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剑楼随笔

大国者下流”


　　作者：金庸
　　国家不论大小，主权一律平等，这个概念是近代国际法的基础。然而在国际关系中，还是承认大国与小国之间是有区别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五大国一致的原则，就是在法理上承认大国权利的一个例子。近几个月来，这问题又讨论得热烈起来，我们最近见到一篇份量很重的长文，其中特别提到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与小国民族主义的偏向。文中说，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时是大帝国，常去欺侮国境四周的外族，虽然近一百年来我国经常受外国侵略，经济文化又极落后，然而条件改变之后，我国又强大了，那就得特别提防大国主义。


　　我想，这种胸怀和想法，那才真是所谓泱泱大国之风。《老子》中有几句话，现在想来还是很有意义。我国这位古代的哲学家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牧。牧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言人，小国不过欲人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这段话大致意思是这样：最低下的地方，才是众川汇归的地亢大国谦下，天下自然归附。谦逊和平的经常以安静战胜嚣张赎武的。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才能取得大国的信任。大国不过是要领导小国，小国不过要大国不来侵犯它，只要大家谦下，就会各得所欲。但小国素在人下，不患不谦，所以大国要特别注意谦下。


　　老子的哲学向来受到极大的注意，据任继愈先生说，我国从古到今关于老子的著作不下几百种，关于老子的译文和论述，单是最近五十年来，用英、德、法各种文字发表的共一百多种，日本的还不在内。苏联哲学家们对老子的哲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我国古代唯物论思想的代表人物。我国近代学者女“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马叙伦等对老子都作过相当深的研究，大家的结论还不一致。侯外庐和吕振羽认为老子是唯心论者，但目前的趋势，认为他是唯物论者的人较多。至于他哲学中有丰富的辩证法，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人有任何怀疑的。


　　《老子》全书不过几千字，它的字数大概只相当于几篇《三剑楼随笔》，然而其中所包含深刻的思想，却令后人钻研不尽。他认为国家要谦下，个人也要谦下：“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尽了力而不自以为了不起，做成了而不自以为有功劳。


　　正由于不居功，他的功绩也就不会失去。）老托尔斯泰有一个巧妙的比喻，意思也有点相若。他说，一个人如同一个分数，分子是他的实际价值，分母是他自以为的价值她越是自以为自己大，他的真正价值越小；他如咱以为无穷大，他的真正价值就等于零。


　　历史上自以为无穷大的人并不少，尤以帝王为多。公元四零一年时，我国历史上却发生了一件难得的趣事：南燕的君主慕容德与群臣一起饮酒，酒酣，问群臣道：“我可和古代什么样的帝王相比，”青州刺史鞠仲道：“陛下是中兴圣主，可比得上中兴夏的少康和中兴汉的光武。”慕容德命左右赏一千匹绢给他。鞠仲听说赏赐这么多，吓了一跳，连忙辞谢。慕容德道：“你会开我玩笑，难道我不会开你的玩笑吗？你的话不实在，所以我也骗骗你，你以为真的赏你吗？”韩范道：“天子无戏言，今天的话，君臣两个都错了。”慕容德大喜，赏了韩范五十匹绢。


　　鞠仲乱拍马屁，哪知慕容德颇有自知之明，而且十分幽默，不接受他这顶高帽。慕容德是少数民族的鲜卑人，他们向来住在我国的北方（据近人考据，西伯利亚的意思就是“鲜卑之地”，“西伯”是“鲜卑”的音转）。后来鲜卑人虽然人据中原。建立了繁盛的元魏，但在慕容德那时，所受的文化陶冶还很浅，他竟然有此识度，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相思曲》与小说


作者：金庸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竣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


　　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淡，或许越是轻松可喜。但《相思曲》据说是从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JanlesM.Cain）一部同名的小说改编的，我在三四年前看过这部小说，现在想来，不觉得小说与电影之同有什么关系，后来拿小说来重翻一遍，仍旧不觉得有什么关系。


　　你看了电影之后，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的俗套故事，不知道有多少美国影片曾用过这个故事：一个艺木家受到一个贵妇人的提拔而成了名，两人相爱了，后来那贵妇抛弃了他，使他大受打击，但另一件真城的爱情挽救了他。然而小说的故事却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


