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SIKINNERUNG 2021-07-30 22:53:18
本文由台湾真善美出版社宋德令先生提供
一、呼唤新武侠的声音
台湾的
武侠小说写 作，一般认为始于一九五二年郎红浣在大华晚报连载《古瑟哀弦》、《碧海青天》、《瀛海恩仇记》、《莫愁儿女》、《珠帘银烛》、《剑胆诗魂》六部曲。其后卧 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伴霞楼主等相继崛起江湖，逐渐带动风潮。但这段时期，台湾本身作家所创作的武侠小说，数量并不敷市场之需，坊间所流行的，仍以大 陆时期之武侠小说及翻印香港作品为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警备总部执行“暴雨专案”，共取缔了大陆、香港翻版武侠小说五百多部。文艺界也对武侠小说日益风 行颇多抨击。但是在翻版大陆及香港作品已遭严禁，市场却仍有大量需求的情况下，台湾本身的作家与作品自然就越来越多了。需求面刺激了供给面，这个经济学的 原理，在武侠小说发展史上也是印验了的。 从一九六○年开始，十年之间，风起云涌，作者蔚起，据叶洪生统计，有三百余人之多，许多出版武侠小说的专业出版社，为应付市场之需，甚至必须挖掘新人，培养专属的作家。 在这些出版社中，真善美出版社，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家，叶洪生在＜当代台湾武侠小说的成人童话世界││透视四十年来台湾武侠创作的发展与流变＞一文中即 说：“在六○年代初，台湾武侠出版商为因应市场需求，纷纷以重金征求新人新稿。……真善美书系，为台湾第一家以刊行武侠小说为主的出版社，无论是选书、排 印或读者口碑都最令人称道。由其培养而成一流名家计有：司马翎、伴霞楼主、古龙、上官鼎四位”。对该出版社在武侠小说史上之地位论断甚为中肯。唯该社除上 述四位较负盛名外，如卧龙生、诸葛青云、倪匡、墨余生、郎红浣、成铁吾、醉仙楼主、易容、萧逸、古如风、陆鱼、红豆公主、王秋远等，也都在真善美出版过作 品。 真善美出版社成立于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四年，主持人宋今人先生发表＜告别武侠＞，宣布不再出版武侠小说，其间二十余年，几与武侠小说全盛期相始终。共出版了作品一百二十部，两千五百集，培养了上述许多著名作家。它在武侠小说发展历程中的地位，自是不难想见的。 不过该社之所以能在“选书、排印或读者口碑都最令人称道”，并不仅由于它出书量多，而在于主持人宋今人先生对武侠小说有其主张，他是抱著文化理想来出版这些作品的。 武侠小说的出版者，常被描述为“不肖书商”。武侠小说常被指为“斫害青少年身心”，尤其在一九五四年文艺界发起大规模“文艺清洁运动”以后，此说更是甚嚣尘上，影响到许多人对武侠小说的观感。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宋先生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宋先生对于年轻作家，甚为提掖。他会亲自写文章介绍新人新作，并表达他自己对武侠小说的看法。例如他曾写＜介绍《塞上曲》兼论武侠小说＞，认为陆鱼的 《少年行》文字典雅，有幽默气氛，但情节不够紧凑，打斗不够激烈。而《塞上曲》已有不少改进，且国家民族思想浓厚，值得嘉许。这些口吻，足以表现他对新进 的支持与指导。另外，我们从他的语调中，也可以看出他办真善美出版社及出版武侠小说的原因。 他是觉得当时正值苦难战乱，整个社会又充满了虚 伪、邪恶、丑陋的现象，处在苦闷与不满情绪中的人，自然希望追求真、善与美之境界，而武侠小说也恰好提供了这种境界。在这方面，武侠小说提供的，是超越现 实的寄托。所以那里面会有大仁大义的崇高情操，也会有超乎寻常的体能与奇情异事。 除此之外，武侠小说寄情于往古，托事于名山大川之间，他觉得也很能增益世人对国家的认同与理解。武侠小说表现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例如因果报应、忠孝仁义等，则甚能教育民众。 