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的辉煌(夏坚勇) 隆重推荐海安可媲美余秋雨的本地散文大家

寂寞的小石湾

夏坚勇


一


　　前些时看到一份资料，说抗清英雄阎应元墓在江阴小石湾。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铁血舞台上推举出几个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推举的是集忠臣良将于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而阎应元便可以算是一个。偏偏历史对他一直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叹息。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叹息也没用，且到小石湾找阎典史去。

　　小石湾依偎在要塞古炮台下。在这个升平年头，又正值落日黄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阳的余辉里。衰草寒烟中，坟堆倒有不少，而且大多修葺得很讲究，但细细找过去，那些"考""先妣"皆名讳凿凿，始终没有发现一块属于典史阎公的小石碑。
　　问一位搞文物的老先生说，当年阎应元不屈被杀之后，一位乡民把他从死人堆中背来，偷偷葬在这里，兵荒马乱，又加月黑风高，自然没有留下标记，到底是哪座坟，搞不清了。
　　我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二

　　一个小小的典史，按今天的说法，最多不过相当于一个正科级的县公安局长。在那个民族危亡之秋，率义民拒24万清军于城下，孤城碧血81天，使满清铁骑连折三王十八将，死75000余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百姓幸存者仅老幼53口。如此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黯淡而柔靡的晚明夕照图中，无疑是最富于力度和光彩的一笔。
　　然而，江阴城沸沸扬扬的鲜血和呐喊，在史家笔下却消融得了无痕迹，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对此竟不著一字。倒是有一个在江苏巡抚宋荦门下当幕僚的小文人，于清苦寂寥中，推开遵命为主人编选的《诗钞》，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阎典史记》。他叫邵长蘅，江苏武进人氏，武进是江阴的近邻，阎应元率众抗清时，邵长蘅大概10岁左右，因此，他的记载应该是史笔。
　　"当是时，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闭门旅拒，攻之辄拔；速者功在漏刻，迟不过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这是邵长蘅为江阴城战勾勒的一幅相当冷峻亦相当低调的背景图。大局的糜烂，已经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那种望风而降的景观，恐怕只有借用历史上一个巴蜀女人的两句诗才能形容：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川人嗜辣，诗也辣得呛人，这个女人也是在亡国之后发出如许诅骂的。是的，腐朽的南明小朝廷已经没有一点雄性的阳刚之气了。
　　但史可法呢？这个鼎鼎大名的忠烈公，难道还不算奇男子、伟丈夫。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史忠烈公。
　　就在江阴守城战两个多月前，史可法以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督师扬州，与满清铁骑只周旋了数日便土崩瓦解。史可法固然以慷慨尽忠的民族气节而名垂千古，但十万大军何以一触即溃，当史阁部走向刑场时，难道不应该带着几许迷惘，几许愧赧吗？
　　给史可法立传的全祖望比邵长蘅的名气可要大得多，这位在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大学者也确是文章高手。"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梅花岭记》一开始，作者就把文势张扬得疾风骤雨一般，让史可法在危如垒卵的情势中凛然登场。
　　"势不可为"是客观现实。正如后来"史公墓"前抱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上上下下都在肆意作践着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骁勇强悍的八旗大军挟带着大漠雄风，一路势如破竹，直薄扬州城下，而南明的各镇兵马又不听史可法调度。从军事上讲，孤城扬州很难有所作为。
　　史可法登场了。他的第一个亮相不是在督师行辕里谋划军事，也不是在堞楼城壕边布署战守，而是召集诸将，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也就是把他杀死，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为义子。又上书福王表明自己"与城为殉"的心迹，并当众再三朗读奏章，涕泪满面，部将无不为之动容。最后遗言母亲与妻子："吾死，当葬于太祖高皇帝之侧；或其不能，则梅花岭可也。"
　　这就是说，仗还没有打，自己就先想着怎么个死法，如何全节。这如果是作为激励将士拼死决战的手段，本也无可非议，中国战争史上诸如破釜沉舟或抬着棺材上阵的先例都是很有光彩的。但史可法给人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庄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他想得更多的不是怎样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后的造型。当年隋炀帝在扬州揽镜自叹："好头颈谁当斫之!"那是末日暴君的悲哀。而史可法是统率10万大军的督师辅臣，不管怎么说，10万人手里拿的并非烧火棍，即使"势不可为"，也要张飞杀岳飞，杀个满天飞。说一句大白话：打不过，也要吓他一跳；再说一句大白话：临死找个垫背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可惜史可法不会说这些粗陋的大白话他太知书识礼，也太珍惜忠臣烈士的光环，他那种对千秋名节纯理性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眼前刀兵之争的创造性谋划。可以想像，统帅部的悲观情绪将如何软化着10万大军的脊梁。这支本已惶惶如惊弓之鸟的御林军，无疑将更加沉重地笼罩在一片失败的阴影之中。
　　到了这种地步，战争的结局只是个仪式问题了。
　　仪式或迟或早总要走过场的，接下来是清兵攻城，几乎一蹴而就，史称的所谓"扬州十日"，其实真正的攻守战只有一天。史可法既没有把敌人"吓一跳"，也没有能"临死找个垫背的"，古城扬州的尸山血海，不是由于惨烈的两军决斗，而是由于八旗将士野蛮而潇洒的杀人表演。弄到后来，连史可法本人苦心安排的全节，也得靠敌人来成全他，"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拔刀。"终于被俘。清豫王多铎劝降不成，冷笑道："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节。"史可法遂死。
　　平心而论，史可法不是军事家，这位崇祯元年的进士，其实只是个文弱的儒生。儒家历来信奉的是"修、齐、治、平"之道，这中间，"修身"是第一位的。史可法个人的品德修养毋庸置疑，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他年过四十而无子，妻子劝他纳妾，可法叹息道："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终于不纳。这样洁身自好的君子，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中相当难能可贵。若是太平岁月，让这样的人经纶国事自然没有问题，但偏偏他又生逢乱世，要让他去督师征伐，这就有点勉为其难了。在浩浩狼烟和刀光铁血面前，他那点孱弱的文化人格只能归结于灭寂和苍凉，归结于一场酸楚的祭奠和无可奈何的悲剧性体验。
　　这里，我得说到一桩政治文化史上的轶闻。就在清军兵临扬州城下的几个月前，清摄政王多尔衮曾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有一封回信，这封海内争传的《复多尔衮书》雄文劲彩，写得相当漂亮，今天我们捧读时，仍旧会感到那种澎湃涌动的凛然正气。关于这封回信背后的作者，向来有多种传说，但可以想见，当初作者在起草回信时，必定是相当投入的。那大抵是一个夜晚"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样的境界自然是没说的，多少文人曾把扬州的月色涂抹成传世佳句；或细雨凄迷，间离了尘世的喧嚣，将督师行辕浸润在宁定和寂寥之中，这也是写文章的理想氛围。当然，远处的城楼上会不时传来军士巡夜的刁斗声；而在北方的驿道上，快马正传送着十万火急的塘报，那急遽的马蹄声不仅使夜色惊悸不安，也足以使一个末日的王朝瑟瑟颤抖。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篇文章，把史可法的文化人格挥洒得淋漓尽致了。吟读之余，史可法或许会想到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古往今来的不少好文章都是两军决战前羽檄交驰的产物。首先是那位叫陈琳的扬州人，他替袁绍起草的《讨曹操檄》使曹操为之出了一身冷汗，久治无效的头风也因此大愈。丘迟致陈伯之的劝降书写得那样文彩瑰丽，把政治诱导和山水人情交融得那样得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谁能相信这样清新明丽的句子会出现在冰冷的劝降书中呢？"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更不愧是大才子，他的那篇《讨武?檄》，连被骂的武则天看了，也拍案叫绝，惊叹不已。这些千古佳话，史可法此刻大概不会不想到，因此，他很看重这篇署名文章。事实上，就凭这一篇《复多尔衮书》，后人就完全有理由认定他是一位文章高手，而忘却他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书、节制江北四镇的督师辅臣。无论这篇文章是不是史可法的手笔。
　　说史可法很看重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旁证。据说史可法对自己的书法不甚满意，便四出征求书家高手执笔誊写，这时，书法家韩默正好在扬州，便到军门应召。关于韩默其人，我知道得很少，但仅从史可法对他的赏识来看，大概档次是不低的。韩默笔走龙蛇时，史可法和诸将都在一旁观摩，只见那素笺上气韵飞动，从头到尾一笔不苟，虽微小到一点一画，也不离"二王"的笔法。书毕，史可法赞赏再三，这才令快马送出。
　　今天我们很难猜测史可法站在督师行辕的台阶上，目送快马远去时的心态。对国事的惆怅？对明王朝的孤忠？对江北四镇防务的忧虑？实在说不准。但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即对刚刚发出的这封复书的几许得意。中国的文化人总是把文章的力量夸张到十分了得，似乎一篇檄文就可以让人家退避三舍，最典型的莫过于李白表演的"醉草吓蛮书"，凭半壶水的洋文便震慑住了觊觎唐帝国版图的番邦。《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说："笔尖儿敢横扫五千人"，牛皮吹得还不算大。诗圣杜甫就有点豁边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一支舞文弄墨的纤纤之笔，简直有如上帝的魔杖。既然文章有这样无所不能的造化之功，人们便生生世世地重视考究起来，斟酌推敲起来，咬文嚼字起来，好像一字一词的差异，就真能演化出天壤之别的大结局来。北宋末年，靖康城陷议和，赵恒（钦宗）递降表，文中有"上皇负罪以播迁，微臣捐躯而听命"之句，金将粘罕不满意，一定要叫易"负罪"二字为"失德"。讨价还价不得，战败者只好屈从。其实，"负罪"也罢，"失德"也罢，都改变不了战场上的事实。不久，赵恒父子全被敌人掳去，算是给用字之争下 了一道注脚。
　　还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看得清，早几年在山西晋祠发现了他写的一副对联："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这就说得再明了不过了，文章固然需要，但天下毕竟是打出来的，真正有力量的还是"武器的批判"。不过这副对联是集的杜诗，唐太宗在杜甫之前差不多100年，当然不可能出自他的手中。但即使是后人的假冒，也假冒得很得体，太宗皇帝就有这样的强梁霸气。
　　史可法给多尔衮复书大约是弘光甲申秋月，半年以后，清兵大举南下，扬州城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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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
　　有憾留天地，为君问古今。
　　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
　　洒尽穷途泪，关河雨雪深。



三


　　扯远了，还是回到江阴小石湾。

　　江阴和扬州完全是两种格调，两种情韵。这里没有扬州那么多的诗文书画和歌吹入云的绮丽风华。扬州是历史文化的渊薮，是令帝王、文士、妓女们销魂的舞榭歌台。只要是个稍微有点头脸的人到了扬州，便总要弄出点风流韵事来，舍此似乎对不起这里的清风明月。"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其中并没有半点忏悔的意味，十足是一种洋洋自得的炫耀。而江阴只是一座要塞，一片驰马冲杀的战场，战事多了，自然便无暇去吟风弄月。即使像王安石这样的大家站在这里，也只能挤出几句干巴巴的"黄田港口水如天"，这样的句子，应该说是相当蹩脚的。大词人辛弃疾在江阴做过签判，但令人遗憾的是，洋洋大观的《稼轩词》中，却没有一句是与江阴有关的。要看长江，他宁愿跑到京口北固亭去慨叹："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来"；要排遣胸中块垒，他宁愿登上建康赏心亭"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你说怪也不怪？在文人眼中，江阴显得有点尴尬。这里的码头太小，豪放派往往来不及把这里的喧天激浪梳理成诗句，便匆匆解缆离去；婉约派又嫌它兵气太足，冲淡了风月情怀。江南一带从来就有"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说法，这里所谓的"强盗"，是指一种心理品性和地域性格，就正如扬州多的是书肆和船娘一样，江阴多的是炮台和壮汉，这里民风强悍，连方言也冲得很，全不像典型的吴侬软语那样奶油气。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江阴强盗"阎应元。
　　阎应元是个粗人，他没有科举功名，在那个时代，这意味着在官场上很难有所作为。严格地说，他担任的那个典史算不上官，只能称为"吏"。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过京仓大使，这是个管理仓库的小吏。管理仓库至少需要两方面的素质，一要有武艺，施保卫之职；二要有协调统筹能力。我们在以后的江阴守城战中将会看到，阎应元如何把这两种素质发挥得淋漓尽致。
　　顺治二年七月初九夜间，阎应元在潇潇细雨中悄然进入江阴东门，直奔孔庙大成殿后面的明伦堂，主持守城军务。从这个时刻开始，他就把自己和全城6万多人放到了一座巨大的悲剧祭坛上，他们将用自己喷涌的热血和强悍的生命作为牺牲，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怆然傲岸的民族精神。
　　江阴举事之初，阎应元已经离任，奉老母避居华士砂山，他是在战事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应义民之邀入城的。据说，在从华士赴江阴途中，他曾题诗于东门七里庙之壁，情辞慷慨，有易水悲音。300多年以后，一个文化人发思古之幽情，沿着当初阎应元入城的路线从砂山出发，一路寻寻觅觅，力图找到当年那座七里庙的遗迹，却一无所获。他终于领悟到，自己的举动实在无异于刻舟求剑，所谓寺壁题诗很可能是后人的假托或杜撰。阎应元一介武夫，有没有那种寄志抒怀的雅兴，很值得怀疑。况且当时军情火急，城外到处是清军营寨，即便有雅兴也未必能尽情挥洒。　　中国人历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崇拜，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总应该有点儒将风度，起码也要能"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最高典范自然是那个在灯下披着战袍读《春秋》的关云长。因此，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夫丘八，一旦留之青史，后人总要给他凑上几句打油诗，以显出几分文采风流的人格气韵。你看我们的阎典史从容地辗转于敌营之中，还能在寺壁上题上几句豪言壮语，实在够潇洒的了。但问题是，阎应元恐怕没有那样的情致，此刻，他根本没功夫去憧憬青史留名之类，而只会想着如何提着脑袋去冲杀。因此，只能辜负七里庙的那堵墙壁和后人为他附会的那几句绝妙好辞了。
　　今天我们读着《阎典史记》时，不得不惊叹阎应元那卓越的军事天才，可惜历史只给他提供了这么一块小小的舞台。任何英雄都离不开造就自己的那块舞台，如果没有奥茨特里斯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拿破仑最终可能只是法兰西历史上一个黯然无光的过客。同时，多少天才却由于没有自己的舞台而默默无闻，被深深湮没在风干的青史之中。历史学家从来就是一群浅薄而势利的观众，他们喜欢看热闹，他们的目光只盯着舞台上线条粗犷的动作，而对所有的潜台词不屑一顾。是的，阎应元脚下的这块舞台太蹩窄了，"螺丝壳里做道场"，连闪展腾挪余地也没有。弹丸之地的江阴城，一场力量悬殊、根本无法打赢的战争，悲剧性的结局是无可逆转的。但有时候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向结局的过程。阎应元的天才就在于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力量恣肆张扬地发挥到了极致，多少抗争和呐喊，多少谋略和鲜血，多少英雄泪和儿女情，把走向结局的每一步都演绎得奇诡辉煌，令人心旌摇动而又不可思议。这样，当最后的结局降临时，轰然坍塌的只是断垣残壁的江阴城楼，而傲然立起的则是一尊悲剧英雄的雕像。
　　作为有清一代著名的诗人和史学家，赵翼是个相当苛刻的人，有时甚至相当狂妄。他对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也不以为然，"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口气中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但他站在阎应元的画像面前却不得不肃然起敬，他的那首"题阎典史祠"，把阎应元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和明季的诸多忠臣义士、叛官降将进行对比，发出了"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史"的慨叹，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一场本来是一边倒的战争，却悲壮惨烈地进行了81天，孤城困守，6万义民面对24万清兵，并且让对方付出了75000人的代价，这在中外战争史上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三十六计中能用上的计谋，差不多都用上了，诈降、偷营、火攻、钉炮眼、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小股出击、登陴楚歌，无所不用其极，无不闪烁着创造性的光芒。最壮烈的莫过于派白发耆老出城假投降，把火药暗藏在放银子的木桶底层，等清军升帐纳降时，火发炮裂，当场炸死清军 3000余人，其中有亲王一、上将二，清军为之三军挂孝。与此同时，江阴城头也响起了悲怆的炮声，那是在为慷慨赴死的乡贤耆老们致哀……
　　至此，我们也许会生出这样的设想：如果让阎应元站在扬州的城堞上……
　　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赵翼的诗中还有这样两句："明季虽多殉节臣，乙酉之变殊少人。"按理说："扬州十日"当是"乙酉之变"中最重大的事件，有壮烈殉国的大忠臣史可法在那儿，这"殊少人"就有点令人费解了。赵翼在对阎应元由衷赞赏的同时，有没有对史可法不以为然的意思呢？
　　这就很难说了。




四


　　同是与城为殉的南明英烈，史可法死后封忠烈公，名垂青史，扬州广储门外的梅花岭更是成了历代仁人志士朝觐的圣坛，而阎应元的光芒却要黯淡得多。这种死后哀荣的差距，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实也无需深思，归根结底，恐怕还是两人生前的地位使然。史可法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书，而阎应元只是一个小小的典史。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大人物能以气节自许，便相当难能可贵，而小人物则合当提着脑袋去冲杀。阎应元站在江阴城头上回答清将刘良佐的劝降时，有一句地道的大白话："自古有降将军，无降典史。"阎应元是个粗人，他不会故作惊人之语，但这句大白话却石破天惊地撩开了历史的面纱：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达官贵人一般都放达得很，他们有奶便是娘，人家打过来了，大不了弯一弯膝盖，换一副顶戴，仍旧堂而皇之地做他的官。而老百姓却没有这样放达，他们要认死理，脑袋可以不要，但膝盖是不能弯的。我们这位阎典史就特别珍重自己的膝盖，他城破被俘之后，在清军贝勒面前硬是挺立不跪，被活生生地用枪刺穿胫骨，于是"血涌沸而仆"，身子是倒下了，膝盖终究没有弯。有人说阎应元是下里巴人，虽然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仗，却没有自己的纲领之类，那么他站在城头上讲的这两句大白话算不算纲领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足以胜过一打纲领，就是和史可法文采瑰丽的《复多尔衮书》相比，恐怕也不会逊色的。
　　但阎应元毕竟"略输文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本身固有的光芒。因为历代的史书都是文人写的，胳膊肘朝里弯，他们对那些富于文化气质的志士贞臣当会有更多的欣赏。事实上，在那些宁死不折的明末遗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江南的文化人，他们操着并不刚健的吴侬软语为反清复明奔走呼号，以彬彬弱质支撑着异常坚挺的文化人格。在朱明王朝那一段不绝如缕、凄怨悠长的尾声中，最具光彩的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一群柔弱的文化人，这实在是一幕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这中间，张煌言算得上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但他除去和郑成功合师入江，在南京附近热闹了一阵而外，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只是跟着鲁王朱以海凄凄惶惶地东躲西藏，后来被清军俘获。但他是个文人，会做诗，字也写得相当不错，即使在狱中，也"翰墨酬接无虚日"。临刑前，有绝命诗两首，又举目望吴山，长叹道：好山色！"就这样文绉绉的一句慨叹，便托起了一个中国文人的归结性造型。是啊，吴山媚好，黛色空?，这无疑是诗的境界，自己这些年为国事奔波，何曾好好看过眼前这景致。如今忠义已经尽了，身后的名节也是不成问题的，作为一介文士，最后能在这样的山光水色之间找到归属，也就无憾无怨了。于是张煌言整一整衣袂，飘然前行，他似乎并不是走向断头台，而是走入了如诗如梦的江南烟水，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总体气韵之中。这样的造型，难怪后世的文人学子们要传为佳话了。反观阎应元，同是慷慨就义，只大呼："速杀我！"痛快则痛快矣，但在那些握着史笔的文人眼里，终究显得粗鲁，所见到的只是一片鲜血淋漓的悲壮，因而从人格气韵上讲，也就浅显得多了。
　　志士贞臣而又富于文化气质，他们的这种人格气韵往往为后人提供了偌大的想象空间。张煌言就义后，葬在西子湖畔的南屏山下，与岳坟和于忠肃公墓（明代名臣于谦之墓）相去不远，"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连西湖也得借重于忠臣义士。如今张煌言也来了，后人也就把三墓并称，对张煌言来说，这是相当高的荣誉了。人们的想象也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又轮到史可法。史可法就义后，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扬州梅花岭上只是一座衣冠冢，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因史可法众望所归，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以后若干年内，关于"史可法未死"的传说和冒充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一直连绵不断。闹到后来，"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连清政府也跟着疑神疑鬼，搞不清真假了。于是便有了洪承畴和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洪承畴是明末第一号大汉奸，他在松山被俘降清，但崇祯皇帝起初听信传闻，以为他死了，曾下诏为他在正阳门建"昭公祠"。这一段对话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洪："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洪承畴狼狈不堪，急忙下令把孙兆奎杀了。
　　史可法不简单，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人格力量仍然令敌人胆战心惊。
　　此后不久，洪承畴又遇上了被俘的一代名儒黄道周，但这次他连开口对话的机会也不曾有，便狼狈而返。
　　福建漳州黄道周石斋先生，以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入江西募兵抗清，被执于婺源，后来又押解南京。当时洪承畴任清廷"招讨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也驻节南京。因为黄道周的名声很大，道德文章冠于一时，洪承畴想亲自到狱中劝降，庶几可列青史之榜。黄道周闻讯，自然不会给他机会，便手书楹 联一副于囚室门枋上，联云：


　　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
　　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这位石斋先生不愧是国学大师，联语用谐音嵌字的方法，暗寓"史可法忠""洪承畴反"的意思，看似信手拈来，实在妙不可言。洪承畴见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哪里还有脸面劝降？随即下令将黄道周处决。黄道周遥拜孝陵，然后端坐在红毡上，神色自若。一弟子请他给家里留下遗言，他撕开衣襟一幅，将右手食指咬破，滴血书联云：纲常千古；节义千秋。
　　黄道周用血写下的这个"纲常"和"节义"，便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最为神圣的两块基石，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文化人为反清复明矢志不移，其源盖出于此。要说这些人受了朱明王朝多少恩泽，实在没有根据，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郁郁不得志。相反，倒是那些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转得比谁都快。因此，这些文人祭奠的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张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而江南又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当此旧王朝覆亡之际，江南的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群。当时名满天下的一些学界巨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黄宗羲、顾炎武、刘宗周，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道周。只要大略看一眼这串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吊死在煤山的朱由检也应该感到欣慰了。
　　新王朝的统治者起初只顾忙于杀伐征战，对这群不要命的文化人很有点不以为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怕他作甚？但等到天下初定，甲胄在身的武士们或归顺或败亡以后，他们才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骑在马上解决的，文人自有文人的厉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杀几个文人固然不费劲，但问题是总杀不干净，你这边刀上的血还没有揩去，他那边又把脖子迎上来了。再一细看，原来他们手中虽没有吴钩越剑，却握着"批判的武器 "，这武器就是巍巍荡荡的汉文化。
　　事情于是发生了变化，起初是南明的武士们在满清铁骑面前顶礼膜拜，现在却轮到新王朝的统治者在氤氲缠绵、云蒸霞蔚的汉文化面前诚惶诚恐了。这中间一个最明显的信号是：康熙二十三年，清圣祖玄烨带领文武大臣来到南京的明孝陵前，当今皇上的一切显赫和威仪都免了，一行人在陵前规规矩矩地下了马，不走正门不走中道，却从旁门步行，一路上行三跪九叩首礼节，到了宝城前，则行三献大礼。礼毕，又亲书"治隆唐宋"碑文，令江宁织造郎中曹寅刻石制碑，立于陵殿大门正中。对朱元璋的评价在唐宗宋祖之上，这不是一般的抬举了。当雄才伟略的康熙大帝在朱元璋面前躬身拜倒时，那身影所投射的，显然不仅仅是对一位前朝君王的礼节性尊重，而是传递了一种信息：以"外夷"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对汉文化同样是很推崇的。
　　康熙谒陵完毕，又继续南巡去了，接下来的工作让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来做。曹寅不光是负责将皇上的御笔刻石制碑，那事情很简单。在长达数十年的江宁织造任上，他实际上负起了对江南知识分子进行统战的责任。从他给康熙的那些连篇累牍的奏折中可以看到，康熙想了解的是何等详尽，有些看来不应该出现于奏折中的琐碎小事，诸如风俗人情、街谈巷议、三教九流、诗酒趣闻之类，曹寅也都包包扎扎，用快马送往京城，那里面的口气，竟有如君臣就着一壶清茗拉家常一样。曹寅这样做，自然是得到康熙授意和鼓励的。康熙喜欢看这些花边新闻，大概不会是为了解闷儿，他是要把江南文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无遗。同时也不可否认，当今皇上在津津有味地批阅从江宁府送来的奏章时，那种对汉文化难以抑止的热情也流泻得相当充分。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清廷昭令表彰前明忠义，也就是说，对当年那些提着脑袋和他们拼死作对的人予以褒扬。应当承认，这种气度还是很难得的。于是，小小的阎典史才得以"跟哥哥进城"，在江阴的忠义祠里占了一席之位。此后，江苏学政姚文田又手书"忠义之邦"四个大字，刻嵌于江阴南门城楼之上，算是给了阎应元和江阴守城战一个"说法"。




五


　　但小石湾依然寂寞。

　　又有三两游人从那边过来了，或意态悠闲，或行色匆匆，夕阳下的身影拖得很长，惊起一群不知名的水鸟，凄惶逸去，那呼叫使得天地间平添几分苍凉的余韵。几年前，小石湾的江滩上出土了几尊清代道光年间的大炮，到黄山炮台的游客往往在归途中要拢过来看看，人们摩挲古炮上铁锈斑剥的铭文，望大江，思荣辱，发出由衷的感慨。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就在自己脚下的某个地方，民族英雄阎应元正孤独地安息着。
　　我唯有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烟波江上使人愁"，此情此景，难道是一个愁字所能了结？
　　却又想起一桩不相干的事：不久前，有一位学者考证出，盛宣怀的墓可能在江阴马镇，一时上下都很振奋。因为谁都知道盛宣怀是武进人氏，与江阴原不沾边，若果真那把老骨头最后埋在江阴，就差不多算得上是半个江阴人了。盛宣怀何等人物！他是李鸿章的经济总管，是旧中国的三井、三菱式人物，在今天这个经理厂长脚碰脚的年头，一个地区若能和这样的经济巨擘（即使是一堆腐骨）攀上点缘分，"名人效应"自然是不用说的。于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论证会接着研讨会，忙得不亦乐乎。
　　当然，接着还要修墓。
　　我真想大喊一声：阎应元的墓在江阴小石湾，这已经用不着你们论证研讨了。
　　但终究没有喊，隐隐约约总觉得气不壮：阎应元的墓修好了，能搭台唱戏三资合资投资吗？
　　呜乎！阎应元这次不光吃亏在"文化"上，还略输美元和港币……
　　江风大了，回去吧。
　　回来后，写成了这篇小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后，偶尔翻阅清代大学者俞曲园的《春在堂 随笔》，见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史阁部复摄政睿亲王书，乃乐平王纲字乾维者代笔，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余惟忠正此书，海内争传，然莫知其为王君笔也，故特表而出之。

　　文中的"摄政睿亲王"即多尔衮，而这位春在堂主人即一代红学大师俞平伯的曾祖父。
　　作为野史，这中间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但我却希望它是真的，我宁愿史可法不是一个文章高手，而是站在扬州城楼上苦心孤诣的督师辅臣。诚如是，则我在上文中的有些说法就无法立足了。

