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的狭隘与偏执

读史｜格局决定结局：隋文帝的狭隘与偏执
领导文萃 2018-10-19 19:35:42

隋文帝在位期间，实行大力发展农业、繁荣经济的基本国策，改良并认真落实均田令，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人力大修水利，增加收成，广置粮仓，开设义仓，保障农民的生活条件。
同时整顿户籍，建输籍之法，依样定户，抑制豪强，节制赋役，以减轻民众的负担，适度鼓励工商业，激活经济。在短短的十几年后，他使隋朝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库藏皆满”，国力称盛。
他勤政匪懈，俭朴自律，不尚奢华，不慕虚名。
隋文帝杨坚堪称是历代帝王中勤勉于国政的典范，甚至可以说是十足的“工作狂”。
众大臣溜须拍马，恭维隋文帝德配天地，再造太平盛世，鼓动他封禅泰山，树碑立传。连那个亡国后苟延残喘的陈后主陈叔宝，也献诗效忠，进言封禅：“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
可隋文帝头脑很清醒，明确表示：“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后来他虽然拗不过大臣们的一再劝告，还是去了一趟泰山，但只是用了“东狩”的名义，毕竟始终没有冠上“封禅”的旗号。身处权力巅峰的皇帝，能够做到这一步，的确也是难能可贵。
正因为隋文帝身上有诸多优点，一生有不少贡献，故后世史臣对他的评价从总体上讲，还是比较肯定的：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安泰晏如，功业昭昭，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堪称一代良主。应该说，这个评价，大致并不离谱。
做皇帝能做到这般地步，当然是非常不简单，非常不容易，乃至非常了不起。但是，这距离“圣明”，恐怕还有一段路。这个差距，就是缺乏真正的睿智，缺乏超越的境界。
一句话，就是政治格局不够恢宏，政治器度尚有软肋。袁刚教授在《隋炀帝传》一书中，言称隋文帝“天性沉猜，行察察之政，尚够不上儒家理想中的圣王”，可谓是一针见血，切中肯綮。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总揽政治全局，把握施政方向，理应高屋建瓴，抓纲举目，抓大放小，而不宜事必躬亲，苛刻细节，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
什么都是重点，那就意味着什么都不是重点。当年秦始皇每日以处理公文三十石为程而导致秦政苛酷细察的结果，诸葛亮日理万机落得积劳成疾、中道崩殂的下场，就是这方面的历史教训。
这一点，后来的唐太宗曾予以尖锐而准确的评说。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向大臣萧瑀询问：“隋文帝如何主也？”萧瑀回答道：“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不纵欲，长时间工作，深入基层，吃工作快餐充饥，在常人眼里，那是统治者的美德。
然而，唐太宗却颇不以为然，大摇其头，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而照不通，至察而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唯即承顺而已！”唐太宗对隋文帝躬亲庶务之弊端的针砭，可谓是击中要害，道出了境界低仄、格局狭窄是隋文帝作为皇帝的明显弱点。
正因为隋文帝政治格局过于狭隘，其个性上“至察则多疑于物”，故他在骨子里往往很难真正信任臣僚，时刻加以提防，生怕人家对自己有所隐瞒和欺骗。
于是他就忍不住经常暗中派遣亲信到地方上探究情况，侦察动态，了解吏治得失。更可怕的是，他还热衷暗设圈套，挖下深坑，引诱官吏见利忘义，主动上钩。如经常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发现有受贿者，必加严惩，处以极刑，“无所宽贷”。
隋文帝狭隘的政治格局，不但让各级官吏如履薄冰，如坐针毡，杯弓蛇影，无以聊生；也让普通民众肝肠寸断，有如惊弓之鸟，整天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
隋文帝不信任官吏，当然也不会放心民众。他虽然关心民众的生活，但是从内心深处是非常惧怕民众“啸聚山林”、犯上作乱的。为防止出事和动乱，他严禁民间私藏“大刀长槊”一类兵器(好在还没有像元朝那样禁藏菜刀)，下诏令规定：“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要在社会上搞“维稳”，自然要假借酷吏之力。隋文帝非常懂得这层道理。因此他放手任用酷吏，对他们多方关照，优渥有加。
当时，有个大名鼎鼎的酷吏，名叫燕荣，时任青州刺史。燕荣在任上曾招募一些身强力壮的大汉，担任“伍伯”，相当于当代的警察或“城管”。凡是有人路过青州地界，伍伯必加查问，稍不如意，就鞭挞路人，且下手极重，“创多见骨”。
其治理效果还挺明显，使得“奸盗屏迹，境内肃然”。其他州县的人闻风丧胆，凡是行经青州(治今山东益都)地界时，都是“畏若寇仇，不敢休息”，生怕惹祸上身，丢命致残。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酷吏，隋文帝视为至宝，“甚善之”。当燕荣入京朝觐时，隋文帝对他“特加劳勉”，专门赐宴于内殿，并下令王公贵族写诗作赋歌颂这位酷吏(见《隋书》卷七十四，《酷吏燕荣传》)。隋文帝这种作派，自然也是其政治格局狭隘的正常反映。
隋文帝的节俭，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作为皇帝，能做到俭朴节约，当然要远比荒淫奢侈来得好。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节俭虽是美德，但也不宜将它强调、夸张到极端的地步。俗话说，“真理过了一步，便成了谬误”，节俭的道理也是如此。它必须讲究个“度”，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起相反的效果，即所谓“过犹不及”。
《贞观政要》中所记载的唐太宗有关隋文帝过度节俭的批评，就打出了隋文帝的原形。“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
因为隋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以他的政治格局也直接关系着隋朝的政局发展，决定着隋朝的国祚延绵。很显然，他的政治格局影响了他的视野、他的识见，从而也影响到他的判断、他的决策。所以，在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表象背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隐藏着致命的问题。
当隋文帝东狩祭祀泰山之后，一般人都以为天下从此将达致太平，但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却是忧心忡忡，认为变乱不可避免：
“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
“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
必须承认，这些分析与判断是正确而高明的，充满着睿智。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知灼见。
隋王朝短短30余年即走向崩溃，走向覆亡，根子的确是在隋文帝的身上，是他政治格局的局促与狭仄，导致了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
恰如史臣之所言：“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摘自《组工文萃》2018年第七期）
稿件来源：《书摘》
新媒体编辑：笺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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