这些言论，均很有见地，宋先生公子德令先生说他“创设真善美出版社，出版高品质之武侠小说，表彰忠孝节义，有益社会人心，尤对彼时动乱后之安定人心颇有 裨益”，洵非虚语。我们晓得，武侠小说的出版甚为混乱，一位武侠小说出版业者即曾感慨地说：在这个行业里不肖者亦不少，盗印、挂假名均可谓司空见惯，自行 培养新人者甚为难得。处此浊流之中，宋今人先生之行谊，自是难能而可贵的。 依宋先生之见，武侠小说的写作，有其常规，但亦有可以新变之处。在 ＜告别武侠＞一文中，他指出：正规的武侠书大略包含下列内容：（1）时在数百年前；（2）地在中国大陆，偶涉边疆；（3）人分正邪，且邪不胜正；（4）男 主角英俊仁厚，文武兼擅，女主角美艳多情，武功可能更高；（5）用刀剑，不用枪炮；（6）强调武功、灵丹、秘笈等；（7）行道江湖，快意恩仇，尊师重道， 退隐山林。 这些，即是武侠小说这种文类的类型化特征。武侠小说与侦探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神魔小说、战争小说之所以不同，就在于这些类 型化特征，在小说内部进行了次文类的区分。于武侠小说之中，可以包含侦探、爱情、历史、战争等各种成分，但藉由上述各项类型特征，我们仍能轻易地辨识某书 是否可称为武侠小说。因此，此即可称为武侠小说之写作常规。 但是，在不甚违反这些常规和类型特征的情况下，武侠写作又容许、也鼓励新变。宋先生对陆鱼的称道，就是对他“新型写作方法”的肯定。在＜告别武侠＞一文，他更提出“写人性”的理想来。他希望武侠小说的作者能针对七情六欲等人性的特点来写：
首先创造一群代表性的人物，编织一个接近当年现实社会的故事。于是在动作和语言中，在江湖、在庙堂、在街市、在乡村，发生种种事，尽量激发这人 性的特点，使之喜、使之怒、使之哀、使之惧、使之爱、使之恶、使之欲。一而再，再而三的撞击它，自始至终的揭发它。导入正途，即是积极的、理性的、美好的 人生；流入邪途，则是野蛮的、邪恶性的、丑陋的末日。││这是个意识型态的问题。我们要把武侠情操，在尽情激发之下，趋向善良的一面，升华再升华，变化人 性。
他对陆鱼新型武侠的揄扬，主要是就其写作手法而说。此处所谈则涉及主题，要问“写什么”以及“写了做什么”。不但如此，宋先生还认为：在这一方 面，武侠小说与一般文艺作品并无不同，只不过武侠书必须加上武功的叙述而已。也就是说：武侠小说不是次级文学、通俗文学，它跟所谓纯文学作品一样，致力于 刻画人性，使人在阅读时得到灵魂净化的功能。 正因为这样，所以武功方面的描述虽然不可少，但毕竟不是最主要的东西：“武功有一个限度，以人可能有的体能极限为准。但可强调精神力量，那是无限的”。 宋先生认为这即是“武侠书可行的路及武侠书的前景”。因为“武侠书风行二十年，必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宋先生是当时主要的武侠小说出版者、发行者，又培养了不少作家，他的见解与期望，当然会影响到武侠写作的发展。新派武侠，特别是古龙作品，便显然与宋先生的见解有密切的关联。宋先生并没有写出他想写的这种武侠小说，但其理想，却被古龙充分实践了。
二、新派武侠出现江湖
其实不只是古龙，真善美旗下的主要作家，基本上都是走这个路子。所以叶洪生曾有论断曰：“正因真善美是台湾早期武侠出版界的主流派，在其刻意提倡与鼓励下，武侠作家乃纷纷跟进，而以‘新颖侠情’或‘新艺侠情’相标榜”。 一九六三年真善美出版社在出版陆鱼《少年行》时，甚至刻意在封面上冠以“新型武侠”名号，倡议武侠新变之心，不言可喻。当时宋先生曾撰文介绍该书，谓： “《少年行》的风格、结构和意境，除了特别强调武功这点外，较之欧洲十八世纪的文学名著，并不逊色。这种新型武侠的写法，是颇可提倡改进的”。 次年，司马翎（吴思明）发表《剑神传》的后传《八表雄风》时，宋今人也推介说：“吴先生的文字清新流畅，略带新文艺作风，一反过去讲故事的老套。武侠小 说中之所谓‘新派’，吴先生有首先创造之功，誉之为新派领袖，实当之无愧。……吴先生的作品，有心理上变化的描写、有人生哲理方面的阐释、有各种事物的推 理。因此有深度、有含蓄、有启发。吴先生似乎跑前了一点，相信今后的武侠作品，大家会跟踪而来”。 当时同在真善美出版小说的上官鼎（即前交通部长刘兆玄），亦是此新派中佼佼者。其《
