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儒风大家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对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
五四不仅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精神，一个时代。
以下是五四运动十大人物：
陈寅恪1、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2、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3、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
4、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5、国家可亡，国史不可亡。
6、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7、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点评：陈寅恪学贯中西，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百年难见的人物。
陈寅恪早年在海外求学，不问名位文凭，学识渊博，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民国十八年（1929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碑文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整体现了“五四精神”，可以作为我们读书、求知最好的座右铭，也是教育培养人才应当遵循的原则。
梁启超1、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2、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3、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4、凡做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5、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6、天下事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7、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8、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9、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
10、人之生也，其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11、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12、年轻人啊，你一定一定要很努力，但千万千万别心急。
13、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14、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
点评：梁启超曾公车上书，掀起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可以说，是梁启超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以《新青年》为旗帜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受到过梁启超的影响，所以说他是“新思想”的启蒙者。
蔡元培1、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2、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3、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 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 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4、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
5、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6、学生在学校内，既要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要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预备。
7、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8、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9、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10、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
点评：蔡元培，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曾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为北大定下的教育方针，也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他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重大意义。
陈独秀1、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
2、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3、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4、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
5、宗教之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于人群；然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所短也。
6、道德为人类之最高精神作用，维持群益之最大利器。
7、野心用在占有欲固然不免令人厌恶，倘能用在创造欲上，便是伟大，向上，有志气等同义的名词。
8、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9、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点评：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一代先声，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
陈独秀有很多真知灼见，却也不乏极端言论。书生意气，却又投身政治，一生命运起伏，晚年的陈独秀对自己早年的言行做了反思。
李大钊1、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2、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3、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4、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5、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
6、人生最有趣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
7、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
8、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9、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纯洁、崇高，不要强制他，侮辱他，污蔑他，屈抑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
10、世间最宝贵的就是今天，最容易失去的也是今天，昨天唤不回来，明天还不确实，你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天。
11、人生最高理想，在求达于真理。
12、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13、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
