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糕的是我的写作，怪异的是我所理解的“爱”本身
构思之初，我深深困惑于“同性文学”这一类属：我无法在找到任何它们与其他小说的差异性特征。这一题材在我看来是个彻底的伪命题。最后，我所找到的、唯一质的描写的对象，就是“爱”本身了。初稿是一万字，写得钻心剜骨，满纸尽是血泪。可和朋友交流之后，史无前例地得到了与预期完全相悖的反馈。为了让想说的话更清楚一些，加了一万字“小说之外的小说”作为注脚。但这依然无法啊挽救它了。写得太差，包括技术性的差。这直接导致了我经历了一场小型崩溃，使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汉语的掌握和写作的缘由。它的浅薄就是我的浅薄，它的怪异就是我的怪异。我对爱的理解，和这部作品一样糟糕。
文/十二
杨国祸又开始写小说了。这是班长告诉我的。我们在去往杨国祸住处的路上，拼车的是一对超重的情侣，“可能是一对在节食互助会结识的情侣”，我是这么猜的，因为他们上车之后一句话都没说。男的挨着窗玩手机，呵出的热气在窗户上似乎都带着油渍；女的则对挂在后视镜上的观音怀有极高的热情，凝视的姿态严厉而不无沉醉，仿佛那是她六岁那年父母拒绝买给她的娃娃，等她再遇到它时自己已经太老了。即便我已经半个屁股悬在空中、身体几次压到车窗升升降降，他们之间依然严格保有一肘宽冷酷的界限，这足够论证他们相爱了。班长坐在副驾上反复确认采访的提纲，不时神经质地低声问我到底有没有带备用的储存卡，我只不过——我无法——打开背包确认罢了——但是我已经回答他三次了。“这他妈，”班长又转过头来，“杨国祸又开始写小说了。”什么叫又开始写了，我问他。“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说的。”他把手机伸到我面前，我没打算看。“好的，他又开始写小说了。”“所以我们是要加一个问题吗？”他绝望地哀号了一声。我知道他已经在翻他之前的作品了，现在熟悉一下还来得及。
直到彻底放弃文学，我都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去做采访，哪怕是像现在这样，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一项纳入学业成绩的作业而去见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人，然后剪成一部草率的纪录片。班长则不同，他从来都不像我这么消极，或者说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该消极。他焦虑得没边儿了，但也仅限于此，这种焦虑是不含爱憎的。他是个没才华的人，好在也从没对自己产生过任何危险的误会——不像我——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地方。我是这么觉得的。在所有人确定选题之前，班长就把我拖进他的小组，那时我们还没确定关系（说起来确定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清楚。我不相信二十五岁之前有人能弄明白，我十九岁，至少在这一点上没装过。那个期末我和班长每天晚上都一起吃饭，看过两场话剧，在对方手机里存了指纹，一天晚上我们从火锅店逃出来，我带他上我常去的教学楼天台，我们在星空的见证下做了一次——但我们没有确认关系。这里面有一些必须确认的东西，我猜班长是这么认为的），尽管我再三告诉他我对此没有兴趣，也无法为任何小组出力，我想要的只是混个学分罢了。紧接着我向他承认，就我糟糕的人际关系来看，他的小组是我混日子的最佳选择，我也早就盯上他了。他根本没有听我说话，我是后来确定他并非有意忽略而是真的没听见。他总是这样。他认为我有才华，虽然不着调，但我和别人不一样——谁身边没有几个寒暑无休地向其他人供应这种幻觉的人呢——他打算做的选题是“自媒体”，他自认为我的“敏锐”能够派上用场。我毫不客气地冷笑了几声，他知道这表示我答应了，也知道是那些我们即将面对的“青年媒体人”引我发小。他喜欢我这样。
单从采访的角度来说，一切顺利。杨国祸比我们预估的能聊，任何话题，我是说任何以他为中心发散的话题，他都能聊出一篇稿子的体量。这使我一阵阵的走神，一来架好机器之后其实就没我什么事了，我只需要在每段对话逼近空隙的时候让深思洄游，站在相机后面随意补充几句，像联欢晚会串场的主持人一样，包括主持人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不会在意他讲话的内容，但必须有他使节目进行下去；而来我总以为自我意识过于强盛的人其实都是最极端的虚无主义者，他们对于探寻更高的存在有心无力，自我剖析起来有勇无谋，与他们对话往往成为对他们的语言——某种中心不明的漩涡——的观望，如果恰好对话双方都是这样的人，那太不幸，如果你小学时代在校门口斗过陀螺，你会明白我的意思：无论交汇与否，这种自我的螺旋都是以沉默收场，倘若交汇、碰撞了，那你们很难再有相遇的机会了，遇强则强，你会在自己的神思中越转越快，越转越远。
采访了一个小时，该问的都问完了，班长和杨国祸开始闲谈。两人的语速都慢了下来，班长方才言谈里的狂热渐渐消失，杨国祸也心满意足地向后一仰，点了根烟，白色的浓雾在狭小的屋子里闷头乱撞。我放下机器，坐在占了他家半个屋子的床边环顾四周，心里不是很舒服。断断续续地听了刚才一个多小时的对话，我大致知道了这间屋子主人的情况。和我们同级，只是因为表现出“认为自己不需要大学教育”而被开除了；有一支乐队，“正在写原创歌曲”，偶像是The Doors和Joy Division；打算拍电影，电影剧本已经“构思了六年，从十四岁开始，随时可以写出来”；印象最深的一次旅行是乔装成少数民族打工者，蹲在一个西部某公路收费站边上抽麻烟，条子就在身边撒野尿；他的房间里有两把琴，一只手鼓，墙上贴满了从各种电线杆上搜刮来的宣传单（人间奇观系列，他说），书刊从鞋架到床上，堆得到处都是；采访他并不是因为他有名，只是因为我们刚好听朋友（也是他的同学）说这个人在做独立杂志，拍一拍，凑个数就得了。关于那本杂志他谈了很多构想，“我们已经做了两年半了”，因为“不像粗制滥造”而没有出刊，于是我们由着他扯了一个小时的谈。我当然知道他是哪种人了，一进门我就知道了。他就是那种典型的“看起来不一样”的年轻人，像个手脚不干净但是有贼心没贼胆的小偷，所有的“酷”都摸上一遍，实则头重脚轻四体不勤，私人故事是他的勋章，激情洋溢的里子是冷漠和懒惰，否定所有价值的同时自己将自己连根拔起，人生中最朋克的时刻无非就是向父母发脾气，没什么出息。像我一样。
房间每窗，我看着浓烟彼端坐在床头的杨国祸胡思乱想着。几乎是出于挑衅地问他能不能聊聊他的小说。班长没有问，显然是由于准备不足打算跳过去了。他俩同时转过来看我，“大概是讲的什么？”我又补了一句，“你刚刚谈到文学，又说你不打算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所以你现在是在写什么呢？我知道你又开始写小说了。”