沉沙谷》之叙述方法、分段型式，均为后来者所效仿。 他们的写作各有特点，但既称为新派，便有其成派的共同之处。例如小说的叙事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武侠小说，沿袭了中国古代侠义公案的写作传统，基本上是说 书体，作者以说话人的姿态“讲故事”；如今则吸收现代小说之写作方式与技巧，并以写出一种以武功为题材的现代小说来自我期许。这是武侠文学的现代小说化， 进行著叙述模式的改革。陆鱼、司马翎、上官鼎等人都在这方面卓有贡献。 又如其写作均不是为了记佚事、述江湖，而是以描写人性冲突为擅长。因 此，其作品中并不是以描述打斗场面、记载江湖规矩、保存武林佚史、提供武术知识而令人著迷，乃是以其对人物与事件所构成的冲突张力，而印象深刻。他们大抵 上都喜欢藉由人性的冲突，来凸显善恶，表现人的价值抉择，展示人性的光辉。上官鼎、司马翎尤为此道高手。 小说虽以武以侠为必要素材，但既已现 代小说化，既以写人性为主，武功的描写，相对来说便不那么重要。而且为了要与前期名家如白羽、郑证因、李寿民等相区别，武侠小说的写作即不能只在武技招术 上打转，须更要深入到心理刻画的层次。所谓技进于道、无剑胜有剑。其论武比斗，乃不约而同地走向宋今人所说“强调精神力量”之路。不再详细描写冗长的打斗 过程，重在营造气氛，讲究以意克敌、执简御繁、气机感应、心灵修炼、武无常形等等。 这些特色，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新派的风格。但因走向这种风 格时，上官鼎、陆鱼、司马翎等人都还只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所以他们事实上也在摸索中发展，逐渐成长；宋先生亦只能从观念及出版稿费上支持或推动，并未 亲自操觚。所以由旧入新，过渡时期的痕迹，总是不能摆脱的。顺此路向，真正扭转了武侠写作的传统，成就“新型武侠”者，仍不得不推古龙。古龙即是由司马翎 再往前发展的。 古龙曾说：“过去还珠楼主、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以及金庸的小说我都爱看。而在台湾的武侠小说先驱者中，我唯一‘迷’的， 只有司马翎，他算得上是个天才型作家。记得当年为了先睹为快，我几乎每天都待在真善美出版社门口，等著看司马翎的新书。后来一集追一集地等烦了，一时技痒 才学著写武侠小说”。渊源脉络，颇可稽考。与宋先生说：“古龙自其小学生时来本社看武侠，大学时为本社写武侠，十多年来，日有进步”，适相吻合。
古龙称司马翎为天才型作家。诚然。唯彼时武侠小说实可谓为一群天才之创作。如司马翎在写《关洛风云录》等书时，才读大学二年级。上官鼎开始写武侠小说时还就读高中二年级，陆鱼、古龙初写武侠小说则在大学时期。 古龙，本名熊耀华（一九三八～一九八五），江西人，但生在香港，长在汉口，一九六○年就读淡江英专时开始写武侠小说《
苍穹神剑》。接著又写了《
飘香剑雨》、《
月异星邪》等书。但这个时期古龙实仍属于玩票性质，为了好玩、为了优渥的稿费而写，态度并不认真。例如该年写《
剑毒梅香》 即未写完，逼得出版社只好急征快手捉刀（所征之捉刀人，就是上官鼎）。同时，他也替卧龙生等人代笔。这当也是由于当时武侠小说特殊的出版情境使然，市场太 大，生产者太少，赶稿交差或粗制滥造，实所不免；若真无法完篇，亦不能不请人代笔，或托称有病有事，不了了之。依这种情况，要产生杰构，自然是较为困难 的。 但逐渐地，古龙对于武侠写作有了新的认识，其小说也有新的面貌。一九六三年完成《
孤星传》及《
湘妃剑》，其中便初用了许多西洋文学的笔法。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陆续推出《
大旗英雄传》《
浣花洗剑录》开始，一种新的、古龙式的新型武侠即已成形。《楚留香传奇》《
