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大唐一代名将的人生悲剧原创泊爵先生2020-11-16 21:22:18
大唐天宝十二载(753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指挥唐军再次击败吐蕃,夺取了黄河九曲之地。这一地区是黄河的上游,在青海湖的正南面。这是青藏高原上唐军能占据的最后一片肥沃土壤,再往上走,将是广袤无边的不毛之地。 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哥舒翰顶盔掼甲,手握横刀,带领一队亲兵在夜色下巡边。高原上寒风凛冽,吹得将士们的战袍烈烈作响。哥舒翰的身后是唐军大营,无数堆篝火在高原上熊熊燃烧,与天上的星光交相辉映。军营再往北,则是碧波万顷的青海湖。 哥舒翰抬头仰望,只见天空中群星璀璨,北斗七星像一把勺子一样排列在北方的天空。在星光的照耀下,哥舒翰手里的长刀寒光闪闪。 哥舒歌
看到这里,哥舒翰喃喃的说道:“北斗七星啊,请保佑我大唐国祚永昌!” 此时,在情景交融之下,哥舒翰的亲兵中很可能有一位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正在默默的吟诵一首诗。他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是他的那首《哥舒歌》却在边地广为传颂,并最终流传千古。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这个时候的哥舒翰怎么也想不到,仅仅三年之后,他为之奋斗的那个强大帝国顷刻间就崩塌了,他自己也将为之殒命。 大唐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指挥二十万大军出潼关,主动寻找安史叛军一决雌雄。 其实,这一仗,结局早已注定。 就连哥舒翰自己都知道,这可能是他今生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所以他才“抚膺恸哭”,引兵出关。 明知道打不赢为什么还要去打?没办法,因为这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命令! 天宝十五载是大唐帝国的转折点,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年是李隆基当皇帝的第四十五年,也是最后一年。 先天元年(712年),唐睿宗李旦把皇位禅让给太子李隆基,自己当上了太上皇,不过仍握有一定实权。第二年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一举粉碎了姑姑太平公主的势力,同时让唐睿宗的太皇上头衔彻底沦为荣誉职位。 从这一年开始,李隆基把年号改为开元,他雄心勃勃的想为大唐开辟一个新纪元。 “开元”这个年号,李隆基总共用了二十九年。公元742年,志得意满的李隆基认为自己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已经把大唐帝国治理成了人间乐土,自己到了应该享乐的时候了,于是把年号改为天宝。 这一年,李隆基在军事上做出一个重大决策。他在边疆设立了十大军区(藩镇),每个军区设节度使一名,为当地最高的军政长官。 天宝元年的哥舒翰刚刚在唐军中崭露头角。这一年,唐军从吐蕃手中夺取了新城(今青海门源市),哥舒翰被任命为新城的最高长官,军事生涯由此发迹,随后一路升迁。 天宝三载(744年),李隆基认为自己的功绩已经大的没边了,只有上古的三皇五帝才能与自己比肩,而那个时候他们纪年是用“载”的。于是,李隆基就下令,从这一年开始,帝国的纪年单位由“年”改为“载”。 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把不愿攻打石堡城的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贬为汉阳太守,任命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率军攻打石堡城。 哥舒翰
哥舒翰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不断蚕食吐蕃的势力,并于天宝八载开始对石堡城发动总攻。在哥舒翰的指挥下,唐军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攻取了石堡城,同时丢了三万具唐军尸体。 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此时的哥舒翰风光无限! 唐朝十大军区中的陇右军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御吐蕃,哥舒翰当了陇右节度使之后,通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唐军在陇右一带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军事优势。