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与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

日本文学与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2015-05-19  优雅a   阅 1214  转 26

第三节日本文学与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 　　 　　日本文学的大发展是从近代开始的，这为后世日本文学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近现代文学上的成绩逐渐受到亚洲、乃至世界的瞩目，最明显的例证便是继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1994年瑞典文学院再次将当年度的奖项颁给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一、概述 　　 　　日本近代的标志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化的开始。日本的近代文学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而一起发展起来的。明治政府提出的一个口号“脱亚入欧”明显昭示了日本近代社会以及近代文学的特点。明治初期，日本的文坛“相信否定日本过去的旧传统、模仿外国，那就是文明的开化，就是建设日本的方法，因而就几乎是无条件、无批判地模仿西洋的东西。”这种对于西方文化的饥渴态度导致了日本文学近乎畸形的快速成长，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日本匆匆走过了西方自文艺复兴至19世纪末几百年的文学历程。因此，日本的近代文学流派纷呈，但大都转瞬即逝，各种文学的发展都不够充分。 　　 　　在最初的启蒙时期，日本近代文学成就不高，主要是翻译和介绍西方的文学作品。日本近代文学的真正开端是坪内逍遥(1859—1935)的文学理论著作《小说神髓》(1885)和二叶亭四迷(1864—1909)的长篇小说《浮云》(1886)。《小说神髓》宣告了封建旧文学的终结，在这部著作中，坪内逍遥强调西方近代文学的写实主义技巧，提出小说要写“人情”与“世态风俗”，不应只是“劝善惩恶”。他的这些改良主义主张将小说推上了严肃艺术的宝座，确立了后来日本小说的发展方向。《浮云》是第一部用言文一致的文体写作的小说，这对近代文体的形成具有开创意义。作品对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作了深入解剖，成为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森鸥外(1862—1922)是一位留学德国的作家，他的处女作《舞姬》，是一个带有自传色彩的感伤的异国恋故事，悲哀、绝望的基调映衬了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怯懦与妥协，成为公认的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声。 　　 　　在他们之后，日本的近代文学开始迅速成长，出现了作家作品纷繁，文学结社众多的现象。“砚友社”和“文学界”便是当时具有较大影响的文学社团。“砚友社”的主要成员是尾崎红叶(1867—1903)、幸田露伴(1867—1947)等人，其刊物是《我乐多文库》(“我乐多”是日语“废物”的汉语注音)。这是日本的第一本同人刊物，大多刊登内容通俗，趣味肤浅的作品。“文学界”则得名于1893年创刊的同名杂志，核心人物是北村透谷(1868—1894)，他的主要成就是浪漫主义诗歌和评论。“文学界”的作家从幻想出发，讴歌人性的自由、美好的青春与爱情，带有悲观主义倾向，属于浪漫主义的派别。 　　 　　20世纪初，日本连年的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知识分子渴望通过冷静的思考获得解决的良方。在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下，产生了日本的自然主义。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日本的自然主义更加“内倾化”，倡导自我忏悔和自我暴露，尤其是作家本人的隐私。在此原则指导下，日本产生了独特的“私小说”(又名“心境小说”)。日本自然主义的先驱是岛崎藤村(1872—1943)的《破戒》(1906)，小说主人公最终的自我剖白是明治中期的知识分子战胜自我的一个觉醒。此后，田山花袋(1871—1930)的《棉被》(1907)，以“客观、露骨的平面描写”成为真正成熟的自然主义代表作。此后他又写了《生》(1908)、《妻》(1908)、《缘》(1910)三部曲，也都是描写个人或家族生活与心境的作品。在自然主义叱咤日本文坛的同时，夏目漱石(1867—1916)的作品以迥异的身姿引起文坛的关注，代表作长篇小说《我是猫》(1905)以猫的视角观察社会，揭露与批判了明治社会的黑暗。他的这种有批判性的小说引领了日本近代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主潮，也代表了他个人文学上的最高成就。 　　 　　