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努力读书走向仕途，一直都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重要出路。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实行，知识分子突破了门第的限制，官职不再是名门望族的专属。这对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诱惑。他们都希望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也产生了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八股取士制度的实行，使他们渐渐变得自私、虚伪、迂腐。《儒林外史》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塑造，表达了作者对这一制度的批判。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明太祖朱元璋登上帝位以后，经过元代游牧民族对科举制度的闲置，又重新恢复并发展了科举制度，并达到了鼎盛时期。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主要是八股文，考试的内容也局限在四书五经。八股文作为一种文体，对明清两代的许多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考试的制度，却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文人士子只把自己读书的范围局限在四书五经，视野狭窄，以至于读了一辈子书的范进连苏轼都不知道是何许人也。
八股文的内容是“代圣人立言”，这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手段，应试者站在圣人的角度，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来写文章，文章中不可以有自己的见解。统治者思想灌输的目的不是培养文学家，也不是培养学问家，而是他们训练驯服统治工具，选拔合格官僚，纵观五百年的八股取士史，统治者的目的达到了。八股取士制度的实行，使明清时代的读书人大大增多，而读书人得以仕进的机会减少，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考科举。他们甚至花大半生的时间在科举考试上和从事八股文的研究。参加考试和研究八股的人大半生的时间都把自己作为圣贤，儒家的思想也深深浸入他们的灵魂，禁锢他们的思想。而由于生活所迫，他们对传统名士的原则和信仰便不再信奉了，他们把科举考试当做自己取得功名利禄的唯一途径，这成为他们人性异化的主要原因。
而《儒林外史》主要写了三大类的知识分子，从而达到它批判的目的，一类是迂腐的儒生，一类是投机倒把，虚伪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类就是真名仕。
迂腐儒生，他们思想僵化言行荒诞这类人以周进和范进为代表，他们两个是走科举荣身之路的典型代表，二人都是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应考，一直到了五六十岁还是个童生，周进只能靠教书维持生计，还受尽那些秀才举人的侮辱，后来终于中举中了进士后来成为了广东学道。范进也是这样，二十岁开始考了三十年，后被周进同情，二人的经历相似才让他中举，中举后喜极而疯。从二人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们都视读书如命，为了追求功名不惜穷极一生，受尽屈辱。“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在他们的心中根深蒂固，不成功便成仁，万一一生不成功，那么他们这一生活的就没有意义了。他们科考成功以后外人对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前侮辱他们的人纷纷前来巴结他们，受尽岳父谩骂的范进也来给他送酒送肉，瞬间癞蛤蟆变成了文曲星下凡尘。
受八股文毒害的还有马二先生，他是个封建文化牺牲者比较典型的一个形象，他心地善良，将自己的银子送给穷苦人家，办理后事，虽然慷慨，但是生活清贫，虽然善良但是深受封建文化的毒害。他热衷于追求功名，但是每次都和功名失之交臂。宣传他的八股文选本，苦口婆心劝别人去参加科举考试，多次劝匡超人去参加考试。他把考试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马二先生不仅仅是小说的人物形象，也是明清时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他甘愿并且乐于做封建文化的牺牲品。有处细节描写真是反应了他中毒之深，游西湖的时候，他不在乎西湖的美景，不在乎形形色色的小吃，不在乎美貌的女人，只担心他的八股文选本的销量如何，人最基本的情怀都没有了，甚至‘’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在他心里生了根。
投机虚荣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主要变现为为了得到功名不择手段，只是当做追求富贵的工具，这类人主要以牛浦郎和匡超人为代表，还有一批假名士。
牛浦郎本来是个老实人家的孩子，因为喜欢读书，僧人就喜欢借给他书看，但是他却趁老和尚的不在，盗取了牛布衣的诗集据为己有，抛弃妻子，气死了祖父，独自靠着这本诗集去投靠西湖名仕，骗术也更加高超。除此之外还有个匡超人，本来是个朴实善良的人，遇见了马二先生，受到了影响，要走科举荣身的路子，后受到了知县的提拔，中了童生又中了秀才，但是他也潜移默化地变了，忘恩负义，吹牛说谎，弄虚作假，变得卑鄙无耻起来，自己也分不清自己说的话是真是假，开始对自己恩师马二先生的文章评头论足。通过对匡超人的描写，形象地剖析了在科举制度下的人性的扭曲。八股取士制度的实行，成为了知识分子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但是知识分子早就失去了自己原本“修身，养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他们变得道德沦丧，只顾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制度下思想被禁锢，智能被腐蚀，道德被败坏。
言清行浊的假名仕，这一部分主要存在于三个地方，一是湖州莺脰湖，二是杭州西湖，三是南京莫愁湖，他们也是一群虚伪的人，自己受到八股文化的影响，也想要走仕途的道路，但是无奈，总是与高中无缘，科场失意，但是不甘心，还以名士自居，表现的很无欲无求的样子，他们还经常搞一些名士的聚会来提升自己的名气，附庸风雅，但是最终目的也是名利。
真名仕这部分作者着墨不多，但是却是作者的一种寄托，一种理想。这部分人主要是以王冕和杜少卿为代表。王冕是小说开场就出现的人物，他是个性格比较孤傲，清高的人，他鄙视权贵，醉心于自然，是个陶渊明式的人物，他是个博学多才的智者，但是却不屑于做官，他所追求的是那种魏晋风流，喜欢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面对官员的接见，他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拒绝，他是吴敬梓眼中的完美知识分子。作者心目中第二个理想的完美的人便是杜少卿，他是杜慎卿的弟弟，与杜慎卿虚伪的假名仕形象不同，他可以说是寄托吴敬梓理想的真名仕，他虽然出身于官宦家庭，但是却看不上科举之路，视科举功名为粪土，面对朝廷的征辟，他和求之不得的那种知识分子不同，他则是退避三舍。和王冕追求自然生活不同，他还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他对待妇女主张也是平等待人，尊重女性地位，对待自己的妻子是平等的，他还拒绝纳妾，主张一夫一妻制。
作者对于真名仕的刻画，表现了自己的理想，通过真假名士的对比，也更加有批判性，在封建末世，文人无法独立思考而变得迂腐僵化，人格也渐渐扭曲，作者在抨击八股制度的同时，也表现了自己对于深受八股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们无限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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