到天宝十三载(754年),唐军的控制范围已经到达了青海湖以西。 这个时期的哥舒翰威望极高,很受唐玄宗器重。 从天宝八载开始,朝廷就变着花样的给哥舒翰加官进爵。短短几年之间,哥舒翰就被封了众多头衔,有实职,也有荣誉职位,比如鸿胪员外卿、开府仪同三司、御史大夫、梁国公、河西节度使、西平郡王、太子太保等等。 哥舒翰在官场上一路高歌猛进除了唐玄宗欣赏他之外,也与当朝宰相杨国忠的支持分不开。杨国忠之所以支持哥舒翰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他,而是他俩都讨厌安禄山,共同的敌人让他们成为了朋友。 哥舒翰和安禄山何时结下的梁子史料上并没有记载,但是,史料是记载了一件让二人的恩怨更加深一层的事情。 天宝十一载的冬天,安禄山和哥舒翰同时进京述职,唐玄宗让自己的心腹宦官高力士设宴款待两位封疆大吏,宴会的主题也很明确,那就是让高力士做一下和事佬,化解二人的个人恩怨。 据说,安禄山与哥舒翰吃的这顿饭的菜谱是唐玄宗亲自指定,并命人在其中加入了一道很特别的菜。这道菜的名字叫“热洛河”,做法是直接射杀活鹿,取鹿血煎鹿肠。这道菜好不好吃不知道,但是皇上为了弥合两位大将之间裂痕的态度可谓诚意满满。 别看安禄山是一介武夫,在揣摩圣意方面一点不比文人差。 酒席刚开始,他就想主动表达和好之意。但是,和好需要找理由和话题,从哪找呢,二人的共同点实在不多,不过最终还是被安禄山找到了。 安禄山的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哥舒翰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于阗人。不过,当时唐朝人喜欢把西域各少数民族统称为胡人。在安禄山眼里,二人都是突厥人和胡人的杂交后代,这简直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 想到这里,安禄山对哥舒翰说:“我的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您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和您血统一样,为什么不亲近亲近呢?” 这个时候,哥舒翰莫名其妙的回应了一句:“古语说,狐狸向着自己的巢穴嗥叫,是不祥的预兆,因为那是忘本的行为。我哪敢不尽心呢?” 说实话,我思来想去也没有搞明白这两句话之间的逻辑关系。其实,我搞不明白没关系,但是安禄山也没有搞明白,这就出大事了。 安禄山认为哥舒翰这是在讽刺他是胡人的后代,于是勃然大怒,骂道:“你一个突厥人有什么了不起?竟然敢这样对我?” 哥舒翰也是个血性的汉子,立马就想掀桌子开干。 这个时候高力士赶紧向哥舒翰使眼色,让他不要冲动。在唐玄宗时期,没有人敢不给高力士面子,哥舒翰只好强压怒火,结果宴会不欢而散。 这次入朝不久,安禄山和哥舒翰就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忙各自的工作:哥舒翰忙着打吐蕃,安禄山忙着造反! 三年后,两人再次一前一后入京。这次入京两人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哥舒翰向皇上做工作汇报,安禄山是想打皇上! 先入京的是哥舒翰! 哥舒翰个人生活习惯不好,他贪酒好色,为身体健康埋下了隐患。 天宝十四载(755年)二月,哥舒翰进京述职,走到长安城外土门的时候,他泡了个热水澡,结果自己中风了,从此卧病在床,失去了行动能力。不能再带兵打仗了,哥舒翰只好闭门在家赋闲。 九个月后,安禄山也要进京了,不过他是带着十五万军队来的。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倪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白居易《长恨歌》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叛军从范阳出发,一路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攻到中原腹地,离长安仅一步之遥。 看到这里,有读者估计要问:强盛的大唐帝国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 这还要从唐朝的军事制度说起! 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以均田制为基础。府兵平时耕种务农,农闲之时进行军事训练。打仗的时候,府兵们便丢下镰刀锄头,拿起刀枪上战场。 府兵制在唐朝前期确实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帝国的疆域不断扩张,边疆所需要的兵力也越来越多。随着士兵戍边周期的增长,帝国的兵力缺口就越来越大。唐初规定府兵三年一代,到唐玄宗时期已经不能满足军事需要了。 更要命的是,府兵制赖以存在的均田制已经遭到破坏,大量的农民失去田地,不断逃亡,政府控制的兵源急剧减少,没有逃亡的农民也难以承担装备费用,只好也逃亡! 兵车行