绝代双骄》等名作相继问世，逐步奠定了他特殊的地位。 或谓古龙如此发展，是因他失去了家庭温暖，孤身由海外来台求学谋生，加上好友、好酒、婚姻又不美满，导致心境孤独，故文体愈趋奇变。又或嗤其文体句句分行、支离破碎，是因为报刊及出版社都论行数计稿酬，所以用这种办法凑篇幅、赚稿费，不免有“商品化的弊病”。 这些说法都不恰当。古龙并不是从武侠小说写起的新手。他在高中时期便是标准的文艺青年，写散文、新诗、短篇小说。因此他原本较熟悉较擅长的，就不是传统 武侠文学的写作型式。参与武侠写作之后，原也试图把自己融进这个文类常规中去表现。但在发现写作遭遇瓶颈，并受到宋今人这类思想的鼓励之后，把武侠写作转 向他本不陌生的现代文学路子上去，实在是非常自然的事。例如他为真善美出版社所写的前期作品《孤星传》及《湘妃剑》便已充满了现代文学的笔法及意境，何况 他本系英语专科学校出身，汲采外国文学之英华，亦较只有传统中国旧学根柢的其他作家便利得多。所以他的转变，自有他整体文学素养上的条件和原因，不能只从 图利或心境孤凉等方面去理解。 转变后的古龙，确如陈晓林所说：“基本上是与现代文学││尤其是西方小说比较接近，而与原来中国长久以来传统演 义小说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从回目与遣词用字方面，都可以看出，到古龙笔下己经是相当现代化的小说，而不再根植于民族文学的固定形式，不再属于陈套，而是 尝试性、开放性非常强烈的新生产物”“力图走出中国传统小说的窠臼，迈向更开阔的与现实结合的现代武侠”。也就是说，一种新的文类革命至此业已形成，由陆 鱼、司马翎发展到古龙，宋今人所提倡的那种新型武侠（以新的写作法，写人性，强调精神力量，武侠小说与文艺小说并无不同）可谓修成正果。 其果云何？古龙在桂冠版《楚留香传奇》前附了一篇＜代序＞，对他为何要创新、如何创新，都有详细的解释，大意是说： “在很多人心目中，武侠小说非但不是文学，甚至也不能算是小说，因为武侠小说已陷入了格套之中。什么格套呢？少年学武，历尽艰辛，终于扬眉吐气，正直侠 客，运用武功智慧，破除江湖中庞大的恶势力……等。这些格套又都写得太荒唐无稽、太鲜血淋漓，忘了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性有善有恶，我们 除了写邪恶之外，更应去写爱、友情、幽默、同情、慷慨等那一面”。 如何写呢？他主张吸收外国文学作品的精华，创出一种新的风格，“让武侠小说也能在文学的领域中占一席之地”。 因为是写人性，所以古龙的英雄，除了长得较英俊、武功较高之外，乃是个人而不是神，“因为他们也有人的缺点，有时也受不了打击，他们也会痛苦、悲哀、恐 惧”“绝不是那些不近人情的神”。他希望写出“伟大的人、可爱的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却很排斥那种血腥杀戮、鲜血淋漓的写法。 所 以他刻意去写“不杀人”，且经常“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苦笑”、“心更往下沉”、“觉得有说不出的悲哀、说不出的愤慨”、“心胆俱裂，热血一下子都 冲上头来”、“咽喉的肌肉似乎忽然抽紧，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楚香帅。刻意去写“只觉得又脏、又饿、又累，喉咙里更像被火烧一样，烧得他整个人都要发疯， 整个人都要裂开”的胡铁花……。而且在创造这些人物和小说写作手法上，他又大量吸收外国文艺的营养。 林无愁在＜访古龙，谈他的楚留香新传＞中 谈到：“那时○○七的史恩康纳莱，正像一阵狂风吹袭台湾，而受影响最大的是古龙。○○七残酷，但优雅的行为；冷静，但瞬息的爆发力；神经，但时时自嘲的幽 默；微笑，但能面临最大的挫折。这几种品质，使古龙创造了楚留香”。古龙自己，也在＜关于武侠＞一文中以《米兰夫人》受莫里哀影响为例，承认他的《流星、 蝴蝶、剑》曾受到“教父”的影响，又说：“他没有被悲哀击倒，反而从悲哀中得到了力量。这就是《