“我是这样想的，”杨国祸掐了烟，慢吞吞地说，显然正在把自己调整回战斗状态，“任何事情一旦成了职业，就难免带来痛苦。和所爱的事物天长地久生死相依，是对它最大的伤害。我最高的才能在文学，我清楚这一点，但我还是想趁年轻，有的选，多试试别的。”
“我知道，你已经说过了，”我的语气不是很友好，班长瞪了我一眼，“我问的是，你在写什么？你说了你很久不写作了。”
“她也写东西的，写得也很不错。”班长插话道。他又焦虑了。
“对，我也写东西，我也很久没写了。但我是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我没有天分，我觉得我最有意义的才能就是意识到我没有才能。所以我不写了。可惜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说罢，我向后一靠，一种快意穿膛而过。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但我有种奇怪的感觉，他发现我很享受自己说出的话了。
他同样背靠着墙，双眼忽明忽灭，像是在烟雾中搜寻着什么。他找到了我的眼睛。
“你说的对，有些人是意识不到的，这很可悲。但是呢，”他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但我没有移开目光，“但是，我不是这样的。我又开始写小说了，上次写还是半年前的事。我刚写了一个开头，还没想好接下来要写什么。”
“呃，那创作之前确定了主题吗？”班长见我半天没说话，赶紧送上援助。他真喜欢我。
“没有，很多时候都没有，写着写着主题才会浮现。我不是小说里的人，我听他们的。”接着他咧嘴一笑：“你写东西的话，应该也知道的吧？”
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在回去的车上，班长一路抱着胳膊，脸贴在窗户上，没和我说话。我轻轻拉他的衣服，他以对付粘在鞋底的口香糖式的不满告诉我他没事。他不知道杨国祸到底哪里惹到我了，居然让我那样充满攻击性而且没有风度。整理完今天的素材，我们可能还要再去一次补些东西，他打算另找人一起去了。我表示无所谓。我想告诉他受冒犯的不只是他，还有我，但都无所谓了。手机震了一下，我扫了眼屏幕，问班长为什么在我身边还要发消息给我，这太蠢了。“杨国祸把他小说的开头发给我了，说可以给你看看，‘以后多交流’，”班长显然还想说点什么，我猜是——将是头一次我从他嘴里听见的——对这个时代的垃圾文艺青年群体的抱怨，我希望他说出来，然后把我一并归进这个大类，这样对大家都好，可是他没有，“我把他微信给你吧，你们要聊要吵，自己来。”
我在到学校前读完了这个充斥着反复的描述性语言、文风自恋和俗气的，暧昧的开头。它的某些句子让我联想到十三四岁时读过的“青春文学”。读罢，我心中的（不那么愿意承认的）怒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不屑和怜悯。篇幅不长，记录如下：
听见走廊里有人叫他，点没有应声，双手撑在水池边，身体微微前倾，继续盯着镜子调试自己漂亮的五官：下巴向前顶一点，这样下颌骨两侧的棱角会更分明——他的脸像大多数人一样不对称，但他总觉得自己的似乎更歪一些，从下颌开始；抿嘴，绝不是用力地夹住双唇，诀窍在于用好两颊和牙齿，尤其是牙齿——门牙轻轻扣住下唇内侧，同时收缩口腔，让几颗臼齿顺利夹住内壁，也就是从外部被称为脸颊的东西；注意呼吸的方式，这很重要，打童年起困扰点的鼻炎让他习惯了用嘴呼吸，从长远看——至少是此刻从镜子里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好习惯，选择呼吸方式实际上选择的是下半脸的杰出程度，用鼻子，点时刻提醒着自己，吸气，呼气，不用刻意去舒张鼻翼。那人又在走廊里喊了一声，是横。点仍然没有搭腔，此刻他正在鼻梁上潜行，即将直捣眉心，然后在眉间一指宽的领地驻扎下来，修缮自己的双眼——这是最关键的部分，他必须屏住呼吸，不可做声。最容易犯的忌讳就是瞪眼了，这几乎是所有新兵都会陷入的迷阵。爱恋需要的是智慧和细腻，尤其是漫长无匹的自我迷恋，动动脑子！瞪眼——尽管你的目的是是眼睛变大、显得更有精神或者别的什么——实在是丑极了。除非你的眼睛已经小到无可救药以至于将瞪眼当作某种绝望之下的自救，这种蠢行才是可以原谅的——可是话说回来，倘若果真如此，这种努力又有什么用呢？正确的做法是——
啊你在这！横走进水房，只见点披着理发用的围布，一言不发地站在镜子前，头发剃得短短的，只有头顶还支愣着几撮杂毛，瓜青色的头皮在水房的白光下反出莹光。像一只话筒，横想。傍晚了，男生宿舍的水池里只有点一个人。成百件衣裳晾在水房的天花板上，两侧的水池里还七七八八地堆着没滤干的衣服。前年夏天，横去的城市。他坐在点的摩托车后座，把下巴搁在他毛刺刺的头顶；点在街口松开油门，用后脑勺蹭了蹭横的嘴唇，告诉他眼前就是狗肉一条街，拐个弯是这个城市每周末最大的狗集；横看着七八家狗肉馆连成一片的招牌，招牌无一例外以可口可乐零几年的广告为底版，店门口无一例外挂着几具皮剥得干干净净的尸体，白里透红，腹腔大开，内脏——点把车龙头往路边偏了偏——统统盛在地上的塑料桶里，墙边垒着笼子，里面也是狗。横慢慢走到点的身后，留神不踢到地上一绺一绺的断发。正确的做法就是——点依然没有看他，吸了一口气——努一努眼球，像拍证件照时那样，让眼睛放出光来。
“推子呢？剩这几撮干嘛，”横用脚尖把地上的碎发粗粗扫成一堆，从身后看镜子里的点，“怎么又剃光了你？”
“剃一半没电了，放那边充电。”
“充够了吗？”
“嗯。”他松了松眼上的劲儿，双眼霎时暗了。力道、分寸、时机，他把握得都很稳了。
横从侧面把手伸进围布，掏一把，手指顺着腰身滑进点的裤兜摸出一包软玉溪，敲一支，衔在嘴里点上，送到点的嘴边，又给自己点了一支，撩起围布——点的碎发像黑色的墙灰般剥落——把烟盒塞回点的裤兜，像导购员把吊牌掖进假人模特的领口一样干脆。他将重心压在右腿上，左脚插在右脚跟后面，侧倚着水池，向地上掸了掸烟灰。“我给你弄吧。”
杨国祸发来的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文章没有标题，我也无法从这段空洞的文字中获取任何有效信息。他的动作描写描写能算精到——非勉强不可的话。对话一塌糊涂，没有丝毫灵气。已经有两个出场人物了，却没给读者留下哪怕是一点感性印象，仿佛是大学生剧团的第一次排练，舞美设计得毫无头绪，导演戏讲得一塌糊涂，演员还没有确定，任何人可以是任何角色——反正剧里剧外他们都是一样的苍白和糟糕。我不打算加杨国祸的微信，但还是点进去看了看：不知出处的迷幻头像，配色阴暗；相册封面我倒是认识，是史云梅耶某部短片的截图；不知所云的个性签名“男儿当自戕”；设置了禁止陌生人查看状态，相册里是一道预想中的横线。
