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图腾》，作者：姜戎
陈阵和他的来自于北京的青年朋友，因为狼的缘故和牧民融为一片。但是，他们无法阻挡来自于农耕文化和文革时期的错误政策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他们首先用现代武器杀狼，将仅存的狼驱赶到边境外。进而，大片的开垦草原土地。几年以后，草原上鼠害横行，大片的草原沙化。在作品的最后，也就小说的尾声，来自于蒙古草原的沙尘暴已经遮天避日地肆虐北京，浮尘甚至飘过大海，在日本和韩国的天空游荡……
人类失去的不仅是草原不仅是狼，真正失去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观；失去的是中华民族早期的图腾：自由、独立、顽强、勇敢的精神、永不屈服、决不投降的性格、意志和尊严。这是《狼图腾》的主题和作家悲怆的呼唤。
《三体》，作者：刘慈欣
作为一个技术狂的刘慈欣，在小说中将他笔下的星球一遍遍地摧毁，又一遍遍重塑。人类挣扎在他的目光下，试图在他冷酷的理性思维中寻找最后一丝丝希望。刘慈欣在《三体》中显然戳破了某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温馨梦幻。常识和逻辑在刘慈欣的小说里不是失效就是扭曲了。然而不得不承认，他这种技术狂特有的冷酷具有非凡的吸引力。更关键的是，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可能误打误撞地触及人类最核心的秘密。刘慈欣在《三体》中似乎是第一次如此尽情地描绘人类终结之时的场景。这一次他彻底沉入到末日景象之中，并从中找到了力与美，体悟到人类悲剧的深刻性。
《废都》，作者：贾平凹
“无家可归”可以说是《废都》里所有人物的精神走向和最终结局，尤其是几位女性，她们或原本生活在乡下，属于农民工进城的一族，或虽然生在城里，但居住于城市的边缘，来自市民阶层的最底层，她们的精神始终在城市里漂浮而找不到归宿。以唐婉儿为例，她老家在潼关，与周敏跑进西京城不过是露水夫妻，而与庄之蝶的艳遇也只能是片刻的欢愉，最后还是被第一个丈夫抓了回去。来自陕北的小保姆柳月，为了实现唐婉儿实现不了的愿望，就只好牺牲爱情委身于权力。贫民窟女子阿灿在与庄之蝶做爱之后的表白，道出了三位弱女子共同的心理：“我太激动，我要谢你的，真的我该怎么感谢你呢？你让我满足了，不光是身体满足，我整个心灵也满足了。你是不知道我多么悲观、灰心，我只说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完了，而你这么喜欢我，我不求你什么，不求要你钱，不求你办事，有你这么一个名人能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就又产生了！”用得到名人的“喜欢”来消除自卑感、满足虚荣心，说明她们的精神处境和精神追求何等的可怜和可悲。不过反过来讲，她们眼里的所谓名人不也都活得既可怜又可悲吗？庄之蝶众叛亲离、弃家出走；龚靖元神经错乱，吞金自杀；阮知非遭黑社会绑票，双目失明；汪希眠被官府查办，身陷囹圄；孟云房沉迷于古代方术走火人魔，不能自拔。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
《白鹿原》的寻根主题主要是精神和心灵的寻根，带着对精神中“真”的追求写出儒家文化的精髓，并通过文本中人物的个性描写，来宣传中国文化的深刻价值，表达自己“寻根”理念。作者的寻根性思考，并不仅仅停留在以道德的人格追求为核心的文化之根，而是进一步更深刻的揭示出传统文化所展现的人之生存的悲剧性。《白鹿原》在以关中人生存为大的文化背景下，展开了一系列的人物活动，粗野朴实的乡村习俗、慎独隐忍的儒家精神，则透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体现出来。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平凡的世界》是用温暖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讴歌普通劳动者的文学作品。与《人生》相比，《平凡的世界》更具有人性的高度，作家把苦难转化为一种前行的精神动力。描写苦难的新时期作家不乏其人，但真正把苦难转化为一种精神动力的作家却并不多，路遥当属其中之一。这部小说在展示普通小人物艰难生存境遇的同时，极力书写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美好心灵与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作品中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青年人，但他们自强不息，依靠自己的顽强毅力与命运抗争，追求自我的道德完善。其中，孙少安是立足于乡土矢志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而孙少平是拥有现代文明知识、渴望融入城市的“出走者”。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中国社会普通人人生奋斗的两极经验。
陈忠实说：《平凡的世界》是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最受老师和学生喜爱的新课标必读书。
《丰乳肥臀》，作者：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小说热情讴歌了生命最原初的创造者（母亲）的伟大、朴素与无私，生命的沿袭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在小说中既表现为“种”的生殖与繁衍）。并且在这一幅生命的流程图中，弥漫着历史与战争的硝烟，真实，不带任何偏见，再现了一段时期内的历史。母亲是一种意象符号，是对他作品中“我奶奶”式女人的集合，也涵盖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莫言对民间苦难及其承受者的爱戴、同情和关怀。