多情剑客无情剑》和《铁胆大侠魂》的真正主题，但是这概念并不是我创造的，我是从毛姆的《人性枷锁》中偷来的”。 偷，古龙自己说：“近十年的作品自己也还满意。这或许跟我喜欢近代日本及西方小说，从中‘偷招’有关吧！”吉川英治、大小仲马、海明威、杰克伦敦、史坦贝克及前述○○七、教父等电影，都是古龙取资之对象。 但也就在这一点上，古龙与宋今人却有了区别。 因为宋先生虽希望把武侠小说提升到与西方文学作品类似的地位，也鼓励采用现代小说的笔法，然其历史感毕竟较浓，认为“正规的武侠小说，必须时在数百年 前，地在中国大陆”，且“应点明朝代，有关帝王、将相、重要人物乃至当时的文物制度、地名、官名、服饰、方言等都须作一番考证，不得马虎。……地理、历 史、文物、制度、人情、风俗等，一定要真实，不容错误”。 古龙的小说，却只有一个模糊的“古代”，做为人物活动及情节递展之场域。可是朝代并 不明确，地理、文物、制度、官名亦不讲究。小说中人物之行事和心理状态，作者也不试图去模拟历史情境的人物行事与心理状态，而是以现代人一般的行为模式及 心理反应为基准。这种“去除历史化”做法，与宋今人主张以武侠小说“建构历史化”，实代表了武侠小说发展的两个方向。 宋先生说的，是“正规的 武侠小说”；古龙所做的，则是武侠小说的新变。小说一旦模糊其历史情境，淡化它有关史事、地理、文物、制度之外向叙述和具体化描写，即表示它正著力向内 转，形成一种内省或内视性的特质。亦即前者重在情节的推移，刻画人与外在世界互动的状况，后者重在人本身的动作和心理内涵。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古龙用电影分 镜式的方法，仔细地、分行分段地，去写人的一个一个动作；一次一次、一层一层的心理转折，情绪波动。同时，我们也才会看到古龙对人物搏斗杀伐中的心理状 态，著墨远多于对武打招式的形象描述。换言之，他的文字表现，是与其历史观有密切关联的。其所形成的美学样式，也是与其小说之内视性相吻合的，并非无意义 或刻意扭曲割裂文字，以成其新奇。 而这种转变，当然与古龙吸收日本及欧美小说甚或电影之技巧有实质之关系。
四、从武侠小说到小说
古龙对武侠小说的看法，本来就是“截断众流”的。他认为要到唐人传奇才有与现代武侠比较接近的地方，再经宋元明清才逐渐发展出武侠写作的型式。但这些都只是远源。这一代的武侠小说，仍由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开始，至还珠楼主达到巅峰。 可是这个传统，“至王度庐《铁骑银瓶》和朱贞木的《七杀碑》为之一变。至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又一变，到现在……无疑又已到了应该变的时候”。 变的小说史观，导生了他变的行动，把武侠小说这种文学类型转变成了现代小说。这个行动，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非金庸等人之“变”所能比，为什么呢？ 中国传统的小说，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之后，即已衰微。鲁迅所开展的新小说写作型态，形成了小说叙事模式的革命。其后历经现实主义、社会主义之风潮； 到一九六一年间，始逐渐出现现代主义的小说写作风气。王文兴、白先勇、欧阳子等人办《现代文学》，大量参酌欧美现代小说之技法，深入探讨现代人的心灵处 境，刻画人性之隐微与冲突。这种现代主义，本身即含有一种反传统的态度，要打破艺术上的成规，创造出能够内省生命奥秘的文学。以文学作品来揭露生命存在的 虚无、荒凉、痛苦、无奈，而进行生命价值的抉择，发现人存在的意义。 武侠小说，几乎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仍能以叙说传统社会中之故事、拥有传 统形式（例如章回结构）、传统意识内容（例如忠孝节义）、传统小说叙事方法（例如说书体）而存在，且继续发展的唯一特例。甚且我们可以说，武侠小说这种文 类，根本就是在新文学运动及新小说出现之后才出现的。 平江不肖生发表《江湖奇侠传》已在一九二三年了。到了武侠巅峰之作《蜀山剑侠传》出现，更是从一九三二年写到一九四九年。大陆易帜以后，在香港出现的梁羽生、金庸其实仍是顺著传统的型态而发展的。 从读者分布及市场占有率来看，此种民国以来日益发展茁壮的“传统小说”，正是当时中国人进行小说阅读的主要对象。