到大正时期，反自然主义的潮流开始出现。这一潮流主要包含三个派别：一个是倾向颓废、没落的唯美主义派别“新浪漫派”，他们反对自然主义所揭示的“丑”，努力在肉欲的描写中发掘“美”，表现官能享受和变态心理，代表作家是永井荷风(1879—1959)和谷崎润一郎(1886—1965)。另一个是以人道主义为主的理想主义派别“白桦派”，因1910年创刊的同名杂志而得名，他们不满自然主义对现实黑暗面的描绘，而对人性中的光明充满希望，主要成员有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有岛武郎(1878—1923)、志贺直哉(1883—1971)等。最后是“新思潮派”，又称“新现实主义”或“新技巧派”，因《新思潮》杂志而得名，通常指第三次(1914)和第四次(1916)复刊的《新思潮》的同人作家。他们反对自然主义的纯客观和“白桦派”的理想主义，主张用坚实的技巧理智地剖析现实，反对现实的黑暗。代表作家有芥川龙之介(1892—1927)、菊池宽(1888—1948)等人。 　　 　　这三个以自然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派别，使得发展了几十年的日本近代文学产生分化，这种分化并立局面的形成也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学的尾声。 　　 　　日本现代文学开端的界限众说纷纭，但大体上是以大正12年(1923)的“关东大震灾”为标志，与无产阶级文学和新感觉派的兴起同步。日本现代文学可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重建为界限，分为四个时期：战前时期、战争中、战后初期和战后后期。 　　 　　战前的日本现代文学，主要是无产阶级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标志是1921年，小牧近江(1894—1978)和金子洋文(1894—1985)主办的《播种人》杂志创刊。“大震灾”后，过去《播种人》的13名同人重新创办《文艺阵线》。1925年11月，以《文艺阵线》的同人为主，成立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此后几经分化组合，终于于1928年3月25日，成立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1934年，“纳普”被迫解散，但小林多喜二(1903—1933)、德永直(1899—1958)、宫本百合子(1899—1951)等无产阶级作家仍然以他们的文学实绩代表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最高成就。 　　 　　日本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在欧美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包括新感觉派、新心理主义、唯理主义等多个派别，其中新感觉派影响最大。1924年10月，横光利一(1898—1947)、川端康成(1899—1972)等人创办《文艺时代》，该刊重视感觉与技巧，因此被称为“新感觉派”。他们的创作很大意义上接受了西方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立体派、未来派的影响，努力以新感觉、新技巧、新认识来表现文学，为当时的文坛带来一股新气象。但由于这一派作家大都处于创作初期，风格易变，加之文学大环境的影响，新感觉派的寿命不长。1927年随着《文艺时代》的停刊而彻底解散。横光利一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1923年发表的两个小说《太阳》和《苍蝇》已经充分体现出了新感觉派的艺术特色。尤其是后者，以一个苍蝇的视角描写人的惨剧，用新奇的手法表现了人生的偶然。 　　 　　在此之后，出现了热衷描写都市享乐的物质生活的“新兴艺术派”，趣味不高。30年代中期，新老作家写作了很多纯文学性的作品，文坛一度繁荣。例如德田秋声(1871—1943)的《伪装的人物>>(1935—1938)、谷崎润一郎(1889—1965)的《春琴抄》(1933)、志贺直哉(1883—1971)的《暗夜行路》(1937)等。1933年以后，日本的文坛被“日本浪漫派”和“国策文学”等宣扬“日本精神”、“民族主义”的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文学所充斥，直到战争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难见到真正的文学作品，因为有良知的作家无法自由创作，文坛被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文学所把持。 　　 　　1945年后，战后初期的日本文坛除去老作家纷纷复出外，以前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作家又组成了新日本文学会，其中重要的作家作品有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原》(1946—1947)、《风知草》(1946)；德永直的自传体小说《妻啊，安息吧!》