14、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身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
点评：李大钊对言论自由的看法是五四精神的重要表现。他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胡 适1、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2、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3、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4、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5、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6、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7、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8、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9、读书要靠眼到、口到、心到，还是不够；必须还得自己动手，才有所得。做自己必须做一番手到的功夫，或做提要，或作说明，或作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智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10、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11、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12、你们不要总争自由，自由是外界给你的，你们先要争独立，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你仍然是奴隶，你要把你身上蒙蔽你的概念和成见，要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去露出里面他里头很鲜嫩很清的那个劲。
13、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数人。
14、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
15、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16、简单说来，拜金主义只有三个信条：第一，要自己能挣饭吃。第二，不可抢别人的饭吃。第三，要能想出法子来，开出路来，叫别人有挣饭吃的机会。
17、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
18、东方人见人富贵，说他是“前世修来的”；自己贫，也说是“前世不曾修”，说是“命该如此”。西方人便不然，他说，“贫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的结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他们不是争权夺利，他们是争自由，争平等，争公道，他们争的不仅仅是 个人的私利，他们奋斗的结果是人类绝大多数人的福利。
19、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20、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并非全无报酬。历史是一盆黄河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只要人们肯拿出足够的耐心，总归会看到清浊分明的那一天。
21、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22、堕落的方式很多，总结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
23、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24、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点评：五四运动的旗手，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一生坚持使用白话文，写白话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启蒙了一代学人。是五四运动中，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人物。
他在追寻新思想的同时也没有抛弃旧道德，被蒋介石评价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鲁 迅1、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2、中国虽发明火药，却只会用来放烟花炮竹；发明罗盘，也是用来看风水。
3、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
4、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5、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
6、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7、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8、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
9、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10、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
11、从来如此，便对么？
12、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
13、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和事业。
14、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15、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16、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7、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18、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19、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20、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21、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
22、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23、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很充实，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了空虚。
24、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25、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
26、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吧，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象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还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
点评：鲁迅以批判“国民性”闻名，也被誉为“民族魂”。为了拯救民族的精神，他弃医从文，用笔写下他的控诉与批判，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鲁迅是一个有思想，有民族大义的伟大文学家。
钱玄同1、人到四十岁都该死，不死也应枪毙。
2、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
3、一个人，无论事功或学问，总得要干，总得要努力干，不问贤愚，更无问老少。少年固然要努力干，老年因桑榆暮景，更应该趁此秉烛之明努力去干。
4、平坦的路好走，但泥泞的路上才能留下脚印。