但深受新文学影响的知识社群，彼时却以 新文学为正统美学典范，只承认新文学的创作价值与书写地位。他们纵然也常在私人书斋中大读特读武侠小说，可是要他们从文学角度上去肯定其价值，终究说不出 口。因此，文学界乃运用一种“纯文学／通俗文学”的思维架构，把武侠小说推入“文学”以外的界域。任由武侠小说以其传统样式及市场占有，在学院的文学知识 社群之外花开花落。 古龙一再表现出的焦虑，即肇生于此一情势中。他是文艺青年，又是英专出身，他格外能感受到武侠小说在这个新文学知识社群中 丧失身份的困窘。所以他反覆地感叹：“在很多人心目中，武侠小说非但不是文学，甚且也不能算是小说”“我有很多朋友都是智慧很高，很有文学修养的人，他们 往往会对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武侠小说，几时送一套你认为最得意的给我，让我看看武侠小说里写的究竟是什么’”“他们认为武侠小说的读者，绝不会是他们 那阶层的人，绝不会是思想新颖的高级知识分子”……。 依当时的文学权力垄断阶层之见，武侠小说不是小说，“正如蚯蚓虽然也会动，却很少有人将它当作动物”。所谓小说，则是专指由鲁迅以降，那种现代小说而言。 此一焦虑，构成了古龙的核心问题。他企图打破这种困境。可是，处在庞大的知识垄断、新文学正统霸权之下，他虽亦暗哂知识阶层的愚闇自是，却终无彻底颠覆 新文学霸权之雄心，因为他反求诸己，确实发现了武侠小说本身也存在著叙述模式僵化与老化的毛病。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新的进路，把武侠小说改造成现代小说，以 改善武侠小说被摒于现代文学之外的困境。 这番改造，毁誉参平。毁者谓其“抛弃传统，走向现代。既迷失了武侠，也迷失了自己”。因为许多读者阅读武侠小说，正是要品味其中涵蕴的中国风味，故其审美趣味仍以《蜀山》、《鹰爪王》、《十二金钱镖》、《鹤惊昆仑》、《七杀碑》等为正宗、为依归。 但同样地，也有许多人厌腻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叙述模套，对古龙之翻新出奇表示高度的赞扬，例如王中原＜武侠小说新谈＞便认为：传统武侠小说颇多幻想及幼稚 之材料，如放飞剑、弄法术、掌风、过分的轻功之类，古龙之小说却“不趋于公式化，没有像坊间流行的武侠小说脱离事实，而是真实”。他所谓真实，是指古龙只 是藉“他创造之人物来描写各种不同的人性、他们的心理及他们处世的态度。……读他小说之后，读者对人性的本质便有更深的认识，对人生的问题，有更深的了 解”。
古龙小说之遭毁誉，也与其小说结构和技法有关。誉者谓其语法新警，结构缜密，具有现代感。反对他的人则觉得古龙之语言表现固然简炼明快，擅长营造场景气氛，有近于电影剧本之效果，但太受“叙事诗体”的分段影响，却使得文章显得杂碎，形成了文字障。 这些争论与毁誉，是古龙这样的创新者所必然遭到的待遇。且古龙秉其理念，在一条新的跑道上奔驰，偶尔也有摔跤的时候，姿态未必尽称曼妙，著作未必本本精 心，当然也不免有贻人口实之处。但大体而言，武侠小说的现代化转型，确实已在他手上完成了。这种文体变革，与当时现代主义小说之风行，正可互相呼应，互为 印诠。
五、叙述模式之变革史
古龙之变，乃是渐渍而然的。据古龙自己说，他本身的创作历程可分成四个阶段，早期依循传统风格，《
浣花洗剑录》、《楚留香传奇》时期已从热衷于财宝秘笈回到人生经验与人性表现之中。第三期以《
多情剑客无情剑》、《
欢乐英雄》为代表，可说是顺著第二期所开创之格局而继续发展的。第四期也是顺著这条路线再发展，可是希望能写得更真实，更写实地去表达人性之挣扎与无奈。 这四期，其实仅可视为两期。因为第三、四期都是沿著第二期风格发展的，把人物投掷到人生最尖锐的环境中去，在“极限情境”中去显现价值的抉择与冲突，让读者体会到人在江湖的悲哀。 但评价古龙，也不能仅著眼于他的变，只注意他后期的作品。早期的古龙，虽然尚未完全现代小说化，然其小说亦自有特色，且与后期之发展有脉络潜通的地方。 例如一九六三年出版的《
湘妃剑》，写少年仇怨复仇的故事。但古龙却企图在仇恨与鲜血之外，写出仁慈与宽恕。同年出版之《