(1946)等。青年作家坂口安吾(1906—1955)、太宰治(1909—1948)等以堕落和自虐的姿态批判现实的政治和道德，被称为“无赖派”，因其自嘲、戏谑的手法与明治时期的“戏作派”一脉相承，故又被称为“新戏作派”。 　　 　　最能代表战后日本文学走向的是“战后派”的作家，他们是适应战后新形势而初登文坛的新人。他们主张以艺术至上，反对政治的干预，在吸收现代派的手法基础上，突破传统，努力表现自我。著名的作家作品有野间宏(1915—1991)的反军国主义长篇小说《真空地带》(1952)、椎名麟三(1911—1973)的《深夜的酒宴》(1947)、三岛由纪夫(1925—1970)的《假面的告白》(1949)和《金阁寺》(1956)等。 　　 　　50年代中期，“第三新人”登场，他们不像战后派那样具有明确的目的意识和社会性，更注重描写日常的生活感受，虽然与“私小说”本质不同，但在文体上还是近乎这一传统。安冈章太郎(1920一)的《海边景色》(1959)、吉行淳之介(1924—1994)的《骤雨》(1954)、远藤周作(1923—1996)的《海和毒药》(1957)等都是“第三新人”的代表作。 　　 　　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走出战后的阴影，经济开始迅速增长，这一般被看为战后后期。在世界文化趋向多元的情况下，战后出生的作家更加关注现代文明危机下青年一代的心态。热衷表现知识分子的失落感和空虚感的“太阳族”开始于50年代中期，其开放的性意识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一派的得名来源于石原慎太郎(1932一)的《太阳的季节》(1955)。继太阳族之后，表露自我虐待、虚无绝望的中上健次(1946—1992)的《岬》(1975)、村上龙(1952一)的《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1976)充分体现了当时青年一代的“末日感”。此外，这一时期还有表现都市青年在城市中的迷失与迷惘的村上春树(1949)的《挪威森林》(1987)，受存在主义影响巨大的安部公房(1924—1993)和大江健三郎(1935一)的创作等。 　　 　　二、川端康成 　　 　　(一)生平和创作 　　 　　川端康成(1899—1972)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他以自己丰富的作品，展示了东方现代独特的美的世界，并藉此提高了日本文学的世界声誉。“由于他的高超的叙事文学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从而成为亚洲又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川端康成1899年6月14日出生在大阪市北区此花町。其父川端荣吉是个藏书颇丰的医生，身体孱弱。在川端不满3岁时，父母相继因肺结核病故。7岁时，无比疼爱他的祖母也突然间去世，10岁时，他唯一的姐姐又突然病死。他15岁那年，久病缠身的祖父最后也匆匆弃他而去。从此他辗转寄住在几位远亲家中，逐渐形成了孤寂伤感的性格。 　　 　　川端康成从小学时就养成读书的习惯，上中学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立志要当作家。至1917年考入东京的尖子学校——第一高等学校英文专业后，对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期间他在校友会文艺部发行的《校友会杂志)>1919年6月号上，发表了第一篇可以称为小说的作品《千代》。虽然这篇小说更多的是作者本人感情生活的原本记录，还不够成熟，但却被他视为自己的处女作。1920年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翌年，他和同人积极进行第六次复刊《新思潮》杂志的工作，并在该刊上发表了《招魂节一景》。这篇短篇小说把他推上日本文坛，从此他正式开始了创作生涯。 　　 　　1924年3月，川端康成大学毕业，成为专业作家。在以往近20年的求学生活里，他广泛涉猎了古今世界名著和日本名著，为他日后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川端康成和横光利一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发起“新感觉派”运动，并成为该派的重要理论支柱。这个文学派别的出现，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艺思潮流派在日本影响的反映。他们把文学孤立于社会发展之外，只求在文学技巧上进行革新。他们认为感觉是新奇的，只有通过主观的感觉才能接触到现实事物内部的真实性，他们在文学中探求的是所谓现实的核心，是为现实进行一次艺术加工，企图以此来逃避现实。他们作品特色是描摹瞬息间纤细的感觉，细致的心理刻画。后来川端倾向于“新心理主义”，开始探索一条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同日本古典传统结合起来的创作道路。川端为把新感觉派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写了《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等论文。