接下来的一周，我和班长对采访的事只字不提。我们并非有意避开这一话题，也没有因为什么而关系疏远——我们本来就没有“确定”关系嘛，相反，我们每天朝夕相对，除了回宿舍之外的一切时间都泡在一起——复习。我想方设法申请了两门考试的缓考，因此相对轻松一些，可这是因为“如果我考了才真的完了”。我用这个来安抚复习得焦头烂额的班长，他其实完全不该这么焦虑的。“美术史之类的我还能勉强混一混，大不了作弊；心理学的东西我是真一节课都没听过，我连题都看不懂，想作弊都查不到。”游泳考试我也翘了，但那就是硬着头皮没去。不是专业课，机会还是多一些。
“杨国祸的小说你读了吗？”他问。我走出厕所，班长从旁边闪出来。
“啊，你说那个开头啊？读过。怎么了？”
“我跟他约了下周咱们考完再去采访他一次，补几个问题。你看过好跟他聊聊，他对你印象挺深的，还说想跟你交流一下。”
“你不是说不想我去吗？”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可是他那个小说写得真的，怎么说呢，虽然我现在不写了，但是——”
“还挺有意思的对吧？挺新鲜的，反正我没看过那种，也可能是我看得小说太少了。”
“你把《天狗》和《子夜》的意义背住就够了，别的没用。”
班长打了我一下，我们坐回桌边。
“你回头记得看一下上次拍的，看看有没有什么镜头要补的。我觉得他那个屋子蛮有意思的。”他凑过来小声说。
“行呀，去之前我看看吧。”
“对了，他前几天把他那个小说新写的部分发给我了，让我给你看看。我一直忘了跟你说。”
“可是我并不是很感兴趣——”我努力搜寻着借口。我知道对于班长这种人来说，杨国祸从人到文字都有一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吸引力。
“也不长。他说你没加他微信，我让他加你了，还把你以前写的东西发给他了，他很喜欢。”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要知道我的所有文章——放弃文学前的两年来的所有文章，包括诗、散文、小说，甚至还有剧本片段——都在一个废弃已久的公众号里。我和班长就是这么熟起来的，他说的“发给他”显然意味着把公众号推给他了，把铁锹给他了，把那些殉葬的、来不及成为矿藏的、所有那些羞耻的、可鄙又自鸣得意的文字全给他了。
见我没说话，班长用胳膊肘戳了我一下。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该写下去，你写得那么好。这才是你的才华所在。你和他多交流一下嘛，就当是为了我。有这样一个前辈或者朋友，是件好事。”
他居然用了“前辈”这个词。
“我一会儿把他小说发你。聊聊看，”他滑稽地抖了抖眉毛，“我感觉他是Gay。”
躺在宿舍的床上，我读了班长刚发来的文档。开头机敏地修改过了，但仅限于字面。或许是察觉到自己的“不准确”了，但还远远不够。接下来的部分大约有一千八百字——整整一周只写了一千八百字！他又不用上学和考试！坦白说我觉得这个部分比开头略微精彩一些，现将承接下来的文字摘录如下：
他走到插座边拔下电推子。点这才悄悄从镜子里打量起他来。他头发很长了，厚厚的一层盖住后脖子凸起的骨节，原本颀长的脖子只有扎进衣领的末端才依稀可见；刚到十二月，他就反应过激地给自己套上了羽绒衣，“北方人”，点轻轻裂了咧嘴，掩饰性地（大可不必，横正专注地调整着推子的卡尺）抬手夹住烟，吸一口，夹烟的手顺势搭回池壁，手指骚了骚，一指长的烟灰跌在水池里。横从不穿修身的裤子。还是那条会把内裤的味道明明白白地透出来、绷出酸味儿的脏牛仔裤，还没换。镜子里，他向自己身后走来，裤管像他瘦长双腿傍晚时的影子，摆荡、拖沓。
他用力嘬了一口烟，握着推子的手搭在点的肩上，身体向前探——好像是点是一堵他无意真正越过的矮墙——拧开水龙头把烟浇灭。他的鼻尖凑近点的后脑勺——皮肤的气味、油脂的气味——空着的手先是攀上了后颈——稻田般横列着细密绒毛的皮肤骤然绷紧，点“嘶”地吸了一口气——继而和鼻尖同步磨蹭着上移。点双手撑在水池边，浑身僵硬，仿佛横的鼻尖正在手指的协助下、要在他的头皮上寻觅一处最合适的位置，打下第一颗将令他流血而死的钢钉，训练有素的猎犬平静而贪婪地突出热气，象征着判决的指尖不会放过任何细节；放松，点清了清嗓子，短而粗硬的头发弹起如劲草，逆来顺受的沙沙声从颅骨内侧传向耳廓。他握紧池沿，右手小指突然一阵钻心的刺痛。没工夫管了。横拨开了推子。把头顶支出的头发铲断，再前前后后检查式的刮几圈，这就行了。他帮点解下围布，点凑近镜子看了看，低下头用手把毛茬拍到水池里。横给他接了盆热水，又小跑回自己宿舍拿回一条干毛巾。洗完，点拧开水龙头把水池里的发絮冲进了下水道。他掏出烟，给横也递了一支，两个人面向镜子欣赏品评着他格外圆的头颅。点笑着侧过身，眼睛依然盯着镜子，让横伸手摸他的左后脑，那里有一块不明显的凸起，又指点他找到了三个凹痕——产钳夹的，点说，这是他最后的秘密了。点回宿舍换衣服，时间不早了，横在楼门口等他一起去开会。
点在柜子里翻了好一会儿，直到右手小拇指又一阵刺痛才作罢。他抬起手对着光看了一眼，发现一根短而硬的头发不知怎么从一、二指节间扎进了皮下。他想用指甲把它嵌住或是用指腹把它挤出来，结果只是把它堆得更深了一些，皮下的部分显出血管的青黑色，只剩一小截在表皮了。他不想让人等他太久，决定暂时不去管它，披上一件薄外套就出门了。
“走吧，”点不打算提手的事，把电动车倒出来，“是去哪儿开会来着？敬文？”
“励耘报告厅啦。”竖穿得比他还薄，背着书包，跨上后座。枯瘦的双手紧紧插在上衣口袋里，腿也缩着，整个人像一捆凑合扎在一起的骨头。天色很暗，满天都是打着旋回学校的乌鸦，点打开车灯，沙砾和岁了的叶子游移不定地出现在灯光里、很快又飞出去，十二月的风是很大的，而且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我刚刚在找帽子。”竖没听清，干瘦的身子僵直地靠在车座的靠背上，像是倒插在车上的。车骑得很快，风刮得两个人都住了口，暗蓝色的天空、乱糟糟的树和鸟群从他们头顶掠过。在竖的印象里，除非是到了目的地，点捏刹车的次数屈指可数——他是竖见过最讨厌刹车的人，这人是那么擅长见缝插针和急拐弯。他同样讨厌的是按喇叭，所以往往还不等前面那人反应过来，一架车已经擦着人家的身子冲过去了，只留下惊叫和咒骂，竖坐在点的后座早就熟悉了这些惊叫和咒骂了。他讨厌的事情是很多的。今天也太冷了吧，竖说，接着呜地发出一声怪叫，身子缩得更紧，背牢牢地压在靠背上。
“我那顶帽子好像去年就洗坏了，”点放慢了车速，“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是说，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今天太冷了。”
“噢，是啊。”只剩最后一小段路了。擦边绕过减速带，点拧足了油门。
“后面靠背不牢啊，你别压在上面，那东西随时可能会断。”
“我靠。”