　　我真诚地希望春在堂主人的记载是千秋史笔。


















湮没的宫墙

夏坚勇

　　近代的文化人看南京，常常会不自觉地带着唐宋士大夫的目光，眼界所及，无非六朝金粉，一如刘禹锡和韦庄诗中的衰飒之景，似乎这里从来不曾有过一个赫赫扬扬的明王朝。他们徘徊在明代的街巷里寻找王谢子弟华贵的流风，拨开洪武朝的残砖碎瓦搜求《玉树后庭花》柔婉的余韵。其实，他们只要一回首，明代的城墙便横亘在不远处的山影下，那是举世瞩目的大古董，一点也不虚妄的。作为一座城市，南京最值得夸耀的恰恰是在明代，它的都市格局也是明洪武朝大规模建设的结果。因此，近代人看到的南京，实际上是一座明城，在这里访古探胜，亦很难走出朱明王朝那幽深阔大的背影。
　　当然要去看看明故宫。
　　当年朱家皇帝面南而坐的金銮宝殿，现今连废墟也说不上了，只剩下几处供人凭吊的遗迹，天高云淡，游人依依，一派宁和的秋景。那巨大的柱础和断裂的青石丹墀，使人想起当初宫宇的壮丽崇宏，也给人以无法破解的疑团：以600多年前的运输条件，这样的庞然巨物是怎样从产地运往宫城的呢?唯一可以看出点立体轮廓的是金水河前的午门，但上部的城楼也已损毁，现存的只有城阙和三道门洞，中间的一道是供皇上通行的，巨石铺就的御道被车轮碾出了深深的印迹，不难联想到当初銮驾进出时，那种翠华摇摇的威仪。午门前还应该有一个广场，所谓的"献俘阙下"大抵就在这里，但那样的场面不多。更多的场面是杀人，在旧小说和传统戏中，每当"天威震怒"时，常常会喝一声"推出午门斩首"的，自然是被处以极刑了。但平心而论，在明故宫的那个时代，因触犯朱皇帝而被推出午门杀头，实在算得上是一种优待。那时候杀人的花样多的是，抽筋、剥皮、阉割、凌迟，甚至用秤杆从下身捅烂五脏六腑，总之不能让你死得那么爽快。最常见的是捺倒在地，劈里啪啦一阵死打，直打成血肉模糊的一堆，称为"廷杖"。而相比之下，"喀嚓"一刀便了结性命，无疑是最舒服的了。因此，临刑的那位跪在阶下高呼"臣罪当诛兮，谢主隆恩"时，那感情可能是相当由衷的。
　　这就是明故宫，一座因杀人无数而浸漫在血泊中的宫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从南方起事而威加海内的封建王朝的定鼎之地，如今却只剩下一片不很壮观的遗迹，陈列在恹恹的秋阳下。
　　出明故宫遗址公园，遥望东去仅一箭之地的中山门(明代称为朝阳门)，我心中不由得升上一团疑云：皇城这样鳞次栉比地紧挨着外城门，这于防卫来说无疑是一大禁忌，即使在当时，若用火炮架在城外，也是可以直接威胁大内的。那么，公园出口处的石碑上，关于明故宫不止一次地罹于兵火的记载，自然是与此有关了。但令人费解的是：朱元璋是马上得天下的开国之君，以他的雄才大略，当初为什么竟疏于考虑呢?
　　1368年，寂寞了差不多400年的应：天府又风光起来。自从南唐后主李煜在这里仓皇辞庙以后，这座城市便一直不曾被帝王看重过，他们来到这里大多只是暂时驻跸，歇歇脚，对着六朝遗物发几句感慨，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起驾离去。在他们看来，这儿的宫城里充满了兵气和血光，历来在这里停留的王朝没有一个不是短命的。南宋初年，那么多的大臣要皇上在这里建行都，"抚三军而图恢复"，但鬼精灵的赵构最终还是跑到临安(今杭州)去了。如今，一个束着红头巾的草头王却看中了这里，他要在这里长住下去，定都称帝。这个其貌不扬、脸盘像磨刀石似的黑大汉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他是从淮北皇觉寺的禅堂里走出来的，带着满身征尘。当然，和差不多所有马上得天下的开国帝王一样，他也带着一股霸主气，这一点，只要随便看看他写的那些打油诗就可以知道了：
　　百花发时我不发，
　　我若发时都吓杀。
　　粗豪到了蛮不讲理的程度，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气韵。再看：
　　杀尽江南百万兵，
　　腰间宝剑血犹腥。
　　几乎是瞪着眼睛吼出来的，活脱脱一个山大王的形象。现在，你看他站在钟山之巅，朝着山前的那片旷野作了个决定性的手势，作为帝祚根基的皇城就这样圈定了。
　　毋庸置疑，在当今皇上的这个手势背后，支撑着一种洋洋洒洒的自信。自汉唐以来，历朝都城皆奉行"皇城居中"的格局，这既符合帝王居天地之中的封建伦理信条，又有利于现实的防卫。而现在，他手指的那个地方紧挨朝阳门内，偏于旧城一隅，一旦敌方兵临京师，坐在乾清宫的大殿里也能听得到城外的马蹄声。这些年来，朱元璋打的仗不算少，有好几次几乎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因此，对皇城的防卫问题，他不能说没有深远的战略考虑。不错，皇城偏于一隅，于防卫是一大禁忌，但古往今来，有几个王朝是靠皇城的坚固而长治久安的呢?大凡让人家打到了京师脚下，这个王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尽了；即使据皇城而固守，又能苟延多少时日?在金陵作为京师的历史上，这座城市从来就像纸糊一般的脆弱，艳情漫漫，血海滔滔，一旦强敌迫境，大都一鼓而下。只有南梁"侯景之乱"时，梁武帝固守台城，撑了100多天，但最后还是没有守住，梁武帝倒始终没有退出宫城--他饿死在里面了!到陈亡以后，隋文帝杨坚害怕南人再起，一把火烧了六朝宫阙。其实他也太多心了，一座宫城能顶鸟用?
　　在中国的历代宫城中，明故宫的摆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防卫高于一切的主导思想被淡化，"皇城居中"的传统格局遭到摒弃--虽然朱元璋的子孙后来迁都时，又把宫城严严实实地藏到了京师的中心。但至少在洪武初年，当朱元璋站在钟山上规划宫城时，他显然对刀兵之争看得不那么重要。他有这样的气魄。
　　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听听宫城上的"画角吹难"。
　　据明人朱印《三余赘笔》、董谷《碧里杂存》等史料记载，明宫城建成后，每天五鼓时分，朱元璋便派人在谯楼上一边吹着画角，一边敞喉高歌。画角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其声激昂旷远。歌词凡九句，起首三句为"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史家称其为"画角吹难"。可以想见，站在谯楼上的当是一位老者，声调嘶哑而苍凉，带着一种穿透力极强的沧桑感。那旋律也许不很复杂，但反复强调的"难、难、难"却不屈不挠地回荡得很远。寒星冷月，万籁俱寂，"画角吹难"颤悠悠的尾音在熹微的曙色中抑抑扬扬，有如历史老人深沉的浩叹。
　　这声音传人帘栊深重的后宫，君王惊醒了，他把温柔和缠绵留给昨夜，抖擞抖擞精神又坐到龙案旁。当他用握惯了马缰和刀剑的手批阅奏章时，这位开国雄主又似乎不那么自信了，你听那九句歌词，前三句就有四个"难"字，这皇帝也不好当呢，特别是开国皇帝更不好当，马上得天下而又不能马上治之。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他必要亲自处理，不仅大权不能旁落，连小权也要独揽，那宵旰操劳的身影，该是何等疲惫?请看他自己记叙的一件琐事：
　　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朕命中书郎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未睹五事实迹。于是扑之。次日深夜中，朕卧榻上，令人诵其言，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听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当日早朝，敕中书都府御史台著以行。吁，难哉!
　　也真是难为皇上了，一篇万言书，读了6370字以后，还没有听到具体意见，说的全是空话，于是龙颜大怒，把上书人打了一顿。但万言书还得看下去，累了，躺在床上听人读。到了16500字以后，才涉及本题，建议五件事，其中有四件是可取的，即刻命令主管部门施行。本来用500字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却哕哕唆唆地说了17000字，惹得朱元璋一怒之下打了人，后来又承认打错了，并表扬被打的人是忠臣。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切政务处理、臣僚建议，都得用书面文件的形式上奏下谕，当皇帝的一天要看多少文件?"吁，难哉!"这叹息中透出一种与攻城略地的雄健完全不同的疲惫，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一种忧危积心日勤不怠的自觉。这叹息出自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之口，便相当流畅地演绎为每天清晨谯楼上的"画角吹难"。歌吹呜咽婉转，悠悠扬扬，越过王公贵族的朱红府第和苔藓湿漉的寻常巷陌，于是舟船解缆了，车轮驱动了，炊烟升腾了市声人语在雾露凝滞中慢慢地扩散开来……
　　但"画角吹难"毕竟只是一种相当形式主义的宣传，谯楼上浪漫色彩的歌吹也不可能传遍王朝的每寸疆土。实际上，朱元璋更注重铁的手腕，他狠狠地把玉带揿到肚皮底下一一据说这是他杀人的信号--于是午朝门外人头滚落，弥漫着一片血腥气。
　　历史上有哪一个王朝不杀人呢?特别是一个新王朝开始运转的时候，总是需要足够的人血作为润滑剂的。战场厮杀、自相残杀、谋杀、冤杀、自杀、误杀、鬼鬼祟祟背后捅刀子杀、明火执仗堂而皇之地杀、为了借几颗人头作交易而闭着眼睛杀……杀杀杀，直杀得血雨飘零，浸润了厚厚一本史书。但翻开这本史书，明故宫恐怕算得上是杀人最多的宫城，这一点，连朱元璋的大儿子皇太子朱标也看不下去了，多次劝父亲刀下留人。朱元璋听烦了，把一根棘杖扔在地上，叫儿子拿起来，见儿子面有难色，朱元璋当下教育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给你砍掉，再交给你，岂不是好拿了?"
　　朱元璋扔在地上的那劳什子，无疑象征着朱家王朝的权杖，而他眼中的"刺"则不外乎三种人：勋臣贵族、贪官污吏和知识分子。他认为正是这三种人对朱家王朝构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因此要大杀特杀。仅在所谓的明初"三大案"中，倒在血泊中的死鬼便有数十万，流放者更是不计其数。平心而论，这中间确有该杀的，但杀得这样滥、这样残酷、这样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株连灭族瓜蔓抄，却不能不归结于一种心理变态。这一杀，开国元勋和军界勇武几乎无一幸免，稍微有点名气的文人也差不多被杀光了。青年才子解缙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当时朝野禁声，每个人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要了自己的脑袋，而他居然敢上万言书，对杀人太滥提出批评，所谓"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这话说得够重的了。但朱元璋看了，反而连夸："才子，才子!"在文字狱的罗网和大屠杀的恐怖气氛中，解缙何以能这样如鱼游春水呢?当然，他有才气，在文坛上有影响，这是本钱。但比他才气大、影响大的人，如"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不是照样做了刀下之鬼吗?这实在是很值得玩味的。据说，一次朱元璋在金水河边钓鱼，半天也没钓到一条，令解缙赋诗解闷。解缙应声吟成七绝一首，其中后两句为："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这种马屁诗实在蹩脚透顶，特别是出自于才华横溢的解缙之口，实在令人赧然，但朱元璋听了很高兴，这就够了。中国的文人--特别是明清以来的文人--就是这般可悲，你得先学会保护自己。一般来说，解缙是个相当狂放亦相当富于正义感的人，绝非吹牛拍马、趋炎附势之流，他那种只图博取君王一笑的帮闲马屁之作，大抵不会收进自己的文集，也不会示之于圈子内的文友，这点廉耻感和艺术良心他还是有的。《明史》中说他"才气放选，工诗文"，其根据也肯定不会是这种马屁诗。但问题是，没有这种马屁诗，他能上万言书批评时弊吗?他能搞自己那些成名成家的"纯文学"吗?他能活到若干年后主持编纂中国文化史上破天荒的皇皇巨制《永乐大典》吗?这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悖论：文学的前提是伪文学，而正义感的伸张则要以拍马屁作为代价。中国的文人就在这种悖论的夹缝中构建自己的文化人格。这样的时代，文人可以坐在书斋里勘误钩沉作学问，也可以根据民间传说和话本编杂剧、写小说(例如罗贯中和施耐庵那样)，却绝对出不了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人，绝对需要心灵的解放和个性的恣肆张扬，因为诗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诗情的勃动，有如早春初绽的花瓣，每一点微小的翕动都极其敏感而娇憨，"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那肯定不消生受。因此，诗往往最直接地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气象。李白仗剑浩歌，狂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而即使像苏东坡那样的浪漫派大师，从他雄奇豪迈的行吟中也不难发现宋王朝衰微的阴霾。可以断言，一个让文化人谨小慎微、整天战战兢兢地仰视政治家眼色的时代，是断然出不了大诗人的，它只能出小说家、戏剧家和学者。而诗人解缙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另一个叫袁凯的诗人采取的方法和解缙不大相同。这个少年得志、以一首《白燕》诗走上诗坛、从而被人们称为"袁白燕"的怪才，为了逃避朱元璋的迫害，只得假装疯癫，自己用铁链锁了脖子，整天蓬头垢面，满嘴疯话。但朱元璋还是不相信，派使者去召他做官，而袁凯却爬在篱笆下大嚼狗屎。使者据以汇报，朱元璋才不曾追究。其实这一回朱元璋受骗了，原来袁凯料定皇帝要派人来侦察，预先用炒面拌糖稀，捏成段段撒在篱笆下，好歹救了一命。但作为诗人的袁凯却永远地消失了，消失在封建专制的罗网下。一个脖子上套着锁链、满口疯话的诗人，纵有旷世才华，也绝对写不出诗来了。与之相比，当年的陶渊明倒是幸运得多，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家门前的竹篱下还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你看，"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生存空间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文化空间也有了。他的田园诗也因之写得相当精致，还有什么不惬意的呢?而到了袁凯这个时候，竹篱下早已失却了清新闲适的意趣，零落芜秽，一派阴森肃杀之气。那根血迹斑斑的铁锁链，不光是套在袁某人的脖子上，而是套在一个时代、整整一代中国文人的脖子上的。
　　一个诗人，就这样疯疯癫癫地走在大明的京城里，脚下是六朝碑板(朱元璋曾下令用六朝碑板铺街，以致"城内自夫子庙以外绝无宋元之碑刻")，这是一种多么惊心动魄的奢侈!真草隶篆，琳琅满地，走在上面，每一步都踩着一段历史、一阙绮丽风华。远处的宫城在烟雨凄迷中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影子，景阳钟响起来了，是不是又要杀人呢?
　　冤死在宫城下的还有一些女人。在一个男性为主导的世界里，她们大都因为是罪臣的家属而被株连遭祸的。但有时也不尽然，例如有个叫硕妃的女人，她是当今皇上的家属，可也死得很惨。她的罪过是为朱元璋生了个儿子，朱元璋算算妊娠期只有八个月，怀疑不是龙种，但又仅仅是怀疑，查无实据，只得采取双重标准：儿子还是承认的，硕妃却被打入冷宫，受铁裙之刑。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铁裙是一种什么刑具，而一个女人日夜穿着铁裙将是什么滋味，反正硕妃被活活地折磨死了，她留下的那个儿子叫朱棣，几十以后，他率领大军攻进了南京城。
　　朱棣当然不是来为母报仇的，因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庶出，"朕，太祖高皇帝嫡子也"。他到南京来是为了争夺皇位，而当时的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朱允文。这场朱家叔侄之间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结果侄子失败了，在宫城的一片大火中，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堂而皇之地登上奉天殿，改元永乐--仅从这个年号，就足以令人想起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事。
　　作为悲剧人物的建文帝，其下落一直是历史上扑朔迷离的疑案。说法颇多的是，他并没有在大火中烧死，而是从地道出了城，流落到川康云贵地区当和尚去了。前两年，我又看到某学者的两篇考证文章，说建文帝出家的地方就在苏州附近的穹窿山，旁征博引，言之凿凿。这样的结论即使从史料角度能自圆其说，可也根本有悖于人物的性格特征。试想，苏州南京近在咫尺，建文帝居然在此悠游了几十年，如果真有这样的胆量，当初何至于失败得一塌糊涂?一般来说，后世的文人对建文帝是倾注了相当大的同情，这个性格仁柔的皇太孙登基以后，从科举场中起用了一批儒生，试图对朱元璋的"严猛之政"进行调整，但因此也激化了与分封在各地的一大群叔叔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说到底是江南文人集团和贵族亲王军事集团的矛盾，结果是，文人的清谈敌不过藩王的铁甲长戈。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倒霉的永远是文人。
　　朱元璋当年的那种心态现在又轮到朱棣来体验了。进入南京以前，他还比较自信，因为在军事上他比较有把握。但自从跨入皇城的那个时刻开始，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便时时侵扰着他，皇帝也不好当呢，特别是一个背着"篡"字的皇帝更不好当。心理上的虚弱往往转化为统治手段的残酷，还是老办法：杀人!
　　杀什么人?杀文人。
　　中国的文人又面临着新的一轮屠杀。所不同的是，洪武年间的文人面对屠刀一个个都想躲，他们或装傻卖乖，或遁迹山林。但躲也难，终究还是丢了脑袋。而这次却一个个伸着脖子迎上来，有几个甚至身藏利刃欲与朱棣以死相拼(例如御史大夫景清、连楹)，因为建文帝对他们有知遇之恩。文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他们容易受宠若惊，容易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而豁出去。本来，在战场上和朱棣拼死作对的是武将，但武将反倒比较聪明，谁胜谁负，横竖都是姓朱的当皇帝(用朱棣的话就是"此朕家事")，因此，势头不对，干脆倒戈迎降。只有魏国公徐辉祖象征性地抵挡了一阵，然后跑进父亲徐达祠中静观事态发展。他不怕，家里有老皇帝当年赐的"铁券"，可以免死；自己又是朱棣的"孩子他大舅"，估计朱棣也不会拿他咋的。这样，剩下的便只有一群认死理的文人，等着吃人家的打击报复。
　　朱棣的打击报复毫不含糊。作为建文帝股肱重臣的齐泰、黄子澄皆磔死一一关于这个"磔"，我不得不翻了一会儿词典，才弄清它是由秦始皇那时候的车裂演化而来的一种酷刑。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大学者方孝孺被诛十族。礼部尚书陈迪一家被戮前，朱棣竟然叫人将其几个儿子的舌头和鼻子割下来炒熟，强塞给陈迪吃，还丧心病狂地问他"香不香"……
　　午朝门前这些血淋淋的场面实在是过于阴森恐怖了，那么，把目光移向冠盖云集的朝廊，看看御案上那些堂皇的圣旨吧。
　　副都御史茅大方被杀后，其妻张氏已经56岁，但仍被发送教坊司"转营奸宿"，不久死去。有关方面负责人奏请处理，朱棣下旨云："着锦衣卫吩咐上元县抬到门外，着狗吃了，钦此!"
　　齐泰的妹妹和两个外甥媳妇及黄子澄的妹妹，也被发送教坊司。四名无辜妇女，每天被20多条汉子看守，都被轮奸生下一孩子。有关方面又奏请旨意，朱棣下旨云："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钦此!"
　　原北平布政使张呙的亲属被押赴京师后，朱棣下旨云："这张呙的亲属是铁，锦衣卫拿去着火烧。"当然又是"钦此"!
　　这种流氓气十足的丑行秽语，竟然出现在堂堂正正的红头文件中，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不知道朱棣在写下这一个又一个"钦此"时是一种什么心态，他濡濡墨，望着宫城巍峨的殿角，或许有一种报复狂的快感和胜利者的洋洋自得。"钦此"，君王潇洒而果决地在杏黄色的桑皮纸上笔走龙蛇；"钦此"，宣旨太监那女性化的嗓门在宫城内拖着尖利的尾声；"钦此"，带着铁环的鬼头刀在夕阳下划出一道道血色的弧线……
　　"钦此"代表着一种为所欲为而不可抗拒的权威。
　　但至少有一个女人对这种权威提出过挑战。
　　她是朱棣的"孩子他阿姨"，也就是中山王徐达的小女儿徐妙锦。朱棣的妻子徐氏早亡，他看中了小姨子，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徐妙锦偏是个有思想有骨气的女人，她对朱棣的人格极为反感。朱棣的"钦此"可以遮天盖地，却遭到了一个女人毫不含糊的拒绝，其泼皮无赖相立时暴露无遗："夫人女不归朕，更择何婿?"意思很明显，天下都在我的手里，你不嫁给我，还有谁敢要你?这种讹诈当然是很现实的。好一个徐妙锦，当下铰去满头青丝，走进了南京聚宝门外的尼姑庵。
　　宫城内外的血腥味，朱棣自己也感觉到了。在这里他杀人太多，积怨太深，冥冥之中总见到一双双怨忿的眼睛包围着他，他要冲出这种包围。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出巡、亲征，把宫城作为一堵背景墙冷落在身后。对这座江南的宫城，他有一种本能的隔膜感，虽然这里是父亲的定鼎之地，但他自己的事业却是从北方开始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这都是文人的屁话。这里的山水太小家子气，连气候也令人很不开心，一年四季总是潮滋滋的，午门前杀几个人，血迹老半天也不干。多杀几个，便恣肆张扬地浸漫开去，銮驾进出，车轮碾出一路血红，沿着御道迤逦而出，一直延伸得很远，这似乎不是圣明天子的气象。因此，无论是出巡还是亲征，他总是往北方跑。那雄奇旷远的大漠，好放缰驰马，也好尽兴杀人。黄尘滚滚，风沙蔽天，纵是尸山血海，顷刻间便了无痕迹。在这期间，他先是选定了昌平黄土山的一块风水宝地为自己经营陵墓，又下令在北平建造新的宫城。几年以后，他下诏迁都，回到他"肇迹之地"的北平去了。
　　离开南京之前，朱棣还心思念念地惦记着江南的文人。当初从朱元璋的屠刀下得以幸存的才子解缙，前几年因得罪朱棣被囚于锦衣卫狱，朱棣查看囚籍时发现了这个熟悉的名字，皱了皱眉头："缙犹在耶?"语气中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杀机。锦衣卫的官员和解缙有点私谊，破例采取了一种比较有人情味的做法，让解缙喝醉了酒，将其埋在积雪中捂死了。这是朱棣对江南文人的最后一次报复。
　　但这一次绝对没有流血，午朝门外只有一堆晶莹的白雪，埋葬着一个正直狂傲的文人。在他的身后，那座在潇潇血雨中显赫了半个多世纪的明宫城的大门，缓缓地关闭了。
　　主角一走，南京宫城便有如一座被遗弃的舞台，立时冷落下来。但场面还不能散，生旦净末丑也都按部就班地预备着，因为这里仍然是南北两京之一，六部内阁一个不少，只是少了一个皇上。当然，这里的尚书侍郎们大都属于荣誉性的安排，他们可以看相当一级的文件，可以领取一份俸禄，可以受用"部级干部"的车马品服，却没有多少实际权力。京城离他们太远，皇上的声音通过快马传到这里时，已经不那么朗朗威严。留守官员们与京官虽然免不了那种千丝万缕的瓜葛，但毕竟不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因此，只能从邸报上揣测京师那边的连台好戏：某某倒台了，某某新近圣眷正浓，京城的米价看来涨得挺厉害，等等。放下邸报，他们感慨一阵，说几句不痛不痒说了等于没说的官话，然后早早地打道回府。京城里的事情太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皇上很少顾得上向这里看几眼。而且自迁都以后，后继的皇上都没有永乐大帝那样的精力，一个个病恹恹的，因此也根本不会想到巡幸南都。南都在冷落和无奈中已显现出衰颓的样子：大树砸坍了殿脊上的龙吻，廊柱上的金粉一块一块地剥蚀了；午朝门正中那专供銮驾进出的宫门年复一年地紧闭着；黄铜门钉上的锈迹正悄悄地蔓延开来，如同老人脸上的寿斑；值宫太监迈着龙钟的步态在官城内踽踽独行，夕阳下拖着长长的身影。
　　皇上大概是不会再来了。
　　南京宫城的大门整整关闭了100年，正德十五年(1520年)，皇上终于来了。
　　来的自然是正德皇帝朱厚照，他是朱棣的六世孙。大概有愧于几代先人的脚头太懒、欠债太多，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并且在午朝门外还导演了一场具有相当观赏价值的好戏。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什么样德性的都有，好玩的也不少，但是像朱厚照这样玩得出格、玩得豪爽阔大、玩得富于浪漫色彩的，恐怕绝无仅有。他是皇上，富有四海，这份大家业足够他挥霍的。但皇上自有皇上的难处，那一套从头管到脚的封建礼法也实在是令人不好受。朱厚照的潇洒之处在于，他既充分张扬了家大业大手面阔绰的优势，又把那一套束缚自己的封建礼法看得如同儿戏。且看《明良记》中的一段记载：武宗在宫中，偶见黄葱，实气促之作声为戏。宦官遂以车载进御，葱价陡贵数月。
　　这种以黄葱或芦膜之类"实气促之作声"的儿戏，相当多的儿童都玩过。但作为皇帝的朱厚照也来玩，且玩到"以车载进御，葱价陡贵数月"的程度，算不算有点出格呢?
　　这还只是在官城内小玩。
　　要大玩就得走出宫城。朱厚照常常简装微服。一声不响，一个人一走了之。如果有什么人来劝阻，对不起，那就请他吃家伙一一廷杖。朱厚照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口外的宣府大同，据说那里的女人水色特好，正对他的口味，所以他见到什么样的女人都像皮匠的针线--逢着就上。京戏《游龙戏凤》所演的，就是他在宣府的一段艳遇。既然上了后世的舞台，可见是盖棺论定的了。戏中的那些调情场面自然意思不大，不过有一段台词却写得相当不错：正德说京城里的皇宫是"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黄圈圈"，他一概住不惯--倒很有几分个性解放的味道。
　　现在，他到南京来了，带着一个从口外嫖来的叫"刘娘娘"的妓女。
　　朱厚照这次南下，有一件很风光的事。不久前，宁王朱宸濠伪称奉太后密诏，在南昌起兵反叛。这场闹剧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后不过43天，赣南都御史王守仁只用3000人马，就把朱宸濠捉进了囚车。但朱厚照却偏要小题大做，下诏御驾亲征，他是想借机到南方玩玩。大军刚出了京师，就已经得到了王守仁的捷报。朱厚照怕搅了南游的好事，命令封锁消息，继续前进。一路上旌旗蔽日，翠华摇摇，数十万大军实际上成了皇上的仪仗队，这样的大排场真是少见。
　　凄清冷落的南京宫城立时冠盖如云，午门正中那锈迹斑斑的大门被打开了，阳光喧嚣而入，铺满了苔藓阴湿的御道。六部的官员们翻箱倒柜，寻找自己的朝服和朝笏。平日闲得无聊的太监们忙得颠儿颠儿的：皇上要在这里导演一场"献俘阙下"的好戏哩。
　　那么，就拉开帷幕，轰轰烈烈地开场吧。
　　"献俘阙下"本来有一套固定的程式：俘虏从前门经干步廊、承天门、端门解至午朝门，沿路禁军森严，刀剑林立，呼喝之声如山鸣谷应，那种凛然至尊的威慑力令人不寒而栗。皇帝则在午门城楼上设御座，一面展示天威、亲自发落敌酋，一面嘉奖有功将士，这场面不消说是相当威武壮观的了。但朱厚照还觉得不过瘾，他是大玩家，玩就要玩个刺激，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一幕走过场的仪式，他自己也应该走下城楼，做一个威风八面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呆坐在城楼上的审视裁判。于是，他设计了这样的场面：朱宸濠等一千叛臣从千步廊外被押过来了，只见当今皇上戎装罩甲，立马于旗门之下，喝令将叛臣一律松绑，任他们满场奔逃，皇上则策马扬旗，指挥将士分兵合击，在惊天动地的擂鼓声和呐喊声中一举将其抓获。这样一铺排，自然精彩且绝伦矣。可朱厚照兴犹未尽，又别出心裁，要移师玄武湖，把朱宸濠投之湖水，让自己亲自生擒活捉(那个倒霉鬼是在鄱阳湖中被俘的)，因是日风浪太大，臣下再三劝阻，才不得不作罢。
　　尽管如此，午朝门前的这一幕活剧，从创意到表演，从排场到气氛，都"玩"得相当圆满。经国伟业，治平武功，竟如此轻松地演化为一场游戏，当今皇上总算让南都的臣僚们开了一回眼界。
　　明代的皇帝，大体上是麻布袋草布袋，一代(袋)不如一代(袋)。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这个时候，开国之初那种叱咤风云、雄视高远的自信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整个王朝的架子虽没有倒，可内囊却已空了。朱厚照既然没有中兴振作的能耐，便只能借助于午朝门外这种虚张声势的表演来作为自己脆弱心理的支撑，这实在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气象。可以设想，在朱元璋和朱棣那个时代，对献俘大概是不会这么看重的，他们打了那么多的仗，有些仗甚至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很值得一提的。俘虏进京了，很好，该杀头的杀头，该流放的流放，一道朱批便发落了。他们也不缺乏参与意识，一次又一次地亲征，骑着烈马，操着长戈，在血雨腥风的搏杀中展示自己的豪强和雄健，根本用不着在午朝门前来一番表演，那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他们有一种喷薄跃动的自信，而朱厚照恰恰缺少这种自信。一座行将倾颓的舞台，一群底气不足、强打精神的演员，一幕纯粹属于表演性质的儿戏，这就是16世纪中期的明王朝。
　　是的，明王朝已经相当疲惫慵倦了，这从皇上离开南京时的步履就可以看出来。一年以后，当朱厚照回跸京师时，远没有他的祖先朱棣北上时那样虎虎有生气，虽然他比朱棣当年整整年轻了30岁。而就在他离开南京三个月后，这位浪荡子就在他寻欢作乐的豹房里"龙驭宾天"了。
　　南京宫城的大门又关闭了，午朝门前的那一幕好戏，成了一茬又一茬的留守官员们永恒不衰的话题。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堪称空前绝后的壮举，因为从此以后，即使作为一种表演，这种机会也再不曾有过，从战场上送来的大多是一败涂地的战报，从来只有自己的总兵督抚被人家杀头俘虏的份儿。在后来的几代君王眼里，那标志着圣朝武功的献俘大典，已经成了一种相当奢侈的憧憬，一个沉埋在风尘深处的遥远的梦。
　　自朱厚照以后，明王朝又经历了六代帝王共120余年，这中间，除亡国之君崇祯外，没有一个不是玩家。但说来可怜，国事日非，风雨飘摇，世道末年似的靡废感年复一年地浸淫着宫城，这几位君王的人格精神也日趋屑小委琐。他们已玩不出朱厚照那样阔大的气派，而只能演化为深宫一隅的自虐，一种心理变态者的怪癖。嘉靖玩方术，最后把自己的老命也搭上了；万历亲政38年，竟有25年是躺在烟榻上的；天启本是个懦弱无用的窝囊废，便只能玩玩斫削雕琢之类，他似乎有希望成为一个不错的木匠，国家却治理得一塌糊涂。至于玩女人，这个绝对古典主义的保留项目，玩到啥时候也是新鲜的。反正国事已经不可收拾了，管它怎么着，豁出去玩个痛快得了。这样，到了不大会玩的崇祯执政前，前人欠下的烂污账却一起要他承担，他只得去上吊。好端端的一份大家业终于玩光了。
　　这是1644年春天北京的一幕戏。
　　接下来轮到南京的戏了。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好多王朝来说，南京可不是一处"吉宅"，这里演惯了凄婉动人的亡国悲剧，一个个短命的王朝在这里最后落下收场的帷幕，一队队"面缚舆榇"的末代君臣从这里的宫门鱼贯而出。本来，明王朝已经曲终人散了，可偏偏还要到这里来续上一段不绝如缕的尾声。
　　皇上在煤山吊死了，不碍，三只脚的蛤蟆难找，可朱家宗室里想当皇帝的龙子龙孙多的是。不久，一个从河南洛阳逃难来的藩王进入了南京城。这位整天哈欠连天、委靡不振的藩王叫朱由崧，他坐上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金銮殿。
　　这个朱由崧实在糟糕透顶，国事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念念不忘的仍旧是玩。朱由崧当皇帝总共不过大半年时间，这期间干得最起劲的一件实事就是发动老百姓抓蛤蟆，目的是为了用蛤蟆配制春药，结果闹得全城鸡犬不宁、怨声载道，他自己也因此得了个"蛤蟆天子"的称号。朝政已经败坏到了极点，群小弄权，鼠窃狗偷，宫城内弥漫着一股黯淡柔靡的陈腐气息，有如一座阴森森的古墓，这里没有议政的庄严，没有御敌的慷慨，甚至连几句欺世盗名的高调和清谈也没有。每到夜晚，宫墙内笙歌低徊，舞影凄迷，与宫墙外捉蛤蟆的灯火遥相呼应，常常有被奸死的女孩被扔出宫门，新鬼烦冤旧鬼哭，任何人都会感到这种末世的不祥气象。但朱由崧自己倒是坦然得很，他的思维方式相当实际：反正这皇帝是捡来的，不玩白不玩。再说清兵已经饮马淮河，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到那时想玩也玩不成了。就这种德性，送他一句"荒淫误国"也太抬举他了，因为国家本来就不是他的，他是在挥霍别人的家业，所以唯恐来不及。这是南京历史上任何一个末代皇帝也不曾有过的腐朽。陈后主昏聩，还能写出相当不错的《玉树后庭花》，让后人传唱。李煜即使在肉袒出降前，还留下了一首未完成的《临江仙》词，那种对艺术的痴迷，亦令后人感慨不已。可朱由崧什么也没有，他已经完全蜕化成了两脚兽，只有近乎变态的肉欲。这样一个皇帝，这样一个南明小朝廷，当年那么要强的朱元璋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也只能躲在钟山一隅暗暗饮泣吧。
　　南京宫城坍塌了，坍塌在"窝里斗"的闹剧和笙歌舞影之中。事实上，从袍笏登场的那一天开始，南明的权力中心就不在这里的朝廊和大殿里，而在远离宫城的鸡鹅巷和裤子裆。这是两条偏僻的深巷，名字都不怎么雅，但在当时是很显赫的，因为这里住着两个权倾一时的大人物：马士英和阮大铖。马阮联手，把弘光朝的政坛搅得乌烟瘴气。其实这两位倒也是文人出身，马瑶草(马士英字瑶草)的书法和诗文都说得过去；阮大铖甚至可以列入戏剧家的行列，他的《燕子笺》、《春灯谜》等剧作在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这虽说有点王婆卖瓜的味道，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很有才气的。如果把他算做一个文人，那么他便是坏文人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坏文人比其他的什么坏人都更可怕，因为他们有才，更懂得怎样钻营，怎样整人。这个阮大铖，早年和魏忠贤贴得很紧，却"内甚亲而外若远之"，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至于"每投剌，辄厚赂闻人毁焉"，这就更厉害了，既上书讨好权贵，又不留下把柄，马上买通门人把效忠信给毁掉，所以后来魏忠贤事败被抄家时，崇祯就抓不住他投靠的证据。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城南聚宝门外的那条深巷里却每每流泻出抑扬婉转的歌吹和苏白(京剧、昆曲等剧中用苏州话说的道白)，矮胖而多须的阮大铖一边拍着檀板，导演家姬上演自编的剧本；一边盘算着怎样整人，怎样敛财，以及日后怎样改换门庭投靠"建虏"。这是当时宫城外的一幅相当富于时代感的画面。
　　但真正站在南明政治舞台中心的，是一群有骨气的文人，他们每个人的身边大抵还站着一位深明大义的青楼女子。在这里，他们的聚会超越了痴男怨女的小悲欢，呈现出慷慨嘹亮的主调。一辆辆马拉的青油包车或轿子在秦淮河畔的青楼前停下，晚明政治史上的一系列大情节也由此悲壮地展开。包车和轿子里走下侯朝宗、陈子龙、冒辟疆、方以智等复社名流，他们大抵披着那个时代的贵公子所流行的白夹春衫，极是倜傥潇洒，门楣下则迎出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等秦淮名姬，于是脂香粉腻，说剑谈兵，才子佳人的艳歌中流动着民族复兴的宏大主题。这中间，最为哀艳动人的莫过于《桃花扇》的故事。孔尚任真是大手笔，把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浓缩于笙歌红裙之中。上上下下都在忙着卖国求荣、卖友求荣、卖身求荣，只有那淑兰红粉、烟花世界之中还保存着一腔未被污染的气节，这是多么深沉的悲哀。一般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女人面对的永远是男人，选择新主子还是旧主子，主要是士大夫的事情。即使是国难当头，女人所感受的痛苦，一般还是以家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李香君的不同一般，就在于她的爱憎具有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的内涵。"桃花扇底送南朝"，当一个青楼女子倒地撞头、血溅扇面时，这就不仅仅是对权贵的抗争，同时也是撞响了南明小朝廷灭亡的丧钟。
　　朱由崧的预计大致不差，清兵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不过人家没用得上怎么"打"，人家是堂而皇之地开进南都的。城门两侧跪满了迎降的南明显贵，当年朱元璋耗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构筑的城墙，到这时纯粹成了一圈纸糊的摆设。而紧挨着朝阳门的大内宫城，这时也根本用不着担心防卫问题了，这一点似乎早在朱元璋的预料之中。当然，这位刚愎专横的老皇帝也有始料未及的：当年自己最不放心、因而也杀得最多的文人，在明王朝人去场空时，却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哀戚的～群。
　　清兵过了长江，很快就把明宫城丢在身后，又马不停蹄地向南征讨去了。据说迎降的南明官员为了拍马屁，曾请豫亲王多铎下榻于明宫城，被多铎以"僭越礼法"而拒绝。这里是皇权的象征，岂是可以随便住的?他怕引起摄政王多尔衮的疑忌。因为清廷已经有了一座北京的宫城，不再需要宫城了。
　　那么，就把它冷落在一边，让它慢慢地圮毁湮灭吧。
　　过了200余年，到了清咸丰二年(1852年)的三月，随着凤仪门下的一声轰然巨响，又一个束着黄头巾的草头王进入了南京城，这位从广东来的私塾先生叫洪秀全。
　　现在轮到洪秀全站在钟山之巅来规划宫城了，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明故宫无疑具有相当大的竞争力，但洪秀全断然否决了这座没落的宫城，其原因恰恰是当年朱元璋所不屑考虑的：宫城位置太偏，不利于防卫。
　　历史似乎在磨道上蹒跚了500年，又兜回到原来的地方。500年后的洪秀全挥手之间否决了朱元璋的选择，在重提"防卫问题"的背后，朱元璋那种透着王霸之气的自信和进取意识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
　　洪秀全是到南京来当皇帝的，站在这里，他看到的只有江南一隅的富庶繁华和城高池深，所谓经营八表以取天下的念头已经相当淡薄了。因此，他下令把新建的天王府深深地藏进京城的腹地，这样，他在金銮殿里可以清静些。
　　明故宫拆毁了，一座座当年由江淮工匠营造的崇宏巨殿，被一群来自广西、湖南等地的农民闹哄哄地肢解，那些巨大的梁柱和石料被运往天王府工地，去构建一个新王朝的仪仗。龙吻依旧，鸱尾威严，只是廊柱上被重新涂上了一层金粉。
　　但清静却从来不曾有过。几乎所有的攻防都围绕着天京而展开，奔腾湍急的农民战争巨流，一下子汇成了以天京为中心的回浪浅滩。定都以后，太平天国虽曾有过北伐、西征之举，但西征意在经营上游，屏障天京；而北伐则是以偏师孤悬险地，与其说是犁庭扫穴，不如说是以攻为守。造反却以战略防守为能事，这是令后人不能不为之扼腕叹息的。与此同时，六朝绮罗滋长了天朝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随之而来的是人间天国的急剧封建化。忠王李秀成似乎比较清醒，面对清军潮涨潮落般的围攻，他曾多次提出放弃天京，以运动战经略东南的建议，所谓"陛下在外，犹能腾骞天际。若守危城，譬处笼中"，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洪秀全已经尝到了坐在宫城里当皇帝的滋味，根本不愿再骑上战马颠儿颠儿地"运动"了，他已经失去了那种席卷千军的锐气。完蛋就完蛋吧，天京龙盘虎踞，足够守一阵子的，死了就埋在宫城下，好歹当了一回皇帝。但"清妖"却不肯让他入土为安，曾九(即曾国荃)的湘军进城后，洪秀全被掘尸焚灰，又和以火药，入炮轰散；然后一把火烧光了天王府。黄钟毁弃，天倾东南，大火七日不绝。
　　所有这一幕幕悲剧，早已成了一片废墟的明故宫都看在眼里，它静静地躲在京师一隅，没有悲哀也没有迷惘。世事如棋，天道轮回，转来转去总转不出那个小圈圈。远望着天王府里冲天的火焰，它叹息一声，更加深深地藏进荒烟茂草之中。
　　时在1864年7月，甲子当头。




















遥祭赵家城

夏坚勇

       明洪武十八年，福建漳州府收理了一桩诉讼案，原告和被告都姓黄，案由是同姓近族通婚。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官司，照例只要大老爷惊堂木一拍，判它个劳燕分飞就是了，至多也不过把被告打几板子以示惩戒。但审理此案的御史朱鉴是个细心人，他查了一下被告黄文官的族谱，这一查却查出点名堂来了，原来这个黄文官并不姓黄，他身上带着赵宋皇族的血统，其曾祖父是南宋闽冲郡王赵若和。理宗景定年间，因皇上赵昀无子，赵若和曾被作为"第三梯队"接进宫中，差一点以亲王身份继承大统。南宋灭亡后，赵若和一族即隐去赵氏宗族身份，改称黄姓，在漳州附近筑城堡以匿居。世事如棋，江山易代，算起来，这一脉天潢贵胄在斜阳草树中已整整隐居了110个年头。
      漳州附近这座神秘的城堡，后人称之为赵家城。
       一个王朝走到了尽头，其收场的一幕总少不了一些可怜兮兮的悲剧情节。最常见的景观是血溅宫城、尸横御道。也有识时务的，赶紧献上一份降表，于是，接下来的场面是面缚舆榇、仓皇辞庙。虽然好歹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新王朝的主子终究是容不得这班凤子龙孙的，常常是，你这边在降王官邸里还没吟完"问君能有几多愁"，那边已经把牵机药送来了。用不了几个回合，前朝王族便被收拾得差不多了，只留下郊外的几方青冢，荒草萋萋，西风残照，那措词暧昧的墓志铭亦在风雨中漫漶难辨，一个王朝的余脉到此终于了无痕迹。而像赵家城那样，灭国王族在某个小天地里悄然聚居、优游生息，且能传之百载的，委实相当罕见。罕见伴随着巨大的疏离感，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生存空间，植根其间的金枝玉叶又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心理历程呢?从一般意义上说，那里固然有亡国的巨痛和天上人间的失落感；但作为一个鲜活灵动的生命群体，那里也应有婚恋的花烛，有温暖的炊姻。有新生儿嘹亮的啼哭，有春种秋收和引车卖浆的艰辛生计。当然，作为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缩影，在其繁衍过程中，大抵还少不了家族内部乌眼鸡似的争斗。所有这些，都给那座孤独的小城堡笼罩着一层诡谲的灵光。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闽南漳州，投向了那座隐映在夕阳和山影下的赵家城，透过那倾颓的石楼和错落的庭院，去窥探一个王朝陨落的轨迹和悠远的残梦。