《围城》，作者：钱钟书
《围城》一书是钱钟书“锱铢积累”而写成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琐碎的情节。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钱钟书的《围城》果真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因此，读《围城》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只注重情节而忽视语言了，如果那样的话（忽略其言语），《围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围城》里面的精言妙语是这部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也是最值得赏析的地方。
《日光流年》，作者：阎连科
阎连科在《日光流年》的序中阐释了自己的写作目的：“我们来到人世匆忙一程，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甚至也不是为了爱情。真、善、美与假、丑、恶都不是我们的目的。”如此云淡风轻的目的却在写作中完全变了样，作家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在写作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裂。三姓村人在死亡的笼罩下显示出来的不是人性之善，而是赤裸裸的恶。维持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伦理秩序被破坏殆尽，父慈子孝、举案齐眉、兄友弟悌等都不复存在。充斥在作品中的是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亲人之间冷漠甚至互相算计。
《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
“变迁兴衰”、“命运沉浮”，重心落在衰、沉，《穆斯林的葬礼》写的其实就是“玉器梁”一家的悲剧。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小说的悲剧事件大体可以分作三类，一是爱情悲剧：韩子奇和梁冰玉的爱情悲剧与韩新月和楚雁潮的爱情悲剧；新、雁爱情悲剧与韩、冰爱情悲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可看作前者的继续。两者都是男女主人公对自由爱的权利受到韩太太梁君璧身上所体现的伊斯兰传统文化负面的阻遏，当然韩、冰爱情悲剧的原因不止于此。另外，还穿插有韩天星和容桂芳的爱情悲剧，那是由梁君璧身上所体现的门当户对的势利观念酿成的。二是社会悲剧：梁亦清、韩子奇传播、宏扬中国玉器文化事业的壮志豪情，因资本竞争倾轧、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破坏、“文化大革命”摧残而遭受挫败，他们的人生理想不为他们置身其间的社会大环境所容。三是命运悲剧：梁亦清、韩子奇、梁冰玉、韩新月以及参与制造过悲剧的虔诚的穆斯林梁君璧和不是回民族的文化精英楚雁潮——他们在积极探索人生意义和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无不意识到、预感到失败、痛苦、不幸甚至死亡的必然性，但他们不向厄运低头，坚持以坚韧、顽强的意志突围。
《活着》，作者：余华
小说《活着》是余华创作中的分水岭。《活着》展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的死亡过程，掀起一波又一波无边无际的苦难波浪，表现了一种面对死亡过程的可能的态度。活着本身很艰难，延续生命就得艰难的活着，正因为异常艰难，活着才具有深刻的含义。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也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
《妻妾成群》，作者：苏童
苏童以冷静近乎白描的手笔为读者绘出了一个极度可悲的女性生存世界。她们是一群卑微而又可怜的人物，她们的命运如风中之烛、水中之萍，时时都有被吞噬、被淹没的危险。封建礼教、男权主义的压迫，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极其重要的和不可推卸的因素。但是，女性自身的问题也同样不能被忽略。某些时候，对女性的伤害已经不仅仅是社会问题、传统问题，而是人本身、女性自身的问题。
《耶路撒冷》，作者：徐则臣
这部小说塑造了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初平阳、易长安、杨杰、秦福小等人的群像，他们从小在“花街”生活长大，走出去后各自有不同的人生体验，但每个人的心中却也都有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秘密（或曰疼痛），那就是他们的童年玩伴、自杀身亡的景天赐。徐则臣在小说中把他们各不相同的人生经历与“回到过去世界”的书写交织在一起，让读者得以了解并思考“70后”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应物兄》，作者：李洱
《应物兄》围绕程先生的归国和济州大学筹建“太和”儒学研究院一事，作者措置裕如地安排一众知识分子精英登场，在妙思纷集、知识密度很高的对白中，严肃地思考化入伦常日用的儒学之命运，思考思想者在信息与消费主义至上的日常中的自由与担承的问题。小说中描写的三代知识分子在思想结构上大致有一个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变迁，然而即便在第一代知识分子那里，他们对意义的寻求却也要折返到日常生活中。