一个急刹，车停在主楼前，竖赶忙松开抓着点肩膀的双手，跳下来，像针头没扎牢的圆规一样踉跄了几步，一路小跑到电梯口伸手拦住刚要合上的门。点锁好车，不紧不慢地跟进来。报告厅在七层，竖站得笔直，头低着，悄悄打量身体窝在角落里的点。他靠在门边，头抵着墙，盯着显示楼层的荧幕咬着嘴唇，头发修得过分短了；电梯缓慢上行，竖简直觉得是自己在拽着电梯上升，否则无法解释是什么使明明纹丝未动的点在他眼里似乎正卡在不存在的缝隙，一点点地抗拒着他的力量陷下去。电梯门开了，点像是睡醒了，精神抖擞地窜了出去。快点，已经开始了，他催道。竖跟在后面，他跑起来步子迈得很小，永远夹着腿。点总笑他。报告厅里有二十来个人，主持会议的老师亲切地示意两人落座，接着清了清嗓子——好像真的有谁打断他了一样——继续说，声音里有一种夸诞的严肃。竖跟在点身后走到角落里坐下了。
尽管我比谁都了解班长的文学品味，还是不可避免地受了他盛赞的影响，忍不住多看了几遍。叙事的语调很怪，我想是因为功力不够无法达到心中的理想形态所致。就像我总作为一个半途而废的文学观光客，建议自己身边想投身写作的朋友，每读过一个大家（我是说专注地读），不要急着跳到下一位大家，而是应该读一两个蹩脚的当代作者，看看文学社团的公众号；文学不是参加国宝拍卖，不要苦大仇深地想一锤定音，读书应该是逛二手市场，需要像个白痴一样技术性地买一些杂碎，蒙蔽卖家，然后不动声色一招制敌，这才能成本最低地捞个宝贝。除了点——也就是主角，他是作者的投射，这是无需赘言的了——那个叫横的，他给我的印象还不错，起码有印象。两人暧昧的部分尚可，然则有形无神，依然只像在完成给定的动作而已。小说里莫名其妙地切换了人物，让一度我非常在意，甚至思考了片刻。我认为这不是真的“换了一个人”这么简单，但一时也读不出一个更好的解释。三千多字了，我连着开头读下来，没有任何吸引我的情节。语言，大密度修辞的描述语言啰里啰嗦，更加反衬出作者对话上的无力和平庸。就这样了吧。杨国祸——我忽然发现自己从未想过这应该不是真名——究竟是怎样恬着脸说自己“最高的才能在文学”的？还是说他在其他方面的才华甚至不如文字？这是极有可能的。
因为做了手脚，我比班长早两天考完。天太冷，两天里我除了陪他吃饭，其他时间都在宿舍。我把杨国祸的小说又逐字逐句地看了一遍，看完又觉得自己对它这么上心实在是浪费时间。其间杨国祸发来好友请求，我等了一天，通过了。最后一场考试前，班长突然发消息给我，告诉我第二天一早就要去采访杨国祸，让我准备一下。于是我两周里第一次翻出上次拍的片子，按班长的吩咐，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补的”。镜头里，我才发现那间屋子实际上比我记忆中的还要暗很多。杨国祸坐在床上，并不怎么看坐在折椅上的班长，偶尔看他一眼，视线很快就转开了。我心里暗笑：班长瞪大眼睛说话和倾听的样子，没有几个人见了是不心虚的。他身后的墙上贴了一张元素周期表，像是从中学的化学课本里撕下来的。也许由于我不怎么上心，很多镜头都拍虚了，尤其是他的面部特写。在昏暗的灯光下，他比我印象中还瘦一些，面颊凹下去，脸孔干净，不是太长的头发扎起来，却只能尴尬地扎在头顶，成了个冲天辫。我在最清楚的地方停下来，仔细观察他的脸。可能是因为头发绷着，他的发际线高得有些令人担忧；厚而红的嘴唇在光线作用下散出黯淡的光。他的嘴角有两颗难以察觉的痣。他盯着镜头。
吃过晚饭，班长拉着我说要带我去个地方。大部分院系都考完了，对比前几天，学校格外的空。班长领我走到地遥学院对面，那里是一方神秘莫测的花园，我极少走这条路，只是隐约记得一年前路过这儿，看见里面在施工，花坛上摆着电钻和扳手。他拖着我的手把我领到花园边的店面前，那里曾经是一个花店。我才发现落地的玻璃窗里摆着一整排鱼缸。除了换气泵的嗡鸣，一切杳无声息。只有鱼缸里有光，远道而来的热带观赏鱼在其中冷淡地浮游，我和班长牵着手把脸贴在玻璃上，金鱼凑上来，未几又迅速游开，继续彼此毫无亲昵的漫游，衰败而明亮。我们呼出的热气在玻璃上相遇、凝结，他的脸划过来，抹开水汽撞上来。我提心吊胆地吻他，唯恐一旦用心一点就会吹灭鱼缸里的鬼火。
第二天清早，我们赶到杨国祸家。去的路上我们都担心他是否还没起床，尽管我们比约定时间要晚到二十分钟。是他自己提出要早上采访的，但在路上班长没有打通他的电话，微信也没回。我异想天开地犹豫了一会儿，试着给他发消息，没回。八点，胡同里早就活起来了，一片热闹。我们径直走到他家门前，刚敲一下，门就开了。杨国祸给我们开了门就回床上坐着了，他把头发剃光了，显得利落了很多。我发现他的眼睛很红。
“我今天下午要跟我们乐队去一趟锦州，顺便去转转，不知道待几天回来，所以只能约今早了，”他打了个呵欠，“锦州烧烤那个锦州，有个小演出。”
“你刚起吗？我们还怕来太早打扰到你。”班长客气地说。如果不是他洗澡，我们的确会按时打扰到他。
“不是，我没睡。我写了一晚上小说，喏，”他指了指摆在桌上的电脑，然后转向我，眼里是疲劳过度之后才会有的钝重的精光，“就是给你看过的那个，我又写了一些。一会儿发你看，咱俩可以微信讨论讨论。”
“对对对，我看过了，我觉得挺好的。有一种美国文学的味道。”美国文学？我并不清楚自己说出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班长在路上再三叮嘱我客气点。
“哈哈，是吗。我挺喜欢福克纳的，还有菲茨杰拉德和塞林格。但是海明威不怎么样，卡佛比他可爱。”
我猜他并没觉出我的不在乎。
“回头咱俩再详聊。先采吧，采完我还能睡一会儿。”他竟然像是在为我的不在意开脱了。我连声称好，匆忙架好相机，瞥了一眼桌上的屏幕：七千多字了。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天喊大家来，主要是想和大家谈一谈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向大家分享一些学院了解到的真实情况。最近，关于这件事嘛，校内校外都有一些风言风语，影响很坏。在座的有各班班长、学生会和分团委的同学，还有实习小组的同学。这个，希望大家在了解具体情况后，如果还听见悖于真相的传言，正一正试听，影响到自己身边的同学就好了。是吧。
竖环顾四周，才发现每个人都听得很认真：小臂在桌上支出一个锐角，手背撑着下巴，目光不为木桌的纹理、进门处地毯上的一小块可疑的污渍、挂满四壁鬼气森森的先贤像产生丝毫波动。某种这一空间赋予的自尊抑制着每个人好奇心伸出触角的部分。竖侧过头，意外地发现点像是也听入了神，十指交叉搁在腿上，身子舒服地窝在椅子里，头歪在椅背上冲着老师——唯一可疑的是——缓缓起伏。他调整了一下坐姿，顺着点的方向看去。报告厅的幕布没有放下来，投影仪却开着，处于待机状态，一大片蓝色在老师身后被室内光照得煞白的墙壁上虚弱地搏动着。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月咱们学院有一百一十名同学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教育实习，其中有三十四名同学分别分配到了西乡区和龙岗区的八所学校。这个，在座的同学，尤其是几位实习小组的组长都很清楚。（老师眨了眨眼。）在上个月十一号，也就是实习的最后一天，我们的一名同学，在龙岗区的蓝港中学坠楼身亡。