在思想上他深受佛教禅宗和虚无主义哲学影响。此时他发表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1926)已表示出他探索独特风格的开创精神。 　　 　　30年代初，随着日本法西斯的日益猖獗，他的心态极其复杂矛盾，既没有同军国主义思潮合流，也没有公开抵制。在1935年至1945年这段日本现代史上最黑暗的十年中，他从东京移居古城镰仓，一方面他沉溺于《源氏物语》等古典文学名著里，一方面写了一些几乎与战争无关的作品。 　　 　　1945年，日本国宣布投降后，他一度陷入战败的哀愁与迷惘之中，但很快就振作起来，写了一些或多或少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另外，战后他积极从事国际文学交流活动和国际和平运动。他担任日本笔会会长达17年之久(1948—1965)。自1958年开始，他又就任国际笔会副会长。曾获得歌德奖章(1959)、法国艺术文化勋章(1960)及日本的文化勋章(1961)等。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在盥洗室里口含煤气管自杀，终年73岁。他没有留下只字遗书。 　　 　　川端康成的创作经历了58个春秋。总计写了100多部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并写有许多散文、随笔、评论、演讲稿、杂文、诗歌、书信和日记等，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创作，可分为早(战前)、中(战时)、晚(战后)3个时期。 　　 　　早期：主要创作短篇小说，重要的有《招魂节一景》(1921)、《精通葬礼的人》(1923)、《十六岁的日记》(1925)、《伊豆的舞女》(1926)、《致父母的信》(1932)等。这些作品主要描写自身的经历，客观反映了下层妇女的悲惨遭遇，流露出孤寂、悲哀、感伤和忧郁的感情。其中，给他带来极大声誉的是《伊豆的舞女》，它以娴熟的技巧、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20岁的大学预科生和一个14岁的卖艺少女之间半带甘美半带苦涩的纯情。这种情窦初开的爱，天真无邪、如烟似雾、朦朦胧胧，令人神往陶醉。青年学生有感于少女纯朴情深的心灵美，及其家人凄楚的生活和备受歧视的遭遇，产生了一种发自心底的、同病相怜的悲哀与感伤。川端运用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美和表现这种美的传统技法，开拓全新创作道路的尝试，在这部小说中取得成功，对其以后创作影响很大。 　　 　　中期：主要写小说，间或有散文、评论等。重要的有短篇小说集《花的圆舞曲》(1936)、《抒情歌》(1938)，中篇名作《雪国》，及短篇小说《母亲的初恋》(1940)等。这些作品极少受到甚嚣尘上的战争文学的影响，但是虚无思想和悲哀情绪仍在发展，表现了作者超然的生活态度。代表作《雪国》为他带来终生的赞誉。 　　 　　后期：他最大的文学成就是《舞姬》(1950)、《名人》(1951)、《山音》(1954)、《古都》(1961)、《千只鹤》(1952)、《睡美人》(1960)等中长篇小说。作品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思想基本健康，另一类颓废虚无色彩严重。《舞姬》写一个芭蕾舞演员在婚姻问题上的曲折经历和对舞蹈艺术的执著追求，表现了渴望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女性的积极生活态度。《古都》写一对孪生姐妹，由于家境贫寒，出生后分别落在贫富不同的两户人家中，长大成人后，姐姐千重子被青年职工秀男所爱，秀男把织好的华丽腰带误送给相貌酷肖的妹妹苗子。秀男自觉同千重子身份相差悬殊，就转念于苗子。最后千重子找到亲妹妹苗子，邀到家中，苗子无法适应而加以回绝。小说通过这种悲欢离合的描写，反映了社会存在贫富的现象以及人情的冷暖，表现了一种人性的美和京都的自然美。《千只鹤》的故事梗概如下：主人公菊治有一次在宴会上遇见曾经是他父亲爱人的太田夫人，从此二人交往，致使太田夫人自杀。太田夫人的女儿文子把志野(即太田夫人)的遗物水壶送给菊治做纪念，菊治看到志野使用的景物，更加浮想联翩，文子故意把茶壶打碎，菊治才从幻梦中惊醒，开始慕恋文子。《千只鹤》表现了一种背叛道德的美，这个作品中的一个人物雪子时常带着有千只鹤的花样的包袱，书名即由此而来，同时也使全篇增加了一种象征美。《睡美人》描写一个尚未完全丧失性机能的67岁的江口老人，五次到一家特殊的“旅馆”去爱抚六个因服药而熟睡的青年女子的经过。通过江口老人丰富、纤弱的心理变化，去捕捉他所追求的虚无的美。 　　 　　在《雪国》、《千只鹤》、《古都》三部作品中，他刻意追求的是美，是那种传统的自然美，非现实的虚幻美和颓废的官能美。自然美虽有目共睹，但川端不是做客观的写照，而是揉进主观色彩，善于对自然景物的色彩、线条和音响进行丰富的联想和比喻，加以艺术表现。至于虚幻美和官能美则对川端是一种特殊的美学情趣。尘世间，对他有吸引力的不是现实而是准现实的，不是人格的力量而是官能的性爱。虚幻美使他觉得美得空灵，官能美使他觉得美得实在，符合新感觉派中再感受的要旨。