   回顾宋代的历史总有一种压抑感，那是个委顿赢弱的时代。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在其定鼎初期总是生龙活虎的，但宋王朝却是个例外，它几乎从一开始就病恹恹的打不起精神。小时候看演义小说，最让人掩卷垂泪的是《杨家将》和《岳传》；而最让人扬眉吐气的则是《水浒》和《七侠五义》。这几部小说的背景都是宋代，前者以民族纷争为背景，歌颂的是悲剧英雄；后者以社会世相为经纬，褒扬的是侠义英雄。遍地"英雄"下夕烟，虽然很热闹，却不是什么盛世气象。现在想起来，一个专门用悲剧英雄和侠义英雄来表现的时代，实在是因为本身没有喜剧，也没有正义的缘故。
       在中国历史上，宋室是国祚较长的，前后凡319年，除去刘汉王朝，就数得上它了。但宋代其实从未有过大一统，而且老是受人家的欺负，忍气吞声地看人家的眼色。在强邻的虎视下，先是称弟，而后是称侄，最后干脆伏地称臣，卷起铺盖跟着元兵到大都去了。"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燎庭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这个最后在降表上签名的"臣妾"就是当时主持朝政的谢太后，她是六岁幼主赵熙的祖母，全称应该是太皇太后。诗人汪元量是谢太后的旧臣，他显然亲历了宋王朝收场的最后一幕，诗写得很沉痛，也有点刻薄，特别是最后一句，不仅用了"臣妾"，还对太后直斥其名，这就很不恭敬了。后人对谢太后主降一直颇多非难，甚至说她北上后有失节之事。其实，当时的情况明摆在那里，面对元兵的汹汹进逼，一群孤儿寡妇有什么办法呢?德祐之降时，谢太后已是年近70的老太婆，所谓和元主的"刘曜羊后之嫌"显然是无稽之谈。一个女人，不幸身逢末世，而且又过分珍惜自己的生存权利，自然就该多受一重糟践的。300多年前的那个清晨，赵匡胤带着一千人马从陈桥南下京师，把周室的孤儿寡妇赶出了金銮殿；今天则是赵家的孤儿寡妇被人家解押着仓皇北去。古道逶迤，衰草披离，在杂沓的马蹄和滞重的车轮声中，宋王朝尘埃落定。
       漳州附近的那座赵家城，大抵就是这以后不久悄然崛起的。临安城头降幡出墙时，赵若和正在他的福建封地，他既不愿随谢太后一起北上--自古降王多无善果，这他是知道的；也不愿以王族身份揭竿而起、号令四方，那是提着脑袋的勾当，他没有那份胆量--那么就找一块僻静的地方筑城隐居、以待时日吧。
       一座方圆二里许的城垣，圈出了赵宋王朝的最后一块领地。就军事功能而言，区区石城是微不足道的，在骠悍的蒙古骑兵面前，所谓坚城汤池只不过是矫饰的陈词豪语，整个欧亚大陆都在他们的铁蹄下颤抖，包括那遥远的伏尔加要塞和巴比伦古堡。因此，赵家城体现的主要是一种心理功能。一群羽仪世胄，若一下子沦入寻常巷陌之中，这种心理落差是无法承受的，他们需要一道屏障，把天下汹汹的世道和平民生态的庸常阻隔在墙外，也把惊惧和无奈阻隔在墙外。他们将在城内营造一方塌台贵族的精神领地，在这里，郡王仍旧是郡王，大宋的王法和家法也仍旧是至高无上的。这从赵家城的布局亦可以看出来。城内有大宅五座，各有其尊卑次序；大宅之东有一座巨型石楼，名"完璧楼"；另有佛塔、石枋、庭院、小河；河上有桥，日"汴弧桥"。这究竟是一座微缩的闽冲郡王府，还是写意的北宋都城汴梁?都有点像。"完璧楼"寓"归赵"之意，这毋庸置疑；"汴弧桥"似乎也与汴梁有关。于是，寓居其中的这一脉赵家子孙便找到了繁华旧梦的某种感觉。
       繁华旧梦毕竟只是梦，梦总是要醒来的，一旦出了城门，梦中的一切便不复存在了，他们不仅不再是徽猷华衮的金枝玉叶，而且连自己的老祖宗也不敢认。他们只是一群黄姓子民，瑟缩在腥擅的异族衣冠之下。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蒙古人似乎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在福州起兵抗元的亲王赵昞只知道抢在蒙古人前面往南跑，一直跑到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又跑到海船上颠簸了一段日子，实在吃不消了，只得让大忠臣陆秀夫抱着跳海。这样的结局早在赵若和预料之中，他庆幸自己没有跟着去凑热闹。又过了两年，宋王朝的最后一位忠臣文天祥在大都殉国，他留下了几首正气磅礴的好诗，让后人千秋万代地传颂。但脑袋都没有了，气节还有什么用呢?赵若和觉得这也太奢侈了些。
       那么就关上城门吧，躲进小楼成一统，至少还能寻求几分清静。日子长了，城里的一切成了寻常生态，悲剧意识也渐渐淡化。想想谢太后一行紫盖入洛、青衣行酒的屈辱；想想赵昞那帮人被元兵追杀葬身伶仃洋的结局，心理上便获得了某种平衡。连皇上和太后也是这般下场，自己还有什么委屈的呢?食有鱼，出有车，内有婢，外有仆；而且千秋名节也不曾玷污，这就很不错了。宋室倾覆，这是天命所归，作为赵家子孙，自己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赵若和在精神上仍然是高贵的一族，这种优越感亦自有其道理，因为在这期间，新王朝的统治者已经擦去了刀刃上的血迹，向宋室遗民摇起了橄榄枝。而且居然有人耐不住寂寞，堂而皇之地出山做官去了，例如那个同为皇室成员的赵孟頫。
       在中国文化史上，赵孟頫这个名字相当有分量，他是诗、书、画三绝的奇才，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得上大师一级的人物。南宋灭亡时，他25岁，和赵若和一样，也在乡间隐居静观。但他做得比较大气，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他是赵宋的宗室，又是名满江南的大才子，自然很招摇的。从隐居而不隐姓埋名来看，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待价而沽的意思呢?我不敢妄加推断，但至少说明他对新王朝并不那么恐惧，甚至还存有某种希望。他比较自信，蒙古人来了，照样安车驷马，吟诗作画，很无所谓的。这样到了32岁，人家来动员他入朝时，他似乎没有经历太多的思想斗争，潇洒地拂拂衣袖便跟着去了。
       去了，而且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他前后共侍候过五代君王，官运都相当不错，这种"荣际五朝"的恩宠有元一代绝无仅有。但他是聪明人，知道自己充其量只是个佐贰之臣，因此处处存着小心，得志的时候并不张狂，见好就收，仕而优则学，以一个文化人的疏淡鸿博来消解别人的猜忌。这样，和主子就取得厂某种默契，彼此都很客气。作为臣子，他会不时提几条不痛不痒的意见，偶尔也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干，但分寸感掌握得极好。这些都是官场中的游戏规则。作为主子，人家也知道你只是这个舞台上的客串角色，翻不了天的，便乐得拿来装点门面。见面了，大老远的呼其字而不称其名，以示亲密，人前人后夸奖几句，有时还送几锭银子、赐几件衣服。于是这边赶紧谢主隆恩、三呼万岁。
       万岁呼过了，掸去膝盖上的灰尘，阵阵隐痛却袭上心头。他是旷世奇才，诗文和书画都堪称大家。特别是书法，更是名冠有元一代。但想起来实在不是滋味，他那颜筋柳骨、铁划银钩的好字，除去书写歌功颂德的表章外，更多的却是奉旨抄写那些没完没了的经书。他是远追"二王"、崇尚魏晋风度的，但寄人篱下、有口难言的悲剧生涯，无论如何也表现不出真正的魏晋风度，他缺乏那种傲世的狂啸和人生的大放达。蒙元统治者来自北方的荒漠和草原，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骑士和杀手，但文化修养实在不敢恭维。因此，赵孟颛在落笔时不得不考虑一下"接受美学"。他总是力求用笔的简洁，行笔和收笔明快流畅、干脆利落。特别是他的楷书，端庄而流走，沉稳而轻松。他实际上做了简化和通俗晋人笔法的工作，使高雅的书法大众化。平心而论，他的字是很漂亮的，但后人往往因为"薄其人，遂恶其书"，说他的字有甜媚之弊。这种以人格否定书法的观点固然不可取，但一个有着执著追求的艺术天才和生存智慧过分丰富的新朝显贵，这种复杂的生命状态亦不能不渗进他的笔底风光。
       身后名，就不去想了，身前的种种冷眼已难以卒读。"故乡兄弟应相忆，同看溪南柳外山。"身在北国的金丝笼中，"故乡兄弟"的亲情每每令他魂牵梦萦。但一俟回到江南，他的从兄赵孟坚闭门拒绝他的探访，旧日的好友亦鄙薄他的行为(例如那个在江南名声很大的遗民郑思肖)，这些都很让他伤心。南归期间，他看了不少地方，"新亭举目山河异，故国神伤梦寝俱"，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是赵家的子孙。当然，在杭州的岳飞墓前，他更加感慨万千：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胜悲。
       后世有论者认为，岳王墓诗不下数十百篇，其脍炙人口者，莫过于赵子昂的这一首。这样的评价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诸多诗人大抵不会有赵孟颗这样强烈的生命冲撞；而同是故国之思、黍离之痛，别人也大抵不会有赵孟頫这样铭心刻骨的悲剧感悟。
       赵孟頫在岳飞墓前蹀躞徘徊时，福建漳州赵家城中的赵若和是不会知道的。但赵孟頫降志辱身、受宠于新朝，他应该早有所闻。面对着这位族侄的大红大紫，他都想了些什么，后人无法揣测。鄙薄当然会有的，但会不会有一点羡慕，有一点"悔不该"呢?难说。恢复宋室是没有指望的了，最初的惊惧和失落也渐渐消磨在寻常生态之中。暮云春树，逝者如斯，生命的适应性是势利而残酷的，高华雅逸的贵族气派已蜕变为平易而坚韧的世俗风度。往事已然苍老，只有在祭祖的纸船明烛中才会想起自己身上的高贵血统。城堡的大门悄悄打开了，农户的足音和樵者的歌声缓缓渗透进来，冲淡了地老天荒式的寂寞和哀愁。
       赵若和到底活到什么时候，史无记载，但那出殡的灵幡上书写着一个黄姓草民的名字。这大概可以肯定。
    在赵家城宅区的一间密室里，悬挂着有宋以来历代帝王的画像，作为灭国王族，这是情理中的事。但列祖列宗，一一看去，却单单少了度宗赵基。此中隐情，史学家们一直视为疑案而颇多猜测。其实，只要稍稍探测一下赵若和心理底层的"储君情结"，所谓疑案便不难破译。赵若和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在理宗景定年间，当时他被作为"第三梯队"养育宫中，预备着接班当皇上。正是基于这种"储君情结"，后来他缅怀故国时便多了一层滋味。理宗死后，在皇室内部复杂的权力纷争中，另一支宗室福王赵以芮占了上风，由他的儿子赵基坐上了龙庭，而赵若和只得又回到福建的郡王府去坐冷板凳。对此，赵若和自然耿耿于怀，他有理由认为这个度宗皇帝是不合法的，当然也有理由不在密室里悬挂他的画像。这位郡王实在有点拎不清，到了理宗年间，南宋小朝廷已岌岌可危，亡国的气象遍于朝野，争这个皇位还有什么意思呢?果然，过了十几年，蒙古人来了，谢太后派能言善辩的文天祥去和元兵谈判，愿降为属国。元军主帅伯颜倨傲得很，他对这位南宋的大忠臣说："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话说得很刻薄，不仅刻薄了末代的孤儿寡妇，而且连整个赵宋王朝的列祖列宗都刻薄了。
       更刻薄的还在后头。古代笔记中曾载有这样一段情节，南宋投降后不久，元主派一个叫杨琏真伽的江南释教总统前来江南宣慰。这位"总统"实际上是个盗墓贼，在他的"宣慰"之下，南宋的所有皇陵被一一掘开，殉葬的金银珍宝亦被搜劫一空。但他仍不满足，当他掘开理宗赵昀的梓宫时，竟取出这位皇爷的骷髅，老实不客气地在其中撒了一泡尿，然后又把骷髅带回家中，用金银八宝镶嵌起来，当作自己的尿壶。
       用人头骨制成的尿壶与其他尿壶在审美或应用功能上有什么更优越之处呢?大概没有。在这个细节的背后，大抵隐潜着一种征服狂的变态心理和巫师式的诅咒与作践，但不容忽略的是，在这里，蒙元统治者还不经意地显示了一种蔑视一一对被征服的宋王朝，特别是对遗传基因中带着软骨病的赵家皇帝的极端蔑视。并不是所有的征服者在对手面前都会有这种蔑视的，有的失败者会给对手以悲壮的震慑和崇高的洗礼；有的会让对手产生一种苍凉的诀别和人生幻灭感；有的则能让对手在自己的遗骸面前惊惧、颤栗，甚至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战士，他们那惨烈的搏杀和凄绝的长啸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质感，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而这一切都与赵家皇帝无缘，他们的生命符号过于微弱，不值得让征服者回眸一顾，更不足以引起征服者心灵的悸动。因而，他们的骷髅只配给人家作尿壶。
       也许因为他们过于"文化"了吧。
       今天，当我把目光注视我们民族的那一段历史时，感情是颇为复杂的。那是一个文风腾蔚的时代，也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时代；那是一个才华倜傥的时代，也是一个抱残守旧的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王朝对文化人像宋王朝那样优容宽厚的--包括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李唐盛世--这种优容宽厚不仅铸就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巍峨壮丽的丰碑，也铸就了一种过于文质彬彬、阴柔萎弱的时代性格，这个庞大的王朝也就一直在文采风流中苟且偷安，步履蹒跚地走向它的末路。直到最后，还得由状元宰相文天祥用几句好诗来为它划上一个句号。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开国第三年，即"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之夹室，谓之誓碑"，凡新天子即位，都得到碑前跪拜默诵。臣子们远远地站在阶下，自然不知道誓碑的内容，猜想不外是经邦济国的总路线吧。直到靖康之变(金兵攻陷歼封)，宫门大开，人们才有幸目睹了那座神秘的誓碑，原来所谓的"总路线"竟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以誓碑这样绝对神圣而庄严的形式大书"优容文士"，且作为一个王朝的立国方针，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史实看，宋代300多年的帝王大体上也是遵守的。今天，当我们在谈论宋代高度繁荣的文学艺术时，亦不得不向当初密室里的那座誓碑投以欣赏的一瞥。
       有意思的是，既然誓碑上书写的是如此大得人心的好政策，为什么却要藏之密室、秘不示人呢?可见这中间还有一层更深的心机：政策尽管好，也只能让赵家的子孙自己掌握，不宜张扬。若张扬出去了，文化人都有恃无恐，一个个头翘尾翘的，轻狂得不知斤两，岂不是太"自由化"了?这样甚好，政策捏在我手里，我对你客气，是深仁厚泽，皇恩浩荡，你得对我五体投地、感激涕零才是。这样的用心，足够中国的文化人玩味好几个世纪的。
       但尽管如此，宋代的文人还是相当"自由化"的。诗、酒、美人，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主体色调，一切与文化有关的职业都倍受青睐。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在当时却演绎得相当自然。门阀世家的特权消失了，"白衣卿相"遍及宫廷。入仕自然要通过考试，科举这一文官考试制度产生于唐代，但到了宋代才具有了真正的开放性，唐王朝那种浪漫的充满戏剧性的场外交易渐渐绝迹。于是，大批寒门士子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官场。当进士及第的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衢时，首都开封就像着了魔一般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及此。"事实上，一个靠宫廷政变而上台的帝王，对武将理所当然地怀有一种本能的猜忌，特别是对功高威重的武将，那猜忌的目光会更加阴冷。因此，重文轻武便成为有宋一代300余年的基本国策。
       考中了固然风光，考不中也照样可以活得很潇洒。词人柳永是个风流浪子，整天出没于青楼妓馆，属于那种无行文人。但他的词写得好，知名度亦相当高。他也曾到汴京应试，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仁宗自然早闻其名，知道他作风不怎么的，似不宜做官，还是做个专业作家的好，便批了四个字说："且去填词。"从此以后，柳永便自称"奉旨填词"，作风亦越发风流放荡。后人在评论这段轶事时，往往着眼于君王的偏颇专横及词人的命途多舛之类，但在我看来，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氛围相当宽松。柳永这个宣言式的"奉旨填词"完全是反唇相讥，带着相当大的牢骚。在一般的语言环境下，反唇相讥是可以的，发牢骚也是文人的一种天性，但如果对方的身份是皇帝那就很成问题了。幸运的是，柳永非但没有因"大不敬"而坐牢杀头，而且还能在花前月下把他的艳词继续"填"下去。在专制社会里，这一点很不容易。试问，同样是牢骚满腹，汉宫史官司马迁敢这样反唇相讥吗?彭泽县令陶渊明敢这样轻狂放肆吗?柳子厚刘梦得敢这样嬉皮士地接过君王的话茬吗?他们都不敢。但生活在宋王朝的这个叫柳三变的词人就敢。不仅敢，而且这"奉旨填词"者竟名扬天下，据说凡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他的词。汴梁的深宫里自然也有水井的，皇帝自然也会听到词人这调侃式的"创作宣言"，并毫不费力地体味出对自己的不恭敬。但他只是宽容地一笑，且相当欣赏地拿出柳永的一首新词让宫女们去排练。
       这是宋代帝王的浪漫，也是宋代文人的浪漫。
       面对着那一派镂金错彩的文化景观，真叫人不知说什么才好。在那个时代，无论边关武夫还是中枢宰辅，也不论是昏君乱臣还是国贼巨奸，其笔下往往都呈现出相当不俗的艺术品位。宋徽宗赵佶自不必说，就连那个口碑很坏的高宗赵构也大致可以归入书法家的行列，而蔡京和秦桧则当之无愧地算得上书坛高手。有一则流传颇广的说法是，柳永写过一首著名的《望海潮》，对杭州的繁华和承平香艳极尽铺陈，后来金主完颜亮因此"起投鞭渡江之志"。一首风华旖旎的好词引来了一场战争，这种说法虽不大可信，但其中的讽刺和象征意味却是相当深刻的。在新声巧笑、浅斟低唱的背后，刀剑的磕击声已隐约可闻。丧失了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的宋帝国的版图，只是歌女的一块任人撕扯的衣袖，最多也只能为主人拭一拭感伤的泪水而已。
       后来的结局大家都是知道的，赵佶父子被金兵俘虏北去(南宋的御用文人称之为徽钦北"狩"，又玩了一回堂皇的文字游戏)，在五国城的土炕上，赵佶写了100多首诗词。诗词不是赵佶的特长，他的特长是工笔画和瘦金体的书法。但金人不会给他那么好的创作条件，他只能赋诗填词。一个半跪着苟延残喘的赢弱之躯，其人格精神和审美光芒都相当黯淡，也失去了把悲剧体验上升为历史感悟和艺术至境的博大底蕴，于是，剩下的只有那一点充满了技巧感的哀叹和低泣。
       赵佶在五国城活了八年。说来可怜，他死后，他的儿子赵构以称臣、岁贡，再加上抗金英雄岳飞的头颅为代价，换取了和敌人的一纸和议，金人方才同意归还死鬼赵佶的棺材。棺材运到临安时，赵构跸踊号哭，很表演了一番。这副棺材后来当然也被盗墓的杨琏真伽撬开了，据说里面除去死者的尸骸，其他"空无一物"。金朝统治者不会给一个懦弱的囚徒什么殉葬物，这是不难想见的，盗墓者的发现并不令人意外。相比之下，古人笔记中的记载就有意思多了，说是赵佶死在远塞，骨骸早已散失，金人连另外找一副死人骨头来代替也懒得，只在里面胡乱地放了一架破灯擎。因此，当杨琏真伽打开梓宫时，不禁惊呼："南朝皇帝根底浅薄，尸骨全无，已化为一架灯擎，把金银珍宝都吞蚀了。"这个盗墓贼恼怒之下，一跺脚把灯擎踩得粉碎。
       笔记中的这种说法过于离奇，自然是大可怀疑的，但我看后却感慨良多，觉得这样的结局对于死者倒是挺合适。金人当初单单选择了一架破灯擎而不拿别的什么作替代物，大概也受着某种潜意识的指使吧，作为一个马背上的军事帝国，可供选择的寻常器物很多，例如悬在每个人腰间和墙壁上的刀鞘，例如骑手们须臾不可或缺的鞍蹬，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这些东西的概率都要比灯擎大得多。或许他们也认为死鬼"根底浅薄"，配不上这些吧。是的，刀鞘裹挟的是强梁锐气，青锋出鞘，漫出一抹寒光、一股雄风、一缕金属的铮鸣。用它裁剪出来的语境也不同寻常，例如，弹铗而歌，闻鸡起舞，剑拔弩张，以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怨来吹箫，狂来说剑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壮士的。而鞍蹬则是骑士的爱侣，它伴着奔撒的马蹄追风掣电，随着骑手每一个英武的身姿欢呼跳跃；它从不畏惧杀戮、强悍、冒险和拼搏，它的属性中充满了征服欲和一往无前的动感。这些，可怜的赵估显然都配不上。就生命质量而言，他只配一只破灯擎，上面是淋漓的烛泪--污浊而丑陋。
       和赵佶一同被虏北去的钦宗赵桓却在金国活了30年。在最后的几年里，他有幸和被俘的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囚禁于同一座寺庙里。这两位亡国之君最后又恰恰死于同一场面，但生命的造型却迥然不同。一天，金帝国的将领们比赛马球，(骑射和征战是女真人的天性，在和平年代里，马球这样的竞技活动便成为这种天性的宣泄。)金主完颜亮命这两位倒霉鬼也去凑热闹。赵桓文弱，不大会骑马，竟从马上跌下来，被飞奔的马蹄践踏而死。那位81岁的耶律延禧却体格十分健壮，他企图乘乱逃出重围，结果死于乱箭之下。
       两个亡国之君，很难说谁比谁死得更有价值。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文化素养远远高于辽帝的赵桓，在生命强度上却远远逊于对方。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轻飘得有如一片落叶，马蹄急雨般地捣碎了他的身躯，他连呼喊--不，连呻吟也没有，一个孱弱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在游戏者飞扬的旌旗和雷动的欢呼中零落为泥，无声无息。而游戏者甚至还不知道发生在自己马蹄下的那一幕小小的悲剧，死者太窝囊，也太吝啬，他决不施舍一丝抵抗、一丝挣扎，或者一丝怨愤，以激励你的神经，让你稍稍感到一点杀戮的快感。这样的结局，于受难者和肇事者双方都是乏味至极的。
      81岁的耶律延禧也是从奔驰的烈马上倒下的，但那是在一场围绕着他进行的追杀途中，在一场意志的较量之后，一个年迈的囚徒，却能以自己的奋力一搏调动起那么多威猛的将士，让他们为之惊诧、慌乱、愤怒(但绝对没有鄙夷)，进而鸣鼓号呼、扬旗奔逐。他以抗拒死的姿态死去，那马背上的身影亦堪称一尊力的雕塑。同样是飞扬的旗帜和雷动的欢呼，这时候统统成了死者的浩浩仪仗。乱箭如蝗，热血如注，那遗骸也是相当卓越的。他或许要长啸一声，那声音也应该归入诗的范畴吧，在这样的诗句面前，他强悍的对手也禁不住要为之喝彩。而赵佶父子的那点才华便显得过分纤巧柔弱了。耶律延禧在当政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作为一具生命个体，他却是健全而生气勃勃的，这是契丹民族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北方称雄数百年的底蕴所在：征服的意志、搏杀的欲望、永不驯服的野性、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略，即使是死，也要山一般地倒下。在这里，我想起了辽帝国覆亡后，皇族后裔耶律大石的壮举。耶律大石不仅是中国12世纪卓越的军事天才，而且是一具非凡意志的化身。辽亡后，他集结残部奔突西行，越过中亚细亚广袤的荒漠，沿途击败了众多部落的拼死反抗，一直抵达伊朗北部的起尔漫城，在漫天风沙和潇潇血雨中建立了新的辽帝国。这个西迁的辽帝国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可以想见，这需要怎样一种倚天仗剑的气魄和万丈峰刃般的峻厉。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认为，耶律大石的辽帝国西迁后，其踪迹便杳然难寻，他那原本就很低的文化水准，经过天翻地覆般的转战逃亡，连他们自己的契丹文字恐怕记得的人都不多了，因此，他们对人类文化没有什么贡献。这样的结论实在有失偏颇，至少，在耶律大石仗剑西征的背影下，偏安江南的赵家小子们虽然活得相当惬意，亦相当风流儒雅，"吴山依旧酒旗风，两度江南梦"，但他们充其量只是一群"有文化"的阉物和侏儒而已。
       是的，这是一群蝇营狗苟、毫无生命光彩的阉物和侏儒，而这样的王朝居然能偏安150多年，简直是我们民族的羞耻。你还能指望他们伟岸雄起吗?还能指望他们在灭亡的瞬间爆发出悲壮的一搏吗?还能指望他们的后裔中走出耶律大石--哪怕是耶律大石那样的一道目光、一声呐喊、一串叩人心弦的马蹄吗?这些统统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因此，我怀疑赵若和之所以在赵家城内隐姓埋名，并不是为了躲避蒙古人--蒙古人对宋室后裔一般还比较客气，不会太难为他的--而是为了躲避那些心怀故国的宋室子民。作为赵家的近枝宗室，又是曾被内定为"第三梯队"的龙种，一旦暴露了身份，其号召力是不言而喻的，极有可能成为遗民们的精神领袖。说不定哪一天早上，百姓们会扯出一块"宋"字大旗，将他拥戴而去，加上一副冠冕，让他带头造反。而这种勾当，赵若和是断然不干的。
       那么，就让他隐姓埋名，对着密室里列祖列宗的画像做新王朝的顺民吧。
   赵家城里是平静的，平静剥蚀了一切外在的活力，只留下悠远而畏怯的感怀，这里没有面对明天的憧憬，只有一遍遍地咀嚼昨天的体味。轻轻拭去列祖列宗画像上的尘埃，300余年的青史在一页页地掀开，辉煌与衰落，令人唏嘘感喟。这时候，指点江山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了，但不会没有对人物的臧否评判，特别是对那几位很大程度上影响过历史进程的大人物，这时候的评判会较少功利色彩。
       常常会被某个问题纠缠不清，乃致困惑不解。例如，有宋一代，出过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们在各自领域里的成就都足以影响以后的整整一代文化史；也出过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汉奸，但偏偏没有出过大军事家。
       杰出的军事人才是有的，但他们大多功名未显，壮志未酬，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名字写上那座风光无限的万仞奇峰，便过早地陨落了。例如岳飞。
       本来，这是一个呼唤军事巨人、也应该产生军事巨人的时代。一名军事巨人的诞生，除去他自身的天赋才能而外，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大动乱、大剧痛的时代；石破天惊的功业；以及能够在战场上与之对话的大体上处于同一层次的对手。与宋王朝先后"过招"的三个主要对手：辽、金、元，都是来自北方荒原上的天之骄子，这样强悍的对手使战争的品格相当不俗，在东起淮泗，西到大散关的千里战线上，双方数以百万计的大军互相对峙，这样壮阔的舞台亦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顺便说一下，北宋帝国的人口是一亿，南渡以后，即使打一个对折也相当可观，兵源是不成问题的)。史学家们在总结前人的一场战争时，往往着眼于地图上几根纤细的线条，把胜负的因果关系演绎成一道无懈可击的方程式，这种学究气的研究与战场上的实际相距甚远。其实，一场大战的胜负往往系于纤毫，其间充满了各种偶然、逆转、失误、相持，以至于绝望。真正的军事家应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强者，是善于扼住命运咽喉的伟丈夫。摧枯拉朽不是真正的战争；稳操胜券也不是真正的军事家。像周瑜那样，"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像谢安那样，一边和友人对弈，一边轻描淡写地通报"小儿辈大破贼"，这样的大手笔自然高妙得令人惊叹，但又总觉得过于轻巧流畅，如果不是后人的有意神化，就是他们的对手太软蛋。因为这里缺却了焦躁、痛苦，惊惧和疯狂；也缺却了瞬息万变的动感和审时度势的即兴创造，仿佛战争只是一尊任君摆布的雕塑，任何一笔微小的刻画都早已完成，只等着一个悠哉游哉的揭幕仪式。战争是生命与生命最直接的搏击，亦是人类智慧最辉煌的闪光，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博击和闪光更为惊心动魄，马蹄击溅，金属碰撞，喷射的热血蔚成漫天虹彩，这是何等惨烈、又是何等壮丽的景观！战争呼唤谋略，呼唤兵不血刃地战胜对手，但短兵相接作为战争最原始的形式，却集中体现了它的终结魅力一一力和美毫不雕饰的呈示。请仔细体味这两个字的生命质感：肉搏。因此，现代战争那种在千里之外戴着白手套操纵计算机的作战方式便显得过于精致文弱了。战争鼓励杀戮，鼓励"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的超级杀手，在相当长的人类战争史上，斩获的首级常常被作为论功行赏的依据。但对方一旦放弃了抵抗，杀戮便成为野蛮和丑陋。正是在这种种悖论中，战争精神闪耀着不世之光。从根本上讲，战争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当边关将士们在腥风血雨中追求和捍卫战争精神时，他们也在重塑和弘扬自己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在这种种悖论中，一代又一代的战争之神纵横捭阖、脱颖而出，一步步登上那座风光无限的万仞奇峰。
       岳飞本来是有希望登上这座奇峰的，他出身行伍，从前军小校、敢死队员开始打过不少仗(当然也有败仗)，在刀锋箭矢间逐步成长为方面军的统帅。对于一位抱负宏远的铁血男儿来说，这样的经历至关重要。他的军事才能是没有问题的，站在他对面的完颜兀术也是完全可以与之匹敌的马上枭雄。请看看偃城之战中岳家军大破拐子马是何等精彩！完颜兀术的拐子马实际上是现代坦克的雏形，而岳家军的短刀手则是抱着集束手榴弹冲击坦克群的无畏勇士。再看看漫天风雪中的小商河之战是何等惨烈!岳家军五百壮士全部捐躯，杀敌3000余人，先锋杨再兴阵亡后，身上拔下的箭矢竟有两斗之多。毋庸置疑，这是一场真正的勇者之间的决斗。这样，当岳飞在朱仙镇附近大破金兵时，他离那座风光无限的奇峰实际上只有半步之遥了。但岳飞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政治上过于天真。更确切地说，就是不善于揣摩君王的心理，特别是揣摩那种隐藏在堂而皇之背后的阴暗心理。他口口声声要"直捣黄龙，迎还二圣"，殊不知这正是赵构最忌讳的，"二圣"回来了，他还能坐在龙庭上吗?这样，岳飞忠心耿耿的抗敌宣言，反倒是和皇上过不去了。(金帝国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暗示赵构如果不杀岳飞，他们就把赵桓放回来)。在收复失地和保住皇位之间，赵构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后者。一个军事天才殒落了，因为宋王朝不需要真正的军事家，他们需要的只是几百年以后一个叫马克思的外国人所痛斥的那种"龟奴"，而宋王朝本身便是一座不折不扣的"龟奴的政府"。
       岳飞死了，和议成了，赵佶的棺材送回来了，很好！赵构涕泪滂沱地表演了一番，然后在绍兴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安葬下来。陵寝营造得比较简单，当然不是舍不得花钱，因为这只是"权殡"，也叫"攒宫"，北宋的皇陵在河南巩县，等日后收复了失地还要送回祖坟上去的。赵构这一个回合玩得很圆满，既张扬了自己的孝道，又表示了收复失地的决心，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更重要的是保住了自己的皇位，很好，很好！
       金人除去送还赵佶的棺柩外，还承诺继续囚禁赵桓和其他所有亲王，这对双方都是皆大欢喜的事。
       就在赵估的棺柩翠华摇摇地送往绍兴安葬时，岳飞的尸骸被一个部下从风波亭的冤狱里背出来，偷偷掩埋在临安附近的一处山旮旯里。愁云惨淡，祭烛飘零，在这里，一代军事英才静静地看着宋王朝蹒跚地走向末路。令人悲哀的是，在小朝廷剩下的100多年中，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叱咤风云的统兵将帅了。
       一个容不得奇男子伟丈夫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小人泛滥、鼠窃狗偷盛行的时代。岳飞被杀后，有一个岳州知州为了拍秦桧的马屁，居然上奏朝廷称：臣所知之州耻与逆臣同姓，乞改岳州为纯州，使州为纯忠之州，臣为纯忠之臣。这个马屁拍得很及时，朝廷当然准奏，于是岳州改名为纯州，相应地岳州名胜岳阳楼也改名为纯阳楼。这个打小报告的知州本是个无耻之徒，就不需去说他了，连他的名字我也懒得去查对。但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却因此蒙受了奇耻大犀，实在令人愤慨。前些时看到一本关于岳阳楼的出版物，洋洋十万余言，详细论及岳阳楼的历代沧桑，却没有提到以上这一段秽闻。我想，这大概不是作者的疏漏，而是一种深挚执著的情感使然。是的，岳阻楼，这座丰姿绰约的巴陵胜迹，这座凝聚着多少迁客骚人的足迹和多少文化大师辛酸缱绻的巍巍丰碑，这座以范仲淹的"忧乐"胸怀而名世，折射着浓烈的理性精神和人格光辉的文化瑰宝，怎么能容忍这样粗暴的玷污呢?那么就让笔下"疏漏"，永远永远地把这段耻辱埋在历史的底层吧。
       宋王朝没有能走出一名真正的军事家，却走出了秦桧这样第一流的汉奸。
       秦桧的罪恶不在于主和，主和者未必卖国，主战者也未必就名垂青史。事实上，对于绍兴年间的宋金和议，史学界是一直有争议的，肯定和议者也不乏其人，其中甚至有一些相当响亮的名字，例如朱熹、钱大听、赵翼、胡适等。从浅层意义上说，战与和只是一个对敌策略问题，完全可以放到桌面上来辩论。倘若能这样做，那么秦桧也就不成其为中国历史上的秦桧了。敢不敢光明正大地把自己的观点写在旗帜上，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分野所在。辩论是一种政治艺术(军事家在战场上用刀剑辩论)，在这里，艺术水平的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敢不敢使用这种艺术，一切政客是与艺术无缘的，他们只有伎俩，而且只算得上是袖珍伎俩。秦桧对中国文化的唯一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个奇特的新词：莫须有。这个词从文法上是解释不通的，若仔细体味，则不难感受到其中的那股含混、暧昧、诡谲、机巧，以及流里流气、挤眉弄眼的小人气息。最近又看到某学者的一篇文章，从宋代方言的角度考证出"莫须有"的意思是"一定有"。这样的结论自然很新鲜，但从秦桧这个斩钉截铁而又没有实际内容的"一定有"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那种市井无赖式的蛮横和凶残，完全是一种心地险恶而又不负责任的小人腔调，而所有这些，恰恰构成了一代巨奸的人格特征。他们擅长的是幕后的小动作，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揣摩和窥测，在这方面，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行家。宋人笔记中记载了一段有关秦桧的故事，看后真令人不寒而栗：
       秦桧的私人办事密室"一德阁"落成之日，广州守臣送来一卷地毯，大小尺寸竟分毫不差。这个地方官可算是马屁拍到家了，但后来的结果却不大妙。秦桧的思维逻辑是：他既然能如此精确地刺探到自己密室的尺寸，也就有本事刺探到自己的其他秘密，可见是个危险分子。没过多久，此人就被秦桧整掉了。
       一个小政客的功夫毕竟还欠火候，在一个大政客面前触了霉头，当是咎由自取。但这些人的心机之阴暗幽深，相信不仅会让善良的人们惊栗，也不仅会受到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而且还会成为心理学家们感兴趣的材料。
       秦桧弄权20余年，死后赠"申王"，谥"忠献"，但这些大红大紫的荣誉称号后人记得的不多，因为赵构死后，很快就被追夺了。倒是一位秦氏后裔在岳坟前题的一副对联相当流传，他是这样写的：
       人从宋后羞言桧，
       我到坟前愧姓秦。
       之所以"愧姓秦"，大抵是一种道德自我谴责吧?这样的历史反思还是真诚的，但也不能排除株连的因素，由于秦桧作恶太多，名声太臭，至使后世诸多姓秦的读书人仕进无门。这样，终于有一位秦氏后裔站出来辩冤，这是在一次朝廷组织的殿试中，皇上问一个姓秦的进士道："你是南秦还是北秦?"言下之意，北秦距秦桧的祖籍江宁较远，而南秦则必定是秦桧的后代，不可重用。那位姓秦的进士自然猜到了皇上的心思，当下答道："别管南秦与北秦，一朝天子一朝臣，历代忠奸相应出，如今淮河也姓秦。"皇上听了，解颐一笑，遂开恩点了他一个状元郎。
       这位进士的对答看似强词夺理，其实是对"秦桧现象"在更深层次上的反思。什么叫"相应出"?宋朝出了秦桧，自然有出秦桧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特别是赵构这样的"一朝天子"罪无可宥。如果这样看，那么这位秦某人就不仅是在为自己的姓氏辩解，而且是很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了。
    上面的故事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因此，当这位进士在金殿上为秦氏辩解时，在福建漳州府，御史朱鉴大抵正在为审理那件同姓近族通婚案而查阅被告的家谱。这种巧合很有意思，宋王朝已经灭亡100多年了，奸臣秦桧的阴影仍然死死笼罩着他的后辈子孙，而隐居在赵家城的赵氏传人却连自己的老祖宗都已淡忘了，因而闹出了近族通婚、对簿公堂的丑闻，到头来，还得要这个朱御史来为他们验明正身。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漫漶了原先的血统意识，世道沧桑早已把他们推入了社会底层的生存竞争，市声攘攘、人海茫茫，谁能想象，那石板街上布衣草鞋的引车卖浆者，那屋檐下和顾客锱铢必较的小店掌柜，那织机旁茧花满手的白发老妪，竟是当初大宋王朝的金枝玉叶呢?生命的适应力真令人喟叹。
       这一脉天皇贵胄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消溶在寻常生态之中，他们中间似乎没有走出什么像样的人物。这是很正常的。同是王室后裔，他们中间不可能走出赵孟頫，因为赵若和没有那种清朗安闲的心境和气质。赵孟頫祖上世代赐第吴兴，作为外封的亲王，一般来说在政治上是无所谓沉浮的，他们既没有向上爬的野心，也不必担心官场的倾轧排挤，有如一泓安恬宁静的秋水，那色调有点凄清，也有点百无聊赖，是闲云野鹤的世界。在这里，他们只能寄情于文学艺术，这是一种闲适中的追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玩"。真正的大家并非产生于培养，而是"玩"出来的，例如曹雪芹，例如马拉多纳。培养只能收获技法和规则之类，这些东西的总和称之为匠气；而"玩"出来的则是个性和神韵。赵孟頫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玩"出来的大家。按理说，赵若和的身世本该和这差不多的，但他不幸多了一段作为"第三梯队"的历史。对于某些人来说，政治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诱惑，一旦身入其中，便有如贞女之陷入娼门，明丽纯真既不可寻，只落得一股骚情和总想作阔太太的单相思。我这里所说的。"某些人"，是指不具备政治素质和才能的人，至于政治家则是另一回事，他们会如鱼得水，从中获取颠狂的快感和美境。即使失败了，也能处之泰然，相当投入地玩点别的什么。例如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下台后，又操起了交响乐团的指挥棒，潇洒至极!"某些人"则不行，对于政治，他们既拿不起，又放不下，留下的只有缠绵不绝的憧憬、躁动、失落和凄惶，再也找不到一块精神的栖息地。当然，赵孟頫后来也介入了政治，但那时他在艺术上已成大器，而且从他能够"荣际五朝"来看，他也确有政治才能。在这两方面，赵若和都缺乏底气。那么，他就只能呆在漳州附近的那座小城堡里，庸庸碌碌地终了一生。
       同是王室后裔，赵家城里也走不出朱耷，因为赵若和不具备那种超拔脱尘的孤傲。什么叫孤傲?孤傲不是自大，不是寂寞，更不是故作清高的矫情。孤傲是一种划破人类苍穹的思想闪电；一种有着金属般质感的坚挺品格；一种天马行空般的精神自由和义无反顾的理性力量；一种具有高贵排他性的、无法模仿的大家风度；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自信和从容；一种对浮华虚荣的冷漠和对世俗人生的审视。孤傲是孤傲者的私有财产，它具有非常强烈的韧性和单向性，即使是超越，也只能由孤傲者自己才能完成。朱耷拥有孤傲，这种孤傲来源于巨大的悲剧感悟。朱耷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后裔，但早在永乐初年，朱权就因见忌于朱棣(永乐帝)而失势。他是聪明人，知道皇上注视自己的目光相当阴冷，便营造了一所孤独的精神小天地--精庐，鼓琴读书其间。正德年间，又发生了宁王朱宸濠谋反的大事，此后的宁王府实际上成了秘密警察监管的目标，越发门庭冷落。但精庐仍在，那种孤独而执著的艺术氛围仍然飘逸其问。到了朱耷的时代，恰逢明王朝覆亡，天崩地坼的时代悲剧，把这位"八大山人"的精神世界冲撞成绝望的碎片，又重新组合成一尊孤傲的雕像，他在署名时常常写成"哭之"、"笑之"的字样，确实，如此深刻的家世变故和人生际遇真让他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那么，就白眼向人，化作笔下的残山剩水和那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吧。赵家城里的主人也是经历了大悲剧的，但在他那里，悲剧没有升华为孤傲，如果完成了这种升华，他就不会用那么森严的高墙把自己护卫起来，也不会用那么繁复的深宅大院和楼台亭阁把自己装点起来。需要护卫和装点，正说明了他灵魂的怯懦，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事实上，一个在官场里厮混了一阵的政客，亦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悲剧感悟。即使是国破家亡，最多也只是悲天悯人，自暴自弃。至于指望他们把悲剧感悟蔚成一种艺术气象。那更是缘木求鱼了。
       现在我们仍然回到福建漳州府。这位叫朱鉴的御史合上被告黄文官的家谱时，大概双手是有点发抖的，一脉前朝皇族的后裔，竟然在这里悠游了100多年。他不敢怠慢，连忙派八百里快马把案卷呈送朝廷定夺。时在明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正忙着杀人，上年杀曹国公李文忠，当年又杀魏国公徐达，酿成数万颗人头落地的空印案和郭桓案也发生在这一年。泱泱京都弥漫着一股血腥气。但朱元璋却并不看重这几颗黄姓草民的脑袋，他觉得南宋灭亡已100多年，中间又隔了一个元代，这几个赵氏子孙已成不了什么气候，自己何妨做个顺水人情，也好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的仁德呢?不久，朝廷的批示下来了，赐赵家城里的黄氏复赵姓，并在其中封了几个荣誉性的官衔，大约相当于政协委员之类。圣旨宣罢，赵家城里一片喜气，朱鉴且赠诗祝贺，很风光了一番。
       于是，埋没了100余年的赵(黄)氏对着京都三呼万岁，收拾行装准备赴任。虽然那只是个装点门面的闲差，但有官当就不错，管它呢。




















小城故事

夏坚勇

　　"红袖添香夜读书"大约是每一个中国男人所向往的，"才子佳人"到如今仍是最令人心动的词。我们每每看到这四个字，当会产生无限的遐想，会联想到唐伯虎和秋香，想到相马相如和卓文君，还会想到苏小小，想到李师师，想到陈圆圆……身伴佳丽，身居佳景，红袖添香，琴瑟和鸣，那是怎样一种景致啊！于是，思绪飞扬的我，突然想到明末清初江南才子冒辟疆与秦淮佳丽陈圆圆、董小宛的恋情故事，心生无限感慨。我们已无法想象水明楼里的董小宛轻移莲步，月华弄影的情景，无法领略她与冒大公子细语喃喃的情韵了，也听不到她幽幽的琴声，只是当我们追思他们那风流旖旎的故事，总会牵起绵绵思絮。
    　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秦淮佳丽陈圆圆的名字。陈圆圆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她的美艳出众，而是她背后有个吴三桂，更是吴三桂为了她改变了一个时代："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恕为红颜"。于是，吴三桂数百年来遭到人们的痛骂，陈圆圆也自然与"红颜祸水"连在一起了。也难怪，谁叫她生在乱世、运途乖舛，而偏偏生一副娇美的容颜和风流体态呢？史料记载，吴三桂的确是打算归顺李自成的，因为都是汉人，天下也仍是汉家的天下。他的父亲吴襄派仆人前来说降，此时吴三桂早有归意，他与仆人曾有几句简短的对话：
    　吴三桂问父亲的情况，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满不在乎，似乎胸有成竹："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的。"
    　又问财产，仆人说"已被没收"。吴三桂仍不在乎，亦成竹在胸："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的。 再问爱妾陈圆圆，仆人答道："已被宰相刘宗敏抢去。"
   　 听到这个消息，吴三桂是个什么神态？有什么心理活动？史料没有记载，我等也无法猜测，只知道，此后不久，就是吴三桂那著名的"冲冠一怒"了。也难怪。父亲能释放，财产能发还，爱妾能"完璧归赵"么？一个男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上人被权势者抢占，还有什么比这更加痛心，更加耻辱？吴三桂首先是一个男人，然后才是一个汉奸。每每看报章披露，某某高官因讨情人欢心而落马，就想起他们的先师吴三桂先生，不由叹道：中国的男人哪，总是那么多情！
   　 其实，陈圆圆的倾心之恋、梦中情人是冒辟疆。此时，我想，她对吴三桂百依百顺、倾心逢迎，是不是因为心里怀着对冒大公子的怨恨呢？古往今来，多少佳姻美眷，因误会而劳燕纷飞、心生恨意啊！当我们在数百年后的今天，说起陈圆圆时，不由人深深感叹：一个纯真美丽的女子毁灭了，与其说毁灭在乱世中的权贵之手，不如说毁灭在对情人的爱极而恨的误解之中。
   　 秦淮自古就是出美人的地方，在当时数陈圆圆、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最为有名，而这四人，亦各有千秋：陈圆圆以姿致胜，柳如是以才情胜，李香君以品节胜，董小宛以温柔娴淑见长。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男人看来，一个女子最动人心魄的，当属姿致风度了，因此，在四大美女中，陈圆圆自然排在首位。
   　 冒辟疆和陈圆圆相识在一个百花争艳的春天。那是崇祯14年，冒辟疆的父亲冒起宗任衡水兵备道，冒辟疆去衡阳省亲，路过苏州时两人一见钟情。冒公子年当而立，风流俊秀，才气逼人；陈圆圆色艺双绝，早已名动江左，又兼蕙心兰质，淡秀天成。才子佳人，一旦相遇，四目相对，两心相撞，如同猝不及防的地震，大海中的狂涛巨澜，森林中的熊熊烈火……此时，还另有一位美女在远远地注视着冒辟疆，对他倾心相爱，只因中间有个陈圆圆而无法走近--她就是董小宛。
    　在叙述这些古事的时候，我心中总不免生出一些感慨。人们常说"风流才子"，似乎才子和风流老是连在一起的。先生，那是古时候啊！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才，自然是万众瞩目的，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必然成为众人追捧的明星。一想起那个时代，就令人感到亲切。今天的才子们还能风流吗？大约再也风流不起来了，因为没有那个土壤，也没有那个氛围了。眼下只听说"傍大款"、"傍大官"，可从没听说过傍"大才"。在当今一些人眼里，才有什么用？"钱"和"权"那才是最现实的东西。无论在任何时代，女人的目光，是最敏锐的时代风向针，女人的择偶倾向，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人心的向。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民族的那场旷古灾难刚过，进入了风和日暖的春天，在大上海，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仍然是姑娘们追逐的对象。只可惜那段时光太短，旋即就被滚滚而来的权钱大潮冲得无影无踪了。我真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也说不清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一个社会，到底是以"文化"为中心好，还是以"权钱"为中心好？
  　  还是说陈圆圆吧。到了秋天，冒辟疆奉母回归，小憩苏州时，两人的恋情已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了。陈圆圆亲见冒母，表示自己矢志不移的情愫，冒母对圆圆也很满意，表示一回到如皋，便来苏州迎娶。至此，有情人将成眷属，花好月圆，只待佳期。也许一切都是天意，也许是上帝有意捉弄，往往当人们甜蜜地等待幸福降临的时候，变数却在旁边伺候着。
    　冒辟疆回到如皋零距离，就接到父亲奉旨调赴襄阳，任左良玉大军监军的消息。按现在的军官制，相当于从军分区司令调任集团军政委，看起来是提升了，实际上这中间隐藏着借刀杀人的阴谋。当时的形势是：张献忠攻占襄阳，杀死皇上的叔父朱翊铭后撤出了，李自成又从伏牛山南下，打算占领襄阳定都称王，两股农民军对襄阳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冒父此时前去，不是被农民军杀死，就是被骄横的左良玉害死，更有可能因守不住襄阳被朝廷处死。在此之前，大学士杨嗣昌就是因为襄阳失守而被迫自尽的。为救父亲，冒辟疆北上京师，泣血上书，花银子，托人情，辗转半年，冒父才挪了个位子。冒辟疆喘息未定，连忙赶往苏州去接心上人，这时，横塘寓所已经是人去楼空，陈圆圆在10天前被国丈田弘遇"以势逼去"。
    　我们似乎不必为冒辟疆叹息。想想看，当冒辟疆为父事奔走之时，陈圆圆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她或在清溪柳岸深情张望，或在冷月楼头倚门等候，或独对古琴泪水潸然……她曾多次去信催促，秋去冬来，望穿清溪水，不见冒辟疆一字回音。冒辟疆也许是心力憔悴，无暇顾及；也许是没有充分认识到陈圆圆的真正价值，甚至认为已是他笼中小鸟不会飞走。而在陈圆圆，她自会想得更多，一腔炽烈的情爱，在寂寞的等待中渐至消亡，大约在她心目中，冒辟疆是一个始乱终弃的轻薄儿郎，她还可能是怀着失恋后的绝望和对冒辟疆的怨恨而凄然北去的。
    　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另一个江南美女董小宛，走进了冒家的水绘园，住进了园中的水明楼。
    　董小宛温文柔顺，她没有陈圆圆的惊人美艳，也不像圆圆那样风情万种，她暗恋冒辟疆多年，却无法走近。直到陈圆圆被掳，加上第六次科场失意，冒辟疆陷于极大的痛苦之中，在柳如是和钱谦益的斡旋下，她才走到冒辟疆身边，用她的满腔真情和似水柔情，抚慰冒辟疆那颗伤痛的心。
    　冒辟疆和董小宛的婚姻生活，我不想作什么叙述，朋友们可以在冒辟疆留下的文字中去捕捉，亦可以从董小宛留下的古琴上，产生自己的联想。在水明楼，冒辟疆和董小宛过了11年甜蜜的夫妻生活，顺治8年，董小宛离开了人世，年仅28岁。冒辟疆作《影梅庵忆语》，回忆了他和董小苑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
    　就是这个《影梅庵忆语》，因其中有些语焉不详，引出了一段迷案：有人认为，董小宛不是死于水绘园，而是被满清虏入宫廷，当了顺治皇帝的董鄂妃。顺治皇帝就是因为爱妃董小宛去世，才丢掉帝位遁入空门的。这场争讼一直到现在仍无定论，连蔡元培、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都认为董鄂妃就是董小宛，我等就不知怎么说了。
    　董小宛去世42年之后，冒辟疆才追她而去。这时，小宛大约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吧？冒辟疆去世时，家里已是穷愁潦倒，他曾自述道："献岁八十，十年来火焚刃接，惨极古今！墓田丙舍，豪豪尽踞，以致四世一家，不能团聚。两子罄竭，亦不能供犬马之养；乃鬻宅移居，陋巷独处，仍手不释卷，笑傲自娱。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
    　斯人远去，遗迹犹存。水绘园仍在向后人们讲述着他们的故事……
    　水绘园原是冒辟疆曾祖冒一贯的制业，冒辟疆将旧园重整，赋予思想，精心增饰，融诗、文、琴、棋、书、画、博古、曲艺等于一园。如今的水绘园已成为游览胜景，水明楼内还存有董小宛留下的古琴。冷月凄光中的水明楼，见证了当时的艳丽，只是那个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文章太守