　　凯恩的作风与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很相像，他们两人再加上司各特·菲兹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和威廉·福克纳（Willianl Faulkner），这几位美国第一流的作家对欧洲近代小说发生了相当大的影晌。凯恩有点模仿海明威，不论题材和风格都有点相似。这部《相思曲》的小说，造句筒短有力，描写激烈的感情、粗鲁的火热的性格，在性的方面肆无忌惮，都很像海明威）但社合意义却胜过了海明威大多数的作品。


　　电影里的女主角（莎列妲·梦桃所饰的黄亚娜）是一个有钱小姐，在小说里却是一个妓女；电影里教堂那一场戏庄严肃穆，马里奥·兰沙虔敬地唱着《圣母颂》，但在小说里，马里奥，兰沙沙所饰的这个男主角丹蒙却在教堂里强奸这个妓女，而黄亚娜后来也不加拒绝。


　　单是这两个例子，你就会想到，电影与小说的风格是截然相反的。是不是电影的文雅比较好些呢？我以为一店也不是。
　　在小说里，黄亚娜是一个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是一个妓女，男主角丹蒙和她同居（决不是结婚），把她偷偷带到美国。丹蒙在舞台上和电影界都成为大明星。电影的制片人温斯敦很憎恨黄亚娜，他怕观众们知道她的身世之后会大大影响丹蒙的票房价值，于是去报告移民局，要把她驱逐出境。黄亚娜和丹蒙是真城相爱的，她不愿这场真挚的爱情被金钱、名声、种族偏见所毁掉，于是在一个酒会里用斗牛的剑把温斯敦剌死，丹蒙和她逃到了危地马拉。


　　结局是很悲惨的，丹蒙越来越潦倒，天天在下等妓院里厮混，黄亚娜终于离开了他，又去当妓女，在追逐中，黄亚娜被警察打死。
　　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故事，控诉恶劣的社会怎祥摧毁一个歌唱的天才，怎样杀死一个善良的少女，怎祥破坏一桩纯洁的爱情，但好莱坞杷这个有力的故事改交为一个女人祸水的公式。
　　小说中有一段活（小说是用第一人你写的），表示了作者对好莱坞的看法，也说明了好莱坞为什么要用现在的方式来摧毁这部文学作品，书中这祥说：“我不喜欢好莱坞。我所以不喜欢它，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待一个歌唱家的方式，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她的方式。对于他们，歌唱只是你所买的东西，你必须付钱的东西，演技、剧本的编写、音乐以及其他所有一切他们所使用的东西都是这样。这些东西本身可能自有其份值、这种念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认为本身自有其价值的，那只有制片家，他决不知道勃位姆斯与艾荣·柏林之间有什么分别，他不会知道歌唱家与哼时代曲的人有什么分别，直到有一天晚上，二万多人高声大叫要听那唱时代曲的人唱歌，他才懂得两者的不同，除了遍剧部替他写好的故事大纲之外，他不合读书，他甚至不合说英语，但他自以为是精通音乐、歌唱、文学、对话以及摄影的专家，只因为有人把奇勒·基宝借给他拍一部影片，于是他成功了。”


　　小说家凯恩对于好莱坞一点也不尊敬，于是他们对他的小说也使用了暴行，不过不是在教堂里，是在摄影场上。


快乐和庄严


作者：金庸
　　——法国影人谈中国人
　　前天中午一位朋友请吃饭，座上有法国的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慕努舒金（A.Mnaushkine）先生、法国电影协会的代表加劳（P.Caurou）先生等人。他们刚从北京参加了法国电影周，要经过香港回国去。


　　慕努舒金身材高高的，很有艺术家风度。加劳给人的印象则是十分的干练与诚恳，他们首先谈到的就是这里许多右派报纸歪曲报道了他们的谈话，慕努舒金说：“中国给我的招待好极了，真是说不出的感谢。”接连不断的宴会与参观不必说了，他特别举了一个特有的例子：他申请到中国去，为了简化手续，我国外交机关通知他，只要把姓名和护照号码打个电报去就是了，用不到护照签证、用不到照片、更用不到打指模（像美国移民局所规定的那样），这种对外国客人的绝对信任与尊重，使他们非常满意。