点评：钱玄同以“把古书扔进茅坑”“废掉汉字”这些言论名动一时，不免矫枉过正，晚年写信给胡适说，“回思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的材料”，胡适回信说，“实则大可不必忏悔，也无可忏悔。……我们放的野火，今日已延烧大地，是非功罪，皆已成无可忏悔的事实。……此中一点一滴都在人间，造福造孽惟有挺身以肩膀担当而已。”
傅斯年1、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2、须知人格不是一个空的名词，乃是一个累积的东西，累积人格，需要学问和思想的成分很多。
3、我以为办事不必多说，多说有碍办事，一切以事实证明可也。
4、一个人的成就，尤其是有特殊成就的，大多是自由发展出来的，一个学校也正如此。
5、中国学人，不认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
点评：傅斯年曾代理北大校长，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台湾大学的校园内，有个纪念傅斯年的地方叫做“傅园”，里面有口“傅钟”，“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就是为了铭记傅斯年的那句名言，提醒台大的学生，应该把每天读书、睡觉、做事的时间限制在21小时之内，剩下3小时，要用于反省自己的思想言行。
罗家伦1、一个强者要有三个基本条件：最野蛮的身体，最文明的头脑和不可征服的精神。
2、人生在世，不要因生命之数量过多及其容易消逝而轻视生命，不要因生命之时常变动而随波逐流，终至侮辱生命。
3、最纯洁的信仰是对于高尚理想的信仰；他是超越个人的祸福观念的。生前的利害不足萦其心，生后的赏罚也不在其念。
4、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如此之大，凡是物质的力量透不进去的地方，知识的力量可以先透进去。知识的力量透过去之后，物质的力量，就会跟着透过去。
5、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
点评：罗家伦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
他第一个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罗家伦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一生以从政、教育为主。南京大学今天的校训“诚、朴、雄、伟”，也是由罗家伦所提出。
附：五四运动的三大"领袖"作者：李新宇
原载《东方历史评论》
回到历史现场做些盘点，五四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学生领袖，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三个人：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
1、“我们的总理”段锡朋讲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第一个就讲段锡朋，一些人可能不大习惯。因为到目前为止，出版物还没有哪一种是这样讲的。
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三人的命运是一样的，都是现代史上的失踪者。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教科书基本上依然如故，但由于知识界出现的回望热潮，傅斯年、罗家伦很快与胡适等人一起浮上水面，在一些读者面前不再是陌生人。段锡朋的情况却有些不同：一是他没有留下著作，二是他从事的工作与知识界关系不大，三是他与这些年走红的历史人物少有关联。如此一来，他的名字就依然比较陌生。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当代人对历史的认识，甚至一些严肃的学者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也往往只是恢复了傅斯年和罗家伦的历史地位，而段锡朋即使被提到，也是列在他们之后。但在事实上，五四运动的第一号学生领袖不是傅斯年，也不是罗家伦，而是段锡朋。
回到历史现场，考察当时人们的看法，段锡朋的领袖地位是公认的，也是无疑义的。罗家伦也是公认的学生领袖，但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发生五四运动的因素甚多，此地不必讨论，可是当年在知识青年群中始终其事的实际领导者，除了书诒——段锡朋——而外，没有哪一个当得起这名称。” 傅斯年也是公认的学生领袖，但据罗家伦的说法 ，在当时的同学和朋友中，他与傅斯年最亲近，而傅斯年最佩服的却是段锡朋。
段锡朋的领袖地位之所以无人能比，还在于他实际承担的领导职务：一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他已经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二是在五四运动之中，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会长，又是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会长，同时又是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这些职务，傅斯年和罗家伦没有担任过，别的人更无法与他相比。
那么，段锡朋这颗学运之星是如何升起的呢？我们不妨做一些简单的考察。
段锡朋是江西永新人，生于1896年，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一般传记说他是1916年考入北大法学科，但这是不对的，因为五四运动爆发时了在法学科是事实，但1916年考入北大时，进的却是商科。是因为蔡元培掌校后调整系科，他才被划入法科。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段锡朋已经是北大学生干事会的总务主任。他的这种领袖地位是在一年之前形成的。
那是1918年5月，北京爆发了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运动的起因是中日两国签订《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回国抗议，北大学生起而响应。5月20日晚，北大学生集会，决定第二天与工专、法专、高师等院校一起赴总统府请愿，要求大总统不要在条约上盖印。5月21日上午，各校学生来到总统府，在会客室前要求见总统。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王志襄、步兵统领李阶平等接见学生，劝他们回校，学生不答应，冯国璋只好亲自出来会见学生，并与13名学生代表交谈。这13位学生代表中有北大的5位：段锡朋、雷国能、易克嶷、方豪和许德珩。
据天津《大公报》1918年5月22日报道，面对学生的质问，冯国璋耐心地做了解释。他让人找来条约原件，一条条读给学生听，然后告诉他们：这份条约“非正式条约”，“非如外间所传为亡国条件”，为了国家的利益，这条约还是应该签。结果是总统成功地说服了学生，学生比较满意地离开了总统府。正是在这次运动中，段锡朋和罗家伦都成了引人注目的领袖人物。
这次运动之后，学生成立了国民爱国社（稍后改为国民救国社），段锡朋是负责人之一。到1918年10月，在学生救国会的基础是组织《国民》杂志社，邓中夏、许德珩、周炳林任杂志编辑，谢绍敏任调查股主任，张国焘作任总务股干事，段锡朋任评议部议长。1919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学生干事会，段锡朋成为领导人之一。
至1919年5月3日，蔡元培接受汪大燮等人的提议，要依靠学生的力量督促政府拒绝签约，找来的学生领袖中，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都是新潮社成员，国民社只有一个段锡朋。但是，5月3日晚上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却是段锡朋。会议开始之后，才根据当时流行的做法，首先推选本次大会主席。然而，在这次会上，他又被推举为5月4日天安门广场集会的主席。因为5月3日晚上的会议是紧急召开的，时间仓促，有些院校没有通知到，所以在5月4日上午段锡朋又联络各校在工专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布置下午的集会和游行。
5月4日下午，段锡朋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会议，接下来的游行由傅斯年指挥，但段锡朋仍然担负着领导责任。这从一些回忆材料中可以看出，比如据当时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回忆，火烧赵家楼时，学生们走进曹宅，先要找曹汝霖理论，遍找不到，匡互生就取出火柴准备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关于五四的回忆材料中，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名字很少出现，出现时则大多是反面形象。但从这种“阻挠革命”的行为看，段锡朋的确在为运动负责。