夏坚勇

                                 一

       每座城市都自诩为文化古城，都有几处古董、准古董或伪古董。翻开地方志，言之凿凿的文明史都可以追溯得相当久远。我徜徉在城市的陋巷和郊外的石级小道上，身边是荒寺古木，塔影斜阳，石碑已漫漶难辨，粉墙洇蚀，有如老妇脸上的寿斑。我知道，在这些残碑、古塔和地方志之间，应该隐潜着几个青衫飘然的身影，寻找他们，是为了寻找一种远古的浪漫，一个关于飘泊、诗情和文化个性的话题。
       终于来到了扬州，听到了欧阳修吟诵《朝中措》的声音，那声音凝固在平山堂前的石碑上。平山堂是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所建，但这首词却是他离任多年后在开封写的，当时他已经升任翰林学士，又勾当三班院。"勾当"是宋代的流行用语，并没有贬意，用现在的话说叫"主管"。勾当三班院大致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实权是很大的。这位欧阳公在京师的殿阙里"勾当"之余，忆及当年在扬州的外放生涯，却相当留恋，特别是词中的"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几句，很有点洋洋自得的意味。这自得不仅因为他的诗酒风流，而且因为他是一方的最高长官，因此，他那"挥毫万字，一饮千钟"的放达就不光是一种个体性的生命呈示，而且定格为流韵千古的文化风景。在和自然山水的秋波对接中，他超越了时空，也超越了自我，成了一座城市的代表性诗人。在这里，欧阳修笔尖轻轻一点，触及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文章太守。
       "文章太守"无疑是一顶相当风雅的桂冠，可是当我们在浩浩人海中进行资格认定时，目光却渐至迷茫。因为在大部分的升平时代，官吏总是由文人承担的，而选拔官吏的途径是科举，也就是考诗赋文章，那么可以想见，能当到一方太守的大概文章都写得不错，就像现在提拔一个市长，起码是"大专以上"，至少也是"相当于"。这样一推论，所谓"文章太守"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因为大家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列入其中。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官吏虽然也有文化，但他们的人生价值主要不是因为文章写得好，而是因为官场行为。能称得上"文章太守"的，起码应该是一些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相当影响的人物，他们生命的辉煌在于文化呈示和文化定位，当官则带有"反串"的性质。例如，同样是高级官僚，而且也有过相当不错的政绩，人们总习惯于把屈原、自居易、苏东坡、辛弃疾、郭沫若归入文化人一类，而同样是文坛高手、风骚教主，人们又习惯于把曹孟德、李隆基、明代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毛泽东归入政治家的行列。至于像李后主那样的角色，虽贵为国主，恐怕还是算他一个"开山词宗"较为合适。
       问题还不仅仅于此。有些官员的诗文确实也不错，照理也可以称为"文章太守"的，但是再看看他们的文化人格，我们只能不无遗憾地让目光跳过他们的身影。例如唐代有一个叫李远的人，据说"为诗多逸气"，似乎有点名士风流的派头。唐宣宗时，宰相令狐绹要任命他当杭州太守，宣宗说，"此人做诗，有'青山不厌一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的话，能做地方官吗?"皇帝怕他文人气太重，管不好政务，但还是答应让他试试。从皇帝都知道他的诗这一点来看，他在当时的文名是不小的。李远上任后，倒也清廉能干，很得人心。却又不改名士派头，做诗喝酒是不用说的了，而且喜欢收藏文物，特别注意天宝遗物。他曾在关中一个和尚处访得一双扬贵妃的袜子，从此奉为至宝，常常取出来给朋友玩赏，并说："我自从得到这双又软又轻、既香且窄的妙物以后，每见一次，就好像身在马嵬坡下，与贵妃相会。"他有不少诗都是以此为题材的，宣泄了一种色情狂的心理。这种人，虽然"文章"和"太守"两方面都说得过去，却不能称为"文章大守"，--他们的文化人格过于委琐。
       我们还是走进历史的长廊去作一番巡礼。起初我以为西汉的贾谊当之无愧，因为他有"贾长沙"的别称，想必是当过长沙太守的了。但一查，不对，他的头衔是长沙王太傅，也就是家庭教师。"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他一生不得志，很可惜。接下来轮到被曹操杀头的孔融，他是"建安七子"之一，也确实当过北海令。但北海弹丸小郡，是个不起眼的县级市，孔融在那里的身影亦缥缈难觅。南朝的谢朓是宣城太守，人称"谢宣城"，"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李白对他的诗是很欣赏的，且算他一个。再往下就是风华绝代的唐宋了，这两朝都崇尚文治，文章太守出得最多，也最为典型。从京师到各州郡的官道上，外放的翰林学士络绎不绝，衣带当风，卷帙琳琅，这是一幅令后人多么期羡的风景!山川和美人，历史和诗情，英雄梦和寂寞感，生命意志和浪漫情韵，这一切都在车轮和马蹄声中梳理得那样烫贴，--我们毕竟有过一个云蒸霞蔚的盛唐，也有过一个虽不算强盛，却风情万种的两宋。

既然"文章太守"的称号首先出自欧阳修之口，我们就先从他谈起。
       欧阳修是北宋人，北宋是一个高薪养廉的时代，当时的文人都想在中央做官，那里有更多的晋升机遇，生活也更加风流旖旎，外放到州郡去的都是因为官场失意。庆历六年九月，欧阳修出任滁州知州，他自然也是很失意的。官船沿汴水入淮河迤逦而行，两岸柳黄霜白，满眼秋色，长空中传来几声雁鸣，凄清而悠长，一种莫名的惆怅感袭上他的心头。迁徙之路本来就是孤独而荒凉的，偏又逢上这萧索的秋景。
       失意的原因就不去说他了，政治这东西很复杂，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反正就这么回事，一个正直而书生气的文人在官场中被同僚踹了一脚，落荒而走，到下面来当太守。官场失意，情绪自然不会好，才40出头的人，便自号"醉翁"。醉眼矇眬看世界，天地一片浑沌。但他渐渐发觉当一个地方官也挺不错，首先是自由，特别是心灵的自由。这里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官场的吵闹声被千里荒原和长风豪雨阻断，微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便用不着整天揣摩上司和同僚的眼色，也省去了许多站班叩头和繁文缛节。这里虽没有京师那样高档次的勾栏红楼，却有一派充满了生机和野趣的自然山水。文人本来就对自然有一种天性的向往，那么，就扑进大自然的怀抱，展示出一个更纯真更健全的自我吧。
       他走进了滁州西南的琅琊山，山光水色中流出了中国散文史上的灿烂名篇《醉翁亭记》。这是一篇赏心悦目的游记，更是一曲心灵的咏叹和吟唱。500多字的散文以10个"乐"字一以贯之，那令现代人读来颇有点拗口的"之乐"、"而乐"、"其乐"和"之乐其乐"中，似乎透出作者压抑不住的朗笑。其实作者的内心深潜着巨大的悲愁，究竟是山壑林泉之美暂时掩盖了他心灵深处的痛苦，还是原生态的自然山水升华了他的人生境界，使他以一种更为高远旷达的眼光来审视生命呢?似乎很难说清楚。反正《醉翁亭记》诞生了，诞生在一个失意官僚的踉跄醉步之下，诞生在夕阳和山影的多情顾盼之中，诞生在心灵的困顿和再生之后。
    它那摇曳多姿的情韵，不仅让无数后人为之心折，而且当时就产生了轰动效应。且看《滁州志》中的这一段记载：
       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所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
       读了这一段记载，我真是感慨万千。在那个崇尚文化的宋代，为了拓取石碑上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当代人写的，并非古董)，竞把寺庙库房里的毡子用尽了。从拓碑者那络绎不绝的身影和朝圣般的虔诚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文化精神的闪光。可惜今天我们已无缘遭逢这样的景观了。今天各地的名胜古迹中，名人碑刻自然并不鲜见，游人中有识趣的，站在面前吟读几句，赞叹一番，悠哉游哉地转向别处。而大多数的俊男倩女恐怕看也未必看的，这有什么好看的呢?既没有炫目撩人的色彩，也没有争奇斗艳的形制，更不宜于相依相偎着谈情说爱。他们从前面走过时，目光中透出游离和浮躁；或偶尔趋近，只不过是为了磕去鞋跟上的泥污，然后哼着流行歌曲翩然而去。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批评当初那些拓碑者中某些人的动机，例如那几个做生意的款爷，他们寻求拓片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行贿沿途的税官，以求得对方高抬贵手。但透过这种相当功利性的举动，我们仍然感到了一种浸润着文化色调的温煦。税官以他职业性的贪婪审视着一件当代碑刻的拓片，他的眼睛或许一亮，然后相当满足但又不动声色地笑纳--他掂出了这卷宣纸的分量。税官自然是可恶的，但我却固执地认为，这个收受拓片的税官却少许有几分亲切。也许，他只是想用这件小玩意装点一下自己的客厅，但比之于镶金嵌银富丽堂皇，用拓片装点似乎更令人顺眼。或者，他只是想用这卷宣纸转手行贿自己的上司，以谋取更好的前程，但我们却宁愿看到权贵们笑纳一件拓片而不是红包彩电金项链和"三陪女郎"。在这里，税官及其上司可能并不具备一个鉴赏者的文化品位，他们的动机可能纯粹是为了附庸风雅。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附庸总比不附庸好，因为附庸本身就是一种认定--对附庸对象的价值认定。试问，谁曾听说有人附庸粗俗、附庸浅薄的?附庸风雅，至少说明他们还把风雅当回事，还认为是值得仰慕可以炫耀的，甚至还有一点小小的崇拜。如果大家都来附庸，蔚成风习，对提高全社会的文化品位大概没有坏处。真正可悲的倒是没有人来附庸，人家眼中的文化只是那种快餐式的歌厅舞厅卡拉0K或美容桑拿之类，而家中本来可以放几本书的地方却显摆着人头马和路易十四。因此，我由衷地感慨我们曾有过一个宋代，那时一件小小的拓片竟那样风靡，让贪得无厌的税官也为之开颜。
     《醉翁亭记》之所以能流韵千古，与当初的那些拓片大概不无关系。滁州是淮北小城，欧阳修那期间的情绪也不好，寂寥烦闷之中，可以散散心的地方大抵也只有那座醉翁亭。与之相比，苏东坡在杭州的太守生涯，色彩就丰富多了。
       苏东坡一生中颠颠簸簸地作过好几任太守，他那光华夺目的诗文有相当一部分产生于州府的庭院里。"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这是秦观早年写给苏东坡的诗。当时苏东坡在徐州当太守，政绩和文名都令人倾慕。他从翰林学士调任杭州太守是元祐四年的春天，对于这位大诗人来说，杭州曾是一段充满了审美体验的浪漫人生，15年前他在那里当过通判，他吟诵的那些诗句至今仍在杭州的楼馆和街巷里传唱，他当然很乐意到那里去。离开京师前，83岁的老臣文彦博特地来送他，劝他不要乱写诗，苏东坡已经跨在马上，他很理解老前辈一番好心，也知道有一帮小人用阴险的目光盯着他，时刻准备为他的诗下注解(这种注解可不是什么好事)。他仰天一笑，向文彦博拱拱手，策马往杭州去了。这次他走的是旱路，旱路比水路多了几番颠沛，却比水路快疾。杭州有山水，有诗歌，也有美人，那里是一
个新鲜活泼的生命世界，他渴望着尽快走进那个世界。
       文彦博的忠告他是记在心里的。到杭州后，苏东坡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写诗。但不写诗不等于没有诗化的生活，杭州本身就是一首诗，在这里，他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用自己的灵性去拥抱和体验生活中的诗情。这是一种人生的大放达，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坦诚对话的大自在。人在诗中，诗在胸中，是不是见诸笔墨传唱闾巷并不重要。他住不惯市中心的太守官署，那里不仅远离了西子湖风姿绰约的情韵，而且森严的照壁也隔断了柔婉的市声和鲜活灵动的江南烟水。因此，他常常"走出彼得堡"，住在葛岭寿星院的一栋小房子里办公。那里有一处雨奇轩，一听这名字便会想到当年他写的那首赞美诗：
        水光潋艳睛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绝句后来成了抒写杭州和西湖的代表性诗篇。
       有时，他会独自一人走进某座寺院，脱下纱帽和官服，四仰八叉地躺在竹林里。清风徐来，竹影婆娑，这是真正销魂的时刻。庙里的小和尚用敬畏的目光偷看这位大文豪，他们看到苏东坡背上有七颗黑痣--这无疑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发现，足够他们日后津津乐道的了。中国古代的诗人似乎与和尚和妓女有某种不解之缘，苏东坡在杭州也少不了和这两种人打交道。和尚往往是哲人兼俗人，妓女中则不乏灵气和悟性很好的奇女子。对于诗人来说，和他们的交往是灵性生活与感观生活的统一，诗情与哲理的升华。据说，有一次他泛舟西湖，曾和一个叫琴操的妓女互斗禅机，这实际上是一次关于人生哲学的对话。苏东坡自扮佛门长老，请琴操装成参禅弟子。按照佛规，自然是徒弟问，师父答。围绕着眼前景、心中事，这场师徒闻的对话很有意思：
       琴操问："何谓湖中景?"
       东坡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琴操又问："何谓景中人?"
       东坡答："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云。"
       琴操再同："何谓心中意?"
       东坡答："随他杨学士，憋杀鲍参军。"
       琴操是个极聪颖的女孩子，她显然听出了苏东坡的答辩弦外有音，又径直问道："长老所言，究竟意当如何?"
       苏东坡又赠一句："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琴操当即恍然大悟，知道太守是规劝自己及早脱却风尘。想起往昔供人戏弄和蹂躏的辛酸生涯，念及日后凄凉的晚景，琴操万念俱灰，当天就削发为尼了。
       我一直怀疑这段传说的可靠性。苏东坡是个天性温厚的人道主义者，按理说他不会用这样的方法把一个弱女子导入生活的误区。因为从青楼而遁入佛门，并不能说是真正的解脱。但这样的传说却道出了苏东坡的另一种无奈，无论是绮丽的山光水色，还是诗情与哲理，都回避不了冷酷的人生现实。当琴操最后走向青灯黄卷的佛堂时，诗人的目光中当会流泻出相当真诚的忧伤，而且也肯定会想到一些更深远的命题的。
      苏东坡所想到的命题，也是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终身为之魂牵梦萦的，这个命题叫做济苍生。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有一个很不错的传统，即把儒家的用世之志与道家的旷达精神结合得较好。事实上，苏东坡在杭州不仅仅是优游山水，他是个有相当建树的行政官员，他留下的那些业绩，有几桩甚至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创举。例如，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孤儿院和公立医院，这中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为杭州城建立了良好的供水系统，此举因为与治理西湖有关，历来被传扬得十分风雅，似乎那只是为了人们日后泛舟赏荷的便利。一个大文豪，他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最普通最实际的举措--也会被渲染成一种诗意化的浪漫，反而忽视了为百姓排忧解难的耿耿初衷。
       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是北宋元祐年间。他当时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杭州会成为宋王朝新的都城，而他殚精竭虑所兴建的那些工程，恰恰是为那一班仓皇南渡的君臣准备的。西湖整治好了，可以夕阳箫鼓，也可以曲院风荷。城市基本设施一应俱全，市民们既具有南方人热情的天性，又极富于文化素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一切都美仑美奂。难怪宋孝宗赵睿坐在杭州的宫城里阅读苏东坡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那些奏议表状时，竟钦佩得感激涕零。于是谥给他"文忠公"的荣衔，又追赠太师的官位。在皇帝亲自起草的圣旨中，有"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的句子，可见他对苏东坡的推崇了。在人们的记忆中，赵睿上台后，被重新评价且给予极高荣誉的只有两个人，除去苏东坡外，另一个就是因大破金兵而屈死在风波亭的岳飞。
       孝宗皇帝在新宫城里翻阅的那些奏章中，大概就有苏东坡为整治西湖而写给太后的报告。这份报告很有意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政治上的机敏，并不是通常想象的那种书呆子。他列举了整治西湖刻不容缓的五条理由，其中第一条竟是佛家的说法，怕西湖淤塞，鱼儿遭殃。因为太后是女人，女人的心一般都是水做的。而且太后又信佛，佛家以慈悲为怀，视杀生为大忌。这一条理由恐怕苏东坡本人也未必相信，他虽然经常与和尚讨论佛法，但那是把佛法作为一种哲学来研究的。他的诗中充满了那么大胆的"天问"，每一次"把酒问青天"都是对科学殿堂的叩击，都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思辨之光。例如，他曾设想月亮上的黑点是山脉的影子，这种大胆的设想直到近代才被科学发现所证实。因此，对佛家那些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鬼话，他未必相信。但这不要紧，只要太后相信，就应该堂而皇之地排在第一位。接下来的理由是西湖关系到造酒的水源，这一条也很重要，因为酒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宗，而财政问题历来都是很敏感的，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有了这两条，就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基础两方面把太后征服了，再接下去才是城市供水、农田灌溉、运河流水。这样的报告送到京师，太后马上就批复同意，并且给了一万七千贯钱。苏东坡算算这笔钱还不够，便在用足政策上做文章，卖了100道僧人"度牒"--这颇类似于现在有些地方卖户口的做法--又得到一万七千贯钱。他用这两笔钱把事情办得很圆满，最后还用修湖废弃的葑泥筑了一条长堤，这就是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苏堤"。
       苏东坡是幸运的，他一生曾先后得到三位太后的赏识。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文人士大夫来说，这样的幸运毕竟可遇而不可求，在他们身上，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常常消磨在壮志难酬的扼腕之中。他们的一生总是在"忧"字上作文章，一个梦魇般的"忧"字，成了中国文人千古不绝的浩叹。从屈原到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士大夫，几乎概莫能外。看看汨罗江畔那幽怨的足迹吧，徘徊复徘徊，凝聚着的正是"政治失恋"的巨大痛苦。这就难怪另一位"文章太守"范仲淹站在岳阳楼上，发出"进亦优，退亦忧"的感慨，并把这归结为一种"古仁人之心"。生死以之的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国文人普遍而独特的精神图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潇洒过。
       白居易也在杭州当过太守。一般认为，这位香山居士是很会享受的，所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是他生活的一大乐趣。在杭州这种地方，他自然不会冷落了自己，不信，有诗为证："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蟹篥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商玲珑、谢好、陈宠、沈平，是他在杭州物色到的四位擅长吹弹管弦的姑娘，白居易都为她们写了诗，还把她们组织起来教练演奏霓裳羽衣曲。练成之后，就在西湖边的虚白堂前演出，那排场是可以想见的。白居易后来在洛阳写的那几首《忆江南》，同样成为抒写杭州的代表性诗篇。江南好，江南忆，一唱三叹，写尽了杭州的风华旖旎和声色姣媚。但这只是太守生活的一个侧面。十一月的大寒天，太守在官邸里围炉拥裘时，想到的却是老百姓连粗布袄裤都穿不上身的困窘，两种生活境遇的反差，使他陷于深深的愧疚之中。只要看看白居易写过的另外一些诗篇(例如《观刈麦》《杜陵叟》《卖炭翁》等)，就可以知道这并非诗人无病呻吟的矫情，而是发自心灵深处的人道主义呼唤，不然他不会有如此奇特的想象：
        我有大裘君未见，
        宽广和暖乃阳春。
        此裘非缯亦非帛，
        载以法度絮以仁。
        若令在郡及五考，
        与君展覆杭州人。
       在成都草堂那个秋风肆虐的早晨，我们曾见过诗人杜甫设计的一座广厦，其宽敞与温煦曾令无数读者仰之弥高、心情激荡。现在，我们又在杭州冬日的漫天风雪中，见到了另一位大诗人设计的一件足可展覆全城的大裘。以我的孤陋寡闻，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最磅礴的衣衫。白居易的诗好多写得相当通俗，有些几乎堕入打油的格调，这一点苏东坡颇不以为然，鄙之为"元轻白俗"，认为白诗过于浅俗，没有多大意思。平心而论，就艺术张力而言，上面所引的这首诗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确实不在一个档次上，但从中我们却看到了什么叫源远流长的人道主义，什么叫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情怀和永恒的焦虑，什么叫"为时而著"与"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白居易在杭州不到三年，却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当他离任的时候，杭州的老百姓纷纷饯送，甚至有遮拦归路，号哭相阻的。我想，作为一个地方官，这滂沱泪雨和牵衣顿足的送别即使不是一种最高荣誉，也是比晋升的调令以及上司的赏识之类更权威，也更值得珍惜的了。
现在我们该回到扬州，去看看欧阳修建造的平山堂了。关于平山堂，至今仍有一副写景摹胜的楹联，联语云：
衔远山，吞长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送夕阳，迎素月，当春夏之际草木际天。
       不难看出，这是集《岳阳楼记》、《醉翁亭记》、《黄岗竹楼记》、《放鹤亭记》中的名句而成的。中国的文人历来喜欢玩这种掉书袋的文字游戏，但这一次却玩得相当精当。
       史料中有不少关于欧阳修在平山堂观光宴乐的记载，有些场面是很出格的，像"坐花载月"那样的玩法就相当排场。后人在评论宋代词坛时，有"同叔温馨永叔狂"的说法，同叔是婉约派词人晏殊，永叔即欧阳修。在这里，欧阳修的"狂"恐怕不仅仅是指诗酒风流，还应包括人的品性及政治抱负之类。欧阳修是在中央做过大官的，人称有宰相之才，他到扬州来，自然要干一番利国惠民的事业。这样，他就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困惑之中。扬州太出名了，现在又有了一处平山堂，过往的官吏文士，不管相干的还是不相干的，都要来拢一拢。来人了，太守都得陪，平山堂自然是要去的，酒也非喝不可，于是"革命的小酒天天喝"，时间长了，他感到很累，也感到实在没有意思，便自己要求调到颖州去。颖州是个偏僻的小城，大概不会有这么多的送往迎来吧。
       欧阳修是庆历八年二月到扬州的，第二年正月迁知颖州，时间不到一年。史料中没有留下多少他在扬州的政绩，只有一座平山堂。他走得很匆忙，不是因为政务的辛劳，而是因为诗酒太繁盛，山水太迷人，宾客太多情。也许有些人认为这是一桩挺不错的美差，自己既很风雅惬意，送往迎来又是公关的绝好机会，宴客旅游，钱是公家的，却可以用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这对于日后仕途上的腾达无疑相当重要。但是欧阳修却对这样的美差不领情，一种健全的文化人格驱使着他尽快离开这里。欧阳修走了，从烟柳繁华的扬州走向颖州小城，回望古城的二分明月和平山堂的烟雨楼台，一直纠缠着中国文人的那个"忧"字当会又浮上心头的。
   我翻阅过几座城市的地方志，发现其中似乎有一种规律性的遇合：凡是文化昌明的历史名城，其山水街衢间总飘动着几位文章太守的身影。在这里，诗人的抱负、情怀以及"与物有情"的缠绵锐感和城市的性格联结在一起；城市的风情、美姿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和诗人的魅力互相得到了最好的展示。"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的体验虽然很真切，但毕竟说得过于斯文。我觉得若用"两情缱绻"、"以身相许"、"风尘知己"或"情人眼里出西施"之类形容男女情爱的说法，可能会更有意思。于是，诗人塑造了城市，以他深婉或高迈的文化品格蔚成了一座城市的文化风习；城市成就了诗人，让他的才情挥洒得淋漓尽致，并且成为一座城市的代表性诗人。面对城市的诗人和面对诗人的城市，是一种灵性的双向对接，他们互相依存，有如一座丰碑两面的浮雕。就像一提起奥茨特里斯或滑铁卢，人们就会想到拿破仑一样；一提起杭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白居易忧时的苦吟和苏东坡豪迈的长歌；而一提起诗人杜牧，人们也会想到扬州的青楼艳歌和二十四桥的丽人倩影。
       扬州历史上出过多名文章太守，这中间，杜牧的祖父杜佑大概是著述最丰的一个，他的代表作是史书巨著《通典》。值得一提的是，《通典》中本着"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的宗旨，把《食货》列为八门之首，在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中第一个高扬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这是很有见地的。杜佑的官街是淮南节度使，驻节扬州，唐代的节度使兼管地方政务，因此，实际上也就是扬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对青年才子刘禹锡很欣赏，但刘禹锡当时担任太子校书，是东宫属官，他无缘延揽。贞元十六年，徐州军乱，朝廷令淮南节度使领兵讨伐，杜佑乘机表请刘禹锔为掌书记。戎马倥偬中，刘禹锡"恒磨墨于盾鼻，或寝止群书中"，干得很出色。这次军事行动只有几个月，而且以失败告终。此后杜佑回到扬州，他当然不会放刘禹锡再回去了。刘禹锡因此有机会进入了扬州的文化圈子，经常和文友们一起拈花赋诗、对酒联句，逐渐形成了他那废巧尚直而情致不遗的诗风。杜佑从扬州调到中央后，刘禹锡亦随同入京，担任监察御史，开始在政界和文坛崭露头角。因此可以说，扬州是他人生旅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站，而正是文章大守杜佑给了他同样至关重要的机遇。
       杜佑离开扬卅大约30年以后，到了唐大和年问，当时的淮南节度使是牛僧孺。对于中唐政治史上的"牛李党争"，我不去评说是非，但牛僧孺肯定是一个文人，而且有一定的文化品格。当时他帐下有一个叫杜牧的年轻人。当年杜佑在扬州时，曾提掖过不少文学后进，现在他的孙子在扬州，又得到另一位文章太守的关顾。这决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而是唐代那种文化氛围下相当必然的际遇。对于一个文人来说，不管他后来的成就多高，名气多大，在其人生的某个关键时刻，大抵都曾得到过别人的慧眼赏识和提携，对于这种赏识和提携，他们会铭记终身的。因此，当他们以文坛高手的身份到一个地方当太守时，对当地的文人总会流泻出更多的热情，而一方的文风，也就在这种热情的流泻中兴盛起来。杜牧是个天才型的诗人，却放浪形骸，并且喜欢发牢骚，有时候还喜欢说大话，动不动就议论国家大事。一般来说，当官的不大喜欢这样的文人，往往敬而远之，等到你出了什么问题再一并收拾。扬州是个风月繁华的温柔之乡，这里有的是女人和歌舞。杜牧在牛僧孺手下当掌书记，白天办公，夜间便溜出去狎妓饮宴，过他的风流生活。牛僧孺卸任时，取出一个大盒子交给杜牧。杜牧打开一看，里面都是牛僧孺手下秘密警察的报告，一条一条写着："某月某日，杜书记在某处宴饮"；"某月某日，杜书记在某妓院歇宿"；"某月某日，杜书记与某人在某处游览，有某某妓女陪同"……这样的小报告，看了真叫人心里寒颤颤的。不过别担心，牛僧孺动用秘密警察，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打探部下的隐私，好日后算帐，而是让他们暗中保护杜牧，怕他风流太过，惹出事端来。杜牧看了这些，大为惭愧，同时也深深地感到太守对他的宽容。牛僧孺稍稍教训了他一顿，劝他检点品德，不要太浪漫了，也只是点到为止，对方脸红了便打住，并不上纲上线。对于牛僧孺这样的做法，用现在的眼光看似乎过分姑息了，但正是在这种姑息之下，杜牧写出了一批风华掩映的好诗，为纤巧疲软的晚唐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峭健之风。如果让我们面对一场选择，那么，我们宁愿选择一个在姑息宽容下风流放荡、词采勃发的青年才俊，而不要一个在严格管束下道貌岸然、四平八稳的传统士大夫。
       这样的议论仅仅是浅层次的。其实，牛僧孺的姑息，是建立在深切了解基础上的信任。他知道醇酒妇人只是杜牧生活的一个侧面，甚至只是一种表象。除此而外，还有一个更真实的杜牧，即说剑谈兵，有经纶天下之志的杜牧。受祖父杜佑的影响，杜牧从小就不乐于攻读群经，而好言兵甲财赋之事。有谁相信，这位风流浪子曾注释过《孙子兵法》，并针对危机四伏的晚唐政局，写出了《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充满血光之气的文章呢?他是很想在经国大业中有一番作为的，只是由于壮志难酬，才苦中作乐，在脂香粉艳之中寻求解脱。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可诗人的心在流血，这种意欲解脱而不能的深愁巨痛谁能理解呢?牛僧孺能理解，这是杜牧的幸运，也是中国文化的幸运。
       杜牧对牛僧孺是非常感恩的。牛僧孺死后，墓志铭就是杜牧写的，这可以作为一个明证。杜牧后来也当过几任州郡太守，留下了不少风流佳话，且提掖过不少青年士子，这些都是情理之中的了。
       一般来说，那些被称为文章人守的人物在调任州郡之前，都在中央做过官，而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文名。京城的文化圈子很热闹，天子脚下，人文荟萃，摩肩接踵，星光灿烂，大家总认为那里是步入文坛，再由此进入政界的捷径。一首诗写得好，说不定就可以直达天听，名扬天下。于是各路高手争奇斗异，都想打出自己的旗号，人们通常所说的"长安居，大不易"大慨就是这个原因。但总的说来，那里是一个贵族化的文化圈子。现在，有几位高手从那个圈子里走出来，走进了远离京城的山野乡风之中。他们听到了民众的歌声，歌声抑扬而俚俗，直往人的心里去。这里没有僻字险韵、奇崛幽深，也没有精警诡谲、秾丽凄清，有的只是缠绵深宛的情致、行云流水般的清新和那股野性的穿透力。刘禹锡在夔州当太守时，就深深地被这种"四方之歌"陶醉过，且看这位大诗人是何等欣喜：
       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
       听得多了，自己的诗风也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文人诗和民歌在这里找到了流溢着生活质感的契合点，一股不同于京城贵族文化圈内的新的诗风悄然崛起。刘禹锡在夔州创作的《竹枝词》，就是向民歌学习的结果。在《竹枝词九首引》中，他以不经意的语调，道出了一个极富于文学史价值的创作宏旨："后世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很显然，《竹枝词》不是诗人一时的游戏之作，而是有意识地追求一种新的诗风，并以此来影响文坛。刘禹锡是有文化使命感的诗人。《竹枝词》很快便从巴山蜀水流传到长安、洛阳，成为相当风靡的新歌词，以至京城里的高雅诗人发出了"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和"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的叹息。泱泱京都，偌大一个贵族文化圈子，竟然在几首《竹枝词》的冲击下颠荡不安，这实在是很令人深思的。
白居易在苏州当太守时，他的好友元稹正好在越州当太守，两地相隔不远。白居易是不甘寂寞的人，他曾想仿效在杭州的豪举，再现《霓裳羽衣曲》的辉煌。可是苏州不比杭州，宫廷文化的影响在这里很淡薄，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他又写信给元稹，问那边有没有会表演《霓裳》的妓人。越州自然更没有，元稹只给他寄来了《霓裳》的曲谱，此事只好作罢。《霓裳》已经式微，当地的吴歌却随处可闻。白居易极喜爱音乐，每到一处，必有记录当地歌儿舞女的诗，这些诗他都寄给了好友元稹。在苏州的那几年里，他和元稹经常用五言和七言排律互相唱和酬答，像写信一样。白居易有一首《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题目就说明是代替书信的诗，这首诗竟然长达百韵，有1000多字。代书诗叙事抒情，通俗平易，显然是受了吴歌的影响。在苏州和越州之间的官道上，驿马扬蹄疾驰，负载着两位大诗人的生命呈示和绝代才华，负载着挚友之间生死以之的情谊和魂牵梦萦的思念，也负载着华夏历史上一幅流韵千古的文化景观。在驿马的前方，青山隐隐，绿水迢迢，回荡着悠远清丽的吴歌……
文人士大夫的晚年一般总是在怀旧中度过的，也因此写出了不少好诗。这时候，他们的思考往往格外理性化，甚至可以上升到哲理的高度，感情也格外敏锐细密，浸润于诗中的那种感伤和惆怅就格外显示出生命的无奈和沉重。是的，他们曾经辉煌过，科场及第的风光，文坛大腕的荣名，建功立业的自负，当然，还有情场上的种种风流韵事。但对不少人来说，最能牵动情怀的还是在州郡当太守的那段生涯，一首首怀旧诗也往往围绕着那个遥远而温馨的旧梦而生发。"十五年前似梦游，曾将诗句结风流"，在这里，诗人把过往的岁月称之为恍如隔世的"梦游"，旧日的风流当然与艳情有关，但也不仅仅是艳情，还有与此联结在一起的青春、事业和仕途上的荣辱沉浮。正因为如此，"太守情结"才那样生生死死地纠缠着他们的晚年。
       欧阳修一生的太守生涯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庆历五年到皇祐元年，先后知滁州、扬州、颖州，当时他正值壮年，文学上也处于鼎盛时期，诗、酒、美人和积极入世的成就感集于"文章太守"一身。第二阶段是治平四年到熙宁四年，先后知毫州、青州、蔡州，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时期，60多岁的老人，身体又多病、仕途的险恶更使他心灰意懒，在任上大抵没有干什么事情。欧阳修晚年写了不少"思颖诗"，就是对第一阶段太守生涯的回忆。诗中体现出一种历尽沧桑后的悲慨和解悟，"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不论是繁华宴赏还是治平功业都已成为过去，在晚年的孤寂中以静观平和的心态去反思，当会悟出好多人生意味的，这是"太守情结"中相当典型的心态。但不管怎么说，生活给了他一次机遇，让他从喧闹的京城走向了山村水郭和寻常巷陌，从逼仄的文学圈子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接纳了乡野的呼唤和民众的歌哭，他们的视野更高远，胸襟更舒朗，情感底蕴也更博大深挚，文学和人生的境界都呈示出更大的格局。那是他一生中最为华彩丰富的乐章。当初离开京城的时候，不是苦凄凄的很委屈吗?现在看来，那实在是一次幸运的放逐和人生的大造化。
       有人认为，欧阳修之所以对颖州那么多情，是因为在颖州有过一段风流债，说欧阳公早年到过颖州，"眷二妓甚颖，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几年后，他果然由扬州徙颖，可是那两位丽人已杳无踪影，于是在撷芳亭怅然题诗，有句云："柳絮已将春去远，海棠应恨我来迟。"我怀疑这是后人附会出来的故事。虽然在蓄妓成风的宋代上流社会里，这类艳闻司空见惯，但作为一个抱负宏远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决不会把两个萍水相逢的妓女看得那么重。说他当年因此而要求从扬州调任颖州，到了晚年仍一再以情思脉脉的眼波打量颖州，似乎不大合理。在这类风流事上，他们会玩得很洒脱。其实欧阳修题在撷芳亭上的那几句只是一首很普通的伤春诗，士大夫们总喜欢把一首诗的解释艳情化，给其中塞进庸俗而浅薄的奇谈趣闻，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所谓"本事"，就是这样编排出来的。所幸像白居易的《忆江南》那样的好诗没有与这类"本事"接轨。白居易大概预先知道有许多这样的好事者，因而在与友人的唱和诗中特别谈及《忆江南》的写作动机。有位姓殷的友人只是当年在江南走马看花地游玩过，后来便写了不少忆旧诗，于是白居易说："君是旅人犹可忆，我为刺史更难忘。""难忘"什么?下文还有，当然不是欠下了什么风流债。自居易晚年也写过不少怀旧的香艳诗，那是回忆早年在长安平康里的冶游生活，有些诗写得很昵俗，但《忆江南》却没有一点香艳气息，那里清丽的山水人情和自己那一段庄严的人生不允许生出那样的趣味。在《忆江南》中，诗人的怀旧充盈着崇高的审美情致。
       和文人士大夫的"太守情结"互为对应的是，那些遥远的州郡也一往情深地怀念着当年的太守。苏州有一座"三贤堂"，供奉的是曾在这里做过太守的大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可以想见，历任的苏州太守加起来肯定是个不小的数字，如果单就政绩而言，这三位大概算不上很显赫，就我所知，干得比他们出色的大有人在，但悠悠千载，衮衮诸公，苏州人为什么独独钟情于他们三位呢?答案在于，他们同时又是各领风骚的大文豪，他们具有一流的文化品格，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便成为一种溢彩流光的文化现象，他们的名字叫--文章太守。
       在这篇文章中，关于欧阳修的话题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但临近结束时还得谈到他。欧阳公当年离开扬州后，在平山堂留下了一株自己手植的柳树，也就是那首《朝中措》词中"手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的由来。欧阳修走了，人们怀念他，便称那棵柳树为"欧公柳"，过往的文人墨客也为之写了不少诗。"欧公柳"无疑是太守的一座纪功碑，但更是他人格的象征。若干年以后，有一个叫薛嗣昌的人也到扬州来当太守，此公倒也颇有才干，而且仕途又很不得意，前后六七次遭到贬谪，他认为自己与欧阳修的心是相通的，属于同一个档次的人物，便在"欧公柳"对面也栽了一棵柳树，自称为"薛公柳"。他在任的时候，自然没有人说什么，但待他调任刚走，人们就把"薛公柳"砍倒了，而且成为千古笑柄。
       "薛公柳"砍倒了，"欧公柳"千秋长在，这中间的意思，恐怕不仅值得姓薛的太守去深思。

①太守大体上是汉代的称呼，自唐宋以后已非正式官名，但习惯上仍用作刺史或知府的别称。为行文方便，本文不拘泥于具体朝代和称谓，将州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一律称作太守。





















石头记

夏坚勇

                            一

       到开封去，顶着初冬的寒风，踏着衰草披离的小径，在相国寺霜钟苍凉的余韵中登吹台、攀铁塔，探幽访胜，六七天的奔波，就是为了带回关于几块石头的记忆么?
       开封的脚下，沉淀着一个镂金错彩的北宋王朝，它的名字，该和《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联系在一起；该和"官家"、"洒家"、"客官"、"勾当"、"端的"、"瓦子"这些中国俗文化中的特殊语境联系在一起；该和欧阳修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联系在一起；该和李师师高楼卖笑的倩影以及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身姿联系在一起，怎么单单只剩下了几块石头呢?
       本来，开封是与石头无缘的。它背靠黄河，面南而坐，雍容大度地吐纳着莽莽苍苍的中州沃野。在中国的历代古都中，它是少数几个周遭没有山岳拱卫的城市之一。这于防卫无疑是不利的，北宋年间，天下兵额为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其中禁军就有八十二万六千之众。《水浒》中的林冲原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可见这头衔并非小说家言。禁军的任务是戍守京师，自然要驻扎在开封附近的，这大概是在京城驻军最多的朝代。开封的特色在于水，所谓"四达之会"是指流经其间的汴河、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河。四水沧浪，既是开封赖以繁荣的温床，又是赖以防卫的天堑。宋王朝定鼎之初，鉴于开封的地理形势无崇岳名山之限，曾一度发生徙洛的争议，之所以最后定都开封，大概也是考虑了水的因素吧。因此，北宋的国防政策基本上是一部"河防战略"。乾德五年(9 6 7年)，朝廷即令沿河地方官吏兼本州的河防使。如果留意一下当时军政严格分开、抑制边臣权威的立国方针，不难想象朝廷注视河防的目光是何等殷切。真宗时又规定：沿河官吏在夏秋发洪期间虽任期已满，亦须待水落以后始可移职他任。且严令禁止私渡黄河，"民素具舟济行人者，籍其数毁之。"那注视河防的目光不仅是殷切，而且带着忡忡忧虑了。
       "河防战略"还引出了北宋政坛上关于"北流"与"东流"的大论战。因为从庆历八年黄河决口到靖康二年北宋灭亡的80年间，黄河河道不时变迁，时而东流，时而北流，如是者往复三次之多。围绕着如何修堤治河，也就是"北流"与"东流"孰优孰劣，上层领导集团内部各有各的高见。政坛上的一些风云人物，例如范仲淹、富弼、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苏辙等，都义无反顾地卷入了这场争论。他们之间到底争什么?又为何争得如此旷日持久，弄得仁宗、神宗、哲宗三代帝王寝食难安?本来，东流河道因年久淤积，河床日高，改向北面低处流失，乃自然之势。大略翻翻那些连篇累牍的奏章，原来无论主张北流还是东流的官员，都无一例外地站在黄河大堤上向北嘹望，认为自己的主张更有利于抵御辽兵的进犯。在他们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每每透出几声低沉的叹息：开封四平，没有一块可以据险以守的石头，他们面对的是一片正好供契丹铁骑驰骋的旷野。
       是啊，没有石头的开封，从九重君王到子民百姓，只能把目光注视着那一脉雄浑的黄水。水是一切的生命线，除了这句最原始最质朴的常识用语外，开封人还能说什么呢?
       但开封也不是绝对没有石头，我这次就看到了几块，确实都是北宋年间的遗物；不仅看到了，而且一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二