　　慕努舒金说：“中国很美，但中国人尤其动人。”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人的快乐与内心感到的尊严，使人不自禁地分享到这份愉快和稳定的感觉。他觉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文化和将来的生活，充满了强烈的信心，然而一点没有嚣张和浮夸。他说来香港之前的一夭，曾有一次印象极深刻的经验：他到广州中山公园去散步，见到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宁静和安详，这在欧美任何大都市中都是见不到的。他到过四五个其他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他觉得最快乐的似乎是中国人，他说这决不是对中国人客气的恭维，他在捷克、民主德国等国家也曾直率他说过。加劳说，这大概因为在捷克、德国这些国家，人民从前的生活程度就很高，与英法差不多，革命后的改进不像中国那么惊人地显著。慕努舒金说得不错，他一九二一年到中国时，看到的情形与今日中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加劳今年二月间到过北京，这次是第二次去。他说，他今年春天见到的印象大好，只怕自己个人有偏见而看错了，但这次有两位朋友在一起，大家意见一致，他才相信事实的确是这样。
　　慕努舒金先生是《勇士的奇遇》（港译《肉阵飞龙》）《倾国倾城欲海花》、《四海一心》等片的制片人，他谈到中国电影时说，他刚到香港时发表的意见，被某些记者先生们作了错误的引述，不过他们不了解电影的专门技术，误解也是难怪。接着他在技术上作了分析，他说得很但白，很诚恳，他认为中国电影在技术上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录音，只做到清晰而没有气氛。在《四海一心》中，共有九百五十种声音，用以表示环境的气息，但在一般中国电影中，主要只听到演员们在麦克风前讲话。


　　这一点我想他说得不错。他说的第二个缺点是关于蒙太奇的，他认为中国电影对剪接不够注意。《勇士的奇遇》一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个镜头，有些镜头只有五十厘米长，但中国电影的镜头一般拖得很长。我们对他说，在艺术上，镜头的短促的确容易造成蒙大奇的效果，但中国电影的主要观众是农民，他们极大多数是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电影手法的过分花俏和复杂会使他们感到困难。他想了一下，认为在社会意义上，这点确是也应当考虑到的。


　　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谈话，大家交换了意见，还谈到将来合作的计划，有人向石慧开玩笑说：“怎么他老是说夏梦，不说石慧呢？”大家都笑了，因为在法文中表示“动人、可爱”
　　等意思的Charmant，声音就像在叫“夏梦”，凡位法国先生在谈话中大赞中国与中国人，所以不断听到“夏梦、夏梦”之声。（金庸）


历史性的一局棋


作者：金庸
　　“号外！号外！叮当，叮当！大新闻！”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东京街头到处响起了报贩们的叫卖声和铃声，卖的是《报知新闻》的号外，向成千成万读者们报告一个“重大的”消息：吴清源与木谷实在正式围棋比赛中都使用他们所创的“新布局法”（在日本称为“新布石法”），木谷实先手，三子都走五路，吴清源三子走四路，成为“三联星”。这在围棋界是前无古人的着法。日本人对围棋极为着迷，无怪这件事报纸竟要出号外。


　　木谷实是日本的青年棋人，和吴清源感情很好，两人共同研究而创造出来一种新的布局体系。简单他说，那是在布局上笼罩全盘而不是固守边隅。他们合著的《新布石法》一书出版后，书局门外排了长龙（日文称为“长蛇”），在一个短短的时间之内销去了五万册。不久，日本围棋界出现了称为“吴清源流’（即“吴清源派”）的一群人。


　　日本围棋界向来有一种本因坊制度，所谓本因坊就是围棋界的至尊，以往都是一人死了或退休之后，由当时棋力最高的另一人继任，名高望隆，尊荣无比。那时日本的本因坊是秀哉（他原名田村保寿，秀哉是这位本因坊的尊号，有点儿像皇帝的年号一般。后来岩本薰任本因坊，号称本因坊“薰和”，桥本宇太郎号称本因坊“昭宇”，等等）。新布石法既然轰动一时，本因坊当然要表示意见，这位老先生大不以为然，认为标新立异，并不足取。两派既有不同意见，最好的办法是由两派的首领来一决胜负。