这样,更大的兵力缺口和更少的兵源就形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怎么办? 募兵! 把大唐帝国带入无限辉煌又打入无底深渊的职业兵出现了! 募兵制制度下,兵源的出身不再受到政府的关注,身体素质开始成为考量一个人是否适合当兵的首要条件。士兵由义务兵转成职业兵之后,他们不用再服徭役,也不用再从事农业生产,打仗和军事训练成了士兵唯二的工作任务。节度使长期坐镇一方,容易培养下属的忠诚度,指挥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士兵们也更加拥戴自己的将领,军队士气高涨,凝聚力强。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协作之下,唐军无论是单兵作战能力还是整体战术素养都有了显著提升。唐初跟少数民族打仗,往往是举全国兵力才能开打。到了唐玄宗时期,这个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时一个藩镇节度使就能单独对抗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帝国有时候在东北、正北、西北、西南多线作战,并且有把握战而胜之。 这就是职业佣兵带给大唐帝国的军事优势,正是在募兵制确立之后,帝国的疆域变得空前辽阔,史料记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个事物优点突出的同时,缺点往往也很突出。 由于士兵长期驻扎在帝国的十个藩镇,节度使又长期任职,容易造成士兵对节度使的忠诚度大于对朝廷的忠诚度。节度使不仅掌握地方军权,一般还兼任刺史、采访使、转运使等职位,这就让他们集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并且节度使还有自行募兵的权力。 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还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帝国的军事布局由原来的内重外轻变成了外重内轻。中央军数量越来越少,士兵素质越来越低,逐渐沦为只能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察类团体,作战能力与边军相比较,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这种军事制度下,藩镇节度使简直就是土皇帝,帝国出现一个甚至是多个反叛者只是时间问题。 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和帝国军马场场长,麾下军队占了帝国兵力40%的安禄山一下子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唐玄宗对安禄山有着迷之信任。 张九龄曾建议他杀掉安禄山,王忠嗣曾提醒他安禄山可能会造反,杨国忠一直在他耳边唠叨安禄山正在准备造反,都被他当做耳旁风,并且越是有人提醒他安禄山有不臣之心,他就越是对安禄山信任,一再加官进爵,施以恩宠,简直就跟小孩子起了逆反心理一样。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指挥十五万大军一路南下,叛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到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东都洛阳城下。 在洛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潼关一带,安禄山遇到了他自反叛以来尚未遇到过的的两个重要对手——与他同一重量级的两位帝国名将:前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和现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不过,这里的同一个重量级只是针对名气和军事素养而言,双方的兵力对比上却有天壤之别。 安史叛军是一水的边军,久经沙场,作战勇猛,士气高昂。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安西军并没有回来,二人指挥的军队是在洛阳和长安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战斗力可想而知。 