看到一个能量场是这样运转的。
普通人当然不关心能量场是什么以及怎么运转，但他们大概率会和吴晓波一样在卫生间笑了3分钟。此次许知远进入薇娅直播间的关注度，不亚于高晓松进入李佳琦的直播间。你看，许知远其实知道如何创造网民感兴趣的内容，他只是想表现出自己的那份“笨拙”和偏见。
相比之下，高晓松的做法就更细腻，他本身就成长于流行文化，同样经历过圈子里大师（师从黄小茂）的熏陶，比许知远更容易和这个世界和解。
所以他可以在节目中、微博上插科打诨，口落悬河，也可以和针锋相对者一较高下，甚至毫不掩饰对明粉及明朝的不喜。你可以把这种和解理解为妥协，就像曾经流浪在上海街头的沈巍大师，最终选择住进五星级酒店成为一名网红。在妥协之外，高晓松给自己留了杂书馆和晓岛两块自留地。
这种情况并不是许知远、高晓松等少数几个人就可以改变的。在《晓说》的最后一期，高晓松就曾说，他到70岁之后才会考虑拍电影，那时候自己才能做到无所畏惧。现阶段整个市场和创作环境都充满了妥协，没有偏见，所以产生不了大师。
他其实和许知远表达了同一个看法，但是许知远所说和所做不仅“赚不到钱”还不会落个好。
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即便做不到高晓松那样出将入相，也不会做许知远那样的刺头，而是选择了著书立作这种最朴实的方式。
吴晓波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大概只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腾讯传》等几部作品，但俨然已坐实了自己作家的身份。只不过，作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要么甘于寂寞四五年写一部《三体》，要么做自媒体，玩流量。商人气息更重的吴晓波当然选择后者，甚至想凭借20亿的估值上市。
如果，柳传志当初没有否掉自己钦点的迟宇宙执笔的《联想局》，迟宇宙大概不会和吴晓波一样去做“商业人物”，而且靠《真相：杨元庆是XXXX》《并肩而战？别天真了，这是王石一个人的战斗》等多篇10w+打出名声。他大概会像过去十几年一样每两三年换一个安身之所，或者在联想的庇佑下搞点事情。总之，不会和联想正面对决。
迟宇宙曾在采访中说，自己用最好的年华思考本土最有价值的企业和领导人，柳传志是他的贵人，他虽“废”犹值。
他或许感激柳传志的伯乐之恩，但大概对联想没什么感情。
在《晓说》刚刚出现的那几年，出现了一个叫做“知识付费”的小风口。按理说那应该是知识分子得以在互联网时代，光鲜亮丽生活的一个机会，可最后只有高晓松、罗振宇、窦文涛、梁文道这样的人尝到了甜头。
看来，不管是不是委身巨头，知识分子想依靠互联网生存，口才和知识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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