新感觉派的创作要领就是偏于直觉，表现主观感受，通过人物内心活动来反映现实生活。如果说，川端给日本文学带来什么新东西，做出什么贡献的话，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作家本着现代日本人感受，以叹婉的笔调，写出日本传统的美的新篇章。正如人们评论他“以其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日本人的精神实质”，从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二)《雷国》 　　 　　《雪国》是川端康成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这部八万字的小说从1934年12月动笔创作到1948年12月完成定稿本，整整花了14年的心血，并且成为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之一。 　　 　　小说以岛村三次从东京到雪国和艺妓驹子交往为情节的基本线索，描写了岛村、驹子、叶子及行男四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小说从岛村第二次去雪国写起。他在火车上看见一位美丽的叶子姑娘，正在护理一位名叫行男的病人回雪国。这使他回忆起第一次去雪国在温泉旅馆里结识的艺妓驹子，出于爱恋，驹子自愿委身于他。次日到达雪国，岛村见到驹子又勾起他对叶子的回忆。岛村虽然被叶子的纯洁的美吸引得梦萦魂牵，可是叶子却无动于衷，原来叶子心里爱慕行男。而身为行男未婚妻的驹子，却甘当艺妓赚钱为行男治病，但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同情。岛村等三次去雪国，面对驹子对他有增无减的爱恋，将它视为一种“单纯的徒劳”。当叶子坠身大火之后，岛村也准备和驹子分手回去了。 　　 　　小说以同情的笔调真实地描写了驹子这个生活在社合底层的艺妓所经历的悲剧命运，表现了她追求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探求人生价值的进取精神；对岛村一类有产者有所批判，但还不够。作者试图以艺术形象说明，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流露出悲观情绪和虚无思想，从而给作品带来消极因素。 　　 　　小说虽人物不多，只有岛村、驹子、叶子、行男四位，但作家仍惜墨如金，重点突出地描写了驹子和岛村。 　　 　　驹子这个形象是作品主题的主要体现者，是首要的主人公。她是个出身卑微，但不甘沉沦，并富有生活理想的下层妇女的典型。这个在屈辱环境中成长的女性历尽人间的沧桑。她生在雪国农村，因生活所迫被卖到东京当陪酒侍女，被人赎出后很想做个舞蹈师傅，无奈“恩主”又去世了，她只好到三弦师傅家去学艺，并兼作陪酒侍女。最后实在无路可走，只好当一名艺妓。她虽然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却没有湮没在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而是默默承受着生活的不幸和压力，挣扎着生活下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毅力和分外美好的心灵。小说主要从日常生活和渴望爱情两个方面来表现她的性格。 　　 　　驹子从东京当侍女之前不久开始写日记，当时仅16岁，一直坚持不懈。为此，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开始时，因买不起日记本，只好记在廉价的杂记本上，“从本子上角到下角，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即使当了艺妓也未辍止，“每次宴会回来，换上睡衣就记”，“每每写到一半就睡着了”。对于这些“不论什么都不加隐瞒地如实记载下来”的日记，她非常珍重，不仅不肯轻易拿给别人看，甚至表示要把它毁掉后再死去，因为“连自己读起来都觉得难为情”的日记，是她这些年来血泪生活的真实记录。她在能够自主的狭小天地里寻找仅有的一点点乐趣，可以看出她积极、认真的生活态度。 　　 　　驹子还十分喜欢读小说，而且“从16岁时起就把读过的小说一一做了笔记，因此杂记本已有十册之多了”。她把在周围所能发现的妇女杂志和小说都读了，有时还能凭借记忆列举出不少鲜为人知的新作家姓名。虽然她所读的未必能有多少高尚的、经典的文学作品，所记的也只不过是一些书籍的题目、作者及人物姓名，人物之间的关系等，但是处于艺妓这样的地位，能有如此的求知欲望和顽强生活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驹子擅长弹奏三弦琴，并且技高一筹，这是她勤学苦练的结果。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求生的需要，在失去师傅的帮助以后，她面对大自然中的雪原、峡谷，一丝不苟地练习弹奏。“虽说多少有点基础，但独自靠谱文来练习复杂的曲子，甚至离开谱子还能弹拨自如，这无疑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她多少年如一日地刻苦练琴，依靠的是坚强的意志。 　　 　　