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不置房产，如果估衡他的家产，可能以藏书最有价值。古都北京书业发达，胡适嗜书如命，说他有书癖应不过分。胡适的书生本色自然体现在他读书、著书、购书、藏书这一流程上。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他读书、著书这两个环节，以估衡他的思想、学术成就，其实购书、藏书作为他的学术前史或学术资源也是胡适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胡适的书信、日记，我们可以获知他在北京逛书店、购书籍的线索和记录。北京琉璃厂是驰名中外的文化街，书肆、古玩店、字画店、笔墨店、纸店、刻章店等各种文化商店云集于此，这里自然是胡适常去之地。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七日胡适致信母亲：“今天上午做了一个上午的讲义。十二点钟到城外去，有朋友请吃午饭，喝了差不多两斤花雕酒，酒很好，有点醉意了。回来时到琉璃厂去看了几家书摊。”（《胡适书信集》上册，127—128页）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胡适逛琉璃厂记录。但当时胡适来北京已半年，似乎应该不是他第一次去琉璃厂。
一九二〇年胡适所留《日程与日记》，记载简略，购书记录很少，且寥寥几字而已。一月三十一日“买书（《学海》），开文”。三月一日，“剪发，买书”。三月十日，“琉璃厂看书”。四月二十二日，“市场买书”。此处的“市场”可能是指东安市场，位于王府井大街，是北京最为繁华的市场，书肆亦多。四月二十四日，“琉璃厂买书”。
一九二一年的日记开始记载详细，买书记录随之增多。五月十四日“到劝业场看书摊，没有寻着什么书”。劝业场位于北京正阳门西南侧大栅栏廊房头条，为北京第一栋大型综合性商业建筑，建于一九〇五年。五月十九日，“买得《明进士题名碑录》七册，《清进士题名碑录》（至光绪丁丑）七册，价四元。又买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零本八巨册，乃早年印的，烂板极少，价仅一元半，甚可宝。买得清代《御史题名录》，满二册，汉三册，价一元半，起清初至光绪二十六年。此书极有用”。五月三十日，“买得一种一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六月六日，“买得商务影印的宋本《庄子》。此书前六卷为南宋本，有陆德明《音义》。后四卷为北宋本，无《音义》”。六月九日出现了购书赊账的记录，“这两天共還书店债乙百二十元（镜古四十，文奎四十，带经二十，松筠二十），现在只欠乙百块钱的中国书债了。这个端午节，还亏三日政府发了两个半月的钱。今天亚东又筹了乙百元给我，更不愁过节了！”六月十三日，“买得仪征汪廷儒编的《广陵思古编》二十九卷，乃是扬州一府的名家遗文，内中颇有好材料”。七月二日，“买得清宗室□（嵩山）的《神清室诗稿》三卷”。七月十一日，“到琉璃厂一走，天太热，不能多看书店”。九月十七日，“下午开会后，与叔永同去琉璃厂看书店，没有买一部书”。
一九二二年二月五日，“四点到琉璃厂的火神庙逛书市，买得《瓯北集》一部；到劝业场买得小说三部”。二月九日，“买得一部万历板的《王龙溪集》，价三十元”。二月十一日，“今日是旧历元宵，为火神庙书市的末一日；我去逛了一遭，买了几部书：《烟画东堂小品》十二册，似是南陵徐氏刻的”，价十二元。“《唐三藏取经诗话》残本一册，罗振玉影印的”，价一元。“《〈儒林外史〉评》二卷，二册”，价一元。《四书或问》，价一元。“《陆桴亭遗书》二十二种，二十册”，价五元。“刘安世《尽言集》十三卷，四册”，价一元半。“柳荣宗《说文引经考异》十六卷”，价一元半。火神庙位于地安门外大街万宁桥西北侧，什刹海东岸，是一座道教正一派宫观。五月三十一日，这是胡适难过的一天，据其日记载：“今天是旧端午节，放假一天。连日书店讨债的人很多。学校四个半月不得钱了，节前本说有两个月钱可发，昨日下午，蔡先生与周子廙都还说有一个月钱。今天竟分文无着。我近来买的书不少，竟欠书债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处借了三百元，今天早晨我还没有起来，已有四五家书店伙计坐在门房里等候了。三百元一早都发完了。”北大拖发教员薪水，以致胡适出现暂时付不起书债的情形，这天成了他难过的鬼门关。六月二十七日，“前日买得一部嘉应州杨掌生的笔记四种：（一）《长安看花记》，（二）《辛壬癸甲录》（道光辛卯至甲午，一八三一至一八三四），（三）《丁年玉筍记》（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二），（四）《寐华琐簿》。总名《京尘杂录》，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同文局石印。四种皆记北京男娼的事，中多史料，文笔也不坏”。九月九日，“到中华书局，又到商务印书馆参观新屋，孙伯恒引我参观一遍”。“买得上海新印出的《曲苑》一部，内有《江东白苎》四卷，是明人梁辰鱼的曲集，其中小令也有可看的，但不如元人小令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在琉璃厂分别设有分支机构，胡适与这两家出版社关系密切。十月五日，胡适记录了自己的书账：“这一个节上，开销了四百元的书账。