　　秀哉为了保持令名，已有很久很久没下棋了，这时为形势所迫，只得出场奋战，这是日本围棋史上一件极度重要的大事。那时吴清源是二十二岁。
　　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清源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哉伤透了脑筋，当即“叫停”，暂挂兔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守旧者就说吴清源对本因坊不敬，居然使用怪招，颇有戏弄之意。但一般人认为，这既是新旧两派的大决战，吴清源使出新派的代表手来，绝对无可非议。


　　这次棋赛规定双方各用十三小时，但秀哉有一个特权，就是随时可以“叫停”，吴清源因为先走，所以没有这权利。秀哉每到无法应付时，立即“叫停”。“叫停”之后不计时间，他可以回家慢慢思考几天，等想到妙计之后，再行出阵，所以这一局棋因为秀哉不断叫停，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棋赛的经过逐日在报上公布，棋迷们看得很清楚，吴清源始终占着上凤。一般棋人对于权威和偶像的被打倒不免暗暗感到高兴，但想到日本的最高手竟败在一个中国青年手里，似乎又很丧气，所以日本的棋迷们在这四个月中又是兴奋，又是担忧，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社会人士固然关心，在本因坊家里，情形尤其紧张。秀哉连日连夜地召集心腹与弟子们开会，商讨反攻之策。秀哉任本因坊已久，许多高手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场棋赛大家自然是荣辱与共。所以，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着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


　　这事本来已经没有问题，但事隔十多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围棋界的元老漱越宪作忽然在一次新闻界的座谈会中透露了一个秘密：那著名的第一百六十手不是秀哉想出来的，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贡献的意见。这个消息又引起轩然大波。这时秀哉已死，他的弟子们认为有损老师威名，迫得漱越只好辞去了日本棋院理事的职务。


　　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


　　最近在日本的围棋杂志上看到吴清源大胜前田陈尔和现在本因坊高川格的棋局。前田居然连用了两下吴清源当年所创的“鬼怪手”，要是老师还活着，他一定不敢这样“离经叛道”吧。


钱学森夫妇的文章


作者：金庸
　　十年之前的秋天，那时我在杭州。表姐蒋英从上海到杭州来，这天是杭州览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一班毕业生举行毕业礼．那个姓胡的教育长邀她在晚会中表演独唱，我也去了览桥。
　　蒋英是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的女儿，当时国民党军人有许多是蒋百里先生的学生，所以在航空学校里，听到许多高级军官叫她为“师妹”。那晚她唱了很多歌，记得有《卡门》、《曼依·郎摄戈》等歌剧中的曲子。不是捧自己亲戚的场，我觉得她的歌声实在精采之极。


　　她是在比利时与法国学的歌，曾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赛的首奖，因为她在国外的日子多，所以在本国反而没有什么名气。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他后来与我国著名的火箭学家钱学森结婚。当钱学森从美国回内地经过香港时，有些报上登了他们的照片。比之十年前，蒋英是胖了好多，我想她的音量一定更加大了。
　　最近在内地的报纸上看到他们夫妇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发展音乐事业的一些意见》，署名是蒋英在前而钱学森在后。我想这倒不一定是“女人第一”的关系，因为音乐究竟是蒋英的专长。
　　这篇文章中谈的是怎样吸收西洋音乐的长处，和怎样继承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问题。他们认为我国固有的音乐有很多好处，例如横笛的表演能力，就远胜西洋的横笛（西洋横笛用机械化的键，不直接用手按孔，所以不能吹滑音），但西洋音乐也有很多优点，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就必须先达到西洋音乐的世界水平。目前，我们离这水平还很远。