根据罗家伦的回忆，段锡朋在5月4日之前工作并不十分主动，但在同学们被捕之后，他却挺身而出，显示了领袖气度。罗家伦是这样说的：“到了五五那天的下午，事件愈加扩大，情势非常严重，众议不免纷纭的时候，书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突现于全体北大同学和整个北京专科以上学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蓝旧布长衫，可是他的言论，他的主张，他的气慨，他发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导者。”
就是在5月5日那一天，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段锡朋当选会长。
5月6日下午，各校代表3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礼堂开会，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段锡朋再次被推举为会长。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北京学联的一系列文件，包括给大总统和教育部上书，包括关于罢课的决议。
6月5日，段锡朋与罗家伦等作为北京学生的代表在上海参加各界代表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段锡朋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号召学生、工人和商人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推动会议做出了罢学、罢工、罢市的决议。
段锡朋的确是杰出的领袖人才。在上海期间，他联合上海各大学一起向全国各大学发出通知，请他们到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议。6 月16 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段锡朋主持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
正是这一切，使他成了五四学生领袖中的第一号人物。
段锡朋的组织才能和服务精神深受同学们爱戴，人们称他为“我们的段总理”。对于当时的北大学生而言，有两个“段总理”，一个是段锡朋，另一个是段祺瑞。
2、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生于1896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进入本科国文门。
傅斯年之所以成为学生领袖，与其他的领袖人物有些不同。别的人大多是因为在运动中的作用，而他却不只是因为在运动中的活动及其作用，而是因为他早已具有的威望和影响力。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他的出身、修养和学识。虽然傅斯年出生时家道已经败落，但毕竟是书香世家、诗礼名门、大清开国状元的后人。这种家庭即使败落，也有很厚的文化底蕴，所以傅斯年11岁就读完了十三经，年纪轻轻，学问和才华就为人称道，甚至有“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和“孔子之后第一人”之称。这种称谓固然不必当真，因为它并没有经过评选，也未必经得住考证，但一个年轻人能得如此声誉，并非容易事。如果没有超人的才华和学问，即使组建起庞大的炒作团队，也很难成功。
有这样的声誉，被同学们敬重是必然的，得到先生们青睐也是必然的。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都非常器重这个功底不凡又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想收他继承衣钵。所以傅斯年入学不久，就成了黄侃的学生。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他也许会成为黄侃之后的国学大师。然而就在这时，北大出现了新情况：蔡元培出掌北大，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不仅带来了《新青年》，而且带来了一群致力于文化革新的先生。视野开阔和敏于新知是杰出人才的必备条件，傅斯年当然不缺少。所以尽管黄侃等人热衷于嘲弄新文学和新思潮，傅斯年却认为中国的语言和文学需要革新，文化传统也需要批判，因而很快走向了新阵营，并且成为同学们中第一个给《新青年》投稿者。他的文章立即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赞赏，从1918年1月开始出现在《新青年》上，所以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之基本谬误》《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等多篇文章。在他的影响之下，北大学生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杨振声等纷纷开始给《新青年》投稿，壮大了新文化阵营的力量。
傅斯年的学问在北大同学中是公认的，甚至成了学生中的学术权威。对于许多同学来说，一些先生说的未必算数，傅斯年是否认可却非常重要。一旦对先生们的学问表示怀疑，也往往是由傅斯年考察鉴定，做出最后裁决。罗家伦曾经回忆说：“就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注意，不是朱逷先先生)，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学生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这是由学生们自己发觉的，并且似乎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诘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那时候同学们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担负这个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起来了，分担的人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也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再比如，1917年胡适留学归来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因为与前辈先生的讲法大不相同而引起非议。按照顾颉刚在《古史辩》序言中的说法，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一来就“截断众流”，把商朝以前的割去，直接从周宣王讲起。面对胡适的这种讲法，有人无法接受，觉得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不配做教授，打算把他赶走。当时顾颉刚与傅斯年同一宿舍。但他是哲学系的学生，正在听这门课，而傅斯年是中文系的学生，没有听这门课。面对同学们的议论，顾颉刚拿不定主意，就请傅斯年去听课。旁听了几节之后，傅斯年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说不能闹，同学们就果然不再闹。傅斯年去世之后，胡适曾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还有一件事值得提及：据周作人1918年10月21日记载，钱玄同曾经告诉他，《新青年》在1919年将不再是6人轮值编辑，而是改为12人。这12人依次是：陈独秀、胡适、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刘半农、周作人、陈百年、傅斯年。虽然这个计划后来没有付诸实践，但肯定是新青年集团讨论的，至少是此前第四、五两卷轮的轮值编辑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等讨论过。由此可见，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这些先生眼里，学生傅斯年已经可以排进他们这些教授的行列，像他们一样承担编辑责任。
这样一个学生，引起校长蔡元培的关注也是必然的。蔡元培中过进士，点过翰林，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同时又留学海外多年，涉猎多个学科，有开阔的视野。在这样的校长面前，学问和见识很难做假。蔡元培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学生，经过接触，赞赏之情与日俱增，对其学识和见解也日益信任。
1918年下半年，傅斯年与罗家伦、徐彦之等建立新潮社，并计划创办《新潮》杂志。傅斯年是新潮社的领袖，第一卷就由他主编的。对于这份学生刊物，蔡元培全力支持，不仅为它题写了刊名，而且从学校经费中每月拨出2000元。在北大，学生刊物并非只有《新潮》一家，另外还有《国民》等，蔡元培单单大力支持《新潮》，固然与陈独秀的建议有关，也与刊物的性质和倾向有关，但在刊物尚未显示出面貌之前，就决定给予大力支持，显然还在于对办刊者的欣赏和信任。