       坐落在小西门内的包公祠现在是开封名胜之一，祠内陈列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北宋王朝历任开封知府的名字，所以也称"知府碑"。
       "知府碑"上的名字，有不少人们相当熟悉，例如寇准、范仲淹、蔡襄、蔡京、吕夷简、欧阳修等，无论其忠奸贤愚，都是北宋政坛上有影响的人物。这是很自然的，对于深宫里的帝王来说，首都市长是个既不可须臾或缺，却又相当危险的人物，只有信得过且有一定威望的重臣才能担任。即使如此，皇上也不会让你在这里呆得太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当然也容不得有人在这里一直弄权的。北宋1 67年间，担任过开封知府的竟有1 8 3人，平均每人不到一年。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请你开路，这是主子控制权臣的一种游戏规则。
       这种心态还体现在那两个令一般人莫名费解的题名上。"知府碑"上的1 8 3任知府中，有两个只标着头衔而没有名字的人物：晋王和荆王。原来这二位即宋太宗赵光义和宋真宗赵恒'他们在当皇帝前都曾以亲王身份做过开封府尹。因此，后来的大臣知开封府，前面都得加个"权"字，叫"权知开封府"，含意是不敢僭登先王之位，但实际上都是正式职位，并非临时差遣。但一个"权"字却多少道出了南衙主人那种如履薄冰的拘窘。在皇上的眼皮底下当差，要格外小心哩，弄得不好，随时都可能被撸掉。
       "知府碑"上的题名琳琅满目，亲王也有了，大忠巨奸也有了，一些不大不小、来去匆匆的庸常之辈也有了，却偏偏没找到那个本该有的名字。
       那个名字叫包拯。
       怎么会没有包拯呢?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当官敢为民做主的包黑子；那个一手举着乌纱帽，一边喝令"开铡"的包龙图；那个至今仍在电视和舞台上频频亮相，令亿万观众为之击节赞叹的包青天，怎么会没有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封府的名字是和包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了包拯，开封府才成了平民百姓们心中的圣殿，成了"清正廉明、执法如山"的代名词，也成了让一切贪赃枉法的恶徒们为之胆战心惊的符咒。
       包拯的名字是有的，导游小姐指点着石碑中间的一块告诉我："包拯的名字在这里。"千百年来，由于人们敬仰包公的大名，在观赏石碑时经常指指点点，天长日久，竟将包拯的名字磨去了，只留下了一处起明发亮的深坑。
       我不禁肃然。是一些什么样的手指，竟将坚硬的石头磨出了这么深的印痕?要知道，那些手指不是戳，更不是抠，只是轻轻地指点。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所有的指点中，有相当多的指头并没有接触到石碑，但就是这些接触到石碑的手指，在轻轻一点，至多也不过是轻轻一抚之后，竟形成了这样令人惊叹的奇迹。这中间究竟经历了多少人的指点和抚摸，用"千万"当然远远不够。可以想见，在每一次的寻找、指点和抚摸中，都传递着一份景仰和感慨，传递着一份心灵的温煦和沟通，也传递着一种呼唤--对公正、清廉和神圣法律的呼唤。不少人在指点这个名字时，也许对包拯其人并没有多少了解，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石碑上的这个名字已超越了具象化的人物和事件，也超越了历史和时代，成了一种人类精神和秩序的化身。那么，就让他们轻轻地指点、轻轻地抚摸吧，但愿在这无数次的指点和抚摸中，人类社会变得有如春水般平和安祥，支撑社会的每个灵魂亦变得有如晴空般明净美好。
       当然，也有见了"知府碑"上的名字而畏缩不前的，例如，金末元初的文学家王恽在一首《宿开封后署》的诗中感慨道：
       拂拭残碑览德辉，
       千年包范见留题，
       惊乌绕匝中庭柏，
       犹畏霜威不敢栖。
       包，即包拯；范，指范仲淹，将包、范英名喻为"霜威"，而"惊乌"则是天下的贪官污吏。虽然时隔2 00余年(诗中的千年是夸张语)，贪官污吏见了石碑仍惶恐惊惧，不敢正视那两个天下争传的名字。因为这对他们是一场灵魂的审判，走近审判台他们的目光是那样恍惚游移，步履亦是那样踌躇畏怯。包拯和范仲淹真是不简单。
       这是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的感慨。但实际上，平民百姓们在瞻仰"知府碑"时，寻找的只是包拯，对范仲淹却相当陌生，当然也就相当淡漠。这也许不很公平，在冷峻的历史学家那里，包拯的名字远不及范仲淹响亮，范仲淹不仅是身居高位的宰相，不仅是饮誉北宋文坛的散文家和诗人，不仅具有道德的勇气和高迈的情怀，也不仅是名噪一时的政治改革家--他在庆历初年发起的那场改革虽然没有掀起多大波澜，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起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单凭他面对水光山色的一篇《岳阳楼记》，或者单凭他在《岳阳楼记》中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足以令同时代的志士豪杰兴高山仰止之叹。正因为如此，后人认为，像范文正公这样的人物，如"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而身后不远的朱熹则称他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这些恐怕并非谀词。再看包拯。正史上的包拯其实并没有传说的那么神，他的那些为后人所称颂的政绩，例如微服私访、放粮赈灾、弹劾权臣直至皇亲国戚，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勤勉而刚正的实干家。他任开封知府一共只有一年半，这期间基本上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举动，也没有断什么有广泛影响和震慑力的大案。平心而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包拯的名字不仅比不上范仲淹响亮，即使和"知府碑"上的其他有些人物相比(例如寇准、蔡襄等)，他也不能算是最出色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只寻找包拯呢?
       答案在于，包拯虽然不是挥手起风雷的政治改革家，也不是落笔惊风雨的文章高手--他似乎不长于诗赋，流传后世的诗歌总共只有一首《书端州郡斋壁》，颇有点板着面孔说教的味道，艺术上并不见佳一一却以他的峭直清廉和刚正无私而名世。人们寻找的正是这种在现实生活中所渴求的品格。民众的渴求和这种有着金属般质感的坚挺品格的碰撞，激起了黄钟大吕般的共鸣。渴求愈是强烈，共鸣也愈加亢激，中国老百姓心底的"包公情结"亦生生不息，愈演愈烈。
       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产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我想，膜拜清官的人民大概就更不幸了，因为这种膜拜大抵不会是幸福的舞蹈，而是痛苦中的祈求。在中国，反腐败永远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话题，至少在小民百姓的生活空间里，它的分量要比那些经邦济国的改革纲领重要，也比那些不管产生了多大"轰动效应"的诗文辞章重要。小民百姓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衣食温饱，他们的旗帜上只有两个用黑血写成的大字：生存。因此，为官的清廉与贪酷，往往成为他们对政治最朴素的评判，至于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大抵只是精英伟人们关心的事情。民众对腐败的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集中反映在舞台上那些以包拯为题材的戏文中，且看看那些剧名：《铡美案》《铡赵王》《铡郭槐》《铡国舅》《铡郭松》。为什么都是"铡"?因为这些当官的太不像话了，不铡不足以解心头之恨。再看看铡刀下的那些头颅，差不多都是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反腐败就是要敢于动真格的，就是要从这些有分量的头颅铡起。那么就一路铡下去吧，铡他个血溅簪缨、尸横朱门、谈贪色变、大快人心。随着包拯那一声回肠荡气的"开铡"，民众心底的情绪也得到了淋漓酣畅的宣泄和释放。
       看罢了包拯在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亮相，再到"知府碑"上找出包拯的名字，指点着感慨一番，除此而外，中国的老百姓还能怎么样呢?他们不知道舞台和历史之间的距离是多么遥远，这中间隔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装点、涂抹、净化和渲染，他们塑造了一个脸谱化的包拯，包拯也成全了他们"清官崇拜"的悲剧心理。
       正史上的包拯是个"面目清秀，白脸长须"的儒雅之士，他的性格展示主要不是在开封府的大堂上，而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他也没有杀多少人，只是上了不少奏章，弹劾过不少人。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个是宰相宋庠，另一个是"国丈"张尧佐。宋庠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大罪过，只是平庸无能。这个人很识趣，包拯的弹章一上，他马上请求离职，并且在辞呈还未得到皇帝恩准时，就主动到中书省政事堂去站班了。国丈张尧佐并不是张贵妃的父亲，而是伯父，因此这个"国丈"是带水分的。他的问题也是平庸无能。包拯要把他从三司使(相当于国家计委主任兼财政部长)的位置上拉下来。弹章上去了，仁宗皇帝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叫张到下面去当节度使，这自然引发了包拯等人的谏争。这场谏争倒是很激烈的：
       仁宗没好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粗官，何用争?"
       谏官们不客气地顶撞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
       仁宗一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于是包拯等人争相上前，与仁宗抗辩不已。包拯言词激烈，口若悬河，竞将唾沫星子喷了仁宗一脸。
       张尧佐的节度使终于没有当成。
       包拯和仁宗的关系很微妙。在宋代的帝王中，仁宗还算是比较清醒的，单凭谏官们敢于在金殿上对他反唇相讥，甚至把唾沫星子喷他一脸，就可见他是比较富于民主色彩的。他了解包拯，知道包拯喜欢犯颜直谏。因此，凡能够接受的，他都尽量接受；一时接受不了的，就不理不睬，我行我素，但对提意见的人并不打击，有时还安抚有加。这一点在帝王中相当难得。包拯也了解仁宗，因此，一段时间以后，当仁宗再度起用张尧佐时，包拯见好就收，让仁宗下台。他并没有患"左派幼稚病"。
       应该说，包拯和仁宗算得上是君臣际会，他们都有一种大局观，这种大局观不是为了官场中的一团和气，而是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在那场关于张尧佐的谏争后，仁宗回到后宫，对他所宠爱的张贵妃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汝只知要①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这说明，他对下面的意见还是很在乎的，甚至有点小小的惧怕。
       一个对下面的意见很在乎，甚至有点惧怕的王朝，大致不会太惧怕外面的强敌。仁宗一朝，宋帝国的国力还相对强盛，在与契丹的对峙中也不很怯阵，他们能够把目光望着更远的幽燕大地，而不至于只盯着眼皮底下的黄河。
   ①  据史载，当时仁宗情急烦躁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



                                 三

       到了开封不能不看大相国寺，看了大相国寺不能不想到那个倒拔垂杨柳的胖大和尚。鲁智深是在大闹五台山之后来到大相国寺的。五台山也是天下名刹，宏丽堂皇自不必说，鲁智深既从那里来，眼界自然很高，但站在这里的山门前也不由得称赞："端的好一座大刹!"大相国寺之"大"，《燕翼贻谋录》中有一段记载：
       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求售，转货他物时，必由于此。
       这是北宋时的景观，当时大相国寺大体上已成了自由市场，兼营批发和零售，而香火倒在其次了。我不知道当时寺院方面要不要向这些个体摊贩收取管理费，如果收，那当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大凡寺院都喜欢选择在深山静地的，但大相国寺却置身于闹市中心，这里离皇城太近，离人间烟火太近，色货琳琅、红男绿女，礼佛的钟磬声中，弥漫着世俗红尘的铜臭气和功名欲，置身其间，寺僧们恐怕很难入定参禅的。这次我在相国寺，正赶上一个国际佛教界的书画展，其中有一幅草书"难得糊涂"。我想，这大概是寺僧们内心骚动的一种曲折反映吧。不然，为什么要强翻自己装"糊涂"呢?所谓"禅心已作霈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说到底是很难的。本来，相国寺的佛，是入世的佛，你看八角琉璃殿里的那尊千手千眼观音，显得多么能干、繁忙，整个一副女强人的架势。
       当我一边徜徉，一边胡思乱想时，无意间在大雄宝殿前看到一块石头--一块极普通、极不起眼的石头，上面有填绿楷书的一行小字：艮岳遗石。
       我心中一惊，在几乎每一本关于北宋政治史的书中，都会提到这个名字：艮岳，与之相连的还有另外一个奇特的名词：花石纲。中国的山岳可谓不可胜数，但我敢肯定，绝对没有哪一座像艮岳这样短命的，它的存在大致只有十几个春秋，而正是这座短命的艮岳，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根永远的耻辱柱，上面钉着一个腐朽得光怪陆离的末代王朝。
       这一切都是从那个风流皇帝赵佶开始的。赵佶是个极富于浪漫气质的帝王。对于苏东坡和柳永那样的文人来说，浪漫气质是一种灵魂的燃烧和开掘艺术至境的斧钺；而对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帝王来说，浪漫气质则很可能导引出令人瞠目的大荒唐来。有人说，开封四面无山，若把京城东北隅增高，可多子多寿、皇图永固。赵佶信奉的是"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当即诏令天下献石垒山。当然，艺术家的赵佶并不缺乏审美目光，首先，造山的石头要用江南的太湖石，这种石头玲珑剔透，有如苏杭美女一般婀娜多姿；其次，光有山还成不了景，还得有奇花异卉来装点，这样，皇上用不着出汴京城，就可以受用如诗如梦的江南山水。这座费时十数载，周遭十余里的假山就是艮岳。
       一座周遭十余里的艮岳要用多少石头呢?我相信，这中间的每块石头都该有一段值得书写的故事。营造艮岳成了宋帝国建国百余年来最大的暴政，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羽檄交驰，闻风而动，"花石纲"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官员们一个个都人模狗样的成了皇差，带着士兵到处乱窜，任何人家的寸草片石都可能突然之间被指定为"御前用物"，当即加上标识，令主人小心看护。如果看护的程度稍稍令官员们皱眉，那就是"大不敬"，按律主犯处斩，全家流放。即使看护得很好，运走时的那种排场也实在让人受当不起。因为是御前用物，要把房屋墙垣拆掉，焚香膜拜，恭恭敬敬地抬出来。于是，"花石纲"成了官员们最简单而有效的勒索法宝，他一指手或一皱眉就可以叫你家破人亡--这使我们想到4世纪石虎时代"犯兽"的怪事。在从崇宁到宣和的十几年里，千里古运河上舳舻相衔、帆樯连翩，那景观和当年隋炀帝下江南的龙舟相比恐怕毫不逊色。"花石纲"剪江北上，一路迤逦而行，两岸是凋弊的村落和荒芜的田野，饥寒交迫中的乡民也许对这样浩大的船队感到迷茫：皇上要这么多石头干什么呢?他"御前"有普天之下的美女、普天之下的珍玩、普天之下的锦衣玉食，难道还不够受用吗?
       是啊，皇上要这些石头干什么呢?黑土地上的子民是永远无法理解的。他们只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上有受用不尽的好吃的、好玩的、好挥霍的，但他们不知道皇上有着多么奇特的想象力，他不仅要占有"普天之下"所有的好东西，而且还要把这些都集中在自己的围墙里，变成伸手可及的"御前用物"。如果有一天盛传屎克螂也是一种美物，且以此作为时尚，他肯定要在后宫里营造一座世界上最堂皇的粪坑，并用他那漂亮的瘦金体书写一块"大宋宣和天子御用"的匾牌，那么，天下的屎克螂也就大致可以"尽入彀中"而渐至绝迹矣。
       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赵佶大概算得上艺术素养最高的几个之一。一个帝王而有很高的艺术素养，这是很不幸的，不仅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民族和历史的不幸(只有曹氏父子是个例外)。这种不幸是从元符三年的那场宫廷风波开始的。那一年，宋哲宗赵煦病逝，他没有儿子，继承者将在他的两个弟弟赵佶和赵似之间产生。帝王的宫廷历来是天下是非最多的地方，尤其是事关皇位继承，不闹得你死我活是不会罢休的。宰相章惇首先向赵佶投了不信任票，形势一开始对赵佶不很有利。但这时一个叫向太后的女人发表了决定性的意见。女人的天性似乎和艺术有着某种相通，她欣赏赵佶的才华。我们大致还记得，就是这位向太后，以前对苏东坡也是很不错的。在元符三年的这场风波中，向太后作出了两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一是把艺术家的赵佶捧上了皇位；一是赦免流放在海南、已经垂老濒死的大文豪苏东坡。把这两件事并列在一起，实在不是滋味，但作为当事人的向太后，却是出于相当真诚的动机，她或许希冀把一种清朗洒脱、带着激情和灵气的文化人格引入政治生活。
       赵佶上台后，章惇即被辗转流放，死在距首都千里之外的睦州。这是预想中的事，谁当皇帝本是赵室的家事，你去掺和什么呢?但他对赵佶的评价却不幸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他的评价是：赵佶轻佻。
       轻佻是什么意思呢?章惇是官场人物，他口中的"轻佻"自然带着一种政治色彩，大抵是指不负责任、感情用事、缺乏政治头脑和裕谋远虑吧。当然，这中间也应包括对文学艺术的过分痴迷。但赵宋是一个崇尚文化的王朝，这话章惇不好说，只能用"轻佻"一言以蔽之。章惇显然意识到，一个整天沉湎于艺术感觉和笔墨趣味的皇帝，对国家未必是幸事。
       赵佶是以改革家的面孔出现在政坛的，他觉得王安石实行的那一套"国家资本主义"很有诱惑力，把天下的财富集中于中央政府和皇室，何乐而不为呢?他上台的第二年，就废除向太后摄政时定下的"建中靖国"年号，这个年号太沉闷，他要大刀阔斧地干一番改革大业，岂能满足于"靖国"的小安稳?于是改年号为"崇宁"。崇宁者，尊崇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也。旗帜打出来了。很好!那么就着手改革吧。首先是废黜旧党(章惇虽然不是旧党，也照样在贬黜之列)、起用新党。风派人物蔡京就是这时候脱颖而出的。有了蔡京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赵佶可省心多了，他乐得整天钻在深宫里，今天画一对鸳鸯，明天填一首新词，或心血来潮，出一个别致的题目："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令汝窑的工匠们烧出一批上好瓷器供自己玩赏。在这些方面，他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至于改革的事，让蔡京去干吧。
       蔡京的改革就是不择手段地敛财。敛财的目的，一是供皇上挥霍，二是让自己从中贪污。如果说赵佶的挥霍还带着某种艺术色彩的话，蔡京的贪污则完全足一种动物性的占有欲。光是一次征辽，数十万禁军的衣甲由他批给一个姓司马的成衣铺承包，从中拿的回扣就很可观。至于卖官衔、卖批文、卖人情、卖宫闱秘事之类就更不用说了。这样改革了四五年，"改"得蔡京家里的厨师有人只会切葱丝而不会包包子，半碗鹌鹑羹要宰杀数百只鹌鹑，一个蟹黄馒头价值1300余缗。皇上便宣布改革取得了洋洋大观的成果，又把年号改为"大观"，公开摆出了一副高消费的架势。因此，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营造艮岳正是"崇宁改革"和"大观消费"一项标志性工程。
       但艮岳修成，北宋王朝也灭亡了，它最大的审美功用就是让赵佶站在上面，检阅金兵如何潇潇洒洒地渡过黄河，直薄开封城下。
       后来，在开封保卫战中，那些由江南万里迢迢运来的、有如苏杭美女一般婀娜多姿的太湖石，被开封军民拆下来作了守城的武器。
       再后来，赵佶在被虏北去的路上苦凄凄地填了一首《眼儿媚》词，其中有"家山何处"的句子，这"家山"中的"山"想必也应包括艮岳的，因为他差不多以玩掉了一个国家为代价才成就了那样一堆好石头，自己却没来得及受用，想想也太亏了。
       离开大相国寺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块艮岳遗石为什么要放在这里的大雄宝殿前呢？放在曾作为北宋皇宫的龙亭前不是更合理吗?也许人们认为，放在这里更有一种宗教般的祭奠意味吧。
       是的，它们是值得祭奠的，在这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会感到一种灵魂的颤栗一一为了那一幕幕关于石头的故事，为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确曾发生过的那一段荒唐。




                           四

       这是一条逼仄的小街，从龙亭公园蜿蜒向东，大约数里之遥。两边是未经改造的旧式平房，挤满了挑着青布帘子的小店铺，没有霓虹灯，也没有迪斯科的噪音，清静得有如梦幻一般。偶尔见到一颗孤独的老槐树伫立巷头，令人想到"城古槐根出"的俗语。是啊，体味开封的苍老，并不一定要到博物馆去看那些青铜古瓷，走在这斑剥古朴的小巷里，不是照样可以听到它悠远而蹒跚的足音吗?据说在这类深巷小店里，至今店家还称顾客为"客官"，那种淳朴古雅的人情味，真如同走进了宋代东京的瓦子和《水浒》中的某个场景。
       开封人都知道这条小街的名字：棚板街。而我要寻找的，正是这条小街因之得名的那种石头。
       这种寻找带着很大的盲目性，我是从一本介绍开封历史文化的出版物中看到棚板街的，连带的是一段相当流行的传说。传说当然与正史相距甚远，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固执地走进了这里，因为我知道，我是在寻找一种感悟，即使传说中的那种石头并不存在，但那种被传说中的石头所压迫的历史氛围却是巨大的真实。
       棚板街的一端连着皇城，一端连着镇安坊的青楼，这两处的主人分别是风流皇帝赵佶和艳帜高悬的名妓李师师，因此，这条小街的由来似乎不那么光彩。皇帝玩女人算不上什么新闻，他后宫里佳丽如云，怎样玩都无妨。但一旦走出皇城，而且是到妓院去玩，那就不大好听了。赵佶是崇尚个性解放的．镇安坊的野花他又一定要采，于是便有了这条风流蕴藉的棚板街。据说北宋末年的某一天，御林军突然宣布对临近皇城的这条小街实行戒严，公开理由是开挖下水道。大批民工日夜施工，在街心挖开一条深沟，然后以青砖铺底，玉石砌墙，顶上架设一色的长条青石板。一条阴沟何至于如此豪华?京师的百姓们当然不知底细，只能简单地归结于一种皇家气派。他们不会想到，当街面上市声熙攘，小民们在为生计而匆匆奔走时，在他们脚下的秘密通道里，大宋天子或许正在太监的引导下前往镇安坊，一边盘算着如何讨得那个女人的欢心……
       赵佶在镇安坊的艳遇大致是不假的，《宋史》中还特地为李师师立过传，李师师也肯定没有入宫，那么就只有让赵佶往镇安坊跑了。至于跑的途径，有的传说是"夹道"，有的传说是"隧道"，反正得避开公众的目光，不能堂而皇之地去。之所以有这样的种种传说，自然是因为人们对这个风流皇帝太了解了，为了一个可心的女人，他是会不择手段的。而对于赵佶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心劳日拙的远征，其艰辛程度并不亚于征辽、剿寇或经邦济国的冗繁政务。本来，皇帝嫖妓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历史上，明代的正德和清代的同治都是这方面的行家。但同样是逛妓院，正德和同治完全是赤裸裸的皮肉交易，淡不上有什么感情投入。赵佶则不同，他喜欢玩点情调。情调当然不等于调情，帝王的后宫里有的是调情，用不着跑到镇安坊去。情调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精神和谐；一种心灵感悟和艺术趣味的双向沟通；一种宛如尘世之外的舒展和愉悦；一种略带点伤感、却相当明亮的生命气息。它是需要时间慢慢地去泡、慢慢地去品的。而李师师恰恰也是个很"情调"的尤物。这样，赵佶只能一趟又一趟地通过幽长的棚板街，去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远征。
       关于这场远征，宋人笔记中记载如是：
       第一次去镇安坊，赵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但出手相当阔绰，见面礼有"内府紫茸二匹，霞叠二端，瑟瑟珠二颗，白金二十镒"。尽管如此，李师师还是搭足了架子，她先是迟迟不肯出来，让赵估在外面坐冷板凳。待到出来了，又一脸冷色，连交谈几句也不屑的。李姥还一再警告赵佶："儿性颇愎，勿怪!""儿性好静坐，勿唐突!"其实赵佶哪里敢责怪，又哪里敢唐突呢?最后看看天色将晓，师师才勉强鼓琴三曲，多少给了一点面子。以帝王之尊屈驾妓家，又花了大把的银子，只领略了三段琴曲和一副冷面孔，不知大宋天子该作何感想。
       事实上，大宋天子的感觉并不坏。在深宫里，他每天都被女人包围着，…一个个争着向他献媚讨好，他感到腻烦，也感到孤独一一尽管身边花枝招展，莺声燕语，他仍然孤独。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男人。孤独常常是情爱的催化剂(不在孤独中爆发，就在孤独中灭亡)，很好，现在遇到了一个把他不怎么放在眼里的李师师，面对她的高傲和冷艳，这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帝王第一次感到了自卑，同时也感到了一种渴望，他渴望走近对方，也渴望得到对方的接纳和理解。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渴望了，对于一个男人，这是很悲哀的。一次，一个姓韦的妃子充满醋意地问他："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
       赵佶回答得很坦率："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装，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
       这是一个帝王的"女人观"，也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的"审美宣言"。他欣赏的是一种"幽姿逸韵"，这中间当然还谈不上平等意识，也并未超出猎艳和占有的男性心理，但比之于那些只看到"色容"，甚至只看到一堆肉的嫖客，这种眼光还是值得称道的。
       作为青楼名妓，李师师自有一套对付嫖客的心理学。她知道  以色事人总难保长久，只有把对方的胃口吊上来，自己才能处于主动地位。吊胃口不能只靠巴结逢迎，在一个男性中心的世界里，一个女人如果只知道"爱的奉献"，其下场大抵不会太妙。"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对君君不乐，花月奈愁何"，这是诗仙李白携妓宴游时的感慨，看来那位"东山小妓"也知道使点小性子来吊男人胃口的。李师师当然要玩得比这大气，她创造了一种冷色调的诗情画意来对付赵佶，让他可望而不可及，只能一直围着她的石榴裙转。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情感世界里的征服和反征服，令双方精疲力尽而又难解难分。试探、迂回、相持、攻坚、欲擒故纵、积极防御、有节制的退却，所有这些关于战争的用语，在这里都同样适用。应该说，李师师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因为从根本上讲，她无疑是处于劣势的，但她长袖善舞，始终以自己的魅力和清醒控制着局势。她多次拒绝了赵佶要纳她入宫的请求，因为她知道那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在镇安坊，是赵佶和其他男人一起来讨好她，而一旦入宫，将是她和其他女人一起去讨好赵估。这是必须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不越过这道防线，她有时也会作一点局部的退却，让对方有所得手。她希望在镇安坊和皇宫之间有一块战略缓冲地带，这就是棚板街。"冷"是李师师的总体色调，但僵化不变的"冷"是没有持久震慑力的，她有时也会有妩媚的一笑，正是这冷若冰霜中的嫣然一笑，往往使战局急转直下，本来已经无心恋战的赵佶又被挑逗起来，抖擞精神投入新的一轮感情游戏。也不能说李师师在这场游戏中完全没有感情投入，平心而论，作为一个嫖客，赵佶并非凡夫俗子，他是那样风流倜傥，在感情上又很善解人意，这对女人，特别是对一个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青楼名妓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对李师师的追求主要不是靠帝王的权杖，而是在心灵的坦露中寻求理解。如果只是一场情感世界里的侵略和被侵略，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双方都难免倦怠，战争是无论如何不能维持那样长久的。
       宋人笔记在记载赵佶第一次去镇安坊入幕的最后，顺便写道："时大观三年八月十六日事也。"这也许是极随意的一笔，却令我心头好一阵惊栗。原来我一直以为，赵佶和李师师的风流韵事只是宣和末年的一段插曲，现在算起来，从大观三年开始，竟整整进行了1 7年。在这1 7年中，宋王朝内外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难道泱泱大国，内政外交，竞一点都不曾稍微干扰一下他的兴致?其实，事情是有的，而且也不能算不大，例如，方腊在睦州揭竿起义，东南半壁为之震动；对辽和西夏的"输款"不断增加，大量绸缎、茶叶和白银从本已枯竭的国库中源源流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金帝国羽翼渐丰，宋王朝采用古老的"远交近攻"战略，与他们签订"海上之盟"，联手消灭了正在走向衰落的宿敌辽帝国，却把自己丰腴而虚弱的胴体坦露在一个更强大也更贪婪的敌人面前。山雨欲来，胡气氤氲，王朝倾覆已不是遥远的预言。但对于赵佶来说，这些似乎都不屑一顾，只有棚板街尽头的镇安坊才是他心灵的圣殿，他在那里所耗费的才华和心智，比几十年帝王生涯中经纶国事所耗费的总和还要多。在宫城的金殿上，他是个抱残守旧的无为之君；在镇安坊的琴台畔，他的人格却展示得相当充分，他是个具有感情强度和富于魅力的男人。棚板街就这样连结着赵佶生命本体的两个侧面，它成就了一个风流皇帝锲而不舍的风流业绩，也成就了一个让至高无上的帝王围着她的眼波旋转的绝代名妓，而背景则是风雨飘摇中的末代江山。
       最后，我们仍不得不把目光移向黄河--那一脉维系着北宋王朝生命线的泱泱之水。当金兵逼近黄河时，北宋的御林军从开封出发前往守卫黄河渡桥。首都万人空巷，市民们以极大的热情欢送自己的将士出征。车辚辚、马萧萧，那景况当是相当悲壮的，但人们却惊骇地看到，这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御林军竟然窝囊得爬不上马背，有的好不容易爬上去了，却双手紧抱着马鞍不敢放开。这"悲壮"的一幕让热情的市民们实在惨不忍睹。
       靖康元年(11 26年)正月，金军东路兵团抵达黄河，那些双手抱鞍的宋军将士，刚刚望见金兵的旗帜便一哄而散。南岸的宋军相对勇敢些，他们在纵火烧毁渡桥后才一哄而散。在这里，历史不经意地玩了一出小小的恶作剧，因为北岸宋军溃散的地方，正是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发祥之地陈桥驿。赵匡胤当年定鼎宋室的系马槐尤在，如今却只能供女真军人挽缰小憩，盘马弯弓了。
       1 995年初冬的某个下午，我走进了棚板街深处的一座小院，力图和一位老者探讨他屋檐下那块青石板的历史。老者茫然地望着我，似乎点了点头，又似乎无动于衷。阳光闲闲地照着，青石板上跃动着几个女孩子跳橡皮筋的身影。门外传来小贩沙哑而悠长的吆喝声，是那种韵味很足的中州口音，当年在东京街头卖刀的杨志大概也是这样吆喝的吧?
       后来我才知道，老者原来是个聋子。和一个聋子去探讨历史，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其实，历史本身不就像这样一位翕然端坐的老者吗?他心里洞若观火，装满了盛衰兴亡的沧桑往事。但他不屑于理会后人那些寻根究底的打听，宁愿让你由着性子去胡思乱想。
走出棚板街的小院时，正传来大相国寺苍凉的钟声，我心中一惊，这里离大相国寺的艮岳遗石很近，离包公祠的"知府碑"也不远，至于棚板街因之得名的那种石头存在与否，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果把这几块石头--载入史册和见诸传说的--拼接在一起，不是可以读出一部北宋王朝的衰亡史吗？





















驿站

夏坚勇

　　手头有一本《中国文化史词典》，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编撰的，闲暇无事，随手翻翻，却见到这样一条辞目--驿站，诠释为：占时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马的住处。后面还有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辞目：羽檄、军台、置邮、驿丞、火牌、金字牌、急递铺、会同馆，林林总总，凡20余条，在惜墨如金的词典中占去了差不多三页的篇幅，可见这辞条的负载是相当沉重的。
　　渐渐地，心头也跟着沉重起来，窸窣翻动的书页，翻卷起一幕幕褪色的史剧，云烟漫漫，翠华摇摇，在车轮和马蹄声中连翩而过。那快马的汗息挟带着九重圣意和浩浩狼烟；凄清的夜雨浸润了整整一部中国文学史；车辚辚，马萧萧，洒下了多少瞬间的辉煌和悠远的浩叹。合上书页，你不能不生出这样的感慨：这两个藏在词典深处的方块字，竟负载着多么恢宏的历史文化蕴涵!
　　于是，我记下了这两个古朴的方块字：驿站。



一

　　词典上的解释似乎过于矜持。感觉深处的驿站，总是笼罩在一片紧迫仓皇的阴影之中，那急遽的马蹄声骤雨般地逼近，又旋风般地远去，即使是在驿站前停留的片刻，也不敢有丝毫懈怠，轮值的驿官匆匆验过火牌，签明文书到达本站的时间，那边的驿卒已经换上了备用的快马，跃跃欲试地望着驿道的远方。所谓"立马可待"在这里并非空泛的比附和夸张，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形象，一种司空见惯的交接程序。晴和日子，驿道上滚滚的烟尘会惊扰得避让的行人惶惶不安。此刻，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会利用擦汗的机会，望一眼那远去的快马，心头难免一阵猜测：那斜背在驿卒身后的夹板里，究竟是什么文书呢?是升平的奏章，还是战乱的塘报?或者会不会什么地方又发生了灾荒?那么，或许过不了几天，从相反方向驰来的快马，少不了要降下抽丁增税的圣旨哩。农夫叹息一声，西斜的日头变得阴晦而沉重。
　　若是在夜晚，马蹄在驿道上敲出的火花瑰丽而耀眼，于是在门前捣衣的村女刁便停下手来，一直望着那火花渐去渐远，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西风初至，砧声四起，为久去不归的征人赶制寒衣，思女刁心中该是何等凄苦!自从汉代的班婕妤写出《捣素赋》以来，捣衣的情境便成为闺怨诗久吟不衰的重要母题，砧声总是在秋夜响起，而寒衣一般都要送往塞外，诗人们穷极才思，把女子捣素的动作描绘得舞蹈一般婀娜多姿，并对那划破静夜的砧声特别作了牵人心魂的渲染。但有谁曾把这月下的砧声和驿道上的马蹄声作过类比和联系，写出思女]目送驿马远去时的悲剧性感受呢?
　　驿卒的神色永远严峻而焦灼，那充满动感的扬鞭驰马的形象，已经成为一幅终结的定格。对于他们，这或许只是出于职业性的忠诚，他们大抵不会意识到，-个古老而庞大的王朝，正在这马蹄声中瑟瑟颤抖。
　　这种颤抖，一些比较清醒的君王不能不有所感受。明崇祯帝朱由检是一位生逢乱世，却又力图振作的末代君王，国事日非，江河日下，使得他对报马的敏感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每天，他既盼望着驿马送来佳音，又害怕接到的是坏消息，因此，对下边送上来的塘报，竟陷入了想看又不敢看，然而终究又不得不看的尴尬境地。心态惶惶，忧思如焚，竟然反映在他下令铸造的钱币上，这种方孔制钱上铸有奔马图案，民间称为"跑马崇祯"，原先的寓意是"马报(跑)平安"、"马到成功"。但无奈事与愿违，快马送来的总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消息，弄到最后，崇祯自己不得不跑到煤山去上吊，临死前，还撕下衣襟，写下了"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血书为自己辩护，可以说得上是死要脸的典型。于是民间传说，坏事都是因为那枚"跑马崇祯"，跑马者，一马乱天下也，而马进大门为闯，是李闯王攻进京城的预兆。又说，南明政权断送于奸臣马士英之手，恰恰也应在一个"马"上。这样的传说，很大程度上带有讽刺意味，如果真的把朱明王朝的覆灭归结于铜钱上的一匹报马，那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当然，在大部分的升平年头，驿道上的报马虽然一如往常地倥偬匆忙，甚至有不堪疲惫倒毙路旁的，但带来的不一定都是黄钟毁弃的绝响，有时，那马蹄声的背后，或许只是一幕相当无聊的小闹剧。请看杜牧的这首《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中间的本事，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大概都不会生疏的。杨玉环爱吃荔枝，这种个人的小嗜好本来无可非议，特别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这点嗜好说不定还能增添她的个性魅力。但问题在于她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三干宠爱在一身"的皇贵妃，于是，个人的小嗜好便演成了历史的大波澜，搅得天翻地覆。据说为了进荔枝，一路上驿马踏坏了无数良田，而驿站中的马匹也跑死殆尽，驿官无法应差，纷纷逃去。当杨贵妃远望着"一骑红尘"而展颜一笑时，那笑容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刻的含义，她只是觉得挺开心，最多也不过有一种"第一夫人"的荣耀感，或许还会勾起一缕思乡之情，因为荔枝恰恰来自她的巴蜀老家。她绝对不会想到，在驿马经过的漫漫长途中，有一个叫马嵬驿的地方，已经为她准备了一座香冢。
　　其实，千里迢迢地用驿马进献荔枝，唐明皇和杨贵妃都不是始作俑者。《后汉书o和帝纪》载："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有唐羌其人，当时任临武长，向朝廷冒死进谏，他说得比较人情入理："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这位汉和帝倒不很固执，居然听进去了，下诏停止了这一暴政。《广州记》说："每岁进荔枝，邮传者疲毙于道，汉朝下诏止之。"是为旁证。汉和帝受用荔枝，大概只是为了延年益寿，没有多大意思，后人知道的也就不多。到了唐明皇那个时代，因为事情和杨贵妃有关，沾上了点桃红色，作为风流韵事，流传起来就很容易不朽。文人首先要抓住不放，借助这不朽的题材追求"轰动效应"，就连杜甫这样古板的人也忍不住要跟着吟诵几句："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而杜牧的《过华清宫》更成了脍炙人口的名篇，以至于1000多年以后，一位住在重庆的文化人有感于时事，操起讽刺诗作武器时，也不由自主地套用了《过华清宫》的格调：

　　荒村细雨掩重霾，
　　警报无声笑口开，
　　日暮驰车三十里，
　　夫人烫发进城来。

　　小诗在重庆《新民报》一经发表，立即不胫而走，各报纸纷纷转载。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一边是最高当局高喊着"一滴汽油一滴血"，要国民勒紧裤带；一边却是高官政要们奢侈豪华，挥霍无度。比之于杜牧的《过华清宫》，这首小诗自然更带点打油的味道，但对权贵讽刺之辛辣，却着实令人拍案叫绝。
　　写诗的文化人其实是位小说家，他叫张恨水。



二

　　中国的文人历来有出游的嗜好。李白的狂放，除去金樽对月"将进酒"，就是仗剑浩歌"行路难"；而在细雨骑驴入剑门的途中，大诗人陆游肯定会有不同于"铁马冰河"的全新感受。相对于逼仄的书斋来说，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缤纷浩阔的人生体验，"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这又是何等的令人神往!于是，他们打点一下行装，收拾起几卷得意的诗文(那大抵是作为"行卷"走后门用的)，潇潇洒洒地出门了。一路上访友、拜客，登临名胜，走到哪里把诗文留在哪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些彬彬弱质的文人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要消磨在旅途中，而驿站，便成了他们诗情流溢和远游行迹的一个汇聚点。
　　关于驿站，人们很难淡忘这样一幅古意翩然的风俗画：清晨，羁旅中的文士又要上路了，站在驿馆门前，他似乎有点踟蹰，似乎被什么深深地感染了。眼前细雨初霁，柳色清新，屋檐和驿道被漂洗得纤尘不沾。遥望前方，淡淡的晨雾笼罩着苍凉寒肃的气韵。文士的心头颤动了，一种身世之感顿时涌上来，他要写诗了。但行囊已经打好，就不愿再解开，好在驿站的墙壁刚刚粉刷过，那泥灰下面或许隐映着前人留下的诗句，那么，且将就一回吧。当他在粉墙上笔走龙蛇时，驿站的主人便在一旁给他捧着砚池，围观的人群中则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文士酣畅淋漓地一挥而就，然后飘然远去。
　　这有点像王维的《渭城曲》，但又不全是。《渭城曲》是端着酒杯为朋友送行，一边说着珍重的话，大体上是纪实的。而这里的驿站题诗只是一种典型情境，典型情境可能发生在阳关，也可能在别的任何地方；远行者身边可能有执袂相送的友人，有举起的酒杯和深情的叮嘱，也可能没有。反正，对于那个时代，那些文人来说，兴之所至，在驿站的墙上涂抹几句诗，是很平常的事，驿站的主人不会认为这有污站容，写诗的人也不觉得有出风头之嫌，围观者更不会大惊小怪。到底有多少诗就这样"发表"在驿站的墙壁上，恐怕谁也没有统计过。历来研究文学和文学史的人，总是把目光盯着那些散发着陈年霉味的甲骨、金石、简册、木牍、缣帛和纸页，所谓的"汗牛充栋"，大抵就是写满(或刻满、印满)了方块字的这些玩意。有谁曾走出书斋，向着那泥灰斑剥的墙壁看过几眼呢?特别是看一看那荒野深处驿站的墙壁。
　　是的，驿站的墙壁，这里是恢宏富丽的中国文学中的一部重要分册。
　　在这里，我无意对"墙头诗"作总体上的评价，那是文学史家的事。我要说的只是，当文士们站在驿站的墙壁前时，他们的创作心态一定是相当宽松的。人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体验，一旦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身心反倒自由了不少，在这里，你只是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尽可以从原先的声名之累中解脱出来。行囊已经背在身上，你心有所感，就写上几句；意尽了，写不下去了，搁笔一走了之。因此，像李白的那种"眼前有景道不得"的顾虑是不存在的。这里不是文酒之会，没有硬性摊派的写作任务，用不着拼凑那种无病呻吟的应酬之作。而且，你也不必在诗中忌讳什么，讨好什么，即使像朱庆余之流上京赶考经过这里，尽管他的行囊里藏着巴结主考官的《近试上张藉水部》，但站在这里，他也会表现出一个堂堂正正的自我，而不必像小媳女]那样，低声下气地问人家："画眉深浅入时无"?
　　文士们在墙壁上涂抹一阵，弃笔飘然而去，他自己并不怎么把这放在心上。那"发表"在墙壁上的诗，自有过往的文人墨客去评头论足。他们背着手吟读一回，觉得不怎么样，又背着手踱去，在转身之间，已就淡忘得差不多了。偶尔见到几句精彩的，便要伫立许久，品味再三，醍醐灌顶般怡然陶醉，日后又少不得在文友中传扬开去。
　　过了些日子，那字迹经过风吹雨打，剥落得不成样子了，店主便用泥灰粉刷一遍，清清白白的，好让后来的人再用诗句涂抹。主人照例给他在一旁捧着砚池，很赞赏的样子。
　　又过了些日子，文士和友人在远离这驿站的某个旗亭里喝酒论诗，唤几个歌伎来助兴，却听到歌伎演唱的诗句很熟悉，细细一想，原来是自己当初题在驿站墙壁上的，自然很得意。歌伎们传唱得多了，这诗便成了名篇名句，出现在后人编选的《诗钞》中。
　　在这里，诗的命运完全服从于流传法则，而绝大多数的平庸之作则被永远湮没在那层层叠叠的泥灰之下，无人知晓。这就是淘汰，一种相当公平，亦相当残酷的优胜劣汰。
　　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临安附近的驿馆墙壁上发现了这样一首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样大字报式的针砭时事之作，赵家天子肯定是不会高兴的。但作者并不怕当局上纲上线地追究，在诗的末尾堂而皇之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林升。
　　这个林升，在文学史上如渺渺孤鸿，历代的《诗选》《诗话》对他的介绍无--例外地吝啬：生平不详。查遍了南宋年间的《登科录》，也没有发现这个名字；他的：全部可供研究的资料，只有留在驿站墙壁-卜的一首诗。因为他能写诗，而且还写得相当不错，因此推断他是--个士人；又根据诗中所反映的时代氛围，推断他大概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人-如此而已。
　　但既为i：人，当然不可能一辈子只写一首诗，那么他的其他诗作呢?女占妄再作推测，大致有几种可能：因为那些诗不是昭著醒日地"发表"在驿站的墙壁，亡，只是自己樽前月-卜的低吟浅唱，因此寸二为人们所知；或者因为不是站在驿站的墙壁前写诗,顾忌在所难免，有时不敢直抒胸臆，这样的诗，自然不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时间长了，自然湮没无遗：
　　说到底，还是驿站的墙壁成全了他。
　　林升传之后世的作品只有这一首墙头诗，但这一首也就够了。