　　他们觉得目前对民族音乐重视不够，像古琴的演奏就大有后继无人的危险。我国歌剧的歌唱法与外国歌剧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对所谓“土嗓子”的唱法还没有好好地加以研究。
　　火箭学家对数学当然很有兴趣，所以这篇文章有很多统计数字。他们假定，一个人平均每四个星期听一次音乐节目（歌剧、管弦乐、器乐或声乐）决不算多，假如每个演员每星期演出三次，每次演奏包括所有的演奏者在内平均二十人，每次演出听众平均二千人，我国城市里的人口约为一亿人。火箭学家一拉算尺，算出来为了供给这一亿人的音乐生活，需要有八万三千位音乐演奏者。再估计每个演奏者的平均演出期间为三十五年，那么每年音乐学校就必须毕业出二千三百七十人来代替退休的老艺人。再把乡村人口包括在内，每年至少得有五千名音乐学校的毕业生。如果学习的平均年限假定为六年，那么在校的音乐学生就得有三万人以上，假定一个音乐老师带十个学生，就得有三千位音乐教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但目前具体的情况与这目标相差甚远。他们谈到最近举行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认为一般说来还只是业余的音乐水平。这对科学家夫妇又用科学来相比：“业余音乐是重要的，但正如谁也不会想把一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寄托在业余科学家们身上一样，要发展我国的音乐事业也不能靠一些业余音乐家们。”


　　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趣味，正如他们这对夫妻是科学家与艺术家结合一样，这篇文章中也包括了科学与艺术。
　　在自然科学、艺术（西洋部分）、体育等方面，我国过去一切落后，现在，在自然科学上，有钱学森、华罗庚等等出来了；体育上，有陈镜开，穆祥雄、张统等等出来了：音乐上，现在还只有一个傅聪。艺术人才的培养确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单是某一个人学习的时间，还需要整个社会中文化与传统的累积），但既然有这样好的环境，又有这样多的人口，我想四五十年之内，总有中国的巴格尼尼或李斯特出现吧，六六十年之内，总有中国的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出现吧！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那决不是很长的时间，问题是在于目前的努力。


　　（金庸）


书的“续集”


作者：金庸
　　最近收到了好几封读者的来信，询问有一部叫做《天池怪侠》的书，是不是我的作品。
　　虽说是提出询问，其实他们在信中都已表示知道了答案，知道这是别人冒名之作。因为虽然天池怪侠是《书剑恩仇录》中一个重要人物，虽然这部书中也有陈家洛、霍青桐、无尘、李沅芷、常氏双侠、赵半山等等人物，虽然它是从《书剑》结束的地方开始而封面上也署了我的名字，然而文字的风格毕竟是完全不同的。有一位读者寄了几本这种书给我，我见书里的乾隆皇帝自称“孤王”、李沉芒自称“妾”一个什么老侠自称“老身”，每个人都似乎在唱戏，实在觉得相当有趣。


　　给小说或戏剧写续集，这种兴趣似乎是十分普遍的。不一定是好的作品才有人写续集，平庸的无聊的作品，也会有人兴致勃勃地提笔续下去。美国片《阿飞舞》难道是一部好影片么？《黑湖妖》难道有任何价值么？然而毕竟还是有《阿飞舞续集》和《黑湖妖续集》。在我国旧小说中，《济公传》的续集恐怕数量最多，然而《济公传》写得实在并不精采。《七侠五义》之后有《小五义》和《续小五义》，《今古奇观》之后有《续今古奇观》这都是比较流行的，但我一直看到了《九续小五义》和《五续今古奇观》，除了黄色与无聊，这些续书中再也找不到什么别的。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既有兴致写作，为什么不另外写一部小说呢？续集已是这样差了，怎么还能不断地续下去？


　　谈到续书的种类，大约以《红楼梦》为最多了，现在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就是高鹗续的，而在所有的续书中，恐怕也是高鹗的最为精采，虽然他对礼法与封建制度的看法，远不及曹雪芹的富于反抗精神，然而他终于继承了原作的悲剧结构。如“侯芳魂五儿承错爱”等几段，细腻生动，可以直追原作。此外的续书，如《红楼圆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等，却无一不是糟极谬极，有的说贾宝玉魂游地府，把林黛玉等救活，一个人娶了八个妻妾（除林薛外，还有袭人、晴雯、紫鹃、芳官等）；有的说贾宝玉的儿子贾桂（所谓“兰桂齐芳”，兰是贾兰）出将人相、富贵荣华。我看到的红楼续书大约共有八九种，据说总数有十余种之多。