窗户的外沿散着几个烟蒂，更多的被一天天的风吹到远处，积在推拉窗框里的烟灰堆在靠右的角落里，风往往从左边来，没人清楚这里的左是什么方位。俯瞰就是操场了。足球场上，草坪被学生铲得坑坑洼洼，粗壮些的草茎抱成团簇，紧紧扎在泥地里，灰头土脸但依然生机勃勃——已经是十一月了，岭南才刚过夏天。点想不通为什么初中生会这么吵——正是上学的时间，披着白色校服外套的学生们在校门边的车棚停好自行车，三三两两推搡着穿过操场，老大不情愿地笑闹着拥进教学楼——他不记得自己初中有这么爱扯着嗓子说话，更不记得那几个——应该是有过的——和他尽日喧哗的朋友都是谁、长什么样了。甚至是勾。七八年前的人物，他只记得勾了，这是当然的；可哪怕是勾，他也只记得起他的背影，那个坐在他前面的、好看的背影。他踢了一下坐在地上又点了一支烟的仰。快上课了，点板着脸说，把烟掐了，放学叫你家长来一趟。那我就告诉主任，是你教我抽的，仰裸着上身，一字一顿，扬起脸，厚重的刘海散向两边，烟雾从牙缝里漏出来，散到空气里还随着他的笑意乱颤。而且今天不上课啊，仰抽了一口，张开嘴，白如凝胶的烟气缓缓淌出来，刚露了个头就被他整口吸回去了。这是点教他的没错。点又轻轻踢了他一脚，把搭在肩上的衣服随便地往窗框上一搁，溅起一层烟灰，也光着上身点了支烟。今天考试你忘了，老师？还不去拿卷子吗？最后一天了连工作安排都忘了？点把刚抽三分之一的烟扔进便池，弯下身子，整个人压到仰的身上，一手按住他的额头，手指插在仰的发间，另一只手探向他腰腹的岛屿。仰身上的汗已经干了，灰烬在肌肤上凝成颗粒。
事发当天，龙岗区正在进行全区统考，咱们学院分配到蓝港中学的两名同学（老师看了过来，竖知道他是在看点，大家都知道）都有监考任务。据我们的了解，当天该同学（老师依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监考的科目有两门：上午十点四十开考的历史和下午两点十分开考的英语。下午的考试是在三点四十结束的，当天因为该同学所监考的考场广播出了故障，考试延长十分钟重新放听力。是吧？（老师是在问点，尽管他并不需要一个回答；点的确没有回答，他依然盯着墙壁上跳动的蓝色，手放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摩挲着）根据现场考生的回忆，该同学按照学校要求在电脑上手动操作播放了听力文件；在学生答题的时候，有同学听到推窗拉开的声音，但基本没有人注意到；接着是楼下一声巨响——考场在六楼——时间大概是三点五十分前后，因为那时听力差不多刚好放完了。考场里的同学说听到楼下传来尖叫声，抬头发现监考老师不见了，窗户开着。
窗户开着，操场空无一人。从海面吹来的云团在视野的左上角集聚，显出坚硬的块状，风不急不缓地刮着，操场上的旗杆光秃秃的。好天气，点用牙叼着烟向外看着，依然裸着上身，一手提着拉到盆骨的裤子，另一手接过仰递给他的皮带，把它穿进腰带环。仰在身后轻轻环住他的脖子，像是点的挂件；额头抵着他的背胛，头发向下垂散，挺翘而年轻的鼻子离他的背只隔一寸，用呼吸蹭着点正在恢复麻木的感官。风从点的脖子和腋下越过来，把肌肤上的烟灰吹成咸涩的盐。门外传来脚步声，点转过身，烟灰扑落在仰的刘海上。仰顺势从正面搂住他，站直了一点，一下下地用下巴戳点的脸颊。点示意他不要出声，把烟扔出窗外，一面用手拍掉仰刘海上的烟灰，一面按下了便池的冲水按钮。点？门外那人叫他。啊，点答道，伸手拦住仰向他脖子探索的嘴。你在里面吗？这几天他都是这个样子。对，我在里面，你不是听到了吗？你今天下午是监考第几场？第二场，在初二第六考场。你是第一场对吧？对，我先过去了，你待会儿别又睡了睡过了。行，放心吧，你快去吧。好。门外沉默了一会儿，那人并没有走。点？啊，你还不走吗？点有些不耐烦了，单手捏住了仰的鼻子。你还是早点过去吧，去办公室待着也好，我怕你睡过了——而且过了八点食堂就没早饭了。过了八点也有的，点试着耐心地答道，他把脸侧向门板，语气像是在上公开课。我最晚有一次八点四十还在食堂吃到了蛋糕，虽然都是剩下的，但是，还是有的。也行。那人的语气突然变快了。那我先走啦。那人走了。
警方确认，撇是当场死亡的。（老师还是说出了他的名字，这几乎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尤其是老师自己。已经有抽泣声从座位间传来了。）学院和警方调查了撇的家人、同学和室友，深入了解了他的个人情况，尤其是他在实习期间的情况。在坐的各位同学，有不少都认识撇，他不是一位特别出众（老师不明显地斟酌了一下措辞）的同学，但也不像是一位反常（很果断地）的同学。而根据他在实习时的室友——也就是我们派去蓝港中学的另一位学生（他没有再向点这边看过来了，点低着头，正神色宁静地盯着自己右手的小拇指）——和蓝港中学几位老师的描述，他甚至是一位优秀的同学，认真负责，踏实细心，主动积极地投入了一个月的教学工作，在学生和老师中反响都很好。而且我们检查了他的私人物品，也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只有几本书，一些衣服。他的室友告诉我们，在实习期间，他除了第一周周末去了一趟香港游玩——而且当天就回来了——每周末也都只是在学校周边玩耍，每天下班后两人一起吃饭、闲谈，回宿舍之后看书，然后按时睡觉。总之，没有任何异常。他的家人也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有效信息。发生这样的意外（他强调，意外），我们都很吃惊，只能这样结案了。
你该去准备考试了，还有半小时，点说着穿上衬衫。仰掏出烟盒，被点抢走了。点把窗框上的衣服扔给他，看着他一言不发地穿好了衣服，点拉开厕所的门。撇已经走了十来分钟，应该已经在教务处拿到卷子了，他可以慢悠悠地去楼下冲个澡换身衣服再去教学楼。厕所是临时搭建的板房，和宿舍一样。这所学校没有正式的宿舍，只好把两位从南京来的实习生安置在食堂屋顶。来这边的第二周，台风从深圳登陆，学校停课，他和撇本来打算一起去香港，打电话才知道前往口岸的巴士已经停运，只能作罢。他俩在屋子里躺在各自的铁床上窝了一整天，下午，点迷蒙间看见本就很薄的屋顶被刮出了一个缺口，赶紧跳下床摇醒已经睡熟的撇。撇不比他瘦，但比他看上去小很多，头发对于实习老师来说有些长了，软而发黄，蓬乱地凹在枕头里。他长得并不算好看，脸、鼻子和嘴都是圆圆的，白皙的皮肤上有几颗粉嫩的青春痘，他被摇得睁开眼，密而结实的睫毛茫然地招摇着，风把整座屋子吹得发抖，他们都闻见海腥味儿了，点低头吻了他。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五周，点走到厕所和宿舍之间的空地上，环顾四周，不远处铅灰色的云翳簇拥着蓝港中学的大钟，他想，居然就过了五周了。仰穿好衣服了，书包的背带把宽大的校服在肩膀的位置勒出折角。点上前把它拽平了。仰顺势抱住他，又被他推开了。“说了多少遍，别在这，”点严厉地说，“出了屋子，就叫我老师。”
“你明天什么时候走？老师。”
“不关你的事。”
仰问他回南京打算做什么。
“不是说了吗？我还没毕业，回去继续念书。”
“但是......”