三

　　急如流星的驿马渐去渐远，潇洒飘逸的文士翩然而过，终于，一群亡国后妃和失意臣僚走来了。
　　这些人原先都活得不坏，转眼之间却"归为臣虏"或"夕贬潮阳"，走上了被解押放逐的漫漫长途，心理上的落差是可以想见的。人生的痛苦大抵在于从一种生存状态跌入另一种低层次的生存状态，打击之初的创痛往往最难承受。关山逶迤，驿路迢迢，离往日的春风得意只在一夜之间，而前途则深渊一般冥冥难测，"多少恨，昨夜梦魂中，"似乎也只能在梦中玩味了。一路上的颠沛早已使思想成了一片空白，心灵的创痛，只有到了驿站之后，歇下来慢慢梳理。
　　驿站，笼罩着一片惨淡抑郁的悲剧气氛。
　　首先走来的是如花美貌的花蕊夫人。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赵匡胤兴兵伐蜀，蜀主孟昶虽拥有10万军队，但这个连尿壶也得用珠宝装饰的偏安之君，此刻只有绕室彷徨而已，宋兵一至，立即奉表投降。计宋兵由汴京出发到攻入成都，前后才66天。孟昶和他的宠妃花蕊夫人都成了俘虏，被宋兵押送北行。亡国的哀怨与激愤郁结在花蕊夫人的心头，无以排解，驿站小憩肘，化作一字一咽的《采桑子》词，题在驿壁上：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但才写了半阙，宋兵便催促上路，花蕊夫人只能回望几眼，惆怅而去，那没有写完的下半阙，便永远湮没在这位蜀中才女的愁肠中。根据这种词的一般路数，下半阙应当从眼前景物化的心境描写转入对身世和时事的慨叹。多年来，孟昶荒聩误国，蜀中文恬武嬉，她不可能不有所针砭。她是个有思想的女人，这在后来她面对赵匡胤即兴口占的一首七绝中可以看出来，特别是"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两句，从闺阁诗中脱颖而出，一洗柔婉哀怨的脂粉气，很有几分"女强人"的见识。据此，人们有理由相信，那未及写完的下半阙中，肯定会有石破天惊的奇崛之笔。
　　可惜这些我们永远看不到了，在宋兵凶神恶煞的喝斥声中，一个弱女子无奈地扔下了手中的笔，也给人们留下了文学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缺憾。
　　留下缺憾也好，没有缺憾就没有真正的悲剧美，至少它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个瑰丽缤纷的想象空间。但偏偏有一个无聊文人经过这里，干了一件相当无聊的事，给花蕊夫人的《采桑子》续上了半阙：三干宫女如花面，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不难看出，下半阙与原词完全是两种格调，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轻薄的女人在搔首弄姿，似乎花蕊夫人在去汴京的路上就准备投怀送抱，并且以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专宠而志满意得。这个续诗的文人不仅无聊，而且近乎无耻了。
　　花蕊夫人后来确实被赵家天子纳入后宫，但不久便抑郁而死。她留下的只有一首七律和半阙《采桑子》词。
　　花蕊夫人的《采桑子》究竟题于何处，史无记载，但从"初离蜀道心将碎"一句看来，大概是在南栈道(蜀栈)的北部终点附近。栈道天险，向来被倚为巴蜀的屏障，也是从中原经关中入川的唯一陆略通道。"献俘阙下"的宋军沿着栈道迤逦北去，对于花蕊夫人来说，则是在一步步远离自己的故国家园。一俟过了栈道，进入关中，那种永诀的感觉突然一下子现实而强烈起来：此一去，故国难归，家山难见，天上人间，永无相见之日了。正是在对巴山蜀水凄婉的回眸一瞥中，产生了催人泪下的《采桑子》词。
　　驿站，似乎负载着太多的忿郁和怆凉，而越是接近栈道的南北两极，这种情感负载便越是趋向极致。
　　花蕊夫人的身影消失在栈道北极200多年以后，大诗人陆游来到了栈道南极的武连驿。他行进的方向和花蕊夫人正好相反，从关中南行人川，往成都去，但愤激悲凉的心境却和花蕊夫人惊人地相似。当然，他不能没有诗：

　　平生功名浪自期，
　　头颅至此不难知，
　　宦情薄似秋蝉翼，
　　乡思多于春茧丝。

　　这是七律《宿武连县驿》的前四句。时在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深秋，诗人的情绪也和节令一样萧瑟寥落。本来，他已经送别了栈道的崔嵬奇险，前面便是坦荡的成都平原，路是好走多了。但他却迟迟不愿走，前方那座绿树繁花中的"锦官城"对他没有一点诱惑力。在武连，他整整盘桓了三天，大约是为了让自己的情思越过千里栈道，和渭水岐山牵系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听听那沙场秋点兵的旷远回声。而一旦进入了成都平原，那不绝如缕的情思将何以依傍?那里的花太红，水太清，歌舞也太华丽，很难容得下他身上沾染的边关雄风，也很难找到一处说剑谈兵的厅堂。
　　在关中的大半年时光恍如梦幻一般。早春二月，四川宣抚使王炎驰书邀他前去南郑襄赞军务，共谋恢复大计。南郑是宋金西战场的中枢所在，而王炎既是义气慷慨的主战派将领，又是陆游的朋友，陆游曾把他比作汉朝的萧何和唐朝的裴度。对于急欲杀敌报国的陆游来说，这是他一生中得以亲临前线的唯一机会，诗人的振奋是可以想见的。关中大地，有如汉唐历史一样雄浑苍凉，在这里，诗人有铁马秋风的戍守，有指点关河的谋划，有南山射虎的壮举，还有强渡渭水、激战大散关的呼喊。戎马生涯方显男儿本色，满腹诗情撒入逐敌的马蹄，汇成宏丽悲壮的吟唱。文人总是容易得意忘形的，陆游踌躇满志，似乎蹉跎半生，从此风云际会，可以施展一番了。然而，大半年以后，王炎被当局莫名其妙地调离川陕，陆游也改任成都安抚使参议官，去坐冷板凳。"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这种迁徒看起来是"平调"，但对陆游来说，则无异于贬逐。从南郑经栈道去成都，一步步远离了他魂牵梦萦的抗金前线，这种心情和花蕊夫人远离故国的愤郁凄凉相去不会很远。"宦情薄似秋蝉翼，乡思多于春茧丝。"这似乎成了一种规律性的心态，贬放之际，越发感到官场没有什么意思，不知回去品味乡音的好。
　　三天以后，陆游离开了武连。当诗人眷眷回望时，他不可能不意识到，自己最为辉煌的一段人生被永远地抛在后面了，而这座栈道南极的小小的驿站，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转折点。



四

　　现在，我们该走进驿站的门厅去看看了。
　　这里不同于普通的客栈，就所有制而言，它是官办的，大约相当于眼下的"干部招待所"吧。因此，贩夫走卒自然是不接待的，就是揣着斗大银子的富商大贾恐怕也进不去，这里面有个规格问题，不像现在只要有钱，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踱进总统套房去消受。但贬官罪臣却可以进得，因为对这些人的流徙毕竟属于"官事"的范畴。另外，大约还有利于随时掌握他们的行踪，实施严密的监控。对于京师的当权者来说，那遍布全国的驿站和驿道，便有如拴着--串串蚂蚱的绳子，若是心血来潮，要追加什么处置，只须随便提起一串，指点着其中的一只，说一声"钦此"，缇骑顺藤摸瓜，省心极了。因此，即使像魏忠贤这样的巨恶元凶，在放逐途中也能享受驿站的接待。当崇祯要对他重新"逮治"时，传递诏书的圣差便沿着驿道，很容易地找到了那家下榻的驿站。这个极富于政治敏感的宦官头子一听到门外的马蹄声，就知道皇上：变脸了，为了不至于死得太难受，索性抢先吊死在房间里。
　　这里的一'切谈不上堂皇，处于深山僻野的驿站甚至显得简陋，但里里外外都收拾得极整肃。进了门，便有驿卒迎上来，指点着把牲口牵进厩里去喂料饮水，掀起青布门帘把：客人让进房间，然后站着介绍吃喝拉住o--应事宜。一阵忙：乱之后，驿站里渐至安谧，伙房里的炊烟升起来，空气中洋溢着新鲜菜蔬和麦饭的香气，客人经过一'天的劳顿，在这温馨的环境里当可以做一个不太坏的梦.
　　驿丞虽是个末流小官，但文化素养和处事能力都很值得称道。那门前告白上的书法或许相当彳二坏；客人有兴致时，他照例会向你介绍当地的风俗人情及掌故轶事之类，既不显得卖弄，也不缺乏书卷气。或拿出某某名士某某显宦留-厂的墨迹来炫耀，评沦亦相当精到。因此，你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客人在驿壁上题诗时，他表现得那么赞赏，且在一旁捧着砚池。可以设想，他们本身原先就是读书人，或屡试不第，或在官场中没有背景，才干上了这养家糊口的差事。这些人大都有较多的阅历，客人进门了，他一看气象排场，大体上就能认定对方的身份，是升迁还是贬谪，是赴考还是下第，是春风得意还是颓唐落拓。对趾高气扬之辈，他自然得处处陪着小心；对失意者，他一般也不表现得那么势利。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知道哪一片云彩上有雨呢?说不定什么时候上头一道圣旨，人家就腾达了、升迁了，又经过你这里哩。这些世态人情，他们看得多了，也就看得比较透。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
　　明代成化初年的杨守陈就经历过这么一次。杨守陈官居洗马，这是个不小的官，一般担任皇太子的老师或随从，因此有"东宫洗马"或"太子洗马"的说法，级别大致在五品以上，算得上是高级干部-了。其实，光看级别还不足以显示洗马的分量，一道显而易见的官场程式是：太子是预备着当皇上的，一旦登基，对当年的老师和故旧自然会有所提携，有的甚至被倚为股肱重臣(例如明代宣德、正统两朝的杨溥和万历朝的张居正)。因此，这头衔有时也被赐给那些年高德重或功勋卓绝者，其实他们既不教太子读书，也不作太子的跟班，只纯粹是一种荣誉。但杨守陈这个洗马倒是实实在在的。-'次，他回乡省亲，下榻于-'所驿站，驿丞以为"洗马"就是管打扫马厩的，很有点不放在眼里，言谈举止，竟跟他平起平坐，还悻悻然地问他："公职洗马，日洗几何?"这就很不恭敬了。杨守陈却并不生气，相当平静地回答道："勤就多洗，懒就少洗，是没有定数的。"少顷，有人向驿丞报告，说有位御史即将来站，驿丞一听，御史比这洗马的宫大多了，便催杨守陈赶紧把房间让出来，以便接待御史大人，杨守陈仍然很平静地说："这固然是应该的，但等他来了以后，我再让也不迟。"不久，御史驾到，进门一见到杨守陈，就跪下磕头请安，杨守陈一看，原来是自己的门生。接下来轮到驿丞大惊失色，连忙跪在阶下，口称有罪，乞求杨守陈宽恕。杨守陈却只是一笑了之，并不十分计较。
　　应当说，杨守陈这位洗马的肚量是很难得的，如果换了另外一个洗马，或别的什么大官，十有八九要把驿站闹腾得鸡飞狗跳，这位小小的驿丞也保管吃不了兜着走。但令人困惑的是，专司送往迎来之职的驿丞，何以会有眼不识"洗马"呢?大概这位老兄原先只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和县太爷有什么裙带关系，开后门谋来的差事，小人得志，看人时难免带着一双势利眼。当然，也怪杨守陈太随和了，全没一点官架子。要是人家对他不恭敬时，他稍微晓以颜色，喝一声："大胆!"驿丞还敢放肆么?
　　除去现任官吏而外，驿站的另一类顾客是文人。在中国，文人历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离官僚阶层只有一步之遥，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一幅通俗化的图解。但对于绝大多数文人来说，这一步却关山重重，始终可望而不可及。确切地说，文人是一群"候补官吏"，因此，他们在出游或赶考途中，踱进驿站是很自然的事。很难设想，如果失却了文人潇洒的身影和笑声，失却了他们在夕阳下的伫立和夜雨中的苦吟，失却了驿壁上酣畅淋漓的诗迹，只剩下过往官员粗暴的喝斥和驿丞小心翼翼的逢迎，驿站将怎样的单调冷漠，有如舞台上临时搭设的布景，毫无生气，毫无历史的张力和文化气韵。
　　文人不仅在驿站题诗，还在驿站做梦，梦是他们人格精神的恣肆飞扬，这时候，心灵深处的渴求将冲决现实的种种樊篱而遨游八极，幻化出奇诡瑰丽的境界。我们看看元稹的这首《梁州梦》：

　　梦君同绕曲江头，
　　也向慈恩院里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
　　忽惊身在古梁州。

　　作者在诗下自注说，一天晚上，他夜宿梁州驿馆，梦见与白乐天、李杓直诸友同游曲江，然后入慈恩寺诸院，忽然被人唤马嘶声惊醒，原来是信使出发前备马，这时天已破晓，他立即匆匆写成此诗，请信使捎走。
　　作为一段诗话，仅仅到此为止，意思恐怕不大。
　　但接下来还有。
　　白居易接到这首诗，屈指一算，感叹不已，原来元稹梦游曲江的那一天，他正好与李杓直等人同游曲江，且到了慈恩寺，不信，那寺院粉墙上有自己的《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为证：

　　花时同醉破春愁，
　　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
　　计程今日到梁州。

　　事情竟如此奇巧，白居易和朋友游曲江时还在念叨：如果微之(元稹的号)在，该有多好，算算行程，他今天该到梁州了。而就在同一天，元稹恰恰在梁州驿站，梦中与白居易等作曲江之游，梦境与现实惊人地吻合。作为文坛佳话，后人一直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千里神交，息息相通，特别是在元白这样的挚友之间，心灵之约应该是可能的。
　　白居易当然也要把这首诗从寺壁上抄下来，请信使飞送元稹。当元稹在离长安更远的驿站里读到它时，又会有什么感慨呢?或者又会做什么梦呢?



五

　　元稹读白居易的诗，所感受到的必定是那种深沉而悠远的思念，峰回路转，山高水长，朋友情深如此，该是多大的慰藉!他大概不会把对方的寺壁诗和自己的驿站诗进行比较，且作出高下优劣的评判。
　　但我们不妨来做做这项工作，就此引出一个新的话题：关于驿壁诗和寺壁诗及酒楼诗的比较，从而寻找驿壁诗在文化坐标上的位置。
　　元稹和自居易都是做过大官的人，但一直总是磕磕绊绊的。官场的侧面是诗坛，官场失意而为诗，诗往往写得格外出色。元白始以诗交，终以诗诀，仅唱酬之作就达1000余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文友诗敌，难有高下之分，但仅就上文中所引的两首诗来看，平心而论，元诗恐怕更胜一筹，特别是"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两句，奇峰突起，呼之欲出，弥漫着凄清怆凉的意韵，境界相当不凡，比之于白诗的明白晓畅、深情蕴藉，无疑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这种高下之分并不取决于两人的才力，而是由于写诗时特定的环境使然。孤独的远足，孤僻的驿站，孤苦落寞的心态，这一切都使得元稹越发思念远方的朋友。残灯无焰，荒野寂寥，现实的世界凄清而逼仄，只能去梦中寻觅了。梦中的天地是温馨而欢悦的，然而梦醒之后，惶然四顾，那种怅然若失的心理反差又使得思念更加铭心刻骨，如此开阖跌宕的感情体验，焉能没有好诗?而同样是对朋友的思念，白居易身边有李杓直等人的陪伴，有芳菲灿烂的春景，说不定还有寺院方丈的恭维和招待，他们在赏花谈笑，品茗喝酒时，心灵深处感到了一种缺憾和呼唤，虽然这种感情相当真挚，但毕竟不像元稹那样孤寂无傍。因此，即使像白居易这样对诗相当讲究的人，也只能重蹈"折花作筹"之类屡见不鲜的意象，很难有神来之笔。
　　驿站，似乎总是与孤独相随。这里没有觥筹交错和前呼后拥，没有炫目斑斓的色彩，连日出也顾影自怜般羞怯。这里只有孤烟、夕阳、冷月和夜雨。但孤独又是一种相当难得的境界，只有这时候，人们才能从尘世的喧嚣中宁定下来，轻轻抚着伤口，心平气和地梳理自己的感情，而所谓的诗，也就在这时候悄悄地流出来。既然是在这么一个荒僻简陋的去处，没有什么可以描摹状写的，诗句便只能走向自我，走向内心，走向深沉。去看看驿壁上层层叠叠的诗句吧，那里面很少有花里胡哨的铺排之作，有的只是心灵的颤动和惋叹。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寺院的墙壁，那上面往往也写满了诗，而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要数扬州惠照寺的"碧纱笼"。有关的本事早已脍炙人口了，大体情节带着浓重的世俗色彩：书生王播借住寺院，备受奚落，题诗墙壁以泄愤。30年后穷书生已成了权倾一方的淮南节度使，衣锦重游，见昔日自己在寺壁上所题的诗句已被寺僧用碧纱笼罩起来。王播感慨万千，又提笔续诗一首，是为"碧纱笼"诗。应当承认，在所谓的"寺壁诗"中，这首"碧纱笼"算是写得不坏的，其原因就在于势利眼的僧人给了王播相当真切的人生体验。"三十年来尘扑面，而今始得碧纱笼"，真是道尽了世态炎凉和科举制度下十年寒窗、一朝显达者的人生之梦。但绝大多数走进寺院的文人都不会有王播那样的体验，他们大抵已经成了名士，只是来走走看看，散散心。因为自唐宋以来，与僧人的交往，已成了文人士大夫一种颇为时髦的风气。他们来了，寺院里也觉得风光，方丈自然前前后后地陪着，听琴、赏花、品茗、下棋，有时还要互斗机锋，在参禅悟道的灵性上一比高低，气氛却还是友好的。玩得差不多了，为了附庸应酬，在墙壁上写几句诗作交待。或摹写寺院生活的清幽情趣，或体味山林风景中蕴含的禅机，感情难免浮泛。这些人虽然锦衣玉食，却往往在诗中大谈不如出家人自在，尽说这种言不由衷的话，诗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与寺院的清静形成对比的是酒楼。在有些人眼里，酒楼是至高无上的圣殿，"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坐在酒楼里，便可以满不在乎地睨视人间的最高权威，文人因酒而狂放，一至于此。酒楼又往往是终结驿道的仪门，经过了漫长的苦旅，终于把最后一座驿站留在身后了，即使是被贬谪的官员或落第的学子，也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于是，三朋四友，意气相邀，径直来到那青帘高挑的所在。"将进酒，杯莫停"，酒入愁肠，心境越发颓丧，觉得世间万事都没有什么意思；酒入豪肠，又激昂慷慨，气可吞天，俨然要拥抱整个世界，这都是由于酒的魔力。这时候写诗，朱红小笺便太仄，铺排不开满腔的块垒，直须提笔向那堵粉墙上涂抹。因为在文友面前，有时还在干娇百媚的歌伎面前，他们得卖弄才气，也卖弄自己的伤感和豪放。那诗，便带着几分夸张和矫情，全不像当初站在驿壁前那样地行云流水般坦荡自然。至于那酒楼粉墙上的墨迹，绝对都是狂草，有如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一般。有时，夸张和矫情也会豁边，少不了要惹出点麻烦来，例如宋江在浔阳楼多喝了几杯，晕乎乎的在墙壁上题了几句诗，就差点丢了脑袋。我一真认为，像岳飞的《满江红》那样的词作，必定是用浓墨蘸着烈酒，挥洒在酒楼墙壁上的，不然，何以会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那样标语口号式的句子?同样，如辛弃疾的"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这类，则必定是闲倚竹篱，清茗在手，悠悠然随口吟出来的。他也肯定不会写在墙壁上，而是踱回书房，记在粉红色的薛涛笺上，笔迹亦相当流丽隽逸，有晋贤风味。



六

　　但驿站终于坍塌了，坍塌在历史的风雨中。
　　我曾经设想，如果有可能，我愿意跋涉在荒野的深处，去辨认每一座驿壁上斑剥的诗文。我只要一头毛驴、一根竹杖，沿着远古的驿道，年复一年地探寻历史的残梦和悠远苍茫的文化感悟。
　　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今天，你可以极随意地找到一座香火不很清淡的寺院，也可以找到各种风格的仿古酒楼，但到哪里去寻找一座古韵犹存的驿站呢?
　　于是又忽发奇想，好在现代科学已经出神入化了，如果能找到几堵尚未坍塌的驿站的墙，借助超显微技术的透视，我们将会看到隐没在其中的层层叠叠的诗篇，连带着鲜活灵动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其中的绝大多数以至全部你可能都是第一次见识。偶尔看到几首相当熟悉的，那就是经过流传的淘汰而得以不朽的好诗了。这时候，你才会发出由衷的慨叹：自己手头那些历朝历代的诗集，原来是多么贫乏而缺少色彩!
　这设想有点像童话，一则关于驿站的童话。























战争赋

夏坚勇


一

　　写下文章的标题，定一定思绪，却怎么也找不到自信。这题目太大、太沉重，又浸渍了太多的血腥味和英雄气，这一切都压迫着我，使我难以进入--是的，进入，这是最痛苦的时刻，母亲分娩、枪炮发射，以至于火山爆发地震施威，其实都是一种进入：由某种生存状态"进入"另一种生存状态，因此，他们头要呼天抢地，挣扎出全部生命的能量，恨不得把自己撕扯成炽热的碎片，又恨不得把自己挤压成力量的造型。真佩服老托尔斯泰那样的大手笔，当《战争与和平》进入莫斯科保卫战时，笔下仍这般从容：
　　于是战争开始了。
　　他一共只用了七个字，连感叹号也没有，从容得不动声色而有大气磅礴。
　　从容是一种底气，进入战争就得有这样的气度，这样的从容。



二

　　那么，就从那遥远的欢呼和旁白开始进入吧。
　　公元1805年12月2日早晨，拿破仑站在奥斯特里茨的前沿阵地上，在他的身后，大炮已经褪去了炮衣，露珠悬挂在炮口上，有如少女的项链一般富于质感；身着匈牙利式紧身短上衣的枪骑兵引缰待发，踢腾的马蹄迸出欲望的火花。这时候，普拉钦高地上的浓雾正在散去，俄奥联军的军旗和枪刺隐约可见，法兰西皇帝挺起他那1．67米的身躯，呻吟似的欢呼道："奥斯特里茨的太阳升起来了！"
这　　欢呼很轻，轻得几近自语，却透出一种峥嵘险峻的渴望，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一种光芒逼人的人生成就感，而一场世界战争史上辉煌的杰作亦由此拉开了帷幕。
　　这就是战争--一位铁血统帅体验的战争。
　　前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电视台播放了英国摄制的记录片《二战警世录》，总共有好几十集吧，其中有这样一个镜头：
　　德军开进了村庄（那富于俄罗斯风情的北方村庄，宁静的有如柴可夫斯基交响曲中忧郁的堆积），一个士兵颇像个顽童，用手榴弹砸碎一户农舍的玻璃窗扔进去，于是房子被炸塌，玻璃窗发出痛苦的破裂声……
　　旁白：战争的起因之一涉及到人的破坏世界的本能，比如男孩总喜欢砸玻璃窗，那破碎的声响使他的破坏世界的心理得到满足。
　　相对于二战期间尸山血海的大场面，这样的细节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却相当真实的揭示了人的一种深层意识；战争的原始基因就潜藏在这些看似天真而琐碎的儿戏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确是有点令人颤悸的。
　　这也是战争--一位普通士兵体验的战争。
　　统帅的体验加上士兵的体验，于是战争开始了。
　　据外国学者统计，由史以来的人类战争共使36．4亿人丧生，由此造成的损失折合成黄金，可以铺成一条宽75公里，厚10米，环绕地球一周的金带，这样的想象确实很有意思的。但我们不妨循着这条思路再想象一下，人类如果没有这些战争，而真的拥有这么多黄金，那又有什么用呢（恐怕只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用黄金来修建公共厕所）？或者说，人类为此将会失去什么呢？
　　世界战争史的一个谜：亚历山大在消灭了波斯帝国以后，为什么还要继续东征？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以其所向无敌的重骑兵和马其顿式的斜线阵横扫两河平原，对于这位年轻的国王来说，爱琴海的威胁根源已经铲除，富饶的苏萨和巴比伦已经臣服在自己脚下，而放眼东望则是莽莽无涯的中亚不毛之地，继续东征既不是现实的政治需要，也不会给他带来财富和荣誉，只能意味着无谓而巨大的牺牲。
　　但亚历山大力排众议，决计挥戈东征，他的口号是："一直打到东海。"在当时，"东海"是一个出自上古哲人和神话的地理极限。
　　马其顿大军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远征，穿过漫无人烟的中亚荒漠，一直进抵印度河口，亚历山大终于看到了大海--那比地中海更浩瀚的印度洋。
　　最后的结局是：这位被称为"太阳神之子"的国王在32岁客死他乡。
　　遥望马其顿军团苍茫的背影和悲壮的结局，后人久久地发问：亚历山大东征的动因究竟何在？难道仅仅是由于好大喜功？抑或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亚历山大的远征军中有一大批学者，其中包括以亚里士多德的侄子为首的一批当时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这个情节也许有助于我们寻找问题的答案。驱使这位国王不断东征的原因不在于当时的政治现实，而在于他对霍梅罗斯歌颂的万物开端--包围着陆地的大海--的憧憬和寻找，即他对未知世界和真理的热情。亚历山大的影响就其本质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在他那里，战争以超越了狭隘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的，而体现为一种穷究世界的探索精神。如果我们顺着亚历山大的目光在向东望去，大体就在同一时期，华夏古国的嬴政大帝也组织了一次面向大海的东征，但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嬴政当然也是一位世界性的历史巨人，他的生命也是多姿多彩的，但同样是对神话的追求，秦始皇东征的帆影却显得那样愚昧而萎琐。
　　亚历山大的东征流溢着精神的底蕴，他升华了战争。



三

　　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听历史老师讲过这样一段趣闻：18世纪末期，法兰西舰队和英国皇家海军在特拉法加海域激战，为了让运送中国月季的商船通过英吉利海峡，交战双方特地商定停战6小时。
　　这是一个极富于哲理意味的情节，鲜花象征着美好，象征着幸福和温馨，这些都是人类永恒的希冀。战争为鲜花让路，或者说鲜花驱散了战争的阴云，这是人类理性和良知的胜利，虽然这次胜利只有六小时，但人们毕竟在战争的血雨中撕开了一小段明净的时空，他不是由于皇权的谕旨，也不是双方政治利益的交换，更不是战场谋略的一部分，而仅仅是为了迎送一位不同寻常的使者--若干盆高雅艳丽的月季花。人们常常并不屈服于暴力，却不得不屈服于美，这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也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时刻，交战双方的士兵都在甲板上列队遥望，有如仪仗队一般。商船从远方款款驶来，驶过巨舰大炮对峙的死亡峡谷，他不惊不乍、堂堂正正，劈开战云和杀气，俨然仪态万方的贵妇从容踱过自家的庭院。汽笛拉响了，在死亡峡谷上撞击重重的回声，于是所有的军舰都拉响了汽笛，这是致敬的笛声，只有在皇帝或统帅检阅舰队时才偶尔用上一次的。这时候，相信所有的人心底都会生出一种可以称之为美好或圣洁的情愫，都会真诚的为之祈祷：让这一刻长久些，再长久些，直到永恒……
　　我一直怀疑这种情节的真实性，但他确是广为流传的，那么就让他流传吧，即使是杜撰，这也是至善至美的杜撰，因为在以鲜花和仪仗构架的场面背后，潜藏着对和平地呼唤--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深层意识。
　　1982年6月，英国特混舰队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打败了阿根廷军队。阿根廷全国沉浸在悲痛和耻辱之中，加里铁总统宣布辞职。
　　4年以后，在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上，阿根廷队打败了英格兰队，墨西哥城到处游荡着酗酒闹事的英国球迷。
　　12年以后，马拉多纳在那次比赛中打入的第二粒进球被评为由史以来的最精彩进球。而组织评选的恰恰是英国的《足球》杂志。
　　把这几条新闻剪辑在一起很有点寓言的味道：人类不需要战争，但愿能把战争的心里能量释放到竞技场上去。英国和阿根廷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端远未了结，那么，就让阿根廷人在球场上打败英国人，让战场上的复仇心理转化为球门前的狂轰滥炸吧。
　　寓言当然是理想化的，自古以来，人们发出过多少次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的呼吁，但战争并没有消失，反倒不断升级换代，变得更为精致，也更为残酷。某一天晚上，我曾为电视里的这样一条新闻而颤栗：叶利钦总统在病床前签署了"关于俄联邦代总统的命令"，在他进行心脏外科手术期间，由联邦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代理总统职务，代总统拥有总统的一切权力，包括对战略核力量和战术核武器的控制权，为此，叶利钦向他移交了"核按钮"。
　　我相信，全世界为之颤栗的人远不止我一个，也许正在这个时刻，人们才有一次意识到了战争的巨大威胁--人类的命运，就掌握在某个人物随手携带的那只小小的密码箱里，只要他心血来潮，一个指令，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就将毁于一旦。
　　战争不会消失，尽管我们这个星球上有无数的足球场和拳击台。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对和平生生不息的祈求。
　　是的，人类世世代代地祈求和平，从达官显贵们堂皇的施政演说到乡野村妇悠长苦涩的梦境，和平往往是一道最具煽情效应的承诺和天长地久的生命主题，连那位因发明雷管和无烟火药而是使战争杀伤力大增的瑞典富豪，在遗嘱中也忘不了设立一项"诺贝尔和平奖"。但和平其实是相对于战争状态而言的，它们互为背景、互为前提，又互为因果。战争状态的残酷，才使得和平倍受珍惜；和平状态的庸常，又使得战争成为渴望。因此，没有战争就无所谓和平，就像没有争吵就无所谓爱情一样。人们常常把相敬如宾、齐眉举案作为爱的最高典范，这实在是一种误会，因为这种和睦中失却了期待的焦躁，失却了坦露和倾诉的欲求，也失去了因忌妒而造成的误解以及因误解而燃烧的妒火，一切都平静得不在乎。"不在乎"决不是爱情。爱情是一种波澜，这时候真该来一场"推波阻澜"的战争（如果连这一点渴望也没有，那么就拉倒吧），把关闭的心扉重新打开，让所有的怨忿、呼唤、关注、甚至还有熊熊燃烧的妒火都喧嚣而入，在心灵的纠葛中腾挪出一片融洽谐美的天地，于是，"战争"拯救（或催生、激发）了爱情。
　　人类社会也是在战争与和平地反复纠葛中蹒跚前行的，一种东西被人们世世代代的诅咒，又被人们世世代代的沿用，肯定有它自身的魅力。相对于和平状态的庸常，战争固然有着野蛮、残忍和窒息人性的一面，但同时又有着伟岸、质朴、粗犷、更接近生命原力的一面。面对着这柄古老而神秘的双刃剑，我们很难说清他从何处而来，有将向何处而去；我们只知道它常常和峻岭惊涛、旷野荒原、长风豪雨联系在一起，和生、死、爱、恨这些千古不朽的人生大命题联系在一起，和人们铭心刻骨的痛苦、欢乐、期待、创造联系在一起，这也就够了。就像中世纪的鼠疫常常是对纵情狂欢的罗马人的一种警告，艾滋病的蔓延是对现代人闲极无聊的一种惩罚一样，战争则是冥冥上苍对人类行为的一种训诫和调整。和平的天空无疑是明静和美好的，但这时候，一场偶然发生的打斗或火灾就会在周围吸引一大批亢奋的人们，从他们那眉飞色舞、兴高采烈的神态中，你会感到他们平日的生活是多么乏味。那么就来点刺激的吧，还记得海湾战争时期，每天晚上人们聚集在电视机前收看最新战况的情景，他们迫不及待地期盼着那些关于改革、物价、反腐倡廉之类的消息快一点过去（平日里，他们曾对这些表现出多么热切的关注），注视着战斧式导弹优美的飞行轨迹和巴格达夜空礼花似的弹雨，他们油然有一种仗剑把酒的豪迈感。在那些日子里，连街谈巷议也显得更有档次：萨达姆、施瓦茨科夫、安理会决议、旋风式轰炸机和飞毛腿导弹。议论战场当然比议论官场、商场、情场或舞场之类的话题更刺激、也更有质量。路透社记者曾在北京街头进行随机采访，拎着菜篮子或挤在公共汽车上的普通市民对战争进程的精确了解是他们感到惊讶。无庸讳言，当布什总统宣布停火时，人们心底或多或少总有点遗憾，这种遗憾有点类似于奥运会或世界杯足球赛曲终人散时的感觉：怎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这么快就结束了？因为他们似乎还没有欣赏够哩--恕我冒昧，我只能用这个词：欣赏。
　　欣赏源于魅力，战争的魅力就在于人们对和平地无法忍受，在于战争的渲泄和释放功能，更在于战争本身所呈示的美境。
　　美境何在？还是翻用老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和平状态总是相似的，战争状态各有各的不同。



四

　　战争是一种美丽的错误，不是和平时期那种苍白的瘦骨嶙峋的错误。
　　战争的美境来自于其过程的不确定性，越是在远古时代，这种不确定性越是有力地扭曲着战争方程，也越是富于惊心动魄的生命体验。原始战争是个体生命之间的搏击，即使是最高统帅，也无一例外地要在这种搏击中展现自己生命的质量。一切都是面对面的，你几乎可以感受到对方衣甲下肌肉的强度和血液的流速，看到对方的睾丸或畏怯或豪迈的晃动频率。那么就动手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肉搏，金属在碰撞中呻吟，热血在刀剑下喷射，每一声喘息和呐喊都凸显出意志的质感。这时候，一切崇高而庄严的命题都黯然失色，没有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或为了造福民众而矢志填海的少女精卫，那些太理性、也太遥远；有的只是夸父追日式的生命本能--他要超越对方，他在疲惫中极度枯竭，最后他悲壮地倒下了，弃杖化为邓林。这里呼唤英雄、崇尚伟力，所谓的"两军相逢勇者胜"、"至于死地而后生"之类的战争定律，都赤裸裸地还原为一种生命定律。于是血流漂杵、尸横遍野，强者的马蹄撕碎了弱者的哀鸣，这是多么残酷而浩大的景观。人们常常哀叹无法体验两种重要的感觉:诞生和死亡，战争谛造的正是生与死融合的深刻的生命，蹚过绝望和死亡，便是生命的又一次诞生，而且比原先的生命更强硕百倍。就生命体验的方式而言，战争有点近似于赌博、探险或婚外恋，属于奇险刺激一类，什么东西一旦稳操胜券，同时也就失去了诱惑力，唾手可得只能使人舒服而不是激动。即使同样是赌博，一个囊中羞涩的穷汉比之于腰缠万贯的富翁，前者肯定会更投入、更刺激，因而也会从中得到更大的快感。正是在这一点上，战争契合了人类的天性，因此战争应被视于一种天赐或天谴。
　　蒙哥马利是著名的二战英雄，他一手导演的哈勒法山战役和阿拉曼战役被称为典型的"蒙哥马利战役"，即战前对战争的每个细节都构思得十分周到，战争完全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在阿曼尼战役发起前，蒙氏参断言："整个战役大概需要12天。"果然到了第12天，隆美尔的坦克兵团溃退了。而当哈勒法山战役打响，参谋长把隆美尔开始进攻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只是很淡然的说了句，"太好了，不能再好了"，说完便蒙头大睡。是的，还有什么值得他操心的呢？一切都在沙盘上反复演习过了，每一步相应的作战方案都在参谋的皮包里，让他们按部就班的实施就是了，战争的胜负，实际上在第一响之前就已经解决了，剩下的只是一个以鲜血和生命铺垫的一个仪式。这样的统帅真够潇洒的，但潇洒中是不是少了几分惊险和刺激呢？
　　高质量的战争都是反常规的，汉尼拔之翻越阿尔卑斯山进攻罗马；项羽之破釜沉舟、背水死战；山本五十六之长途奔袭珍珠港，无一不是反常规的杰作。请仔细体味这些词语的感情色彩：神出鬼没、不可思议、石破惊天、决处逢生、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些都是反常规。反常规体现着战争精神的底蕴：冒险、创新、拼搏、逆转、追求出众、混沌中开拓，等等。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的生命个体也是这样在绝望中诞生的，因此，几乎所有的天才都是反常规的斗士，这是一种生命的质量。
　　那么失误呢？战争史上那一页页黑色的书记还不够触目惊心吗？其实失误也是战争的一部分，最伟大的天才也难免失误，他们的英雄本色恰恰体现在敢于面对失误。军事辞典里所谓的战机是和失误相比另邻的，追求万无一失往往会导致战机的丧失，当然，那种一边倒的战争不在此列，因为那里并不需要卓越诺曼底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但有谁知道，就在战役发起前几分钟，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因为英吉利海峡恶劣的天气还举棋不定，这时候，他的助手史密斯将军说了一句决定性的话："这是一场赌博，但这是一场最好的赌博。"艾森豪威尔神情为之一振，"我们干吧。"他下达了出击命令。在这一瞬间，战争中一切至关重要的因素--兵力和武器的对比，将士的斗志，敌情的变化，各兵种的协调和战术结合，等等--切艾森豪威尔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敢不敢面对可能发生的失误，而正是史密斯那句决定性的话，唤醒了艾森豪威尔向失误挑战的英雄本色。从欣赏角度看，失误不是科学，却常是艺术，无论如何，各种成功之间的差别总是小于各种失误之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从失误比从成功更能认识战争，也更能窥视一个军事家的意志和人格力量，因为在他们那里，失误往往是追求杰出的散落物。从不失误的统帅只有一种：庸常之辈。
　　平心而论，蒙哥马利不是一个天才级的军事家，说得确切点，只能算是一个会打仗的将领，他多的是匠心而少有出神入化的大手笔（美国的巴顿就不太看得起他），他的基本原则是"均衡"，这种指导思想可能延缓进程，却比较稳妥可靠。他很少冒险，也不敢违反常规，总是以优异的兵力和火器作为保证，在周密组织的前提下实施积压性的攻击。这种英国式的绅士战术需要足够的本钱，虽然赢面较大，却缺少即心张扬的激情和灵气，就当事人的生命体验而言，恐怕还抵不上一场赛马或橄榄球。失去了对过程的品位，所谓结局只是一颗被风干的青果。这就像下棋一样，后面的每一步都已经了然于胸，再下还有什么趣味呢？因此当蒙格马利却要睡觉了。
　　蒙格马利睡觉了，但真正的军事家却在大喜大悲中体验战争的每一不进程。