　　《水浒》的续集自以陈忱的《水浒后传》最佳，书中叙述李俊到海外为王，发扬梁山的英雄事业，但文笔气度，也已远远不及施耐庵。俞仲华的《荡寇志》除前面陈丽卿摆布高衙内一段之外，其余全不足取。
　　《三国演义》因为已写到司马炎统一天下，实在无可再续，但还是有人写《反三国》，为蜀国扬眉吐气，灭魏灭吴，然而因为一则违反历史事实，二则写得莫名其妙，这书并不流行。
　　故意与原作相反的翻案作品，一般说来也是续书，主要只是结局相反。反《西厢记》的《东厢记》（清杨世潆作）写得很差；《锦西厢》（周公鲁作）比较好些，情节很复杂，然而可笑的地方也很多，有一节写张君瑞别了莺莺去赴考，主考官是白居易，出题《月明三五夜》，张君瑞就写了崔莺莺那首“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缴卷，结果当然落第等等。反《琵琶记》的有《后琵琶》，在这书里描写了蔡中郎之死，曹操则变成了好人，去赎回蔡文姬等等。《桃花扇》结局是侯朝宗与李香君出家修行，而《南桃花扇》（顾彩作）则写两人白头偕老。据历史记载，侯朝宗似乎并未出家，顾彩这部作品倒颇有事实根据，但因为才力不及，所以读来也无意味。


　　随便想一下，旧小说和戏曲中有续书的，实在举不胜举。《说唐》之后，从《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一直续到《薛刚反唐》；《杨家将》，从杨老令公续到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实在续不下去了，于是又来《狄青平西》、《五虎平南》。《西游记》则有《西游补》（董说作）。《西游记》是好书，《说唐》的文学价值就低了，《杨家将》更低，但不论好坏，总有人援笔而续。既然《书剑》用的是旧小说体裁，尽管内容毫不足道，但出现续集倒也是合于传统的事，只是在封面上署了我的名字，那位作者似乎是过谦了。


　　（金庸）


谈各国象棋


作者：金庸
　　全国象棋最后决赛的那天晚上，许多朋友心情都十分紧张，为的是杨官磷能不能得全国象棋冠军，局势很是微妙。最后终于在收音机中收到了杨官磷在第二局中力克李义庭，何顺安又一战而胜王嘉良的消息，大家纷纷谈论，感到很大的兴趣。


　　有人就谈到了象棋起源的问题。
　　这问题以往有许多说法，有印度、中国、阿拉伯、波斯诸说，但据近人考据，证明最旱的象棋是印度人发明的，有一个传说，说发明者是锡兰的一位王后，这传说虽然没有充分根据，但象棋源于印度，不论中国、西欧或苏联的学者们，在文献和古物的研究上都已得到了确证。


　　据我国古代传说，象棋是舜发明的。舜的弟弟象很坏，好几次想害死舜（《孟子》中曾有记载）。后来舜把他幽禁起来，又怕他寂寞，就制了象棋给他做文娱活动。象棋的“象”
　　字，就代表舜的弟弟。这传说已证明不可信，但据常任侠先生根据王国维氏的一些考据而推断，从这个传说中可以推想到象棋传人我国的路线，他认为象并不是舜的亲弟弟，而是我国以南产象地区（如缅甸等地）的领袖。象与舜曾结成兄弟同盟而战胜其他民族，但后来两人又发生冲突。很可能．象棋是从印度经过泰、缅等地而传人中国。近年来华南象棋名手辈出，人才之盛似居全国第一，这虽与象棋先到华南没有什么关系，但在千余年前，华南人就比中原人士先学会象棋，现在想来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据晏殊所写的《类要》中说，象棋是在三国魏黄初年问（曹丕与诸葛亮的时代）流入中国的。
　　现代的象棋型式，到宋代方才制定。宋代的理学家程颢有一首咏象棋的诗说；”大都博弃皆戏剧，象戏翻能学用兵。车马尚存周戏法，偏神兼备汉官名。中军八面将军重，河外尖斜步卒轻，却凭纹揪聊自笑，雄如刘项亦闲争。”他诗中还没提到炮，炮这兵种，是最后加入的，当然是要在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火器之后，才反映在象棋上。


　　印度原来的象棋由四个人下，好像打麻将一般，每人要先掷骰子，凭点数来下棋。被将死的一家退出战局，残存的棋子都归战胜者俘虏，俘虏降一级使用。四家淘汰为两家后，两家再决胜负。宋司马光曾创七国棋，七个人可以合纵连横，战胜者兼并俘虏，增加自己实力。现在日本的“将棋”俘虏了对方的棋子也可供自己使用，这些规矩都源自印度象棋。在军事上，利用敌人的俘虏，那么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是比较人道主义些吧。