南阳山房最多，共二百七十余元，我开了他一百六十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南阳山房具体地址不详，胡适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中称：“《四印斋王氏所刻宋元人词》（王鹏运编刻）原刻本，板存北京南阳山房。”这无疑是一家在北京开设的书店。十月十八日，“饭后去看后宰门的书店，只买得石印的李文田的《元秘史注》及洪钧的《元史译文补证》，价六角”。十一月五日，“饭后到商务印书馆买书”。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东安市场去买棉鞋，便中买得任公的《王荆公》一册，偶一翻阅，见他称引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买书：李见罗《正学堂稿》四十卷，十元”。十二月十八日，“买书：陈栎《定宇先生集》十六卷，廿五元”。十二月十九日，“买书：石介《徂介先生全集》二十卷，六元。此为足本”。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钢和泰介绍一个蒙古人来。此人带有藏文《大藏》之《论藏》全部，我想代大学买下来。他索价一千四百元，我还他八百元。不成而散”。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胡适重返北大后，因事务繁忙，平时闲逛琉璃厂的时间大为减少，购书地点多改为厂甸。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游厂甸，见初刻本《恕谷后集》，每篇有评语，是‘四存’本的底本。没有买得，颇怅怅。买得一部合信氏《全体新论》，与哈士烈（赫胥黎）的《体用十章》”。三月一日，“下午，逛厂甸，买得《恕谷后集》，甚喜。还买了几部小书。有一部是桐乡陆以湉的《冷庐杂识》，凡八卷，成于咸丰六年。偶尔翻看，颇多有用的掌故”。厂甸位于琉璃厂海王村，每年正月初一到十六在这里举办新春庙会，是老北京最热闹的新春庙会，春节期间胡适常到这里来逛庙会和购书。
一九三五年四月三十日，“买得《史子朴语》，作者史朴夫，名弥大，史浩的儿子”。
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与毛子水同去逛‘厂甸’，天已晚了，买了几本书”。二月二十四日，“与子水同游厂甸，只到土地祠一处，买了一些杂书：朝鲜本《朱子百选》（朱子的书札）、《宋词钞》（山阳王宫寿选）、初刻本江永注《近思录》《诸子文粹》《左文襄公家书》、杨守敬《晦明轩稿》、刘蕺山《人谱类记》《千唐志斋藏石目》《历代法宝记》（金九经印）、广百宋斋《封神演义》”。这是胡适最后一次逛厂甸的记录。
胡适真正花大价钱购买古籍是在一九四六年。这时他正研治《水经注》，尽力搜购《水经注》各种版本。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适日记载：“今天偶然检出孙子书先生（楷第）去年春夏间代我收买《水经注》的账单一纸，抄在下面，作为物价史料。”计有邃雅斋全校本《水经注》、来薰阁《大典本》等七种版本、富晋书社谭刻、赵本（初刻）、文渊阁章刻赵本等三种版本，共十三个版本。为纪念北大五十周年校庆，胡适利用自己搜购的这些《水经注》版本，主办了一个《水经注》版本展览。在展出的四十种《水经注》版本中，其中有二十一种出自胡适的收藏。
综览胡适在北京（北平）购书的地方有：琉璃厂、厂甸、火神庙书市、劝业场、东安市场、镜古书店、文奎书店、带经书店、松筠书店、后宰门的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从胡适的藏书看，购书应远不只上述这些，他更多的购书疏于记录，故不见载。《胡适藏书目录》（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他离开北平留在家中的中文图书分为两部分：普通图书、线装图书。普通图书从编号一到二九四八，相当一部分为个人、机构赠送，或为胡适参加各类活动的公务用书，真正为胡适自购的图书并不多。从赠书数量之多可以看出胡适在学界地位之尊，结交之广。因为是赠书，故书类繁杂，说不上什么系统。线装书从编号二九四九到五九四一，除了少数民国版的线装书是朋友所赠外，绝大部分都是胡适自购，其中以清版古籍居多，明版古籍不过二三十种（里面若干种系从日本购得），线装书的内容如按传统分类，经、史、子、集均有。按学科分类则集中于文学、史学、哲学，均为胡适为应对自己写作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典小说史、白话文学史使用。罗尔纲和石原皋在他们的回忆中都谈到胡适的藏书，罗先生对石的回忆虽有辩驳，但都认为胡适购书主要是为研究应用，这并不为错。
