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散文清丽动人,但有三大毛病惹人生厌文化独佳谈 2020-06-08 13:04:06
余秋雨凭《文化苦旅》一举成名之后,赢得过掌声与鲜花,但近年引来更多的却是质疑和批判。“余秋雨现象”已成为至今文化圈争议不休的一个话题。 自古评价一个作家都离不开两个方面:文品与人品。 就作品本身而言,余秋雨确实创作了很多具有文化意义的佳作,《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行者无疆》、《千年一叹》等,都是通过“文化大散文”的形式,呈现出一种学术著作无法呈现的格调。他的文字,始终在探索和思考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有的很轻快,有些却很沉重。
比如,他始终关心历史洪流下风餐露宿衣衫褴褛的行者;他希望后辈能将古文化一直延传下去;他担忧着民族文化的生死存亡,愤恨着那些毁灭文化的生灵;当然,他也喜爱着故土的一丝一毫,包括船只,包括废墟。 清丽动人的文笔,让人感到黏稠滑腻。为此,白先勇特别赞赏,他说余秋雨的作品是在“诗化地思索天下”,他笔下蕴藏的“诗化”灵魂,是“给一系列精神悖论提供优美的仪式”。
而且,余秋雨尤其擅长从宏观的历史中去抓取碎片,然后以民族化的视角去进行情感解读。《文化苦旅》开篇的《道士塔》,便是最好的例子。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国人正在经历改革开放的价值观冲击和重建,一方面国人意识到对于商品经济的追逐,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在精神上有所追求,余秋雨恰逢其时地出现,满足了这种需求,极大地降低了大家谈论文化的门槛,因此他红极一时。 不得不说,余秋雨开创了一个时代,对后来的百家杂说有很重要的意义。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时代的意义也在这里,他的文化敏锐性也在这里。 但是,将抒情与历史感贯穿起来观察问题的这种视角,一方面非常容易打动人,另一方面却容易让人失去了面对历史本身的厚重和残酷。简单说,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煽情化。除此以外,余文在文风上还出现不少令人生厌之处。
其一、频繁的自我夸奖和显示优越《苏东坡突围》是余秋雨的名文,但开头的这几句话却略显尴尬:“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看完全文,我们发现《文化苦旅》在台湾销量如何与正题毫无关系。这样的“闲笔”无非是要炫耀一下而已。 在《何谓文化》的序言中,诸如“新碑的碑文请谁来写?据说好几个地方还进行了民众投票,大家对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我应邀书写的名胜提额更多”、“我作为本届“世界文明论坛”邀请的唯一中国演讲者”等等之类自我夸奖的文字比比皆是。 如此频繁且有夸张之嫌的自我夸奖和显示优越,只会适得其反,让人生厌。
其二、矛盾和矫情比如在《历史母本》里,余文写到:“有一次我在传媒上启发年轻人写作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归质朴叙事。这是多么常识性的意见啊……“但是,他的笔下却不知出现过多少修辞的大组合。 关于矫情,自不必多说,想必看过的人都深有体会,连方舟子都忍不住在《何必欺余秋雨太甚?》中强调,“至今能够让我有耐性读完的余氏大作屈指可数,实在是因为受不了那股矫情味儿”。
其三、扬古抑今,溢美历史人物,对近现代当代文人评价较低提到历史人物、历史王朝,都是“能够……的有几个人”这种腔调,朝代更替,惨烈的战争在他眼里都不值一提,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淡定地跟你说这挺好的。 而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和作家则存有偏见,在《中国文脉》中,他评论中国近现代文学“成就较低……我必须紧接着说一句伤心话了:从近代到现代,偌大中国,没出过一个近似于王阳明的哲学家,也没有出过一个近似于曹雪芹的小说家”,“现代既是如此荒瘠”,“没有抵达真正的高格”。
作品已如此,人品则更有波澜。 从“首富门”、“故居门”、“私通美女”、“抄袭门”到“关闭博客”,尤其是汶川“含泪”事件,人们对余秋雨的称呼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初,人们亲切地称他为“余老师”、“余校长”,可后来逐渐称他为“余大湿”、“余含泪”、“含泪大师”,即使有人称他为“大师”,多半也带有嘲讽之意。 据说在上海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三陪女的手提袋里面查出下列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从此,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便被酷评家朱大可冠上了一顶清新脱俗的美帽——“文化避孕套”。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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