蔡元培对傅斯年的欣赏与信任不是一般的。这从《新潮》遇到麻烦时的情况可以看到。在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时期，一篇文章也罢，一份刊物也罢，有人赞赏也就必然有人反感。一般人反感也就罢了，有的人有权有势有地位，又有卫道的责任感，就要找总统，找总理，找国会，最后找到教育部。客观地说，置身于自由民主制度之下，总统和总长们未必喜欢这样的好事之徒，但既然有人来反映问题，而且说得头头是道，总统和总长就需要有个交待。大总统徐世昌是明白人，而且宽容温厚，但他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系统却是传统的，这就使得他虽然能够根据共和国的法律而不干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但在心底里，却并不赞赏新思潮。教育总长傅增湘也比较开明，这从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即可看到，但身为教育总长，既然有人来控告北大，他不能不闻不问。那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总长对校长没有下达指示，而是以个人的名义，以极谦逊的语气写了一封信，谨慎地告诉蔡元培外界对大学“不无微词”，希望他注意约束和引导学生，而且说明了自己的理由：一是“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引起党派纷争；二是“吾国伦理道义，人群纪纲，镌于人心，濡于学说……或不适于现代，亦属在所不免。然而改革救正，自有其道”，过激可能欲速而不达。
蔡元培收到总长的信，应该如何回复？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立即找来了傅斯年，让他来起草回信。现在我们在《蔡元培全集》中看到的那封信，拟稿者就是傅斯年。
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学生与校长常常是对立的，所以哪个学生如果深得领导信任，也许会立即失掉同学的信任，1925年的女师大就是例子。但在五四时期，学生和校长却不是对立关系。尤其是在北大，学生的绝大多数都信任并敬爱他们的蔡校长。傅斯年深得蔡元培的欣赏和信任，自然在学生中更有威信。
总而言之，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傅斯年已经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中具有极高的威信和地位。
正因为这样，到了1919年的5月3日，当汪大燮给蔡元培带来国务院密电巴黎签约的消息，并且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时，蔡元培开始行动，找来的学生领袖不仅有学生干事会的负责人，不仅有一年前学生运动中出现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有傅斯年。蔡元培了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和康白情。由此可见，他们就是蔡元培心目中的学生领袖。在当时北大学生中，领袖之才不乏其人，比如邓中夏、张国焘、赛福鼎、罗章龙、许德珩等，都有领袖之才，但蔡元培没有通知他们。这使得许德珩在三十年后代表当年的学生领袖纪念五四讲话时，说到从蔡先生那里得到消息，总是有点含糊，而且总是不愿提及蔡先生召见的学生领袖。
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元培想到的四个学生，只有一个看走了眼：康白情只是诗人，没有成为领袖。而其他三位都在运动中成了真正的学生领袖。
5月3日晚9点，学生大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商讨次日游行事宜，傅斯年被举为学生代表。5月4日上午10点，北京13所大学在国立法专召开筹备会议，傅斯年又与段锡朋一起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同时被推举为游行总指挥。因此，5月4日下午的天安门大会结束之后，游行开始，傅斯年高举大旗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
3、五四宣言的执笔者罗家伦罗家伦字志希，生于1897年，比段锡朋和傅斯年小一岁；他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又比段锡朋和傅斯年低一个年级。
然而，罗家伦在北京学生中发生影响并不晚。1918年5月为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代表回国到北大演讲。是罗家伦发表演讲，提议全体同学赴新华门请愿，才有了5月21日北京各校2000多名学生到总统府的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学生运动。正是在这次运动中，段锡朋成了学生领袖，罗家伦也开始引人注目。
罗家伦的影响进一步增强，是因为建立新潮社和出版《新潮》月刊，以及参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1918年底，他与傅斯年、徐彦之等一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据种种材料可以断定，他是新潮社中仅次于傅斯年的第二号人物。新潮创刊号出版于1919年1月1日，第1卷总共5期刊物，罗家伦发表了13篇文章。第2卷5期刊物，他的文章有22篇。在文学革命遭到一些人的攻击时，罗家伦发表了长篇论文《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反驳胡先骕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攻击。在五四时期影响深远的易卜生的名剧《娜拉》，是他与胡适一起翻译的，发表于《新青年》。
值得一提的是，《新潮》这个刊物是由罗家伦命名的。他似乎是命名高手，“五四运动”这个词也出自罗家伦之手。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然后游行示威，甚至烧了赵家楼，酿成久久不息的大波。但在开始，人们只说是5月4日北京学生的那请愿，说是一个大事件，却没有命名。罗家伦第一个把他称作“五四运动”，写在文章中，发表在报纸上，从此被广泛使用。
罗家伦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原因之一是校长蔡元培点将。要让学生起来督促政府，以便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林长民等人和蔡元培在无路可走之后的无奈之举。所以蔡元培没有以校长的名义召开大会，而是只通知几个学生领袖，让他们自己去组织和领导。罗家伦是蔡元培找来的学生之一，自然是蔡元培心目中的学生领袖。
在五四运动中，罗家伦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是为五四运动写了宣言。根据许德珩的说法，他是受委托为五四运动写了宣言的，但不知为什么，当时的同学们却大多不知道。其他人的回忆中也很少见到此事的踪影。而罗家伦执笔的宣言却印刷了两万多份，成为众所周知的五四文件。据罗家伦回忆：5月4日上午10点，他刚从城外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准备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推门而入，对他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没有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罗家伦后来在回忆中说过自己当时的状态：“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
这份宣言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其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宣言写成，即交印刷所印刷，原计划印5万份，但直到集合出发，才印了2万份，只好把这2万份拿到街头散发。
文章不长，连标点算上只有210字，但事情说得清清楚楚。语言朴素，却抓住了根本，明确地提出了运动的目标和宗旨。历史上的不少学生运动都有宣言，常常是洋洋洒洒，却连运动的宗旨都说不清。罗家伦的这份宣言却在极短的篇幅内把一切都交待得明明白白。尤其“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八个字，明确提出了运动的目标。
更值得一提的是，5月26日，运动尚处于高潮中，罗家伦就对运动进行总结，写出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五四运动显示着什么样的精神？罗家伦认为有三种精神“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二是“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当事人最先对五四精神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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