孤星传》， 也写少年复仇的故事，然其重点亦不在于仇怨得雪、忠信得直，而在于说明冤冤相报的荒谬性质。并要人在仇恨所带来的悲哀、烦恼、痛苦、惊怖之外，感受到友情 的温暖。这些小说，结构虽然简单，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较后期平板，但其中用了许多现代文学的笔法，足以显示古龙已有摆脱
武侠小说叙 述模套的企图了。对小说主题也正费力经营中。他曾批评当时之武侠小说：“已落入了一些固定的形式中。││一个有志气、‘天赋异禀’的少年，如何去辛苦学 武、学成后如何去扬眉吐气，出人头地。这段经历中，当然包括了无数次神话般的巧合与奇遇，当然也包括了一段仇恨、一段爱情，最后是报仇雪恨，有情人成了眷 属”。他这几本小说，采用的正是这些最通用的模式，但神话般的巧合奇遇少一点、报仇的意义淡一点，小说的主题便有了点不太相同的意蕴，看得出作者对人生是 有想法的。 一九六四年出版的《
情人箭》， 采用的，则是另一种被古龙所批评的模式：“一位正直的侠士，如何运用他的智慧和武功，破了江湖中一个规模庞大的恶势力。这位侠客不但少年英俊、文武双全， 而且运气特别好。……其中的人物有英雄侠士、风尘异人、节妇烈女，也有枭雄恶霸、荡妇淫娃、奸险小人，其中的情节一定很曲折离奇，紧张刺激”。《情人箭》 正是这样一部小说，描写死神帖情人箭肆虐江湖，少年展梦白历经波折，终于破其巢穴，歼厥渠魁。故事曲折，波澜壮阔，亲情、友情、爱情纠缠错综，在当时同类 作品中允称杰作。 可是古龙觉得此类写法虽也不错，却“已成了俗套”，所以接著写出《
大旗英雄传》， 便又试图突破。这仍是一则复仇的故事，但非一人之仇，而是铁血大旗门和五福连盟之间的世仇。整部书写此两大集团之仇杀，一路抽丝剥茧，最后方知仇怨之结， 竟结自大旗门早期创派祖师夫妻不睦。这也是《情人箭》的发展。因为情人箭主苏浅雪之所以要制造情人箭残害武林，即是因为爱情不顺遂，起意报复。《大旗英雄 传》中一切恩怨也都肇因于男女之情不能圆满。其中描写铁中棠，智勇双全，重义气，富谋略，与水灵光之间的爱情真挚感人。 这些小说都谈复仇，但 情感的纠葛越来越繁密厚重。男性的冲动、偏执、幼稚，女性的深沉、神秘、多情、执著也越来越费笔墨刻画。小说已不再只是讲一个故事，而开始展开了人性探 索。江湖之诡谲，人性之难以捉摸，以及情欲之纠结冲突，构成了小说奇特的魅力。仿佛油画般层层抹彩，光影繁重，气象万千。此所以这二部书虽非后期古龙之典 型风格，但久为识者所重之故。 与《大旗英雄传》约略同时的《浣花洗剑录》，最大的特点便在于放弃了复仇母题，也不从情的角度去处理人的冲突。 而是以“比武”为轴线，藉情节的发展，逐步发现武学的真谛。要从草木荣枯、日月运行、流水连绵之中去体察武学奥义，超越血腥搏杀、招式变幻之模套，强调学 武者心灵的锻炼。 待《楚留香传奇》推出时，古龙更是彻底摆脱了复仇和情爱纠缠的类型。楚留香不记仇，也不报仇，他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别人。楚留 香对苏蓉蓉的情爱很专注，对别的女人也不会因爱而生情仇恨欲。所有生事的女魔头，如柳无眉、水母、石观音，亦均不是爱他或恨他，而是另有情缘。楚留香人在 江湖，身不由己，既不为宝藏，又不为秘笈，凭仗的乃是机智与冷静，并不靠其武功（因为他的敌人武功大都比他高），当然更缺乏神话般的巧合和奇遇。 因此，《楚留香传奇》其实是最世俗化理性化的小说。没有少年习武成功，报仇雪恨、扬眉吐气；没有神功图笈、珍宝秘藏；更没有奇遇。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英 雄宛如常人，会与朋友开玩笑，享受生活；也会焦灼惊慌，不知所措。因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所以决胜之机，即在推理之能力；情节之进展，亦可由推理而得。但如 此理性化，反倒使得楚留香成就了真正的传奇性，成为真正的传奇人物。就像福尔摩斯那样。 相对于古龙，其他的作家，例如金庸的小说，几乎每部都 是秘笈（金蛇秘笈、九阳真经、九阴真经、胡家刀谱、葵花宝典……）；每部都是少年邀天之幸，经无数神话般的奇遇和巧合，获得神功与爱情。而此古代遗留下来 的图经拳谱，其神妙，竟又都为当代才俊殚精竭虑所莫能及。