“别但是了，”点恢复了温和的语气，“快去考试吧。我看看能不能和其他老师换一下，调到你们几个的考场去。”
快去吧，点催促道。
情况大致就是就是这样。这一个月来，社会上和校园里到处都是风言风语，影响很恶劣很恶劣。深圳那边的消息我们已经尽力压下去了，如果不出意外，这个事就是这样了。校方暂时也不打算出一个正式的公告，毕竟现在小报记者这么多，学校最近这段时间声誉不是很好，对吧。（老师指的是最近几起连续见诸报端的、纯粹因校方的愚蠢而起的事件，大家都清楚。他是想幽默地自嘲一下。大家都笑了。他成功了。）好在学生家长很理智，没有与我们纠缠，我们很感激。（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大概是在想接下来的话题。）我做学生工作也有十几年了，对于这样事件见得比各位都多。我个人分析，这位同学（他又不再提他的名字了）很可能患有抑郁症，相信大家读了几年大学也对这种病有一定的了解，这是一种精神疾病，很难防治，身边的人、甚至是患者本人也很难察觉。今天跟大家说这么多，一个，就像刚才说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学生的角度，把这个真实情况散播出去，负起学生干部的责任；再一个，也是希望大家心里多一些正能量，阳光一些，多运动，多交流；发现身边同学有异常，及时沟通，或者和老师聊。大家都知道，学文学的或者像我们学艺术的，得抑郁症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嘛。散会。
大家都笑了。
一月的最后一周，我回到学校。还有不到半个月开学，班长离开了我。那天夜里，我把麻了的手从夏寅的胳膊里抽出来，他以为我早就睡着了便在我旁边酣然大睡，我演得很好，可实际上我是不可能以这个姿势睡下的。我从来都不擅长睡觉，无论几个人。班长打来电话时已经一点了，我躲进厕所，悄声告诉他室友都睡了，所以必须压着嗓子。他认为我和他之间有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譬如我根本不在乎他的感受云云。我告诉他我已经不下十次在这个点接他的电话了，这已经足够证明他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紧接着我问他能否第二天再聊，因为我的手机没电了，而宿舍早就断电了，想必他也是如此。“我知道，”拥有完美的鼻梁和额头的我的男孩在哭，“所以我到你宿舍楼下了，你出来吧，我好冷。”我当然知道他很冷了，我多么想抱他。但事情就是这样了。
半个月以来我都在物色房子，夏寅和舒子航暂时都没有和我“确认什么”的打算，但我也不准备住他们谁那儿。我实地看了几间，浏览了我能找到的所有网页信息，都没找到理想的。最后我意识到我心中理想的住处一直都是以杨国祸的家为模板的：一个没有工作的、年轻得要命的、才华寡浅、不负责的、物质需求低下的穷人可以有的住处。我决定向他打听一下究竟是怎样的机缘让他这种人竟碰上了这样一处完美居所。可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第二次采访一结束，他立马把小说的最新段落发给了我。即便我就在他面前，他依然郑重地在发送文档之后附上了一句话，请我，莫永，请莫永读一读看，希望能得到我的建议。我的确读了，只不过是在两个礼拜之后，那天我正要着手把片子剪出来，班长说可以把预想的结构改一改，改一改的意思就是把杨国祸的故事由全片的一个章节改换为主体。我没有提出异议。重新梳理素材的时候，我翻到了小说的第三部分，也就是附在前面的那三千字。那是我读到当时为止，认为他写得最好的部分了。看起来杨国祸对于插叙颇有心得，并且有着相对出色的想象力（这一判断建立在对他经历的了解之上：大一就离校了的他绝对没有机会进入中学成为实习老师；他去过江西，再南就一点没有了；他或许真的曾和比自己小七岁的男生做爱，但不像曾让人心碎而死）。结合前文，时时变换的人称依然让我头疼，而且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点：首先，他笔下的人物普遍没有个性，即便是主角，我读了这么多遍也只觉得他是一个自恋的冷血动物，而其他人，那些看上去和他理应颇为亲密的男性（实际上连这一点我也常常不敢确定）似乎个个面无表情，好像随时可以被抽走，被改写，被取代；其次，八成是为了故弄玄虚，故事中目前出场的每个人名字都比较古怪，只有一个字，我往往读着读着就跳过了人物的名字，回头看他的行为只感到不知所云，他们的名字像人物本身一样没有情感。另外，我自认为不是一个追求情节的人，可这种纯流水账式的却又事无巨细一并铺陈开来的写法无法让我欣赏。我本想把这些感受都写下来，甚至将它们逐句注在原文边，但我和班长的任务已经比较紧了，交片在即，不等我有耐心给杨国祸一个反馈，几周又过去了。
我思前想后，还是给杨国祸发去一条消息，是一个打听近况的问句。没想到他立刻就回复了，并且极其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他过去一个月的事迹：乐队解散，剧本搁浅，去了一趟广东（这次他真的去了）。我刚准备调整策略将话题引向房子，他（一如既往）富有热情地问起我过得如何。我告诉他我挨了一个处分。他有节制地向我问起原因，我只得向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那天的故事。他沉吟片刻（我猜是的），告诉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尽管我没要求他这么做，还是交换一般给我讲了他被开除的始末，然后说他对“这些事真的无所谓”。我相信。不无感激地，我主动和他谈起了我对他那部未完成的小说的看法，先谈印象深刻的部分，接着边重读边给他建议，虽然不大有逻辑，但我发誓我是真诚的。他就其中的几点与我讨论了一会儿（却没有解释我最头疼的部分），然后发来了他过去一个月的续写：
点还坐着，盯着自己的右手，除了手之外整个人都贴在椅子里，腿也岔着，腿肚紧贴着椅腿。刚才开会的时候，他不小心把整根头发都推进小拇指里了，先是痛，接着就没有了感觉。他瞪大双眼，一直盯着头发扎进去的地方——那里只剩一个模糊的黑点——好像只要一眨眼，他就再也找不到它了。斜看着他，不知道该不该说话，于是在他身边又陪他坐了会儿。老师急着要走，便吩咐还留在报告厅里的两人记得帮他关灯关门，然后匆匆出门了。斜礼貌地应了。
“好想打耳洞。”
“啊？”斜吓了一跳。
“好想打耳洞啊！”
“耳洞啊......好啊，你打应该挺好看的，尤其是配上这个发型。”斜放松了一些。冲突然转过来对他说话的点挑了挑眉毛，笑了。
“那是因为我好看嘛。”点也笑了，每次故意说了什么蠢话，他都会这么笑。
“你陪我一起去吧。”
“可以啊，反正我一会儿也没什么事。”
“你也打了吧。你没耳洞对吧？”
“对啊但是——”
“我这样是不是很奇怪啊？我初一开始就一直有朋友喊我去打耳洞我都没打，现在都大四了。”
“嗳我也是嘛，没事。走吧，我陪你一起打。”
“但是哪里可以打？”
“你自己要打你不知道吗？”
“我只知道以前南门那边有几家，现在不是全拆了吗。”
“那？”
“没事，我们随便走走吧，耳洞不是应该哪儿都可以打的吗？感觉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点站起来就往外走。斜从他椅背上拿起他忘下的围巾，跟上去，走到门边从后面帮他把围巾系上，关了灯。
出了主楼，天已经黑了，只有被灯火捣出窟窿的地方还泛着幽蓝的光。今晚有风，空气里混着一股泡过枯枝败叶的冷却的柴油味儿。车没电了，于是两人便并肩走出南门，走到街上。乌鸦在沿途的桐树和电线上挤得满满当当。一路上，点一直在说话，兴致很高的样子，没有固定的话题，偶然抛出一个问句，不等斜给出答案就自己说下去。斜偶尔搭几句话，但他更喜欢也更擅长听点说，时时为之表现出惊讶或被逗得乐不可支。他一直留神着行人、车辆和头顶的鸟群，以及把这条路填满的一切，小心又自然地提前拽着点脱离那些不足挂齿的危险。点也任他拖着，全然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向什么方向走着，也来不及反应身边的是谁——反正总是这样的。斜摘下自己的毛线帽，扣在点的头上，点这才忽然觉得冷了，嘴里干而发麻。他拉着斜停下来，发现他们已经绕学校走了一圈了，却没找到一家开着的铺子，才九点，行人、车辆和头顶的乌鸦依然在这条光秃秃的路上挤得满满当当。一座岛的形象在他的脑海中生成，他们在巡视岛礁。他掏出烟盒，摇出一支点上，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斜。斜拉着他往回走起来，告诉他自己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就在校内。
“你刚刚说到你初中的时候。”两人走出校门，斜小心翼翼地提示到。
“对。”半晌没说话的点一出声就被烟呛了一口。他的嘴太干了。
“勾那个时候坐我前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人，他叫勾，他那个时候就坐我前桌。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那个时候的事儿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我不记得自己那个时候每天都在干什么，更不记得别人了。说实话我连勾也记不起来了，我就记得他叫勾，坐我前面。是初三坐我前面吗？可能是初一或者初二吧。不过也可能......