战争的结果是唐军一败再败,洛阳、陕州相继丢失,二人只好集中兵力扼守潼关,打算依靠坚固的城池和叛军打消耗战,等待各地勤王兵马集结对叛军形成合围之势之后,再出关与叛军决战。 从后续的事态发展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军事策略,但是当时的唐玄宗不这样认为。 在监军宦官边令诚的谗言之下,唐玄宗一怒之下斩了封常清和高仙芝,西域三大名将一下子死了两个,还剩哥舒翰一根独苗。 不过,很快就要轮到他了。 处死了封常清和高仙芝之后,唐玄宗紧急召见哥舒翰,任命他为兵马副元帅讨伐安禄山,此时名义上的兵马大元帅是荣王李琬。 此时的哥舒翰已经中风卧病在床,不能上马。他上奏推辞,被唐玄宗拒绝。不得已,哥舒翰只好硬着头皮上前线。 到达潼关之后,经过观察战场形势和敌我兵力对比,哥舒翰不自觉的选择了跟高仙芝和封常清同样的战术,扼守潼关,坚守不出。 唐玄宗没有给高仙芝和封常清执行这个正确战术的机会,同样也不会给哥舒翰。 哥舒翰刚到潼关的时候,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率军强攻了几次潼关,结果都被哥舒翰击退。 强攻不行,只有智取。 安禄山命令大将崔乾祐带领四千老弱病残在陕州一带游荡,打算引诱唐军出关,在城外歼灭他们。 安禄山是狡猾的狐狸,但哥舒翰是老猎手,这种拙劣的计策被他一眼就识破了。 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准主意。无论你在城外如何调戏,我就是不出去! 但是,哥舒翰的悲剧在于,虽然他是这支唐军的最高指挥官,但是他得听另一个指挥官的,那个指挥官就是昏了头的唐玄宗李隆基。 这个时候叛军可能用了反间计,因为史料上明确记载有人告诉唐玄宗,陕州一带叛军兵力薄弱,应该命令哥舒翰立即出关收复陕州和洛阳,但是史料上没有记载这个人是谁。 中国历史上这种反间计比比皆是,例如秦赵长平之战、群英会蒋干中计、以及明朝的崇祯帝错杀袁崇焕。用我们后人的观点来看,这些计策拙劣的简直就是小儿科,但是由于当局者迷,导致这个计策屡试不爽,往往成为扭转整个战局的关键因素。 反间计之所以能够成功,往往是因为当局者有一个执念,这个执念让他只看到事物的某一个侧面,从而丧失对全局的判断力。 唐玄宗的执念就是他想要迅速收复洛阳,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面子问题。洛阳是帝国的东都,丢失洛阳让朝廷很没面子,迅速收复洛阳朝廷才会挽回脸面。 其实,从更深的层次看,唐玄宗急于收复洛阳是因为经济问题。 唐朝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大部分时间都在关中平原。经过几千年的开发和消耗,关中平原的生态已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粮食和生活用品已经不能自给自足。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江淮一带开始成为中国的财富聚集地。 隋唐时期的中国就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不在同一区域,这就需要通过运输手段把江南的财富运送到关中,供给长安的达官显贵用于日常开销,从而维持整个帝国的正常运转。于是,隋炀帝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而京杭大运河的中心最就是洛阳。 请横屏观看:《虢国夫人游春图》
洛阳一旦长期沦陷,帝都长安的经济安全就会面临极大的威胁,从而整个帝国的运转就会出问题,这就是唐玄宗急于收复洛阳的深层原因。 其实,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出关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做出的草率决定,他也是经过一番思考的。此时哥舒翰指挥的这支唐军已经不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了,以前哥舒翰长期指挥的那支精锐的陇右军已经调回来了,现在归哥舒翰直接指挥,同时西域少数民族政权也派了一些军队来帮助唐军平叛。从纸面上看,这个时候的唐军无论在人数上,还是理论上的战斗力上,都不比叛军差。 所以,唐玄宗才放心大胆的命令哥舒翰出关。 但是,唐玄宗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没有看到另一面。 眼下的这支唐军虽然以陇右军为主体,但是它的指挥官哥舒翰已经不能上马临场指挥战斗了。他把临场的指挥权赋予行军司马田良丘,而田良丘又不敢独自做决定,于是把骑兵的指挥权赋予王思礼,把步兵的指挥权赋予李承光,更要命的是,这两个人相互不服,造成军令不统一,唐军协调作战能力下降。 另外,这支唐军成分比较繁杂。