五

　　蒙格马利是幸运的，因为至少他蒙头酣睡在北非战场上，他没有遭遇"上帝之手"的惊扰。而谈论战争却常常躲不开那只"上帝之手"，那上面用令人颤栗的深黑色写着：偶然性。
　　注视偶然性不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它会让人妄自多情的想到许多"如果"，遥望战争的烟云而唏嘘不已。唐代诗人杜牧在古战场遗址上拾到一支锈烂的铁矛，由此曾发生了一番关于历史的感慨，他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如果赤壁之战那天不刮东风，周瑜的胜利就很成问题了，他认为是偶然性改变了战争的结局。偶然性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意外，一种超越理性的逆变，一种充满魔幻色彩的情节组合，一种使历史进程骤然缩短或拉长，使人生的欢乐、悔悟、悲哀和惆怅一次性定格的瞬间机缘，或者干脆说是一种只能接受却无法理喻的恶作剧。有如一道猝然闯入的黑色闪电，它只可欣赏，却无从讨论，面对着这样的恶作剧，任何天才也只能仰望苍天，徒唤耐何。但任何一次偶然性的事情都是独特的，独特本来就是一种美，偶然性的撞击，使战争之美于奇诡。
　　在历届的世界杯足球赛中，球王贝利的预测总是被吵得沸沸扬扬的。但绿茵场上的结局似乎有意要和这位球王过不去，他的预测几乎没有一次的得到过验证，但贝利并不因此沮丧。因为--"这就是足球！"
　　"这就是足球！"体现了人们在偶然性面前的惆怅和无奈，然而这也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在所有的竞技体育中，足球无疑是最能令人沉醉令人疯狂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被称为近代战争史上的"绞肉机"，在历时10个月的战役中，双方互有攻守，死伤谕百万之众，最后都已精疲力尽。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颗法国流弹无意中击中了隐蔽在丝盘库尔森林中的德军弹药库，而存放在那里的45万发大口径炮弹偏偏不小心装上一引信，因而引发了这次大战中最大的一次爆炸。战后，法国军事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帕拉将军断言，正是这桩意外事故，在凡尔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最后导致了同盟国的失败。
　　这就是偶然性，在某个特定的瞬间，历史颤抖了一下，犹如巨人不经意的一个趔或喷嚏，然后庄严的定格。而在更多的时候，历史的细节就是为伟人的细节，他们的胆略、意志、情感、人格亦在这一瞬间凸现无遗。
　　滑铁卢战役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这场大战不仅使叱咤风云二十余年的拿破仑一蹶不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9世纪初叶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西方的军事史家在回顾这场大战时，发现有一连串偶然因素促成了拿破仑的失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场意外的大雨，这场大雨迫使法军发动进入的时间推迟了半天，而这半天恰好足够驰援威灵顿公爵的普鲁士军队赶到滑铁卢，战争的天平由此发生了倾斜。于是人们设想：如果这一连串偶然中的某一件没有发生，那么19世纪欧洲的历史将如何书写？
　　人们有理由这样"如果"，它表达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征服欲--对历史偶然性的征服，他们要穿透那瞬间的神秘和奇诡，去探究战争寓言的多种可能性，这就不仅使一部板板正正的战争中增添了几多趣味，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窥视人类精神的本质。
　　因此，我们不妨也"如果"一下：如果拿破仑最后不是在圣赫勒拿岛死于病榻，而是战死于滑铁卢……
　　那么，他不仅会得到自己将士泪雨滂沱的哀悼，而且会得到对手的尊重，当载着法兰西皇帝灵柩的炮车缓缓北归时，威灵顿公爵或许会命令所有的大炮对空轰鸣，向这位平生最伟大的对手致敬，因为，这时他感到的不是胜利者的喜悦，而量种深沉的孤寂--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军人的话。
　　其实仪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这种标准的军人姿势倒下，比后来在圣赫勒拿岛的结局更能显示出生命的质量。
　　拿破仑曾与同时代的那些杰出人物在一起（包括他那些杰出的对手），度过了许多辉煌壮丽的时光，但在放逐孤岛的最后几年里，他却被一群卑微屑小之辈所包围。英国士兵对他自由和威严的蔑视倒不去说了，最不能忍受的是他身边的随从，这些跟随他而来，原来是怀着种种蔑视倒不去说了，最不能忍受的是他身边的随从，这些跟随他而来，原来是怀着各种蝇营狗苟的目的，他们日常的行为和话题处处显露着鄙琐，他们不会谈论史诗、谈论英雄、谈论高山大海、谈论壮丽和崇高，他们只能挤眉弄眼地读论种种蝇头小利，例如餐桌上的一杯鸡尾酒或女人--不，连女人他们也不配谈，因为他们谈不出境界和趣味，他们的审美水平只勉强够得上谈论青楼娼妓或女人处的某个器官。生活在这这样一群驱之不散的声音和媚眼之中，拿破仑精神上的孤独无告是可以想见的，这位有如长风烈火一般的科西嘉人可以承受整个欧洲的憎恨，可以承受法兰西浅薄的遗忘，可以随战争的惨败和皇冠的失落，却绝对不能随被群小包围的精神困顿。对一个真正男人来说，其生命力最蓬勃的释放无疑是面对一个同样强的对手或女人的柔性；而对其生命力的最大摧残则莫过于小人散发的腐浊之气。历史应该记住，拿破仑最后不是死于胃癌，也不是死于前些年传说得沸沸沸扬扬的砒霜中毒，而是死于由一群卑微小人合谋的精神窒息。一位曾经使整个欧洲为之颤抖的战争之神，竟罹难于这些下三烂的小角色之手，令后人在扼腕痛惜之余，不由得会想到：如果让他战死在滑铁卢该有多好！
　　这种"如果"探究的不是政治历史层面的另一种解读，而是对人格精神空间的空格主体味。对于英雄盖世的拿破仑来说，他宁愿在滑铁卢留下自己卓越的遗骸，他那"法兰西……军队……冲锋"的遗言也正好切合那壮烈的场面。
　　哦，如果……
　　欣赏偶然是欣赏战争的一部分，战争因了偶然而更具不确定性和神秘色彩，也因此有了朦胧诗的意蕴。我们当然可以反思，可以喟叹，可以沉醉于某种悲剧感悟，但更应该看到站在偶然背后的一种巨大的渴望，我想像一下古希腊雕塑和雄踞山顶危危欲坠的巨石--那是必然的力量。



六

　　现代战争的"兰切斯特方程"。
　　18世纪以来，随着数学和力学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被称为"计算派"的军事学派，英国军事学家劳埃德认为，只要熟悉地形，就可以像演算几何题那样计算出一切军事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工程师兰切斯特主张系统地应用数学方式来研究战争，并描述了作战双方兵力变化的数学方程，这就是现代军事运筹学中有名的"兰切斯特方程"。在这位英格兰人的笔下，战场上的一切都可以量化：步枪的射程、炮弹的杀伤半径、人体肌肉的张力和爆发力、一门迫击炮的战场效率等同于一个步兵排，等等，都可以用方程上的一个符号来表示。西方人真有把什么都换算成数字的天才，例如他们曾用"马的力量"（马力）来量度人或蒸汽机之类的功效；在更早的时候，则在羊皮纸上计算过如何用杠杆来撬起自己脚下的地球。
　　现代战争已经比兰切斯特走得更远，作战双方几乎可以戴着白手套在计算机上进行较量。这种战争更接近于游戏，因为双方都是在屏幕上展示心智，这时候，你即使像项羽那样"力拔山兮气盖世"，像李元霸那样"恨天无柄、恨地无环"也压根儿不顶用，因为你面对的不再是具有意志和情感的生命个体，在"爱国者"和"飞毛腿"导弹的后面，你很难见到男性发达的肌肉和胸毛，因此，你无法因对方一丝畏怯的眼神而勇猛，或因对方拔山贯日的勇猛而疯狂。我们很难想象，一场听不见呐喊和呻吟、亦看不到鲜血和死亡的战争，一场没有极度的仇恨、愤怒、痛苦和疯狂的战争，一场无法体验惊心动魄的"对手感"的战争，怎能使生命之美进入巅峰？李广射石，箭没石棱，是因为夜里把草间的巨石误认为猛虎，与虎相博的对手感使生命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奇迹只能出现在特定情境的瞬间，他后来一再射石，却再也达不到这一水平。"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唐代诗人卢纶就把这种特定的情境渲染得很充分。真正的军人追求的是一种古典的阳刚之美--崇高、庄严、激情和永不枯竭的灵性。但令人沮丧的是，现代战争似乎正在悄悄地投入科学的怀抱，而离艺术越来越远，就像古典式的浪漫爱情正在被红花灯区里掐着钟点计费的交易所取代一样。
　　科学是什么呢？科学是人民类理智的结晶，它冷静、精辟，有着九锋一般锐利的质感；而艺术则是生命灵性的笑容，有如晨雾中朦胧的远山，只能感觉却不能触摸。
　　战争当然也是一种艺术，但战争并不需要原本意义上的艺术天才，艺术天才大多狂放天真，蔑视理性，甚至表现为一种神经质。我们可以随口说出一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歌德、普希金、贝多芬、屈原、李白、苏东坡等等，他们无疑都是天才型的艺术大师，但如果把这些天才放到战场上，他们的光芒肯定会黯淡不少（大诗人拜伦最后的结局就属于这种尴尬）。问题在于，他们有的是才华，却缺少才能，战争需要那种把才华和才能结合得恰到好处的人（不光是战争，除艺术以外的行为大多如此），一般来说，军事家只需要艺术上的中才，他们有一点艺术感觉，但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又远远不够，却刚好够得上当一名军事家。
　　这样的选择造就了希特勒。
　　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索姆河战役。这次战役本身没有多少可说的，倒是其中的两段小插曲有点意思，很值得一提。一段是某天早晨英军使用了一种浑名叫"坦克"的秘密武器，这种"怪物"虽然给德军心理上造成很大压力，对英军在战术范围内的进攻起了重要作用，但战场上的双方面军当时都并未意识到，这种像运水车似的玩意将会引起军事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索姆河也因此成为军事史家们感兴趣的话题。另一段小插曲的是，在索姆河对垒的堑壕里后来走出了一些有世界影响的大人物，协约国方面，他们是二战中鼎鼎大名的蒙哥马利元帅和韦维尔元帅、文学家布化登（《战争基调》）、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梅斯菲尔德（《永恒的宽恕》）和萨松（《通向和平之路》）。从同盟国堑壕里走出来的大人物没有这么多，但有一个也就够了，他就是27岁的下士阿道夫·希特勒。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希特勒身边带着一迭写生用的画布和一本叔本华的《世界之为意志与表象》，这时候，作为下士的希特勒并不向往当元帅，而是全身心地憧憬着神圣的艺术殿堂，特别是憧憬当一名画家，这是他从11岁开始就魂牵梦萦的情结。但他没有能考取维也纳艺术学院，落榜的评语上写着："试画成绩不够满意。"这样的评价是恰当的，该生天赋的才华不够，虽然他相当刻苦，当是在维也纳的写生就有七百多幅，其中有一幅题为《维也纳的秋天》的水粉画，当时标价仅一克郎，但还是不能出手。维也内人是一群艺术至上主义者，他们的审美主义是世界上最挑剔的，不能让他们的眼波顾盼生辉的作品，即使一个克郎他们也决不轻抛--顺便交代一下，八十多年以后，希特勒的这幅画被一个美国富婆买去，她付出的价钱是2400万美元，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与艺术无关。
　　既然这个档次的才华够不上当一名艺术家，那么就把它掷给战场，掷给军事地图上那些带箭头的红蓝线条吧，或许，当一名军事家倒恰到好处。
　　若撇开是非评价，单就战争艺术而言，希特勒无疑是一名天才，他那驰骋的奇想、惊人的判断力和出神入化的大手笔绝对称得上20世纪的美学骑士。这里仅举一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军统帅部最初制定的西线战略基本上是一战期间"史里芬计划"的翻版。史里芬也是位卓越的军事天才，以他命名的这项计划属于那种典型的古典式坎尼会战（自汉尼拔以来，多少战略家曾为之梦寐以求），但是一个天才决不会重复另一个天才，希特勒挥手拂去前辈巨人的身影，以他泼辣而新颖的闪击战（俗称"斯坦泰因计划" ）否定了史里芬的古典会战。你看他笔下的攻击图标是何等优美：让德军中精锐的坦克师团通过卢森堡和比利时南部的阿登森林，绕到法军马其诺防线延长线背后，直捣法国色当，把法兰西版图如同破棉絮一般撕开……
　　"斯坦泰因计划"的闪光点在阿登，那是一块军事盲区；山高林密，装甲部队很难通过；又缺乏铁路网和公路网，后勤保障非常困难，没有人（包括德军统帅问的高级将领）会想到德国的坦克群将在那里出现。
　　这时候，一种可以称之为艺术感觉的东西悄悄地渗透进来，地图上并不起眼的阿登被渲染、放大，变幻出令人颤栗亦令人神往的多种可能，有如凡高那最初闯入的色块或罗丹那里隐约跃动的线条，阿登点燃了灵感，渲染为浓墨重彩的辉煌。
　　这是战争，也是艺术。
　　问题是：艺术如何渗入战争，战争又如何容纳和拒绝艺术。
　　在战争中，模糊的综合判断往往比追求精确更为重要。战争的动态决定了烽字力的局限--你永远不可能真正走近精确，一切都是概率，都是"大致如此"，于是便有了直觉的介入。军事家的直觉有艺术想像的成份，但并不是异想天开的浪漫，它是一个军事家才华的瞬间爆发；它似乎并不在乎对象细节的详尽准确，而注重对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它以轻盈灵动的跳跃压缩了思维的操作步骤；透过那难以言喻的神秘和朦胧，它闪耀着历练老到的智慧之光。
　　把直觉和智慧、艺术和才能结合得恰到好处的这种人，是大军事家。
　　历史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既是雄才大略的军事巨匠，又并不缺乏艺术气质和才情。请体味下面这些名字中的金属质感和诗性：严历山大、恺撒、腓特烈大帝、俾斯麦、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当然，还有毛泽东。
　　为什么没有拿破仑？对，这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名字，他戎马一生，虽然没有那么多精力附庸风雅，但他天性中的狂放、热情和忧郁、羞怯，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气质。



七

　　我们就来说说拿破仑。
　　对伟人的评论往往是空乏苍白的，因为你自己的质量太轻，不是失之偏激就是流于套子话。关于拿破仑，恐怕没有谁比雨果的评论更精彩，他是这样说的：拿破仑"当然有污点、有疏失，甚至有罪恶，就是说，他是一个人。但是他在疏失中仍是庄严的，在污点中仍是卓越的，在罪恶中也还是雄才大略的"。法国人对自己的民族英雄难免偏爱，雨果又是大文豪，臧否人物是赤难免带点情感色彩，但应该承认，这段评价大体上还是恰当的。
　　拿破仑一生中大约指挥过近六十次战役，我不经意地梳理了一下，却隐约发现了几条有意思的规律：其一，拿破仑最擅长于指挥五至十万人的中型战役，更大规模的战役似乎就不那么得心应手；其二，拿破仑最擅长进攻，不长于防守（特别是撤退）；其三，拿破仑最擅长于运动战，不长于阵地战。
　　这样的发现令我怦然心动，也为之陷入了思索，统帅的性格就是战争的性格，拿破仑的个性魅力是如此突兀峥嵘，在前沿指挥所里，他可以同时向几个秘书口述内容全然不同的文件，使秘书们手忙脚乱，而他自己则泰然自若，游刃有余。在攻打奥地利战役的隆隆炮声中，他仍然能写火热的情书，抒发渴望同情人幽会的相思之情。他不是故作深沉的高山峻岭，更像热烈奔放的长川激流。他导演的战争恣肆张扬、快如疾风，呈现出天马行空般的动感。他当然老谋深算，负载着巨大的历史使命感，但就生命本色而言，他又是一个争强好胜、辐射着勇气和热情的大孩子。我想，这中间肯定潜藏着一种更大的性格，它的名字叫--法兰西。
　　哦，法兰西，你就是阿尔卑斯山下那醉倒多少英雄美人的红葡萄酒么？就是大仲马笔下充满浪漫情节的复仇故事么？就是巴黎大剧院里的音乐喜剧和凯旋门上线条嘹亮的浮雕么？就是香榭里舍大街上标新立异的时装女郎和足球场上潇洒脱尘的普拉蒂尼么？
　　是的，这就是法兰西的民族性格。
　　战争，说到底是民族精神的聚合和较量，英国人稳重而保守的绅士战法，美国人的大手大脚和西部牛仔式的粗鲁勇敢，俄国人那种拖不垮打不烂的韧性，德国人的严整协调和钢铁般的意志，无不透析出本民族原始的血温和天性，甚至他们在战场上的最后一声呐喊也带着本民族歌谣的韵律。而拿破仑的伟大，就在于他把法兰西的民族性格恣肆张扬地发挥到了极致。
　　"新兵不需要在训练营里呆八天以上。"拿破仑说，虽然武断得近乎粗暴，却绝对符合他的性格。
　　"一个轻骑兵30岁时还未死去，那必定是个装病的开小差者。"骑兵将领拉萨尔说，这位拿破仑手下著名的骁将后来死于瓦格拉姆会战，时年34岁。
　　在这里，拿破仑和他手下的将领强调的都是一种战斗热情。
　　这种热情当然并不代表法兰西性格，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士兵都可能具有这种不怕死的热情。
　　但同样是不怕死，在拿破仑的军队里，战争是一座舞台，是让士兵们尽情地创造、尽情地挥洒生命能量的舞台；而在他的对手那里，战争则是一座祭坛，士兵们只能机械地、毫无主动精神地倒下，连他们的死尸骸也如同检阅场上的队列一般规整。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旧式的欧洲陆军。那实在算得上是训练有素的"机械化"部队，冲锋时，战斗队形各部分的组成、行列和间隔距离，战斗中队形的变换、步法、步幅和行速，以及使用武器的动作都有严格的规定。这是一支在仪式和形式上尽其所有善尽美的军队，他们在检阅场上确是威武雄壮、赏心悦目的，但到了战场上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再威武雄壮的队列成了一堆肉时，都不再赏心悦目。
　　从表面上看，拿破仑似乎只是变化了一下作战队形，他摒弃了陈旧的线式战术，创建了一种更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散开式队。但正是这一变化牵动了法兰西胴体上最亢奋的神经，为他们的士兵提供了即兴表演的阔大空间。是的，即兴表演，这是法兰西人热情的天性，他们不需要检阅场上那一套浮华而疆硬的仪式，他们注重的是战场上的自由发挥，潇洒、奔放、富于即兴创造和浪漫色彩。特别是法国军团中狂热的散兵群，一听到枪声便热血沸腾，他们快如疾风，灵如脱兔，一招一式都喷泄出炽热的才华，那简直就是生命的欢舞，简直就是一种审美旋律。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不对！至少此刻不是这样。此刻他们只想当一名优秀的士兵（或者伍长），因为他们从中享受着淋漓酣畅的快感，或者说进入了华彩段一般的生命境界。在这样的士兵面前，你英吉利的稳重也好，俄罗斯的坚韧也好，日尔曼战车的意志力也好，或者你们抱成堆结成这个同盟那个阵营也好，全都不在话下。并不是说民族性格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而是因为你们的统太操蛋，把你们的性格活力禁锢在一套僵硬死板的程式之中，那么，战场上高扬的便只有法兰西民族性格的旗帜。正是这面旗帜造就了拿破仑的作战风格，也造就了世界战争史上一系列辉煌的杰作。当然，我们亦不难解释，在伊比利亚半岛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和俄罗斯漫无边际的原野上，所向披靡的法国军旗为什么会黯淡无光。
　　拿破仑死后以光荣的老兵身份长眠于塞纳河畔，统帅--士兵--民族魂最终定格于一座法兰西风格的圆顶大堂里，这样的归宿是很恰当的。在这里，他静静地注视着法兰西和他的儿女，因为战争远没有结束，炮声还会在某一个早晨响起的。
　　果然，差不多一百年以后，欧洲战场上又重视了当年反法同盟演出的那一幕愚蠢的惨剧，不过这次的主角变成了法国人。一位英国军官战后回忆道：
　　"法国军队以19世纪最好的队形出现在战场上，戴了白手套、修饰得漂漂亮亮的军官走在他们部队前面60英尺，部队则穿了暗蓝色短上衣和猩红色裤子，伴随他们的团旗和军乐队……士兵们都很勇敢，但毫无用处，没有一个能在向他们集中射击的炮火中活下来。军官们都是杰出的，他们走在部队前面大约20码码，就像阅兵那样安祥，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见一个人能前进50码以上而不被打翻的。"
　　请注意，战争明明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1914年，这位英国人却用了"19世纪最好的队形"的说法，其中的讽刺意味是不难体会的。因此，当人们面对着这里"勇敢""杰出""安祥"之类的褒扬用语时，心底真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
　　当时的法军统帅是约瑟夫·霞飞将军。令人发笑的是，早在拿破仑时代就已经成为战争主角的炮兵，却被这位将军视为多余的"拖油瓶的孩子"，他是一名堡垒主义者，也是一名常败将军。当然，由于他亵渎了法兰西的民族精神，法兰西也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他，凡尔登战役后，他被解职。



八

　　战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对手。
　　这似乎是一句废话，因为没有对手当然无所谓战争。但这里所指的对手是就本原意义而言的，即质量上大致处于同一档次的双方，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棋逢"对手"，正是在这种碰撞囊，战争精神才闪射出不世之光和极致之美。
　　我们来看看这些对手：恺撒和庞培、汉尼拔和西庇阿、拿破仑和库图佐夫、巴顿和隆美尔、朱可夫和曼施泰因，当然还有东方古国的黄帝和蚩尤、项羽和韩信、诸葛亮和司马懿、岳飞和金兀术、袁崇焕和皇太极等等，读着这些名字，你就会感到一种冷峻峥嵘的质感和倚天仗剑的豪迈情怀，这些都是高质量的对手，他们之间的碰撞不光是意志和智慧的角逐，也是个性和人格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幸遭遇了，他们都在遭遇中付出了全部的心智和能量，并且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极限。他们互相隔离又互相贴近，互相傲视又互相尊重，互相仇恨又互相渴求，互相摧残又互相呼唤，互相对峙又互相濡沫，因为对方的份量就是自己的标高，而自己的存在又恰恰体现了对方的价值。有如一经一纬两根力线，他们共同编织了人类的战争史，这中间任何一根力线的质量，都将决定战争的档次。
　　这两个名字上面没有提到：鲁登道夫和勒芒，都将决定战争的档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作为中立国的比利时是不设防的，直到战争爆发前夕才匆匆组织了一支军队，默默无闻的勒芒将军奉命防守列日的12座炮台，而站在他对面的则是赫赫有名的鲁登道夫。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德军的炮队里拥有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420毫米攻城榴弹炮，这种绰号"大贝尔塔"的家伙十分了得，可以把一吨重的炮弹发射到九英里以外。他们原以为列日会像温驯的羊羔一样迎接德军的铁骑，但勒芒和他的士兵硬是坚守了一个星期，请注意，这一个星期对当时的欧洲战场至关重要，英国的军事史家在战后分析道："列日是丢失了，但由于拖延了德国的进军，它对比利时的协约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炮台失守时，勒芒将军被俘，德军破例没有取下他的军刀，这是对一个军人的赞赏--尽管他失败了。勒芒和鲁登道夫似乎不是一个级别上的对手，但由于其精神的强悍，他受到了对手的尊重，在这一点上，德国人做得比较大气。鲁登道夫曾参与修改通过比利时包抄法国的"史里芬计划"，战后又和希特勒一起组织纳粹党，政治上的名声很臭，但在作为军人这一点上，他起码是合格的。
　　但同样是败军之将，同样是在军刀这一体现了军人荣誉的细节上，奥地利的维尔姆泽元帅就比勒芒将军沮丧多了。维尔姆泽是19世纪初期欧洲享有盛名的元帅，当他率军在意大利北部的曼图亚要塞和法军对垒时，他72岁，而他的对手则是27岁的年轻将领拿破仑。结果，维尔姆泽战败投降。受降仪式是隆重而盛大的，当这位年迈的元帅走到胜利者面前，恭恭敬敬地缴出军刀时，却发现站在他面前的并不是拿破仑，而是一名级别较低的军官，这最后的一击使得老元帅目瞪口呆。其实，拿破仑并没有想得这么多，他只是以那惯有的风格马不停蹄地出击，当曼图亚要塞尘埃落定时，他已经闪电般地出现在博洛尼亚战场上。至于受降仪式，那没有多大意思，尽管让手下的人去张罗好了。但不管这么说，年轻气盛的拿破仑在潜意识里可能并不怎么看重维尔姆泽，因为这位老朽实在不是他的对手。这是奥地利元帅的悲哀，他戎马一生，最大的遗憾并不在于最后吃了败仗，而在于没有得到对手的承认--特别是拿破仑这样有质量的对手。
　　真正的质量的对手是这么一种关系，他们并不回为对方的伟大而渺小，相反，他们会当之无愧地分享对方头顶的光环，连他们身后的青史上的书记也不会轻慢地遗忘对方。这实在是一种幸运的纠缠，既险象环生又缠绵悱恻。他们就这样在纠缠中共同创造和升华，并由此走出孤独，获得自由与快感。这一切都体现了生命存在的某种本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爱的方式，这样的对手难道不应该誉为伟大、誉之为经典吗？
　　拿破仑一生中遭遇过无数的对手，但真正够格的只有一个，他就是俄罗斯的独眼将军库图佐夫。
　　他们的每一次遭遇在奥斯特里茨，库图佐夫惨败，并且差点当了法军的俘虏。但平心而论，库图佐夫不应该为失败负责，因为他只是名义上的总司令，一举一动都受到沙皇和奥皇的牵掣，而拿破仑则拥有绝对台的指挥权。但就是在这场不对等的较量中，他们认识了，如同大山和长河在某个切点上猝然相逢一样，他们匆匆对视又匆匆分离，却各种都在心底里欣赏对方：库图佐夫领教了拿破仑雷霆万钧般的迅猛和果决，而拿破仑则感到了库图佐夫的老谋深算和不可捉摸。于是他们都选择了对方，把对方摆到了值得一搏的对手的位置上，因为真正的较量迟早要到来的。
　　1812年秋天，拿破仑远征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只得起用他并不喜欢的库图佐夫为总司令。
　　"这可是一只狡猾的北方老狐狸。"拿破仑在得知库图佐夫的任命时，意味深长地说。
　　"我将努力向这位伟大的统帅证明，他没有说错。"库图佐夫在得知拿破仑的反应后，同样意味深长地说。
　　你看，枪炮还没有对上话，两位巨人之间的格斗已经开始了。一个天才的质量，只有能与他匹敌的对手最有资格评价，当彼此对视的目光猝然相击时，那金属碰撞般的脆响和火花是何等嘹亮辉煌。
　　库图佐夫一路退却，他要用漫长的交通线来拖垮拿破仑。
　　拿破仑步步进逼，他渴望着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摧垮拿破仑。
　　终于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博罗季诺，那么就摆开架势较量一下吧，当时的力量对比是：法军13.5万人，俄军12万人，双方势均力敌。拿破仑擅长进攻而不长于防守，库图佐夫则恰恰相反，很好，战场态势正好是法军进攻、俄军防守，让他们各自展其所长，这样既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场面上也会更好看。
　　战斗是剧烈而悲壮的，但双方的战术组合似乎不那么精彩，整个过程如同一场简单的正面冲突。这就像两位超一流的棋手对奕，盘面看上去反倒平淡无奇，但这是种更高境界的平淡，一招一式都力重千钧、别无选择。对方都是天才的统帅，实力亦大致相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把对方一口吞下，也不可能从正面抽出多大的兵力实施迂回机动或突击，因此，他们只能这样死死地厮咬在一起，在反复攻击和坚守中等待转机。高手之间的较量大致如此：有时表现为互相竞赛着发挥，双方奇招迭出、痛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有时则表现为互相制约，不让对方有丝毫闪展腾挪的机会，场面亦朴素得近乎原始的角斗。在博罗季诺战场上呈现的就是后一种情况。
　　那么，此时此刻双方的统帅呢？且看--
　　拿破仑坐在舍瓦季诺山下的指挥所里，无动于衷地听着战场上传来的轰响，他几乎从不过问战斗情况，似乎那一切离他十分遥远。
　　在战场的另一端，库图佐夫坐在他的指挥所里，如果不是他手里微抖动的马鞭，周围的将军和副官还以为他睡着了。
　　这是两个巨人之间的牴牾，他们都在努力把自己强悍的精神发挥到最大值，努力承受对方山一般的重压而不断裂，于是他们被迫还原成生命的本原状态--沉寂。你不知道他们内心是从容还是颤悸，这状态似乎与叱咤风云、雄姿英发之类不沾边，但你必须承认，它更加惊心动魄。
　　多么残酷的巨人之战！到了这时候，决定胜负的恐怕只有冥冥上苍了，那么就听天由命吧。
　　战争的结局是：法军伤亡4.7万人，俄军损失4.4万人，双方打了个平手，但从战略上讲，库图佐夫胜利了。博罗季诺之城是拿破仑入侵俄国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重大战役，此后便是拿破仑进入被焚毁一空的莫斯科而后又被迫退出，直到狼狈地逃回巴黎。
　　值得一提的是，当拿破仑和库图佐夫在俄罗斯原野上交手时，他们麾下各有一名高参：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这两位后来都成为世界级的军事理论巨匠，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战争艺术概论》和《战争论》，相信所有对战争稍有兴趣的人都会知道这两本书。统帅的质量是这般匹敌，手下的辅佐幕僚又恰巧是同一档次的精英，这样的对手真可谓天作之合。
　　拿破仑失败后，当俄军中的某个军官用轻薄的口气嘲笑拿破仑时，库图佐夫打断了他的话，严厉地说："年轻人，是谁允许你这样评论伟大的统帅的？"--请注意，库图佐夫从来都是这样称呼拿破仑的：伟大的统帅。
　　同样，拿破仑也忘不了这位俄罗斯伟大的统帅，在流放圣赫勒拿岛的日子里，和库图佐夫之间的较量一直死死地纠缠着他，"真是天晓得，法军本来稳操胜券，但俄军却成了胜利者。"这位永不言败的科西嘉人是多么想和对手再来一次决斗！
这就是对手！
　　只有库图佐夫才够得上是拿破仑的对手。
　　那么威灵顿呢？难道……
　　很遗憾，这位都柏林的公爵够不上，尽管他最终战胜了拿破仑。滑铁卢是拿破仑戎马生涯的最后一战，任何天才都无法逃避最后那宿命似的终结：胜利或失败。如果我们的目光不那么势利，就应该承认这种终结并不体现一个人的全部份量，而且就生命体验而言，后一种结局似乎更为珍贵而结实，这就是英雄末路的悲剧美。威灵顿的目光倒不见得势利，但是他胆怯，滑铁卢战役之后，拿破仑退位，本拟流亡美国，但途中被英国军舰拦截，威灵顿一定要将他放逐到离陆地数千里之遥的孤岛，并且由英军看管。他害怕拿破仑东山再起，在这位失势的巨人面前，他也不敢挺起身躯与之堂堂正正地对视，他的灵魂在颤栗。
　　威灵顿只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客，我们当然不能说他不懂战争，却可以说他更懂得在收拾战场时如何收拾对手。



九

　　战争结束了，但战争拒绝死去，于是把最精彩的段落定格为遗址。遗址不是遗骸，它仍然澎湃着生命的激情。因此在所有的遗址中，我最欣赏战争遗址。
　　战争遗址不是花前月下精巧的小摆设，也不是曲径回廊中的泥喃情话，这些都太逼仄、太小家子气。它恣肆慷慨地坦陈一派真山真水和荒原，连同那原始的野性和雄奇阔大的阳刚之美。且不说那俯仰万里的长城和崔婉清丽的江南山水中，也随处可见古战场雄硕的残骸。你看那江畔岩石上巨大的脚印和马蹄印，那是生命伟力的杰作，使人不由得联想到当初那凌波一跃的凛凛身姿。还有青石板上千年不朽的剑痕（几乎无一例外地叫"试剑石"），面对着它，所有关于剑的诗句都显得太苍白，什么"一剑曾当百万师"，什么"踏天磨刀割紫云"，都不足以形容。它就是一道剑痕，充满了质朴无华的力感。这些当然都是理想化的夸张，属于假托的鬼斧神工，但没有谁去推敲它是否真实，那冻死重要，重要的是呼啸其中的威猛和强悍，这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底蕴，它流淌在一切健康人的血脉里，令人产生一种挟泰山而超北海或倚天仗剑那样的豪迈情怀，这时候，即使是彬彬弱质的蒲柳之躯也会"好战"起来，"国人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其实岂止是男儿？又岂止是为了收取边关的功名？
　　我早已步入中年，半辈人生中也曾经历过铭心刻骨的贫困、痛苦、屈辱和抗争，甚至经历了过死亡阴影下的恐慌和等待，当然还有并非每个人都能经历的欲生欲死的爱情（那是一种怎样的轰轰烈烈的伟大啊！）每一次这样的经历都使我感到生命的张力到了极限，都犹如一次战争的洗礼。但我从未经历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我至今不知道战场上的硝烟和节日弥散的火药味有什么不同。展望天下大势，我这辈子很可能将无缘战争，每每念及，总觉得是一种缺感。滚滚红尘中，我并不眼热别人的玉堂金马和锦衣美食，一点都不眼热；但面对着别人身体上一块战争留下的疤痕，我常常会抑止不住灵魂的颤动，我知道，这是一种羡慕。都说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生是幸运的，有谁知道这也是一种不幸呢？
　　既然无缘战争，那就吟一阙《战争赋》吧，不光是为了祭奠和警喻，更是为了解读和欣赏，为了抖擞精神走出一路昂奋和阳刚。























母亲三章

夏坚勇




云烟旧事

　　东家的二婶常说："我来的时候，福儿还没这桌子高，老是苦着脸叹气。谁问，也总是那句话：'我没得老子。'像个小大人似的。"
　　算起来，二婶嫁过来的时候，我才三岁，依稀记得是坐轿子来的，带着吹打很风光。远近的人都说，林春讨了个"毛连眼"，盖全村；也凶，比林春大三岁哩。新娘子到底漂亮到什么份上，我已记不清当初的模样了，但直到现在，二婶60岁出头了，走出来还格铮铮的，可以想见40年前的"盖全村"并非虚妄。，
　　"福儿"是我的小名，福谐腹，只有遗腹子才用这名字。
　　遗腹子所感受的是一个母性的世界，至于父亲，只从母亲那里一鳞半爪地听到，说父亲很敦实，不大讲话，乍一看像个"肉头"，但内里却极精道，说得最多的是一次上街卖猪，帐房先生把秤砣一抹，手指刚搭上算盘，父亲已脱口说出个数码来了。帐房先生那惊诧的目光便从老花镜的下边定定地瞄过来：这个沙包佬，倒看不出……
　　母亲自说自话的时候，语调中透着落寞与悲凉，一边轻轻地拍打着我的屁股蛋，因为这时我大抵总是钻在她怀里吃奶的。吃奶往往不是由于饥渴，而是一种习惯性的游戏。这游戏一直延续到上学以后，每每放学回来，见母亲正在田间劳作，便迫不及待地扑过去，扑进那散发着温热汗气的怀抱。母亲则停下手里的活儿，极惬意地在田埂上坐下，微微闭上眼睛，任我有滋有味地把乳头吸出响声来，那神态似作小葱，又伊然在静心静意地欣赏一首赞美诗。间或田埂那边有人说："三嫂，你咋这么容着孩子?回去用胡椒往奶头上一撮，看他还吊不吊了?"
　　母亲便笑着："咱不塌，咱不塌，人家吃奶吃到娶媳妇哩。"
　　我的母亲，似乎只有这时候才会停下来小葱一会，也只有这时候才会展颜一笑。
　　母亲那怀里总是汗浸浸的，乳房也日见于瘪，一家五口，生活的负担太沉、太沉。祖父80多岁，眼睛已近乎全瞎。我和姐姐都不到10岁。另外还有一个大哥，解放初期，他正读师范二年级的时候，却因病缀学回家。他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大哥极聪明，文章和宇都很出色心气又高，得了这种病，内心的烦闷是可以想见的，因此，便每每无端地在家里发脾气。母亲总是赔着小心，不声不响地收拾摔碎的碗瓷。间或说一句："你身体不好，歇着点，别发躁。"发完了脾气，大哥便一个人躲进房间里，捶自己的头，偷偷地哭。他是1960年初夏离开这个世界的，母亲把家中的杉木大门脱下来，给他做了一日棺材，葬在父亲身边。
　　大哥是属鸡的，享年28岁。
　　大哥死后，母亲常常会自言自语地反躬自省："如果当初让他娶了冠珍，或许就不会……"
　　冠珍是邻村的姑娘，在我记忆中是高高的、瘦瘦的，极文弱的样子。有一段时间，大哥和她好上了，但母亲竭力反对，她知道，大哥这种病结了婚会越发加重。记得有一次傍晚时分，我放学回来，见家里的气氛有点异样，朝房里一看，原来是冠珍来了。
　　那阵子,大哥正发病，躺在床上，冠珍坐在床边，拉着大哥的手，似乎也不在说什么，只是相互看着。母亲冷着脸，在院子里映鸡打狗的。不一会，冠珍走了，大哥从房里挣扎着冲出来，雷鸣电闪地发作了一通，当然又摔了东西。不久，冠珍嫁给了本大队的一个军官，随军到广东去了，大哥也日见暴庚颓唐，终至一病不起。
　　有人看见，大哥死去的那年深秋，冠珍回来探亲，一个人来看望过大哥。寒烟衰草，落叶萧萧，冠珍在大哥的坟上徘徊了许久，走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眼下40岁出头的女人，还可以堂而皇之地称之为少妇的，也不会拒绝各式新潮时装和"霞飞奥丽斯"之类。母亲是36岁上生我的，可是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便是个老人。她那样瘦小，脸上那么多的皱纹，眼睛一经风便流泪，那是生我的时候，月子里经历了太多的悲伤。她总是忙，晚上也总是很晚才回来。每天，我站在村头的大路边等她，暮色里走来的每一个身影都会撩起我温馨的希冀，可归来的身影又一个个从我面前过去了，他们都不是母亲。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有时，我便会倚着什么睡去。醒来的时候，往往是母亲正抱着我，用心细细地替我洗脚。灶
门口的火光一闪一闪的，映着她那张疲惫的脸。炊烟在茅檐下绦绕，弥漫着玉米粥清甜的气息。
　　倘若白天跟着母亲一起下田，便可以躺在田埂上，检阅羊群似的白云和浩浩荡荡的蚂蚁队伍，或赤着脚，巴达巴达地追逐田间的野趣。有时去得远了，偶一回头，见母亲正直起腰身，撩起衣襟擦汗，天空湛蓝湛蓝的，日头明光光地照着，那发丝飘零的身影雕塑一般，令儿子抨然心动，看得发呆。母亲一边劳作，间或便要喊一声："福儿，别走远了。""福儿，妈挖了花生芽，快来吃。"声音甜甜的，暖了儿子的心。但有时，那喊声也会变得粗暴："福儿，要下雨了，快回去。"我一看，果然天边正涌上一堵乌云，太阳也 黯淡下来。我不走，要跟她一起回去，母亲便板起脸："一个人回去，妈干活哩。"
　　雷阵雨，说来就来，追着我的脚步扑到门前，闪电撕开混沌的雨帘，天地间一片慷心动魄的破碎声。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母亲，想到她会不会被雷打死，我惊恐至极，哭喊着扑向暴风雨…
　　结果是，母亲抓小鸡似地把我从村头的泥水中掳了回来，铁青着脸问："别嚎丧，这么大的雨，谁让你往外跑的?"
　　我边"嚎丧"边中述："我怕，外面响大雷哩，我伯妈被雷打死下……''
　　母亲就如融化了似的向我倒过来，将我搂进怀里："乖，别怕，雷不会打妈的。"她紧紧地楼住我(那怀里冰凉冰凉的)，面颊上潸然而下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母亲虽然个头不高，但干活很麻利，特别是点种、收割、打场之类，更是全村的"一把手"，人家都喜欢请她帮工(那时候还没实现合作化)。我也喜欢，因为她去了，我可以跟着去"吊桌子"，特别是收种季节，阔气点的人家说不走要买肉的。我去了，妈不让我上桌，只坐在下面的小机于上，桌上"请"起来了，妈就把她的那块肉嫌到我碗里，自己则埋头扒饭。一般"请"过三巡，肉碗就空了，妈便倒几口肉汤泡饭，她说肉汤泡饭实在比肉好吃。有时"请"过三巡，碗里还漂着零星几块，大家都叫母亲吃掉，她却从来不吃，说是肉汤太油，跟佐了，也不肯嫌给我咆。
　　我家也请人帮工，但从来舍不得买肉，即使是过年，也只是除夕晚上才能吃上一回。正月里别人家的孩子都走亲戚拜年，欢天喜地，小皇帝似的。母亲却从不让我出去，我总是埋怨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母亲的娘家也绝了，连个舅舅也没有。后来才慢慢悟出来，原来是母亲怕礼尚往来，我们去人家拜年，人家 也自然得到我家来的，正月里的头几天，桌上没有肉和鱼不好看。因此姑妈家的几个表哥每年都到正月底才来拜年。表哥来了，母亲便说：昨不早点来?天天都在瞟哩。她把藏在坛子里的炒花生和爆米花捧出来，还有过年留下的拳头大一块咸肉，母亲把它切得很薄，盖在咸菜上婉得油汪汪的，大家吃得很香。
　　大约在1956年前后，因为一场纠纷，我才知道我有一个很不简单的外公。那一阵家里似乎很亢奋，大哥更是频繁地出门找人。晚上，还关起门来，叫我给磨墨，让他写什么状子。大哥写字狠格局，正襟危坐，腰秆挺得很直，先握着笔屏气凝神，作沉思状，然后抬起肘子，洋洋洒洒地一挥而就，写好后略改几个宇，轻轻复念一遍，很自得的样子。母亲则站在一旁，老是说着那句话：当初他可像只乌眼鸡似的，看不得咱家那七亩好水田哩。"或"你外公的消息传回来，他关着大门喝酒，尸也不肯去收。"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原来外公是个浑身带着光环的革命烈士，1927年的党员，担任过县委的军事部长，是我们这一方的风云人物。前一年，政府发下来120元抚恤金。那时候，一只鸡蛋才3分钱，一个为人师表的小学教员月工资也只有12元。可见120元是个不小的数字了。但外公有个弟弟--当然算是我的叔伯外公了--却瞒着我们家，独自把抚恤金吞吃了。大哥听到消息，很是义愤，因为母亲是独养女儿，现在外公外婆都已作古，母亲理所当然地是第一直系亲属。她去找叔伯外公交涉，叔伯外公不认帐，说他是烈士的弟弟，和烈士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姑娘算什么?嫁出去的亥，泼出去的水，何况是个野种，假人假马假到底哩。"所谓"野种"云云，系指母亲是外公抱养的，并非亲生。大哥算是个知识分子，自然懂得一些新社会的政策法规，于是诉诸政府。结果，双方打了个平手，抚恤金利益均沾。最后，当叔伯外公从腰包里抠出60元钱给母亲时，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拿去，回家给那个疡病鬼打药吃。"
　　母亲回家以后，没有把这话告诉大哥。但那钱确是给大哥打药吃了。
　　等我上学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学校照例要组织去祭扫烈士墓的，回校写作文时，一个个情不自禁地从笔下流出"心潮澎湃"、"可歌可泣"之类的形容词。是啊，那一页页鲜红的历史，确实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震撼力，而其中最初的几页上，就记载着我的外公。在我那与生俱来的自卑心理的阴影中，外公是一尊辉煌丽圣洁的雕像，时时辐射出生命的暖色。
　　母亲也经常说起外公，但在她心目中，外公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她说外公福相好，高个子，大脑门，头发向上梳过去，有时戴一顶直贡呢黑礼帽，很有派头。她说外公能喝酒，会赌钱，人又极"四海"，家中虽有七亩好水田，操持好了也够他吃喝的，但他总是要往外跑，当牛行，当草行，赚大把大把舵钱，赚了钱就用，从不藏藏掖掖的。家里时常有三朋四友的来，来了就称肉打酒搓麻将。他这人一辈子都吃香的喝辣的，到哪里也有人请他上馆子。四周围有难解的纠纷，只要他一到，天大的冤仇也烟消云散。母亲说起这些的时候，有一种神圣的崇拜和自豪感。
　　母亲还说，外公闹共产，是由于跑小路。跑小路就是搞野女人。外公跑小路，外婆从来不问，随他去。但由于村里的一个寡妇，结下了仇人。那家伙也是个狠脚色，外公奈何他不得。民国16年闹共产，外公第一个参加进去，并且第一个把那"小路相逢"的家伙绑在村头的香椿树上，用麦叉活活戳死了。
　　外公被捕以后，外婆去看望过，当时只要他在自首书上签个宇就能不死，外婆劝他认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外公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这人，死就死在一边。"一句是："你不要舍不得我，我这一世人生，什么样钩福也享过，死了没啥抱怨的。"