他把烟踩灭了。有留学生骑着电动车呼啸而过，一个戴着帽子的男生坐在后座，一脚踢翻了路边的垃圾桶，成百上千只乌鸦受惊腾起，斜抬起头，树像是被吹散了，碎成了满天黑影。一阵笑声，车载着橘黄色的酒精味远去。前面响起滴滴答答的声音，有什么东西从树上滴下来了。斜拉着他跑了起来，直跑到没树的路灯下。据说每个学生四年之内起码要被乌鸦屎砸中一次，他俩都还没被砸过。点在灯座上坐了下来，大口喘着气，声带像是被吹成了一匹破布条。
”不过也可能他根本就没在我前面坐过，谁知道呢。哪儿有那么玄的事儿，什么‘我只记得他’啊之类的，都不记得了。
“对我而言，他只是留了一个......”
“走吧。”捺拉起坐着的点，两人继续走着。走过教学楼，要封楼了，学生们从图书馆和自习室鱼贯而出，绷着背——那是御寒的姿势。点和捺混在人流里向宿舍的方向走去。体育馆北侧有几个玩滑板的少年，腾空而起，木板在地砖上砸出冷酷的声响。
“我们是去哪儿？”
“打耳洞啊。”
“我知道，我是说你这是带我去哪儿打？你想到哪儿了？”
“食堂后面那个快递室，对面不是有个美容院吗？那里应该可以打。”
“靠，”点笑了，“太他妈奇怪了，半夜去美容院？我和你？”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呢？”又只有一千多字，很快就读完了。
“你具体一点。”
“比如为什么不停变换人物？而且还是毫无个性的人，除了名字完全可以互相取代的人。”
“你这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回答，而且这么写意义何在？”我承认我有些较真了，这简直让我自己感到惊喜。
“这么说吧，它就是自己发生的。我写下开头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照着镜子，你来过我家的，就是贴在墙上的那面。我感到有这么一个人，他在镜子面前给自己剃头发，剃得不好。他像是进行一场战役一样严肃地面对自己的脸。”
我想了一会儿，并不记得他家的墙上有什么镜子。他接着打字。
“我也不清楚他接下来会做什么，非常好奇，于是就安排了一个人去见他，这是我作为一个作者能做到的全部了。我想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接下来的一切都顺利成章了，因为他就是这么做的。为了理解他我甚至把自己的头发也剃光了。”
“你说的我明白，但是我很难不认为这只是作者的狡辩。这是小说的一部分吗？你的话比你的小说更有文学性。毕竟，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你笔下的人物，他们不会跳起来把你敲下去的按键顶回去，不可能阻止和影响作者的写作。”我尽量把话说得漂亮。
“可能吧。”对方沉默了。
“你是不是在找房子？要不来我这看看，我正准备搬走，如果喜欢我可以转租给你。咱们也可以当面聊聊，我有预感这几天我就要结尾了。”
我立刻出发了。
我到的时候，杨国祸已经烫好了一壶酒。一个来月没见，他头发比刚剃时长了不少，气色好多了，看上去很精神。
“从南边带回来的梅子酒，一个人喝没劲。难得你来，我这儿平时都没人。”
“行，喝呗。不过还是少喝点，我一会儿还得回学校。”
“你要是明天没什么事儿今天可以睡这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你可以打地铺，我这里有多的被褥。”他把木塞咬掉吐在地上，昂头闷下一大口，把酒壶递给我。
刚烫过的酒，酸甜带涩，过喉咙的时候有一阵舒张的暖意。
“你打算搬去哪儿？这房子不好吗”
“好啊，当然好了。之前跟你一起来的那个男生呢？你是打算跟他一起搬出来？”
我跟讲了我和班长的事。
“所以你挺受欢迎的对吧？”
我告诉他恰好相反，我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如果我真的很受欢迎是不会遇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的。何况讨厌我的人那么多。
“这只能证明你是一个总觉得人家讨厌你的人，并不表示很多人喜欢你。一般来说只有真正受欢迎的人才会正儿八经地认为自己不受欢迎，真正讨厌的人自我感觉通常都好极了。剩下的人，你可以叫他们庸人，没几个会想这个问题。”我把酒递给他，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安慰我。他咕咚咕咚喝了几口，以我的眼睛为圆心打量着我，慢悠悠地说：
“他挺帅的。”
“他是很帅。”
“可惜我觉得他太认真了。”
我从他手里接过酒壶，慢慢抿了一口。他自顾自地讲了下去。
“我不是说认真不好，认真当然好了。可我总觉得认真的人才是最自私的，他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求别人如何如何，哪怕他们之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都自称只想‘做好自己的事’。哪有什么事真的是一个人自己的。他们太不把别人当回事儿了，以至于把别人的事都当成了自己的事。他妈的。你别生气，我没在说他。”
“我知道，说他也没事儿，和我没关系。”他向我要酒，我抬起头喝了一口再给他。
“所以你写小说才这么慢吗？因为不认真？”我问。他一条腿支起来蜷着，抱着膝盖，壶口抵着下巴愣神。
“我觉得我还是，还是挺，”他搜寻着词语，慢吞吞地答道，“我还是挺认真的吧。虽然呢，你说的对，我写得很慢很慢，一个月都没写完。我真的没办法，这事儿。我已经很久没写小说了。”
“你又在找借口了。”我变得兴致勃勃。酒劲上来了。
“这不是借口啦——虽然我知道很像吧，可是……我确实拿他没辙啊。”他打了个嗝，酒气和红潮同时顶了上来。他慢慢喝了一口，喝完把酒壶搁在地上，依然抱着腿，垂下头。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点到底想做什么，也不太清楚他是怎么想的。既然点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也只能按他眼里的样子写其他人。而且你看……”
“但是变换角色呢？这不是他眼里的样子吧？他如果真的像你写得那么冷漠，不可能还有心思让自己眼前的人就这么一个个跳来跳去吧。”
“你也是因为其他人才觉得他冷漠的对不对？他对其他人的态度？”
我一时语塞，拿起地上的酒壶，没喝。我的脸开始烫了。
“这么告诉你吧：我跟你一样，我也是这样才知道他有多冷漠的。我承认是我在故意不停换人，一个场景换一个，或者突然抽掉，当着他的面换。可即便是这样，他也无动于衷，甚至视而不见，还和他们调情。”他想从我手中把酒壶抽走，我不让。我调整了一下坐姿，背靠墙上的挂毯，侧对着他喝了一口。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呢？你说你照着镜子什么的然后就想写了，在那之前你很久都没写小说……你为什么突然想写了？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照镜子之前想说什么？”