胡适购书、藏书太多，自然存在一个清理、摆放的问题。起初，胡适常常亲自动手，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下午“整理书”。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下午，整理书籍，把哲学史料的书分类归架。此事不易做，做了半日，还没有完”。十一月四日“整理书”。后来请人帮忙。胡适在北京四次搬家，其中第二次搬到陟山门，第三次搬到米粮库，都是由胡适族弟胡成之和石原皋整理搬运。石原皋回忆起搬运过程时说：“胡适的图书，大多数是在北京收购的。”“我们事先将书架的书和它们的位置都记住，装在一木箱内，每个箱，编了号码，搬到新居后，依次打开，照原样放置。”（《闲话胡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110—111页）租房越来越大，当然是与胡适的收入增加、对生活的要求提高有关，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胡适的藏书快速增加，对书房的扩充需求有关。他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五日添租钟鼓寺十五号房屋时已提到这一点，“房屋稍多，可以多添几个书架了”。整理书籍可是一件消耗体力的工作。这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五日胡适完成例行的事务后，“整理书籍，颇有成效”。但整理书籍时因体力不支，导致身体不适。“病来了！十五夜觉左脚酸痛，理书时竟不能久站；细看痛处在左脚踝骨里面，面上有点肿。”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胡适致信钱玄同，说到自己乔迁新居—陟山门大街六号，藏书尚没整理好的窘况：“隅卿借《国子先生集》，我一时竟检不出来。你知道几万卷书被别人替搬动了之后检书真有多大的困难。这部书因为我不很看得起它，所以翻得一些材料之后就搁置了，书头也没有写，所以更不容易找。”到北京不到十年，胡适就号称收藏“几万卷书”，可见其搜书、购书之勤。
一九二六年胡适一度离开北京出访欧美，他的大部分物品仍存放在北京，其中书籍基本上没有搬走。胡适回到上海教书，需要提取存放在北平的书籍时全凭自己的记忆，胡适称为“视觉的心”：
我以前在中国公学当校长的时候，人在上海，书在北平，由一位在铁路局工作的族弟代我管理的。我要什么书，写信告诉他这部书放在书房右首第三个书架第四格里，是蓝封面的，叫什么书名。我的族弟就照我信上说的话，立刻拿到寄来给我。我看了的书，还是在左边的一页上，还是在右边的一页上，我可以记得。这个叫作“视觉的心”。（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四年版，238—239页）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三十日胡适重返北平，定居米粮库。第二天即开始清理物品。十二月一日，胡适惊喜地发现：“理北京存件中，理出任公、宗孟、廖仲恺、朱执信、沈玄庐、李守常诸死友的信，甚喜。又理出我和独秀争论《新青年》移北京编辑事的来往信件一束，此事甚有关近年思想史，我几乎记不起此中曲折情形了。”这是一次意外的收获。十二月二日，“与尔纲理北京存书，至深夜始已”。罗尔纲也忆及他随胡适一家到北平后，帮助打理胡适藏书的情景：“我初到北平的工作，是整理适之师的藏书。适之师的藏书，一部分在上海，一部分存在北平。上海的运来了，北平的也要开箱。在书房前的大厅上，纵横的陈列着约二十个书架，适之师指点我把那些书籍分类放在书架上。”（《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13页）南北藏书合为一体，胡适坐拥书城，生活、工作渐入佳境。曾造访过胡宅的知名记者徐凌霄对米粮库四号做过如是描述：“紫城之北，景山之右，风物清妍，境地幽僻。有山林之佳淑，无车马之烦喧。博士之居在焉。名园清旷，大可十余亩，弥望皆奇石短松，饶苍古之趣，遥望红楼一角。”“层楼广厦，多用以庋藏典籍，约百余架，周密严整，或如墉垣，或如画屏，古所谓‘坐拥书城’今乃亲见之。西装书分量之重与线装书版本之大，并足以见搜罗之富，书味之浓。”徐凌霄很诧异这么多书，胡适如何从上海搬来？胡适答曰：“吾在沪时，只择手头缺用小部分向平寓索寄。及返平，又并在沪所添置者携回，海关过磅，已一万五千斤矣。视平寓所储，犹什一耳。”在外人看来，这是一处能够体现胡适身份的真正理想的大师级学者豪宅。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适的藏书打包装箱，运到天津，保存在浙江兴业银行仓库，“幸而浙江兴业银行保管得好，没有遭受损失”。胡适虽远隔重洋，但对自己的藏书的保管、托运极为关切，胡适在写给江冬秀的信中多次交代她如何处理。他的藏书先交竹垚生存放在兴业银行分仓库，有一册长达三百多页的书单。一九三九年七月将其中的手稿、日记、文件装成十五箱托人运往美国，运费为一千多元。而江冬秀的信则透露，胡适的藏书起初装箱六十九箱，放在兴业银行分仓库，每月需交二十元租金。一九四六年夏，胡适回到北大，这些图书又跟着他搬到东厂胡同一号。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胡适匆匆搭机离开北平，未及带走自己的家私，只是随身携带两本书稿：一本是他父亲胡传遗稿的清抄本，一本是乾隆甲戌本《红楼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按照胡适一九五七年六月四日立下的遗嘱，他存放在北平交由北大图书馆保存的一百零二箱書籍遗赠给北大图书馆。胡适藏书渡过重重劫波，如今存放在北大图书馆“北大文库”，这样的归宿也算是对逝者的慰藉吧！（欧阳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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