每部小说中又均情爱纠缠，女子千伶百俐，冰雪聪明，男子椎鲁憨钝或油滑浮薄。试想黄蓉、温青青、 殷素素、赵敏、袁紫衣、程灵素、任盈盈等女子和她们的爱情对手，其模套现象难道不严重吗？ 这种爱情与神功之写作模式，古龙在《情人箭》中也有类似的处理态度，但渐渐地便超越了这些陈腔旧套，截断众流，斩弃万缘，千山独行，绝尘而去，“送行者皆自崖返，而君自此远矣”。把自己镶进武侠文学发展史里，成为不可动摇的一颗星星。 讨论台湾文学史的人，对于这一武侠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历程，当然也不宜忽略。
龚鹏程／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台北市
附注： 叶洪生＜当代台湾武侠小说的成人童话世界││透视四十年来台湾武侠创作的发展与流变＞，通俗文学研讨会论文，收入一九九一，时报《流行天下》。又发表于《上海文论》一九九三年八月号，《中国故事》一九九二年二月。 俱详宋今人＜告别武侠＞，收入司马翎《独行剑》，一九七四年出版。 见宋德令＜宋今人先生事略＞。 王达明＜期待武侠新秀＞，幼狮月刊六三卷三期。 叶洪生＜当代武侠变奏曲││论古龙“新派”范本《
萧十一郎》＞，收入《武侠小说谈艺录：叶洪生论剑》，一九九四年，联经。 注五引叶洪生书，收有＜少年英雄之死││论上官鼎《
沉沙谷》之情天恨地＞一文，可以参看。 注五所引文，叶洪生访古龙时所记。 另详龚鹏程访古龙的记录＜人在江湖＞，收入《犹把书灯照宝刀》，一九九四年，小报公司。 见周益忠＜拆碎侠骨柔情││谈
古龙小说中的侠者＞，一九九三年学生书局。 远流出版社梁守中《武侠小说话今古》所收＜古龙小说商品化的弊病＞一文即有此说。 详陈晓林＜奇与正││试论金庸与古龙的武侠世界＞，联合文学，二十三期。 这篇＜代序＞不详其写作年代。但古龙在许多地方都讲过同样的话，如＜关于武侠＞（《大成》四三期），＜说说武侠小说＞（春秋版《欢乐英雄》卷首）皆与本文雷同，可以代表古龙的基本观念。 见万盛版《
午夜兰花》序。 批评古龙扭曲文字者，可以叶洪生为代表，详注五所引书页九十、三九七、四○五││四○九。 同注十二。 类似的情形，即是代表传统戏剧之典型的京戏，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逐渐发展成型的。梅兰芳等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及其他名角建立的表演型态，是根据 清代京剧予以翻修剧本、重编唱腔，调整表演方式而形成的。其普遍流行，亦在一九三○～一九四○年之间。但它被称为传统中国戏，而不放在现代的戏剧史中讨 论。 当时知识界文学人对武侠小说基本上是贬抑的，一般不予讨论，纵或论及，也是把它当一个“问题”来处理。如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中国文艺 协会为配合中央政策，组成专案小组，研讨目前武侠小说的写作问题，检讨武侠小说出版及出租现况与影响，对于如何改进其内容，及鼓励武侠小说优秀作家之问 题，提出研究，以供有关机关参考”（应凤凰编《光复后台湾地区文坛大事纪要》，一九八五年，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页一二四）。而在前述大事纪要中， 也看不到有关武侠小说写作、出版之任何纪录。 这可以叶洪生为代表，详注十四。 载于《大成》第四一期。另亦可以参看陈晓林＜奇与正││试论金庸与古龙的武侠世界＞。 详注八所引访古龙文。
真善美出版社将古龙转变前后这几部作品编成《古龙精品系列》，重新出版。恐怕是唯一正视此一武侠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做为。此系列包括《孤星传》、《湘妃剑》、《情人箭》、《大旗英雄传》、《浣花洗剑录》、《楚留香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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