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与书法:字体的特性是书法升华为艺术的最初基因原创书法网2020-08-07 15:40:22
文/一者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因为有了中国汉字才才诞生了书法。中国书法是以文字(严格说就是中国汉字)作为书写对象的艺术。书者通过富于表现力的毛笔书写,汉字就成为造型化艺术,是为创作。因此,书法所表现的美既不纯是文字之美,又不能离开文字,而是在乎不即不离之间,在书家笔下经过创造而升华的艺术。 中国汉字不同于其他任何文字,鲁迅先生给予最形象的解释: 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鲁迅全集)
汉字所具有的“音、形、意”三美之“形”美与书法最紧密,即书法艺术是重在表现形式美的艺术, “目察其形”而“感目”的“形美”,和书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形”对书法也最为重要。所谓“形美”,是指文字包括象形和非象形的种种形式构成,经过一代代“仓颉”们“博采众美”的创造,其本身就蕴含着“感目”的美的质素。这种初始的形式美,正是使其自身得其升华为艺术的重要契机。 从八法说起构成书法美的基因。由于汉字有一笔一画组成,笔画形态本身就异常丰富,而其结构的方式又多种多样,这就具备了艺术升华的充分条件。 永字八法
结构的过程又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慢慢就形成了书法的法度,甚至产生规范化的、法度全备的书体——楷书,至于其他书体,则没有楷书那样有十分明显的规律可寻。 张怀瓘《书断》说:“楷者,法也,式也,模也。 ”苏轼《论书》也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
作为楷模、法式的楷书汉字符号升华为艺术形式美,所表现的特征以八法为例来说明。 书法相传的“永字八法”,就是企图以八种笔画来概括汉字笔画的多形态性。陈思《书苑菁华》载《永字八法》云,其“所用该(尽备、包括一切)于万字”,“能通一切字”。其实,“八法”虽已成为笔画甚至书法的代称,但它远不能概括汉字笔画的多样性,更远不能概括汉字笔画的复杂交构性。而这种笔画的多样性特别是笔画的复杂结构性,正是汉字得以升华为书法艺术的重要契机。 隋 《苏慈墓志》
对于这个艺术升华了的、较为典型的楷书作品,且不说其中笔画众多的字具有纷繁错杂的结构性,就看有些字虽然只有两三笔,如“人”、“十”、“九“之”、“也”等,不但笔画各异,而且还体现了种种相接相交之美,或是撇与捺相接,或是横与竖相插,或是钩与撇相错,或是点与趯相交……这借用伊福部隆彦的话说,是“其文字的配置即使单纯,所表现出的美也能十分复杂”。总之,通篇或繁或简的字,无不利用了汉字笔画交构相杂的形式之美,从而构成一个个“八面点画皆拱中心”(陈绎曾《翰林要诀》)的交构空间单位。 偏旁与合体性汉字是多样性的,从结构看结构可分为独体和合体。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现一般则统称为“文字”。偏旁是构成汉字的基本单位,古代称左方为“偏”,右方为“旁”,这种划分正足以说明偏旁的重要性,现则统而称之为“偏旁”。统观汉字的构成,绝大多数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偏旁拼合而成体,这就是所谓“合体字”,而合体字中又主要是“形声”字,如论、洋、创、构之类,这种“形声”字,就发展成为汉字中占绝对优势的庞大队伍, 由此可见,作为造字方式,以“形声”为主的偏旁组合在汉字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而它正是升华为书法创造的重要契机。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字的组合
偏旁合体性,这是汉字初始形式美的又一重要特征。合体字的偏旁组合,有左右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下结构、上中下结构、半包围结构、全包围结构等模式。这类模式,就蕴涵着汉字一度创造的美的因子,尽管它很生糙,不完善,但在书家们艺术经验的孕育下,就可升华为书法美。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就总结了由偏旁合体性蒸发而来的楷书美的若干规律。朝揖、相让、顶戴、包裹等,一字之美,偏旁凑成,分拆看时,各自成美。故朝有朝之美,揖有揖之美,正如百物之状,活动圆备,各各自足,众美具也。姜夔《续书谱》就指出: “柳体大字,偏旁清劲可喜,更为奇妙。”
这是对柳书偏旁审美价值的单独品赏。 各自成形再如“各自成形”的架构独立性汉字,不论独体字,还是合体字,都是一个个独立自足、互不连续的方块形体。这一系列的架构存在,构成了汉字的表意符号系统。对于这种一个个独立相分的方块汉字,汉字符号的一个重要特性——方块框架的独立性。这一特性,也是汉字得以升华为书法创造之美的形式契机。 方块框架的独立性对于中国书法来说,可说是一种美的“凝聚”剂。楷书用笔点画的流动性,都必须“凝聚”为独立的方块间架结构,这就是所谓“结字”。楷书的所谓间架,如果没有接近于正方形的独立框架,就失去了空间的定性和凝聚力,就不可能在独立的方块空间之内经营位置,精心结构。正因为如此,古代书论十分强调结字。 隶书《尹宙碑》
篆书、隶书乃至行书来看,这些书体之美的形成,一般来说也离不开块架空间。篆书如果没有取纵势的长方形的独立块架,隶书如果没有取横势的扁方形的独立块架……就不称其为书法。当然,这些块架可以大小长短不一,高低错落有致,不求如楷书之整齐。至于草书,似乎是把“凝定聚合”溶解为“流动奔放”,然而却并未解散汉字的框架。 张怀瓘《书断》指出,它“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 有序错综总起来说,造成了方块汉字的形体丰富性,而从根源上说,这种形体丰富性是由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特质所决定的。汉字形体复杂,数量繁多,这种“多符号性和复杂性”带来学习上的困难,是事实。但是,如果从升华为书法美的视角来看,这实用交际上的不足,恰恰是一个极大的美点。 《文心雕龙·练字》认为,文字:“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
文字既然一方面与言语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与文章相联系,因此,书写者笔下众多的字,不可能胡乱颠倒地放在文章或语句之中。由汉字所组成的文章,因字生句,积句成章,累章为篇,是环环相扣地衔接的。同时,又由于汉字形体几乎无限,绝少相似,具有“多符号性和复杂性”,因此它们在文中有序地排列,其结果必然很少有可能让形体互同或类似的字排在一起。于是,偏旁的单复繁简各各形别,笔画的众寡疏密字字体殊,符合于“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王羲之《书论》)的要求,这对于书法艺术之章法美的形式构成极其有利,它正是书家们乐于书写的极佳材料,而书家笔下“寓杂多于统一”的章法美,正是由此生发和升华而成的。 张旭 《段千字文》
从总体上看,正是汉字的形体丰富性和书写的有序错综性的升华。相反,如果一纸之书,字字相同,那么,即使是钟、张、二王,也可能会感到无用武之地。汉字的形体丰富性和书写可变性是互为因果的,或者说,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因此,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艺术的丰富性,任何一位书家都可自由发挥,写出自己的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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