驹子心地善良，当师傅有意将她嫁给儿子行男时，尽管他俩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可是，出于同情，她千方百计为行男治病，即使当艺妓也心甘情愿。她生活在泪水和屈辱之中，对生活、对未来仍抱有希望与憧憬，她要追求一种“正正经经的生活”，“想生活得干净些”。为此她才坚持写日记、读小说、练三弦琴，想多争取一点同命运抗争的力量，摆脱艺妓的处境，以便获得普通人起码的生活权利，恢复做人的地位。这反映出她不甘沉沦的生活态度。 　　 　　驹子的性格在与岛村的爱情纠葛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深化与升华。她虽然沦落风尘，但并不甘心长期忍受这种屈辱的生活，渴望能够觅得一个知音，享受普通女性应该得到的情幸福。所以当她见到与一般游客不同，还有一些感情和良知的岛村时，就把多年无以投报的炽热爱情全部地但又是委婉地倾注在他身上。这种爱的奉献是不掺有任何杂念的，是纯真坦荡的，甚至是不求回报的。但是她想得到爱自己所爱的正当权利，在那个社会、那个处境中是难以实现的。她所迫求的实际是一种理想的、极致的、不存在的、虚幻的爱，是“一种爱的徒劳”。 　　 　　驹子明知岛村有妻室，明知自己和他的关系不能久长，仍轻率地委身于他，这种苦涩的爱情，实际上是辛酸生活的一种病态反映。被种种不幸遭遇扭曲了灵魂的驹子，由所处的特殊环境造成了她复杂矛盾而又畸形变态的性格。她时而严肃认真，时而不拘形迹，时而热情纯真，时而粗野鄙俗。这些性格特征说明她是个在困惑中徘徊，在悲哀中向往，在沉沦中挣扎，想奋力自拔而无能为力的女性。正是驹子的可怜命运，可悲处境，可憎身份，可叹年华，才使她在追求爱情的热望中，表现出如此矛盾的复杂性格。驹子这个充满了活力的形象是日本下层妇女的真实写照。 　　 　　岛村是个养尊处优、百无聊赖的有产者。平日坐食祖产，无所事事，时常陷人莫名的悲哀之中。他在实际生活中把自己视为是无意义的存在，雪国的风花雪月也不能弥补他精神上的空虚，只好企图从与女性的邂逅得到某种心灵的慰藉。他已有妻室，却轻浮地享受着驹子的爱，同时又移情于叶子，完全把女人当作愉悦他灵魂的玩物。他这个悲观颓废的虚无主义者，始终就认为“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包括爱情在内。因此驹子对他的爱，被视为“徒劳”，他对叶子的单相思，被视为“幻影”，他成为生活中的弱者和追求中的失败者。岛村只不过“是映衬驹子的道具罢了”。他的虚无被用来反映驹子的充实，他的世故用来反映驹子的纯真，他是想象的幻影，驹子是实际的存在。在岛村这个艺术形象上，能够明显发现川端虚无思想的反映。 　　 　　《雪国》是一部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都颇具特色的艺术珍品。它对日本文学的传统美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具有一种沁人心脾的艺术感染力。 　　 　　充满诗意的抒情性。《雪国》由于是断续写成的，所以并不像一般小说那样结构严密，情节曲折，而显得松散。小说的情节如山间小溪时断时续，在舒缓的发展中给人一种平淡无奇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更像一篇抒情散文。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流露出日本古典美的神韵，在轻描淡写的叙述中，传达出人物纤细短暂的感受和淡淡的哀愁，明显地带有作者主观抒情色彩。小说还有意以描写季节景物的变化表现人物情感美的手法，突出抒情性，无论是严冬的暴雪，深秋的初雪，还是早春的残雪都融入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人物的精神，有一种浓厚的日本式的抒情风味。 　　 　　日本传统与西方意识流的交融。《雪国》在继承日本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了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手法，以象征和暗示、自由联想等方式，来剖析人物的深层心理。《雪国》总体上按照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即岛村3次去雪国的经历进行布局谋篇。在全书11大段中，只有第三段是插叙岛村第一次去雪国的情景，其余各段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但在某些局部又通过岛村的意识流动和自由联想展开故事，推动情节发展。这样适度地冲破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形成联想内容有节奏感的跳跃，扩大了小说的表现深度与范围，也不影响故事脉络的清晰。这样既可以保持日本文学传统的严谨格调和注重描写感知觉的特点，又弥补了一些西方意识流小说在逻辑上跳跃性过大的不足。小说开篇就写岛村坐在东京开往雪国的火车上，从玻璃窗的反射中看到叶子姑娘美丽的面容，联想起早已结识的雪国艺妓驹子，揭开了故事的序幕，紧接倒叙岛村第一次同驹子相遇的情景，形成一种朦胧的美感。 　　 　　运用多种手段塑造人物。《雪国》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强调美是属于心灵的力量，因此重神而轻形，如描写驹子的情绪、精神和心灵世界，始终贯穿着悲哀的心绪。