《长恨歌》，作者：王安忆
《长恨歌》具有多重的主题意蕴，首先，是对浮华人生的参悟。“上海小姐”之名，对王琦瑶其实是她人生的一付无形枷锁，凭借“上海小姐”，先是身不由己而又心怀窃喜地与李主任交往，后来与康明逊、“老克腊”等人的恋情莫不因此而开始，但最终却又因“上海小姐”之名而死于非命。一切都躲不掉“锦绣炯尘”的宿命。
《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中彰显出的不仅是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梦想追求，他们是求生存的底层化的认知世界，他们内心有自己的梦想。吴摩西有的时候会想起罗长礼，那是他的梦。阿弗里德·马歇尔对追求讲了一句非常平淡无奇的话：“人类的欲望和希望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在种类上是多样的；但它们通常是有限的并能满足的。”对于社会整体来说，由于阶层、等级、地位、资源、权势等占有的多样性，形成了追求的多样性。多种社会追求之间以及它们与能进行的追求之间，存在着形式上、本质上的巨大差异，就形成一个个阶层内部空间极大、花样极多的整体追求结构。当下有很多类似的迷茫的人，他们也不停地寻找自己的梦想，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找不到出路，这其实是寻找自我的某个阶段或寻找未得的表现。老汪不停地走路，他做了很多的努力，追寻梦想，然而未能逃避命运!多少人，特别是草根阶层，竭尽全力想要成为与众不同的人，为了自由而艰难地寻找自己，为了突破重重的心灵壁垒找到一个心灵契合能交心的倾谈对象，在复杂冗长、缠绕纠结的生活道路上苦苦挣扎。
《动物凶猛》，作者：王朔
他们逃课、泡妞、打群架，他们由于“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而使自身的动物本能获得了空前的解放； 他们深知自己的未来已被框定于固定的范畴之内，所以他们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前程。“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因此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就只剩下随处发泄的精力、四处寻找刺激的欲望、自以为是的狂傲、随波逐流漂泊不定的心灵；在“我”的世界里，高氏兄弟是山大王、汪若海是贰臣、于北蓓是狐狸精、米兰是交际花；在“我”的心中，家长令人厌恶、学校无聊乏味，而用钥匙入室窥私或顺手拿走不超过十元钱以上的物品，是一种兴趣爱好。也有发自内心的对异性的迷恋，但这种浪漫的感情最终还是被无法控制的兽欲所吞噬。
《鹿鼎记》，作者：金庸
《鹿鼎记》小说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小说写的是主人公韦小宝在清朝康熙年间的种种奇遇。韦小宝除了和天地会、神龙教、王屋派等江湖团体有交往之外，还和康熙年间的各种大事都有交集，有的还甚至是参与者。他也与康熙年间的重要的历史人物，如康熙帝、鳌拜、索额图、吴三桂、陈圆圆等打过交道，甚至诸如顺治帝、李自成等有着生死之谜的人物有交集。韦小宝从进入清朝官场，摸爬滚打数年，已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官场哲学。他市井无赖出身，大字不识几个，有的时候处理事情完全靠自己耍无赖达成，其中也暗合了官场的生存之道，有的情况下是会给严肃的官场带来一种新鲜的感觉。纵观整部《鹿鼎记》，尤其是韦小宝与多隆、索额图、康亲王、施琅等人的交往过程确实有种“官场现形记”的味道。
《黄金时代》，作者：王小波
铺天盖地的性爱描写是《黄金时代》最独特的地方之一，因为这些恣意大胆的文字，当年小说的出版遇到了很多波折。王小波曾说：这本书里有很多地方写到性，这种写法不但容易招致非议，本身就有媚俗的嫌疑。我也不知为什么，就这样写了出来。现在回忆起来，这样写既不是为了招些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性爱是在人的本能的基础上产生男女之间、使人获得特别强烈而愉说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交往，在这个意义上两性世界的和谐与性爱文明的缔建，取决于人类在多大程度上珍视和创建一个成熟、健全的性爱生存境况和发展机制。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作者：张贤亮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系列中篇《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一部分，作者企图通过九部中篇来完整地“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的全过程。
《亮剑》，作者：都梁
小说塑造了一群可歌可泣的英雄群像，展现了这些英雄的悲剧以及其中深刻的意义。他们具有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也毅然“亮剑”。在作者的笔下，李云龙的形象更为深刻，与以前的英雄形象有着巨大的的差别。李云龙之死是小说的浓墨重彩之处，这时的李云龙不但具有着超乎常人的英雄意志和英雄业绩，同时还具备了大彻大悟的英雄的精神力量，他的死亡是撼人心魄的悲剧，是面对更为强大的外在力量的不屈抗争，他以死来肯定生，以他的毅然亮剑来张扬生命的尊严与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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