　　流行在欧美的国际象棋与印度象棋相同的一点，是都有六十四个方格，棋子放在格子中间。中国人却想到了一个聪明办法，棋子不放在格子之中而放在线路交叉的地方，这样棋盘只增加一条线而位置却从六十四增为九十，我想这或许是从围棋得到的灵感，因为围棋子是放在线路交叉处，而象棋盘又刚巧是围棋盘格数的四分之一。


　　印度象棋传到欧洲后，名称上作了一些改变，如士变为后、象变为主教（俄国不变）、车变为炮台（或船），皇后本来威力极小，但欧洲把她改为纵横斜飞无敌，远胜于车。或者，这与欧洲人“女人第一”的观念有关也说不定。


　　朝鲜棋是从中国象棋中变化出来的。据说在朝鲜战争时，美国的狄安将军被俘，后来就学会了这种棋，在被俘期间天天与看守他的人下棋消遣。
　　此外有马来棋、缅甸棋、逞罗棋、现代印度棋（共有三种），虽然大致相同，但也有相异之处。
　　法国人布阿叶写了一篇谈象棋的文章，他说，欧美一般人虽然以为国际象棋具有世界性，其实它盛行的地带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四十，中国会下象棋的人，或许比全世界下国际象棋的人还要多些。
　　（金庸）


围棋杂谈


作者：金庸
　　日前见到一篇访孙中山先生上海故居的文章，文中说到中山先生的居室里除了书籍地图之外，还放着一副围棋，这是他工作读书之暇唯一的娱乐。我们想象这位革命伟人在规划国家大事之余，灯下与一二知交丁丁敲棋，执子凝思，真是一幅感人极深的图画。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我。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也真是有趣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是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着棋，千方百计地找寻弈友，在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


　　当聂坩弩兄在香港时，常来找梁羽生与我下围棋，我们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
　　围祺这东西有趣之极，但就因为过于复杂，花的时光太多。学习与研究固然花时间，就是普通下一局，也总得花一两个钟头。日本的正式比赛，一局棋常常分作许多天来举行，每天下几个钟头。报上刊载一局棋的过程，就像长篇连载小说那样，每天登载数十着，刊到紧要关头就此打住，棋迷们第二天非买这报追着看不可。所以日本围棋的大比赛都是由各大报纸举办的，这是日本报纸推广销路的重要办法。在我国，由于下围棋花时间太多，所以它近年来没有象棋这么流行，因为大家是越来越忙了。


　　广东人喜欢围棋的很少，在香港实在难得看见。在江浙一带，围棋之风那就盛得多，每一家比较大的茶倌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就像这里的人看象祺一般。
　　象棋是从印度传来的（一说是我国自行发明，但从各种资料看来，以印度传来之说较有根据），围棋却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书上说，尧的儿子丹朱不肖，颇有阿飞作风，尧大为忧虑，就制作了围棋来教他，希望他在游戏之中发展智力。这说法恐怕未必可靠，有无丹朱其人已是一个问题，而据古书上记载，丹朱也没有改好。不过围棋确是由来已久，《孟子》中就曾谈到弈秋教人弈棋的故事，不用功的人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想者去打鸟，于是学棋学不成。大约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经由高丽、百济（朝鲜）而传到日本。现在在日本，反比我国兴盛。


　　前几天看到北京出版的一本日文本的《人民中国》杂志，上面有一篇介绍围棋的文字，还附了范西屏与施定庵的一局对局。范、施是清代乾嘉年间的两位围棋大国手，棋力之高，古今罕有，直到现代的吴清源才及得上他们。


　　上个月报纸刊载了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名单，其中刘棣怀、魏海鸿、汪振雄三位都是围棋名家。我国还有一位围棋前辈顾水如先生则在北京。刘棣怀以前称中国第一人，但最近上海举行名手比赛，魏海鸿的成绩最好，可能刘棣怀因为年老而精力衰退了一些。魏以前在武汉，人家给他一千绰号叫做“刀斧手”，可见他善于厮杀。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陈毅将军是喜欢围棋出名的，棋力如何却不知道了。