小说还以抒情的笔墨刻画了驹子的性格和命运，并在抒情的画面中穿插对纯真爱情热烈的颂赞，对美与爱的理想表示出向往，用以表现人物细腻丰富的心理。小说还运用“减笔”来描写人物。书中对岛村、叶子、行男介绍得都很简略，寥寥几笔，给人留下遐想无际的空间。尤其是行男在书中只露出一面，没有专门写他的语言，都是别人顺便提及，但是他与驹子的关系，与叶子的瓜葛，都对人物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川端康成的创作无论是从思想倾向来说，还是就艺术表现而言，都可说是复杂的，他的大部分作品的思想感情基本健康，只有战后一部分作品具有明显的颓废色彩，他的创作一般并不表现重大的社会主题，也不深入开掘题材的社会意义。在创作特征上，努力将日本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巧妙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尽管世人对他的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但他仍然是日本最受欢迎的现当代作家之一。他和他那些具有日本情趣的作品在世界上同样享有盛誉。 　　 　　三、大江健三郎 　　 　　(一)生平和创作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1994年，他继川端康成之后又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日本文坛带来新的生机。获奖理由是：“他以诗的力度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现实与神话相互交融，呈现出一幅当代人类困惑而多变的情景。” 　　 　　大江健三郎(1935一)生于四国爱媛县喜多大濑村(今内子町大濑)，因排行第三，故称三郎。家宅座落在森林峡谷的自然环境和以及当地的民间风俗习惯，无疑影响了大江的创作。1951年，大江从爱嫒县县立内子高中转至夏目漱石曾经执教的名校立松东山高中，以浓厚的文学兴趣编辑学生文艺杂志《掌上》。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二类。1955年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基督教育部)学生杂志《学园》上发表作品《火山》，后获银杏并木奖，开始表现出明显的文学素养。 　　 　　1956年，大江进入东京大学语文专业学习，深受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渡边一夫教授的影响，在阅读福克纳、梅勒、索尔?贝娄、安部公房等作家作品的基础上，对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和萨特的作品产生浓厚兴趣，重点阅读萨特的法文原著。因此，在他早期的创作中，不乏受到存在主义影响的痕迹。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1957)、《死者的奢华》(1957)都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描述大学生到医院勤工俭学劳动时一无所获的经历，表现出当时知识青年被封闭墙壁之中的一种徒劳的生存状态。《死者的奢华》因其深刻的现代意义成为日本文坛最重要的“芥川文学奖”的候选作品，深受好评。作者的这种“徒劳一墙壁”意识继续延伸，于1958年创作了中篇小说《饲育》，作品中的黑人士兵被杀的悲剧又是以碰壁为结局的。这部力作不仅获得第39届“芥川文学奖”，而且确立了他作为新生代作家有代表性的旗手地位。同年发表了《少年感化院》、《人羊》、《拔芽击仔》等作品。这些早期的作品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存在主义倾向，即一种面对墙壁你无论怎样选择都是徒劳的困惑，反映了作者对战后美国占领和强权社会的一种无奈，但又夹杂着日本文学传统中一种淡淡的情绪主义。 　　 　　1959年春，大江从东京大学法文系毕业，从此走上专业作家的创作道路。在此后的五年中，“性”意识和“政治”意识在他的作品中占有中心地位。据说大江之所以特别重视“性”是受到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启示和影响。《我们的时代》(1959)、《我们的性世界》(1959)直至1963年发表的重要中篇小说《性的人》都可以发现作者这种思想的发展和深化。这一时刻，他对政治也很关心。1960年5月，他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一员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还一度加入过左翼的新日本学会。1961年，他先后发表了《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十七岁>第二部》。这两部作品都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遭右翼青年刺杀的政治事件为题材，因其中流露出明显的批判天皇制的政治倾向而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但他坚持己见，“政治”意识在他以后的作品中仍时隐时现。 　　 　　