　　就在外婆去看望的第二天(民国十八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外公被押往刑场，同去的一共五个人，用铁丝穿着琵琶骨连在一起。通往刑场的路很长，在走过一座桥时，外公突然感到不对头，怀疑是要往周益庄去，一年前他亲手杀了周益庄的地主麻乡约(乡约是旧时乡村中管事的头面人物)，麻乡约的儿子后来当了铲共团，这会儿就在后面押着他。他怕今天要被挖出心来祭麻乡约，便大喊一声："横坚是个死!"往桥下一跳，其他五个人当然也一同下去了，桥上一阵乱枪，血水澎湃了半河……
　　母亲讲述这些的时候，语调平淡而矜持，眼睛定定地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有激愤，没有悲戚，有的只是那种春蚕吐丝般绵长的思念。我得承认，母亲曰中的外公活灵活现，带着虎虎生气和突变神采，却又没有烈士墓前介绍的那样辉煌圣洁。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
　　除去一次性的60元抚恤金，外公的光环对于一个贫寒拮据的农家是暗淡而遥远的。深夜里，我常常会被大哥那喘不过气来的咳嗽和母亲轻轻的叹息惊醒，于是便好一阵不能人睡。大哥的脾气日见暴躁，每当他雷雷霆震怒时，母亲便对我说："福儿别在家里惹你哥生气，到社里玩去。"
　　社在我家西面不远，有办公室、仓库、粉坊、豆腐坊什么的，很大的一个四合院。我从家里出来了，心里空空的，对一切的玩乐都失了兴趣，只呆呆地看一个小老头写标语。标语是用石灰水写在墙上的。社的院墙很长，那标语自然也长，他写的是："发扬武松打虎的勇气，唐僧取经的恒心，大禹治水的毅力，愚公移山的精神，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而奋斗。"老头很专注，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很少向我看…眼。只有一次，他似乎无意问了句："你哥这些时有没有发病?"我扭头不答。我这人从小就有一种畸形的自尊，最不喜欢人家问我大哥的病、家中 的困难之类，即使那是出自真诚的关怀，我也一概不喜欢。
　　这老头是本大队的一个地主，很有学问，据说上过大学(也有人说只是高中毕业)。因为有学问，大家便叫他陈先生，解放前就这样叫。那时陈先生不仅家里有百十亩好田，在扬州还开着铺于，在政界也小有影响，和国共双方都有交往，还出面营救过共产党方面的几位要人。陈先生对人很客气，对佃户也不很刻薄，因此，在人们眼里，他和其他地主是有区别的。合作化以后，社里有些写写画画的事，就叫他干。围墙上那条标语，就是他自己独出心裁的创造。不过有人说，陈先生学问虽高，宇却鳖脚得很，这是实评，连陈先生本人也承认的。但在我眼里，那宇是极好的了，单是那么大，就很了不得。
　　直到母亲在门前软悠悠地喊，我才蔫蔫地往回去，此时大哥已息了火气，正似看非看地捧着那本商务印书馆的《古文观止》。我看看时机极好，便提出那标语问他。大哥好为人师，又不能常为人师，因此，一遇上这种机会便表现出少有的兴奋。他从武松打虎讲到愚公移山，还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直讲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苍白的脸上也现出几许红晕。我最初的那点历史文化知识，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大哥也说，陈先生的学问是没说的，但宇不行。
　　大哥是个浪漫色彩很浓的人，他对那墙头标语的解释简直近乎神话："机械化就是什么也不用人动手，庄稼成熟了，联合收割机从田里开过去，前面吃进去的是带杆儿的麦子，后面吐出来的是馒头，还热乎着……"讲到这里，他突然叹了口气，黯然然地看着窗外，脸上又渐渐恢复了那没有血色的苍白。
　　我知道，他大概是想到了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病……
　　一次，我放学回家，陈先生又在村头写标语，我站着看了一会儿，陈先生仍旧旁若无人地专注，我走出不远，有人问我："福 儿，你刚才看什么?"
　　"看陈先生写字。"
　　那人脸上现出一种诡谲常的笑容："你不该叫陈先生，该叫他舅舅。"
　　"你瞎说，我妈姓李，我没有舅舅。"
　　"你妈是领来的，这个陈先生才是你的亲舅舅哩。不信，回去问你妈。"
　　我感到蒙受了莫大的侮辱，这个叫陈先生的地主，怎么可能是我舅舅呢?我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扭头便走。
　　当然，我把那人的话对母亲讲了。她呆了一会，说："挑猪草去！"
　　于是我便去挑猪草，出村时，远远地躲开了那个写标语的小老头。
　　此后不久，陈先生迁居扬州。1963年社教运动中又被遣送回原籍改造。1979年再度迁居扬州，据说曾担任扬州某区的政协委员，子女也很出息。韧时，村办厂有人去扬州办事，上门看望过他。回来说，陈先生见了家乡人很高兴，自己爬阁楼，硬是把床腾出来给客人睡，几个子女都是高级教师，云云。
　　后来便再也没听说有谁去看望过他。





艰难时势

　　母亲用家中的那副杉木门板给大哥做了棺材，把原先猪屋里的杨木门卸过来作了大门。杨木很重，开门关门，便"吱儿吱儿"地响，脆生生的很悠扬。每天，那旋律一早便闯入我的梦境，似醒非醒的庸（心旁）倦中，我闭着眼睛，似看到母亲开了门，一边扣衣服，一边打开鸡窝，让鸡婆争先恐后地挤出来，在晨露湿漉的小 院里印下一行行鲜活的"个"宇。然后便去河边提水，母亲个子小，提水时必须将身子厌过来，厌过来，头发一直垂到腰际，桶里的水一晃一晃的，把一条裤管溅得精湿。等到她坐在灶门口生火做饭时，我已经揉着睡眼起床了，跟路路路地拎起竹篮走出去。
　　每天早饭前，我得挑满一篮猪草，然后上学。但有时，那旋律也会失信，等到我醒来时，太阳已照在床头，到上学的时候了，我转了转那杨木门，却悄然无声。母亲一边给我盛早饭，一边说，是她把门窝于里洒了点水，不响了。"这几天考功课，用脑子哩，让你多睡会。"
　　母亲自己不识字，却很看重子女的功课，不管家中多么困窘，她也要让我们读书上进，从低矮的茅檐下走出去，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
　　1962年，我小学毕业，姐姐初中毕业。
　　那是个饥饿年头，老人们说，天道轮回，恰逢庚于鼠年，天下的粮食都被老鼠咆光了。村头的老槐树被人们从上到下剥光了皮，枯成了一株干柴。阳光下到处倘祥着浮肿病人的影子，一双双眼睛浑黄浑黄的，死鱼一般。一天吃晚饭时，姐姐说，要填报考志愿了，老师知道我们家困难，动员她考师范，因为上师范是供给制，用不着家庭负担。如果上高中，要到离家十几里以外的曲塘去，除去学费，还有伙食费、住宿费什么的，这些先不去说它，光是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报到，那一笔钱就捧不起。母亲沉吟了一下，问："师范出来做先生?""做先生不错了，吃国家粮哩。"姐姐却低头晚着筷子。毋亲又问："你自己呢?"姐姐迟迟疑疑地说："我想将来考大学，就是……"母亲没有作声，收拾起碗筷到灶上去了，她慢条斯理地洗得狠细心，一点响动也没有。洗好了，平静地走过来："你要考曲塘就考吧，只要考得取，拆房子也让你。“

　　在后来的那些年里，姐姐常说，如果当初母亲坚持要她考师范，她也就考了，家中那样难，她没有勇气、也没有理由拒绝。那样的话，可能在某一所乡村小学的讲台上就多了一名女教师，而现在这家工厂的总师室里则少了千名机械工程师。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只在反掌之间。
　　以母亲的见识，她当然不懂得当教师与工程师的区别，反正都是"吃国家粮"的。但是她懂得多读书总是有好处的，更懂得尊重子女的意愿，而在当时，这种"尊重"却要付出多么艰辛的代价。
　　家中养了一头猪，一年前抓的,那是全家的希望之星。猪也善解人意，虽然没能吃上一口精料，却得之于四时嫩草的精华，长出了百十斤的架子。 自留地上的新麦收打以后，母亲咬咬牙，每天从人的口粮里匀半瓢大麦粉给猪吃，一个月下来，那猪屁股的弧线居然出落得圆润且生动了。全家人便每每围着品头品足，心中充满了憧憬。来人了，母亲便请他们估斤两，都说不小了，一百二十斤是驾定，甚至有说一百三，一百四的。母亲满脸喜气，嘴上却总是不信："没那么重，我昨总不见它长呢?""你天天见哩，看惯了。""我看没那么重。"母亲虽这么说，脸上却越发神采明艳。
　　经过不知多少人的估看之后，母亲开始筹划卖猪了。卖猪是欢欣鼓舞的节日，但对于母亲，却毋宁说是一道苦涩难解的方程式。包括原先抓猪娃的本钱在内，一年来林林总总的开支，一笔笔都欠着，欠的时候，都说等猪卖了还。现在，即使按最乐观的估算，这头猪也是远不够还债的。母亲得根据各家的经济景况、拖欠时间、特别是亲疏为人，反反复复地排列筛选，以决定哪几家这次非还不可，哪几家再拖一拖，哪几家一次还清，哪几家先还零头。对于拖一拖和还零头的，预先就得和人家打招呼，当然，那 是很难堪的事。母亲向来是很重脸面的人，但一钱逼死英雄汉，在那些日子里，或清晨，或夜晚，我们常常看到母亲那瘦小的身影从村头瞒跚着走过来，直到进了家门，仍旧一声不响，我们知道，那肯定又是受了债主的脸色。而后，全家人便会不约而同地走向猪圈，围着猪一阵好看，心头似乎得到些许安慰。
　　终于到了卖猪的日子。那时人的口粮每月只有12斤，对猪的长期"优待"是断然吃不消的。猪没有卖给国家的收购站，因为伯够不上斤两，又得抬回来，折了膘分。谈好了，卖给村里的屠夫去宰杀，饿食120元一担，饱食100元一担。母亲选择了饱食。那天，我们挑了顶顶鲜嫩的青草，加进去两大瓢精料，煮了一锅好食，一家人围在猪圈前，看着猪吃。猪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食，先是奋不顾身地吞噎，满头满脑的食水点滴淋漓。眼见得那肚子渐渐鼓起来厂，便摇头摆尾地撤泡大尿，再回过头来，放慢节奏，悠哉游裁地受用。母亲低头加食时，眼眶里似乎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我们也心里沉沉的。最后，母亲用手把食槽里的剩食刮到一起，在猪背上把手揩干净，祈祷似地说："猪过千年有一刀，总有这一天的。"便扭头去喊人来过秤。
　　猪哀嚎着挂上了抬秤，只见那秤杆老是往下戳，撑秤人向里抹了好几把才稳住了。母亲脸上僵得紧紧的，只是说："怎么只有这点，怎么只有这点……"撑秤人把秤打在那儿，对母亲说："三奶奶，你自己看，102斤，还疲疲的。"母亲叹了口气："我不用看，这猪是吃草长大的，架子有，其实没膘分，秤不出斤两。"于是那几条汉子便发一声喊，把猪拖到隔壁林春家去了。
　　那个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屋里，听着那边一片忙碌的响动，心头暗淡得很，母亲时不时的就冒出一句："这畜牲，怎么只有这点斤两?"傍晚时分，林春家的二婶来了，说："三嫂，猪杀好了，也称点肉给孩子烧烧吧。"见母亲沉吟不语，又加了旬："价钱 大，就少称点"，母亲问："卖什么价?""贵是贵，两块半哩。"母亲'迟疑地站起来，跟着二婶往外走。这时候，我突然义无反顾地扑上去，拦在母亲面前："妈，我不吃肉』"母亲楞佐了，说："乖，咱就称几两，回来和着茄子烧，你们挑猪草挑到现在，该吃的。"我寸步不让地堵在门前："我不想吃肉，真的不想吃。"声音不高，却异常坚决，因为我感到喉头堵着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我怕抑制不住，要哭出来。母亲只得对二婶说："孩子不想咆，就依他吧。咱摊饼，多放点油。"
　　二婶走了以后，杀猪的来了，拎着一副猪肠子，挂在我家檐下，说："三奶奶，大肠不贵，只算8毛钱，可以烧两大碗哩。"当母亲用哀求的目光望着我时，我几乎是吼着喊出了一句决定性的话：
　　"我什么也不要咆，我要上学』"
　　跟着，我再也抑制不住了，心头的酸楚往上一涌，放声哭了起来。母亲也哭了，我们全家都哭了，泪雨谤馆，不仅仅是因为贫穷……
　　杀猪的"啧啧"感叹着，拎着猪肠子走了。
　　不久，我考取了初中，姐姐到曲塘去上高中。
　　但那次没称肉，母亲总觉得欠着我们什么。夏日的一天，她挑猪草回来，突然兴奋而神秘地把我们叫到面前，从篮子里捧出一团东西来，那是只死羊，而且不小。母亲说是人家扔在路口的，还没变昧，去掉内脏和头脚有几斤好肉哩。当下她便起劲地忙乎起来，烫洗去毛，开膛破肚，每完成一道工序，她总要凑上去闻闻，然后说："生臭熟香，一下锅就好闻了。"我也凑上去闻过，觉得有一股异昧，但这么大一块肉，诱惑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都舍不得丢掉。
　　最后是下河去洗。母亲把羊放在篮子里，上面盖着青草，这 么热的天气，把人家扔在路口的死货捡回来，张扬出去，人家要笑话的。
　　但河对面的庆芳还是发现了。庆芳的丈夫是部队的军官，三十五十的经常寄钱回来。她不上工，保养得白白胖胖的。此刻她在河对面洗衣服，发现了浮在水上的羊肠子，问母亲洗什么，母亲躲闪不过，说是家里的羊，夜里偷吃蚕豆，胀死了。庆芳连忙捂着鼻子说："死东西不能吃的，有细菌，不卫生。"母亲说："是哩是哩，洗洗看，能吃就吃，不能吃埋下去垩树哩。"
　　说话间，母亲已经三把两把洗好上岸了，庆芳又在河对面说："三奶奶，孩子少油水，煎几只蛋吃吃，营养也不错。我家就喜欢吃蛋，不大吃肉。"
　　庆芳确是经常吃鸡蛋的，我们家的鸡蛋都卖给她，一块钱6只，她是现钱，也不大计较个头大小。此刻，她那热情的建议使我们觉得心酸。有一则民间故事中说，富人问穷人："没有饭吃，你们为什么不吃肉呢?"庆芳并没有什么恶意，这人就是少文化，好焰耀，举止言谈有点贵妇人的派头。羊肉烧了一盆子，母亲先尝了尝，说好吃，叫我们也吃，我和姐姐略略吃了几口，便都不吃了。下午，母亲把那剩下的半盆偷偷倒了。
　　从那以后，母亲一吃羊肉就反胃。
　　前年母亲病故，按乡间风俗入殓时，要在嘴里含上米粒和银子。所谓银子，其实只是象征性的，一星半点即可。我一时却束手无策，因为家中实在找不出一件可以称为银器的东西。有辈分高的老人提醒道："三奶奶当初不是有--副绞丝银锡子的吗?"我心头一酸，摇头叹息道："没了，早没了。"于是只得到邻家孩子的长命锁上用刀子刮下少许银屑，好歹让母亲上路时能带上点"硬通货"。

　　母亲确实有过一副银圈子，那是娘家给她"压箱子"的。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母亲拥有的唯一算得上首饰的东西，母亲也很珍措，平时是不戴的，藏在箱子底层，偶尔开箱子拿东西，套在手上试试，眼睛里便有一种异样的光泽。1965年夏天，我考取高中，为了筹集开学的费用，家中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连老屋上的几根杉木衔条也用杂木换下来卖了。到最后，行囊里还差脸盆和热水瓶。学校在邻县，离家有50多里，这两样东西都是住宿生必不可少的。我不忍心让母亲为难，便提出到学校和别的同学商量着合用，母亲却决然不肯："咱再穷，也不能让你在学校里低三下四，被人家看轻。"开学前一天，她果然给我买回了新脸盆和热水瓶，但那副"压箱子"的银锡子却从此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15岁的我踏上了去异乡求学的道路。9月的田野狼藉而空旷，大片的高梁刚刚收割，散发着苦涩微甜的气息。背着沉重的铺盖卷，想象着远方那个末等都市，心头说不清是兴奋还是迷茫。村路透逛，雾露凝滞，西风刮起来了，传递着苍凉的秋意，蓦然回首，母亲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村头的老树下，在她的身后，故乡的茅檐若隐若现，早晨的炊烟乡愁一样地飘荡……
　　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孤独的远足。
　　走进了那所堂皇的省立重点中学，一切的感觉都新鲜得很。
　　第-次跟着同学们去老虎灶冲开水，回来的路上，看着他们平平地提着水瓶，那般的意态偶像，觉得根有几分惊险：那水瓶在他们手中几乎没有角度地平躺着，且又跟着手臂极随意地前后摆动，里面的开水昨就不会泼出来的呢?轮到自己时，却无论如何不敢那样冒险，必定要将水瓶保持垂直状态，当然，那是很吃力的。 回到宿舍，当我终于提出水瓶的倾斜度问题时，却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谅诧："你在家里难道没有用过热水瓶吗?"我只得呐呐地承认："我们家没有热水瓶。"

　　于是有人窃笑，有人慨叹。我的这些从石板小街和瓦檐下走出来的同榜生员啊…
　　当然，后来经过操练，我也能把水瓶放到足够的倾斜度，且能卖弄出几分潇洒来了。
　　再后来，我知道那里面的开水其实根本不会流出来，因为我学了物理，懂得了气体力学及压强之类。
　　那只和我相濡以沫的热水瓶，后来却在宿舍的石井栏上不幸蒙难。那时候，为了节省菜金，我常常不到食堂吃中饭，从家里带点米，早上淘净、泡胀，灌进热水瓶里，中午回到宿舍冲上开水，闷上一刻钟，倒出来的，就是烫熟了的稀粥，这种方便快餐实在是很香的。但吃过以后，要把热水瓶里面清洗干净却颇费手脚。终于在一个冬天的日子，一失手成千古根，随着那声钝响，井台上炸开一摊惊心动魄的灿烂。
　　这事我一直瞒着母亲，当然也就一直没有再买热水瓶。
　　学校的宿舍是30多人共佐的大统间，夜里每每被窗外的风声或邻近的呓语惊醒，孤独的辗转中，远方的母亲便款款向我走来，是那个穿着水洗得薄漂发白的旧衣终日操劳的身影。她从田间归来了，一边撩开被汗水沾在前额的头发，一边到灶头的汤罐里舀半瓢温水咕咕噜咕噜地牛饮，我的心头蓦然然揪紧，为自己在井台上的失手而悔恨绵绵……
　　正是因为这种悔恨，不久，当我的股盆同样在井台上历险时，我才能那样地义无反顾。
　　母亲给买的那只铝质脸盆，严格地讲只能算是一只饭盆，口面比两柞围起来大不了多少，毛巾朝里面一撤，即使是半盆水也要溢出来，这就是说，它的容积最多相当于两条毛巾。铝制品当时还不很普及，乡下人称作钢种，新买的时候很亮，真正光可鉴人。母亲说，钢种的好，不怕磕碰，身子骨又轻，不坠手哩。但后来的那场惊险，恰恰是由此而酿成的。那是个平淡而庸（挑手旁）倦的星期天，在冬晨稀薄的阳光下，我把脸盆放在井台上，然后操起吊桶打水。孰料阵风乍起，那脸盆竟翩翩然飘人井里去了。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至起初我还在欣赏脸盆随风起舞的轻盈，等到回过神来，便俨然整个世界沉沦了一般，那种谅惶和沮丧，即使是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溃败，抑或是华尔街亿万富翁的破产，也无过于此的。
　　低恹恹了好半日，终于忽发奇想：井再深，总有底，何不把水打干，人站在吊桶上系下去拿?于是茅塞顿开，摩拳擦掌。同学们听了，都认为是天方夜谭。有高年级的大龄生警告说：这冲老井，井壁全靠水撑着，一旦打干了，说不定会塌下去的。但我仍旧一意孤行。打水工程持续了大半天，傍晚时分，井终于见底了，我脱去衣裤，雄雄赳赳地站在吊桶上，让同学们七手八脚地系下井去。
　　整整20年以后，我成了一名所谓"作家"，曾经写过一篇颇为走红的小说，在那段纯属杜撰的女主人公下井寻找世界地图的情节中，我倾诉了当年潜伏在心底的真实感受：
　　"就在这瞬间，她惊呆了，老井的幽深与恐怖突然沉重地压迫下来，四壁的每一块井砖都在扭曲、错位、颤抖，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而井口的那一点光亮却越发地遥远了，似乎这老井正在向下沉沦，而那高处的光亮随时都可能轰然闭合，成为一座天造地设的墓窟……"
　　惊险之后是辉煌的凯旋。但这事我一直瞒着母亲--那肯定会引发她久远的后怕--而且从那以后，我不再到井台上去用水了，宁愿多走不少路，到宿舍后面的池塘去。
　　那座井台注定是个多事之地。两年以后，那位教给我气体力学的物理教师从"牛棚"跑出来，把身子挺拔地楔进了井底。听到消息时，我正端着脸盆从池塘边归来，结果脸盆掉在地上，跌瘪了好大一块。





白发放草

　　造物主也真会捉弄人，那些养尊处优之辈，整日价研究养生之道，却往往从头到脚浑身是病；而一辈子吃辛受苦的乡野小民，椭风称雨，不忌生冷，却能没病没灾。母亲的身子骨一直还算硬朗，1976年，她患了舌癌，到肿瘤医院治疗，出院前，我私下问医生预后如何，回答说："情况好，还能活一二年。"但母亲不相信自己会死，在背后大骂医生"嚼蛆"："六十三，有个关，去年得病是该我命中有一坎，既然熬过了年，有得过哩。"她果然否极泰来，越活越滋润。村里分田到户，她坚持要了两块责任田，专心致志地作稻粱之谋。两块田，一高一低，长水稻，高田放不上水，她每天大老早起来煮一锅粥，然后挟着脸盆去刮水，刮一阵子，回来吃碗冷粥，再去刮。一锅粥吃到晚，一只脸盆刮到稻穗垂青。我劝她说这样不值得，横坚我们口粮吃不完，带点粮票回来买就是了。她说自己种的米香，营养好；说粮站的老陈米里面用了药粉，那是化学。"况且，不秤田，整天日子也难过哩……"
　　我知道那"况且"是因为孤独。我一月两月的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她都高兴得孩子似的宣扬："我儿子回来了。"然后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但话题总是越来越少。在外面的那个世界里，我有那么多的红尘杂务，人生静面下掩藏着太多的无奈和烦恼：竞争中的失意，人际关系的险恶，生活的周而复始、平淡无味，这些我怎么能向她诉说呢?既透不出信心，也伯她为我扭忧，于是便只能问些钱粮油米之类，渐渐地，竞相坐无言。有一次，坐着坐着，母亲默然垂泪-了："我一个人在家，成天的没个人说话，嘴都闷臭了，好不容易盼到你像云片儿似的飘回来一次……"
　　我一时羞愧得无地自容。不错，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凄凄惶惶，耿耿于怀的无非是那点过眼烟云的得失而已，名缰利锁中，怎么偏偏忽略了母亲那双深情期盼的目光呢?每次回城，母亲总要跟到前面的大路上，抓着我自行车的后架说："有空回来呀。"
　　在那一瞬间，做儿子的心头便况昧四起，严正告诫自己以后要经常回来，在家多佐几天。可一进入城里的那个世界，却又身不由己了，仍旧是一月两月的才"飘"回来一次。
　　到了1989年的夏季，40岁的我却要远离母亲而去了，是母亲动员我走的。因为我们夫妻分居已经13年，孩子也已经上中学了，长久下去，总不是个办法。每次回来，母于无言枯坐时，母亲便作出很轻松的样子："你去吧，不要挂念家里，再过两年，等我做不动了，也随你们去。"然后便小心翼翼地打听调动的进程，我总是说："早哩，领导勒着不放，年内走不掉。"母亲听了，不知是高兴还是失望，仍旧是那句话："你去吧，不要挂念家里。"一边钮头去做她的那些永远忙不完的家务。
　　但领导并没有怎么样勒着不放，调动的手续很快就办好了。
　　我先没有告诉母亲，找了--辆车，把坛坛罐罐的运到妻儿那边，到新的工作单位报了到，准予下个月正式上班。然后回到原先的那座小城，像往常常那样，骑着自行车"飘"回母亲身边。我想陪母亲在家里伎上几天，找个机会把调动的消息告诉她，当然要尽可能轻描谈写些，仿佛不过足出门作一次很普通的旅行。几天以后，再骑着自行车去妻儿那边，大热天，凭两个轮子滚过大江南北几百里行程并不轻松，我为的是让母亲觉得儿子那地方并不遥远，仍旧和往常那样，可以骑着自行车"飘"来"飘"去的。那儿天，母亲情绪很好，总是津津乐道于村里村外的种种趣事，义领我到田头看她种的庄稼，很豁达乐观的样子："再过几年，这田我也不种了，进城跟你们享福去。"我想告诉她调动的事，但一直不忍出口，伯坏了她的兴致。直到临走的前一天，我拿出一点钱，对她说："明天我骑车到江南去，可能要伎些日子才能
回来。"她轻松地把钱挡回来："钱我有哩，你去吧，早点去上班，新到一个地方，要有好印象。"
　　我心头一紧，原来她已经知道了，只得努力地笑笑："反正不远的，骑车来去很方便。"
　　母亲顿了顿，相当平静地看着我："只要你们一家过得好，我比什么都高兴。给你说实话，城里我是终究不去的，死就死在这者屋里，人是土物，离不开土地哩。只是有一桩心事，下次回来，你给我买点木头，早点把大褂子拢起来，也不必花大钱，能遮遮人眼就行了……"
　　"大褂子"就是棺材。我不禁戚然，唯有点头而已。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母亲没有跟到前面的大路上，只站在门前的枣树下朝这边看着。
　　我是从来不善于写信的，特别是给母亲写信，她不识字，有了信必要请人看了再翻译过去，自然只剩下空脱脱的几桩事体，淡了其中的情致。因此，到江南以后，我一直没有给家中写信，只将那些要说的话苦涩而温馨地演绎在心底。在许多落寞失意的时刻，在异乡苍凉的海关钟声的余韵里，母亲那白发飘零的身影便时时浮现在面前，让我独自一遍遍地体验人生的凝重、生命的悲苦欢愉以及至善至美的人间亲情。这期间，有一个堂侄来过，带来了母亲养的小公鸡和树上的枣子，还有包扎得很好的我遗落在家中的几毛钱菜票，母亲不知道那是我在外地学习时多下来的，眼下已无异于几片废纸。来人说母亲还像往常一样，又说稻子收了，折子垒得很高，麦子的基肥下了豆饼之类，我似乎略感宽慰。但深秋的某个傍晚，当我站在萧瑟的西风中，看着几片落叶在台阶上凄惶地飘动时，突然涌上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我急切地要回归母亲的怀抱，回归老家那绍纹似的村路和温暖的茅屋。这冲动是如此强烈而不可抑制，以至于一晚上几乎失了魂似的。妻子似乎看出了什么，说："你该回去看看妈了。"我说："明天就回去。"妻踌躇地："只是来不及买东西了--多带点钱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路了。
　　当然是骑自行车。
　　母亲在河边割草，随着呼哧呼哧的喘息，那白发也在芦时间一高一低地晃动。我轻轻喊了两声，她没听见，只有柴刀砍在芦桩上轻轻地呻吟，到第三声时，她才拾起头来，当下扔了柴刀，定定地看着我，仿佛不认识似的，然而终于笑了："白了，比在家里自些了……"
　　但母亲却显得苍老多了，眼神的迟滞茫然自不必说，身子也侗楼了不少，脸上的寿斑连成了一片，脖子上那条长长的疤痕是手术后留下的，蚯蚓一般沿着松坠的皮肤向下延伸。当时，本来应该进行舌部手术的，但考虑到这么大年纪了，伯在手术台上下不来，就采取了切除颈部淋巴，防止转移的方案，这很大程度是带安慰色彩的，因为原先的病灶还在，光是防止转移有什么用?如果允许作一次残酷的选择，能转移到别处未始不是好事，因为还有什么肿瘤比生在舌头上更痛苦的呢?我的心陡然沉痛起来，母亲，你能够承载山一样沉重的贫困，能够承载青年丧夫和中年丧子的巨痛，也能够承载癌病房里那近乎残酷的治疗。但是在你的晚年，却难以承载心灵的孤独。虽然我是骑着自行车走的，虽然我许诺还像以前那样"飘"来"飘"去，但是你却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儿子已经离你而去了。山高水长，天各一方，期盼也从此变得遥远朦胧。而你又不愿离开脚下的那片土地，只能孤寂地苦守着老屋。 白天，你努力使自己沉浸于超负荷的劳作中；晚上挑着欲熄还燃的灯芯，暗淡地谤听着旷野里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心思飞得很远……
　　这次回家，我整天陪着母亲，尽量找些让她高兴的话题，但说着说着，有时母亲会忽然坐着发呆，只是凝望着枣树上的最后几片树叶，似乎沉浸于某种悠远的思想。有一天夜里，她忽然大呼我的小名，声音惶急得很，待我站到她床边，且让她抓着手时，她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我以为你走了呢．．．"
　　但儿子终究是要离去了。
　　此一去，又是几个月，直到有一天邮差送来了老家的电报：
　　"奶奶生病，速回。"是堂侄打来的。
　　一直不敢去想却又不得不想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母亲旧病复发，还在原来的部位上。其实我上次回来时，她就已经明显感到不适，但她没有说，伯我招心，同时也心存侥幸，希望像以前发生过的那样，只是受了寒凉，偶尔发炎，以后会好起来的。
　　然而这次没有好。
　　从肿瘤医院的门诊大厅出来，我让母亲坐在花圃的石阶上，自己返身上楼向医生摸底，尽管希望之光微薄得近乎虚无，但由于有过第一次的大难不死，便总想着能再次出现奇迹。
　　奇迹没有出现。医生以那种职业性的冷漠告诉我："这么大年纪，又是复发，没有任何治疗价值。趁现在还勉强能吃，想吃什么回去弄给她吃。"在我的一再恳求下，他才同意做一次化疗，算是对病人，也是对家属的一种安慰。
　　看到我从楼梯上下来了，母亲迎上来，问："先生说看得好吗?看不好，咱明天就回去，不要把钱往水里扔。"
　　我说："看得好，先生给你用好药哩。"
　　母亲叹了口气，"人过千年有一死，我不怕死，只是天底下的病多得很，为什么还要让我死在这种病上。"她知道这种病最后是很痛苦的。
　　接受化疗前，母亲提出要到琅山去烧香，我陪她去了。在山脚下，个体轿夫蝗虫似地围上来兜揽生意，要价也不很高，可母亲坚持要自己一步步爬上山。我知道，她是要以自己的虞诚感动上苍。在山顶，我替她买了香烛，捐了功德钱，让她到九垒高台之上的菩萨面前叩拜如仪。同时，台下的儿子也在心底默默地祈祷：上苍，睁开你的慧眼，看看劳苦众生中的这个普通女人吧，为了她这辈子经受的苦难，为了她执著而毫不张扬的爱，你无论如何该发一发慈悲。上苍，为了母亲，我这个无神论者的灵魂向你跪下了……
　　下山了，一步步从远古走向现代，山顶的钟磬声尤自隐约可闻，山脚下激光摄像的招探已经喧嚣而来。这玩意很有号召力，能当场把人像印在手帕之类的东西上，母亲饶有兴味地看了--会，离开时，有些迟疑地问我："画一张得多少钱?"我说："四块。"
　　于是便越发迟疑，但终于还是说了："我也想画一张。"
　　我说："画吧"。
　　"这里不用血照哩，我也不怕它把魂灵摄了去。"老辈子人称底片为"血照"，认为照相会把人的魂灵摄去的。
　　母亲端坐着，笑得平静而慈祥。"这老太，镜头感特好。"摄像出来了，先印在纸上，不光是摄像的个体户，还有四面围观的游客都赞不绝口。个体户又问："老太属什么的?""属虎，77岁。"于是便选一块带生肖的手帕，把人像印上去。母亲自己也很满意，举着正正反反的看了一阵，郑重地交给我："我这一世人生从没拍过小照，就这一张，你收好，以后你们也有个想念。"语调相当坦然。
　　回家的路上，母亲的情绪显得很宽松，似乎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明天，她可以一无牵挂地进入病房，去接受命运的裁决。
　　一个月后，母亲走出病房时，除去脱落了满头白发外，其他没有任何效果，癌细胞正在野玫瑰一般地扩散，一切的药物都已无能为力，只有镇痛片须爽不可离开(后来是针剂杜冷丁)。曾经死死地眷恋着故士的母亲，现在不得不住人我们拥挤的公寓楼，度过她最后的时光。
　　然而，城市的景观，终究不如乡村那样鲜活流畅，朝朝暮暮，几乎永远是一种节奏和色调，连天空也被蓬勃向上的楼顶分割得支离破碎的。母亲是离土地很近而离都市很远的农妇，无论被病痛折磨得怎样昏天黑地，每天，她都明白无误地记得农历的日子，以及还有几天该是什么节气。城里人对天气的反应是极淡漠的，至多也不过关系着上班带不带雨具及阳台上的衣服要不要收之类，只有母亲常常会忧心仲仲地抱怨："多少天不曾下雨了，田里干得冒烟了。"某日，半夜里风雨骤至，我们都睡死了，忽听得母亲喊我们关窗子，口中且念念有词：''救命雨啊，明天家家筑墒栽山芋…．．．"
　　有一天，我正闷头写一篇什么小东西，竟没有听到母亲的呼唤，她终于挣扎着跑进我的房间："我喊老半天了，你昨不睬?"我不禁惊然，连忙解释："妈，我有一只耳朵听不见，小时候下河灌了水的，几十年一直不见好，现在基本上废了。"母亲见我有点悲哀的样子，便转而安慰道："废了好，人生在世，总该有一缺，十全十美反倒不好，难得长寿。"
　　初时，我并不曾介意，后来细细一想，天，母亲这话竟有如掸宗大师的惕语一般，其中意蕴深沉的哲理，令我好一阵颤栗不已。是啊，阴暗圆缺，物极必反；盈虚溢损，相克相生，所谓造化大抵不过如此而已。母亲难道是在阐述这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理吗?
　　按说，母亲是算不上什么知识者流的。曾记得1979年春，正值中越边境战事初起，乡村里也传说纷纭。有一次我回家，母亲忽然神秘今中地告诉我："听说林彪在人家那边帮助指挥哩。"看着她那相当严肃的神色，我不禁哑然失笑，只得叫她大可不必担忧，林彪早就摔死了，怎么会跑到人家那边去呢?母亲生活的天地极其蹙窄，终年基本上足不出村，她又不识字，不能读书看报什么的，对所谓的国家大事难免孤陋寡闻。但不识字却常常闪现出思辨色彩和智慧之光，那是因为积淀了她多年的人生体昧。这些，亦常常使我这个"有文化"的儿子感悟良多。
　　又到了一年的深秋，黄昏的光线短促而凄凉，夜色缓缓地流逝，有如跚跚蹈行的老人，小雨洒在石板街上，透出一片冷色。母亲的小床靠着窗口，精神好些时，她常常伏在窗台上往外看，随着季节的变迁，母亲的脸上一天天地凝重萧索，叹息也变得悠长："树叶子快落光了""太阳照不过来了，日子越来越短了。"终于有一天，她坚决地提出要我送她回苏北老家。
　　母亲回来了，回到了故乡的老屋，明知大限迫近，反倒超脱了许多，似乎能在自己的老屋里终了一生，也就无憾了。在镇痛药发挥效应的那点时间内，她平静地吩咐后事中的每个环节，唯恐我在哪一点上不周到。此外的话题就是讲她孩提时代的往事，很温馨陶醉的样子。一次梦中醒来，她兴奋地告诉我，说梦见小时候到外婆家去了："路两边好多好多的菜花，一眼也望不到尽头，我赤着脚走啊，走啊，浑身上下全沾满了花瓣，连太阳也成了金黄金黄的。外婆家远哩，一到她家，我就说：'我累死了，想睡。'外婆揉着我的脚，说：'你睡吧--咋赤着脚来的?好远好远哩。'我爬到外婆床上就睡着了……"母亲讲这些的时候，脸上神采飞扬，灿烂得有如少女一般。我问她后来怎么样了，她摇摇头："后来就什么也没有了，上了外婆的床就睡着了，我累哩……"
　　是的，母亲太累了。

　　几天以后，母亲平静地逝去。本来，医生说至少还有一两个月最艰难的日子，但上苍有眼，开脱了这最后一次苦刑。是啊，我亲爱的母亲，你这辈子的劫难难道还不够多吗?为什么最后还要让你承受那么残酷的折磨呢?
　　丧事的--切都照母亲生前的嘱咐办，简朴而又得体--根据风俗应有的礼仪和作为--个普通村妇所能够享受的规格。开丧之前，一个帮助料理丧事的堂侄提醒我："你要多准备几桌碗哩，到时候百儿八十的也不够人家偷。"我-一时大惑不解，竟不知这是乡间的风俗：凡高龄且有福的老人死了，来吊丧的人吃罢饭，往往要把腕偷回去给孩子用，说是可以免灾。根据堂侄的说法，像我母亲这样的身份，子女都是大学生，而且在外面都混得不坏，孙辈也很出息，在乡村里算是有福的了，到时候人家偷碗是兔不了的。所谓偷只是个说法，其实就是拿，大大方方地拿，张张扬扬地拿，商量起来大呼隆地拿。而对于主家来说，则是碗被拿得越多越风光。"去年东村万书记的老子死了，那场面啊，-一批客人吃过了，桌面上的碗--个也不剩。家里的碗不够了，派拖拉机到供销社去拖，最后连供销社的碗也拖光了。 啧，那福气这些我自然不懂。但令我费解的是，以母亲的精细，对后事
的方方面面又考虑得那样周到，为什么却遗忘了这桩大事呢?
　　母亲是凌晨卯时人士的，这是风水先生看定的时刻，农历的月底，这个时刻正好最先升月亮后出太阳，寓意自然很不错。母亲的灵柩出门时，正值一弯残月挂在东南角上。我撤着纸钱在前面领路，把母亲领向那片刚刚拾掇干净的萝卜地。清测的寒风吹送着女眷们嘤嘤的抽泣，送葬的喇叭声在夜色里走得很远。而我的心头部却一片空白，飘飞的纸钱中，似看见一大片乱晃人眼的菜花， 母亲赤着脚，在菜花掩映的小路上巴达巴达地走，浑身上下沾满了金色的花瓣……
　　一辈子苦恋着土地的母亲，终于又回归土地，永远永远地和土地结合在…起了。斯时，乳白的曙色悄悄地挂上了东方的天际，是一块浩荡澎湃的娩幛么?
　　母亲人缘好，村里村外来吊丧的很多，流水席，坐了一批又一批，但原先预计的"偷碗风潮"并没有发生。一批客人撤下去了，酒碗饭碗菜碗汤碗虽一片狼藉，却并不见少。我心头隐隐约约的期待终于被丧席上这种残酷无情的文明所粉碎，化成酸涩和悲哀，为我可怜的母亲，和她那77岁的人生……
　　事后一清点，总共只少了一只碗。
　　那位曾经担心''百儿八十不够偷"的堂侄，后来又噙着泪水告诉我："少的那只碗，是孩子喝茶打碎的。--奶奶这-一世，苦啊．．．"
　　鸣乎，我真想大哭一场，
　　暮云春树，逝者如斯，日子又朝朝暮暮地过去。生者仍在凄凄惶惶地忙碌，只是每当静夜或霜晨，尘世的喧闹暂时隐退以后，我便坐在窗前，燃起一支烟，开始和母亲探讨关于爱的涵义，关于永远难择而又难弃的人生问题。
　　母亲到了晚年，喜欢喝本县生产的一种糯米酒，说年纪大了，夜里觉头不好，上床前喝两口，比什么都舒服。一次，我给带回去两瓶，是精装的，母亲心疼地说："要这么好的做什么?贵哩。''我显得狠气派：''不贵，你尽管喝，喝光了我再带回来。"以后问过她几次，都说：''还有哩。''母亲过世以后，我收拾房间，却发现床前的柜子里，那两瓶糯米酒还在。
　　前些时，为了与自己生计有关的事情，我和妻去找-个朋友帮忙，妻拿出那两瓶糯米酒在手里掂掂。我说："这是留给妈喝的妻默默地放下酒，去小店里买了一条中档烟。
　　哦，母亲，如果你觉得孤寂，就常回来看看吧，你爱喝的糯米酒给你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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