也谈对联


作者：金庸
　　百剑堂主在《吟诗作对之类》一文中提到了杭州的两副对联，因为我是杭州人，他问我在杭州的无数对联之中，对哪几联印象最深。我首先想到的，是月下老人祠那一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这联的上联原出《续西厢》，金圣叹批《续西厢》从头骂到底，只对最后这两句赞赏备至。我想这一联人人看了都会高兴，文辞亦佳（月下老人祠有签词九十九条，全部引自经书诗文，雅俗与此间黄大仙签词不可同日而语）。还有阮元为杭州贡院所撰的那一联:“下笔千言，正槐子黄时，桂花香里；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这联我是在小时候记得的，以后每次学校大考或升学考试，紧张一番而缴卷出场时，心头轻松之余总会想到它。


　　百剑堂主所提到岳坟前“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那一联，出自一个姓徐的女子手笔（陆放翁有“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联，亦颇见风骨）。抗战时我在重庆念书，那时国民党政府时时有向日本求和之想，有些御用教授们就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他奉敌伪之命来重庆活动）到学校里演讲，语气间又宣传这套理论，我们一些同学们听得很气愤，在他第二次演讲之前：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白铁”这副对联，他见了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旧时家中有一小轩，是祖父与客人奕棋处，轩里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当时不懂当中妙处，现在想来，这里面实在颇有哲理。
　　百剑堂主曾撰一联：“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侮痴。”我见了很喜欢，他用宣纸给我写好，请荷里活道某店裱起，挂在斗室之中，不觉雅气骤增。
　　我写《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回目全不考究，信手挥写，不去调叶平厌，所以称不上对联，只是一个题目而已。梁羽生兄甚称赏我“盈盈红烛三生约，霍霍青霜万里行”两句（上句写徐天宏与周绮婚事，下旬写李沅芷仗剑追赶余鱼同），但比之百剑堂主的每回皆工，那是颇为不及了。


　　前几天《大公园》中登载文怀沙先生一篇《韩愈与贾岛》的文章，认为“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中，“敲”字确比“推”字好，因为这有“鸟鸣山更幽”的意境。“鸟鸣山更幽”本来是宋王籍的诗。《梦溪笔谈》中说：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一句，素来认为无人能对，王安石用“鸟鸣山更幽”来对。王籍原联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两句意思一样，王安石这一联集对却是上句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比原句更工。旧诗律诗中必有对偶，所以好对不胜枚举。古人因对成妙对而发达做官的事，笔记小说中也记载得很多。如宋时宰相词人晏元献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句，数年不能得到好对，一天晚上与一个小官王琪一起散步，谈起这事，王应声道：“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大为赏识，从此王琪做官就一帆风顺了。


　　我从前在江南故乡时很爱听说书，在听说《三笑》时就曾听到许多妙对。唱弹词的人说文徵明在追求爱人时，那位小姐出对道：“因荷（何）而得藕（偶）？”文徵明对道：“有杏（幸）不须梅（媒）！”于是好事得谐。又据说金圣叹被杀头时他儿子吟道：“莲（连）


　　子心中苦。”金老先生对曰：“梨（离）儿腹内酸！”两对一喜一悲，虽都未必真有其事，但对偶双关，确不容易。
　　对对子既要工，又要快，不比其他文章可以慢慢琢磨。有一本笔记中记载一个故事：陆文量在浙江做官，有一天与管教育事务的陈震一起饮酒，见陈是个光头佬，就出对嘲他：
　　“陈教授数茎头发，无计（髻）可施。”陈震立即对道：“陆大人满脸髭髯，何须如此。”
　　以成语对成语，很有本事，陆大为叹赏，笑道：“两猿截木山中，这猴子也会对锯（句）。”陈震笑道：“我也要不客气了，幸勿见怪。”于是对道：“匹马陷身泥内，此畜生怎得出蹄（题）？”两人抚掌大笑竟日。


　　据说从前有个人名叫李廷彦，曾献百韵诗给一位大官，中间有一对云：“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那位大官看了很同情他，道：“想不到你家里竟接连遭到不幸。”李廷彦忙道：“实无此事，那是为了对仗工整才这样写的。”作对至此，可说形式主义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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