除了主力陇右军之外,还有少数民族政权的军队以及封常清和高仙芝招募的那一批乌合之众。这样的军队可以打顺风仗,但是抗压能力差,一旦战场形势不利,各军就会作鸟兽散,整个军团就会兵败如山倒。 唐军的这个致命弱点唐玄宗看不到,但是哥舒翰能看到,除了哥舒翰,远在朔方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也看到了。于是唐玄宗一再下令催促哥舒翰出关的时候,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统统上书建议不能盲目出关决战,而应该坚守潼关。 但是,唐玄宗全部拒绝。 在对潼关的问题上,唐玄宗看到的是政治问题,而哥舒翰们看到的是军事问题。但是,在农业文明的帝国里,政治问题往往凌驾于军事问题之上,最终导致军事上的惨败。这就是为什么在冷兵器时代,农业文明在经济、科技和组织上都远远领先于草原文明,却总是打不过他们的原因之一。 这也证明了另外一个道理,专业的事就应该由专业人士来做,那些整天吹嘘外行领导内行的鬼话简直就是扯淡。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成功了,但是他们的成功可能牺牲了很多效率和财富,换个人做也能做成,并且可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政治和经济都是可以协调斡旋的,但是打仗则是另一回事。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一点不给你协调和斡旋的余地。这也是足球教练和篮球教练往往都是退役了的运动员,而不是那些整天鬼扯的键盘侠们的原因。一定意义上来看,体育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当外行领导内行,政治问题凌驾于军事问题之上时,一代名将哥舒翰的悲剧早已注定。 当唐玄宗下了出关的最后通牒之后,哥舒翰就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不得已,只好恸哭出关。 叛军把决战场地选在了灵宝西原。 灵宝县在今河南三门峡和陕西潼关的中间位置,面临黄河,背靠伏牛山,这是一处军事上的死地。 叛军预先在伏牛山的险要之处做好了埋伏,等唐军进入山河之间的那片狭长地带的时候,发起了突然袭击。叛军先是使用火攻,浓烟之中的唐军不分敌我,相互射箭和践踏,死伤无算。叛军居高临下,势不可挡,大量的唐军被赶进了黄河淹死,逃窜到山谷中的唐军被叛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 此时,唐军的失败已成定局。 哥舒翰率数百亲兵逃回潼关,收拢散卒之后一查,唐军仅剩八千人。 叛军没有给哥舒翰喘息的机会,崔乾祐乘胜追击,猛攻潼关,很快攻克,哥舒翰只好再次逃跑。 逃到关西驿(今陕西华阴市)的哥舒翰想收拢旧部收复潼关,但是部将火拔归仁发动兵变,把他双脚绑在马肚子上送到洛阳,献给了安禄山。 哥舒翰和安禄山再次见面了,真是冤家路窄。 遥想二人上一次见面还是在长安的宴会上,当时两人还差点打起来。没想到这次见面时过境迁,哥舒翰竟然成了安禄山的阶下囚。 看到跪在自己脚下的哥舒翰,这个曾经与自己齐名的大唐名将现在如此狼狈,安禄山不仅洋洋得意,于是他挖苦道:“你以前看不起我,现在怎么样了?” 此时的哥舒翰已失英雄气概,跪在地上回答道:“臣有眼无珠,不认识圣人。现在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袛在东平,鲁炅在南阳,陛下饶我不死,我可以写信招揽他们投降。” 安禄山大喜,封哥舒翰为司空,同时做宰相。 哥舒翰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给唐朝的将领写了很多劝降信,不过收到的回信全是斥责和数落。安禄山知道哥舒翰劝降唐朝将领的做法没有什么卵用,就把他囚禁了起来。 唐肃宗至德二年(759年),郭子仪带兵收复两京,当时安禄山已死,安庆绪从洛阳撤离时杀掉了哥舒翰,大唐一代将星就此陨落,哥舒翰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 哥舒翰的悲剧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这一时期的名将很少有人善终。随着西域三大名将同时在潼关丧命,大唐帝国的盛世也就终结了。潼关陷落之后,叛军长驱直入攻进长安,李隆基仓皇逃往四川。安史之乱以后,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在此起彼伏的兵火中苟延残喘了一个半世纪之后,最终还是被李隆基一手创立的职业军人制度给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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