1963年是大江思想和创作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他的创作主题开始表现出对疾病、核武器、核战争超乎寻常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两件大事的影响。其一是这年6月出生的长子大江光头盖骨先天性异常，虽未夭折，但留下无法治愈的后遗症，对他打击很大。其二是这年8月，他参加了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调查，耳闻目睹了原子弹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对他刺激很大。他在承受个人不幸的同时，还必须承受人类的不幸。他竭力将这双重的痛苦写进自己的作品里。围绕残疾儿童问题，他于1964年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空中怪物》和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围绕核威胁问题，他于1965年出版了随笔集《广岛札记》后，又发表了《核时代的想象力》(1970)、《冲绳札记》(1970)等。 　　 　　其中《个人的体验》的问世，不仅给他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且获得了新潮文学奖，使大江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部以自身经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主人公面对妻子生下的残疾儿，处在情妇劝他埋掉病孩，医生要实施手术拯救其生命的两难境界里，起初他想逃避现实，听任婴儿自然死亡，最后经过长期剧烈痛苦的内心冲突，决心抢救病婴的生命。他终于选择了“正视现实，不欺瞒自己”的生活态度，选择了与命运抗争的存在主义者的生存方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我的存在。作者个人体验到一种自救的快感，一种精神炼狱般地解脱。作者终于在将个人的不幸融于人类的不幸以后，才完成了西绪福斯式的选择。“人的幸福不在于自由，而在于对责任的承担。”应该设想，大江选择后是感到幸福的。这部“划时代的作品”在海外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是大江在海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江仍紧紧抓住“个人的体验”和“描绘现代人类的苦恼与困惑”这两个主题进行创作：先后完成了对话录《遭受原子弹爆炸后的人类》(1971)、长篇小说《洪水之角上我的灵魂》(1973)、《新人啊，醒来吧》(1983)、“最后的小说”《燃烧的绿树》(1993)等。这些作品不仅向世人昭示出在当今日本文坛上，没有哪位作家敢于像他那样写出从反映残疾人的作品直到解开人类苦难命运的作品，也没有哪位作家能够像他那样勇于暴露自己的缺陷，大胆揭露自己的弱点，并表现人的现代性和社会的现代性等问题。除此而外，由于不满现实，大江还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描绘了不少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国形象，这种理想国的具象化就是作者笔下的“森林和山谷”。如由6封信组成的《同时代的游戏》(1979)、长篇小说《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1986)和《M／T与森林的奇异故事》等。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以其高超的艺术性而表现出深刻、明确的文学特征。首先，正如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所说：“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著述中获得的哲学要素贯穿作品的始终，形成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这些评价恰如其分地表明，现实中人对环境及未来的不安情绪，正是大江终极关怀之所在。其次，又正如他在获奖演讲《我在暖昧的日本》中所讲：“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体人类的愿望与和解做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这种明显带有个人色彩的自白，正是虽处边缘，但无时不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切人类命运与未来的富于正义感与使命感的作家所能发出的最庄严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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