“爱。”
他回答得很快，以至于我没太听清。我感觉身体要熔化了，脑海中，一个巨大的火字旁忽然浮现，随着我的太阳穴一起突突地跳动，提示着我的清醒。我又问了一遍。这次他从我手中抽走酒壶了。他松开抱着腿的胳膊，身体向后仰，头搭在床沿上，灌了一口。
“我想写的是：爱。”
“可是这部小说里没有爱。我连暧昧都没看到。”我从烟盒里倒出两根烟，扔了一支到他身上。摸遍全身也没找到打火机，双手撑在地上，背抵着墙伸了个走样的懒腰。
“你给我个打火机啊！”他背着手从床上摸出一个，凑过来给我点烟，又给自己点上。
“我觉得是有的吧，”他恢复了那种镇定的语气，眼神在烟雾背后忽明忽暗，就像第一次采访时回答我那样，“我理解的爱就是这个样子的。起码，点告诉我，我的爱就是这样。我渐渐也发现了，他周围的人是谁都无所谓，身份无所谓，甚至性别也无所谓。他们只是他纵向时间里的一种补足而已，有没有他们，他都没有故事。”
“可是这样很不负责任啊！”
“你倒是教育起我‘负责任’了。”
我夺过酒壶，酒精把我催得悲愤难当，我狠狠地喝下一大口。
“这就是我爱的方式了。哪里有什么是需要动用爱的？是不是你对于性、荣誉、理性、痛苦和责任之类的有什么误解，以至于你竟然轻信了自己的话，谈起‘有没有’爱了？还是说，被爱时，如果我暂且这么说，感受到的自我憎恶就是爱本身了？可是达成爱时，让我用‘达成’这个说法，达成爱时，为什么却要勉力走到自己感受到的东西的背面？在这个意义上，爱本身就成为问题了，反正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吧。不去动用它，就是爱存在的方式了。”他把剩下的酒倒进嘴里，跨到了我的身上。
我睡得很糟。酒精在脑子里冲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闭紧双眼，因为我知道自己随时可以睁开它们，而只要睁开了，我就会毫不拖泥带水地醒来。杨国祸面对我睡着，睡得很沉，不知什么时候把我怀里的手抽去了。可另一次我醒来的时候他却没躺在我身边，我翻过身，头痛欲裂，只见他坐在桌边打字。再次睁眼，他又躺在我的枕边了，只不过背对我。他那时是对我说了“我爱你”的，我记得他是这么回应我的，我们在地板上失声惊叫，赤裸裸的，仿佛是一对断崖两头的野人。我记得我们说了。黑暗中，他背对我，不知道睡着了没有。我爬起来，几乎感到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要被我晃出来了。我悄悄挪到电脑边，文档还开着：
走上楼，捺推开门进去问询，点背靠着墙站在门口等他，才知道原来这件校园美容院居然还能打玻尿酸和丰胸。关于大学生自己还是了解得太少了，他想。他想起阿姨了，阿姨在家乡的城市也开着一家美容院，现在他时不时的还会收到阿姨群发的广告——已经被他屏蔽了——偶尔他也会点进去查看一下阿姨的最新业务，了解那座南方小城最近一次更新过的、变幻中的美。捺拉开门，喊点进来，说是能做。老板招呼两人坐下，笑着说还有十分钟就下班了，好在这个比较快。老板问他们谁打。点说两人都打，打两边。谁先打呢？老板问。他吧，点说。老板走进里屋去取器材和酒精，捺转过来看他，说，啊？点凑上前，用鼻子蹭了蹭他。
“我初中有段时间好像经常去美容院。”
“我阿姨开的，”不等捺笑出来，点抢先补充道，“那个时候我皮肤很差嘛，都是痘，又胖又矮，我妈我阿姨看不下去了，就每周都让我去。”
老板出来了，手里拿着四个塑料小包，里面各有一枚带扣的耳钉。她在捺身边站着，让捺侧过脸，把盖住耳朵的头发撩起来，“男孩子头发这么长啊，”老板说，“你看这个帅哥，头发短短的，寸头多精神。”点在一旁吃吃地笑了。她给捺的耳垂擦上酒精，酒精接触到他皮肤的瞬间，他整个人僵住了，“不要乱动啊不疼的。”捺照做了，屏住呼吸，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放在门边的拖鞋。点紧张地看着这一切，老板拨开耳钉上的扣子，夹住捺的耳垂。捺像初学游泳的人常做的那样——在下水的瞬间——猛吸了一口气。“啪嗒”一声，扣上了，捺和点几乎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老板已经开始检阅这一浩大工程的胜果。不疼，捺转过脸告诉点，然后问他会不会觉得耳朵这儿多了颗水钻很奇怪，点说不会。另一边很快也扣好了，在老板检查的空当，点站起身，“我今天不想打了。明天我还有事儿呢，先走了。”他一路跑下楼。
宿舍的暖气很足。一拉门，那股混着沙土、枯枝败叶的煤油味儿就进不来了。那不是冬天的味道，他很清楚，冬天是没有味道的，哪个季节都没有，时间没有。准备考研的室友还没回来，不备考的已经开着灯睡着了。他脱了衣服，钻进被子里。确信自己已经不记得勾的一切了，包括他发红的、皮肤粗糙的后脖子，包括他蓬乱而细软的黑发，包括架着他琥珀色眼镜腿的、柔软的耳朵，包括他宽阔的、好看的背影。他相信自己在那个时候学会游泳、每晚趁没人了钻进游泳池游上四百米并不重要，那些给阿姨打的电话和一面骂一面喝下的妈妈熬的中药并没有关联。它们没什么要紧的，没关系，他认为，哪怕刚好是同一面镜子的碎片——镜子里，他锁上厕所的门，练习表情，练习双眼放光和收缩鼻孔，抿嘴，直到时间长了，他掩饰性地按下马桶的冲水按钮——都只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他猛地从被子里钻出来，下床关了宿舍的灯，然后回到被窝里恶狠狠地闭上眼睛。那天晚上他嚎啕大哭，难道哭错了吗？难道不应该让妈妈听见哭声，然后委屈地、清清白白地告诉她真相？难道他不该暗示妈妈给班主任去电话，让班主任联系勾的家长？所有的校规校纪或者中小学生守则一类的废话，难道不是它们逼迫他履行一个优秀学生的义务？难道——他又坐了起来，拧开床头灯，右手小拇指一二指节之间痒痒的，像是被虫子咬过，但皮肤上没有任何痕迹，表皮下面是青色的血管，他关灯躺下——他不应该戳破他？戳破勾？就算是为了他的父母——绝不是为了自己——他们难道不该知道自己的辛苦钱被他们的儿子骗了？那个没出息的工人和下岗的妻子，不该知道他们贫窘家庭养出的儿子在外面有多阔绰、多洒脱吗？他哭着把勾“放在”他这里的PSP、手机和MP4交给了妈妈，由她交给老师了。他没有忘记提醒她，自己是经过多么复杂的心理斗争最后决定做一个诚实又勇敢的人。他希望得到保护，因为怕“他会报复”。他的确得到保护了，勾在校门口被父亲打断手的下午，他们都在场。他不记得了，那太久远，又是那么微不足道。他在黑暗中再次紧紧闭上双眼。勾跟在父亲身后回家了，血在他的背后滴了一路，到底也没有转过身来。那是他练习仰泳的第一天，右手一阵痉挛，水漫过胸口倒灌进鼻腔，那些黑发一样的字迹从小拇指里钻出来，牢牢卡住他的咽喉。
2021/4/28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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