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他从友至敌，梁实秋瞧不起郁达夫

鲁迅与他从友至敌，梁实秋瞧不起郁达夫 原创 一往文学 2018-08-03 16:26:16
民国时期，是一个大师辈出，英雄辈出的时期。既有春秋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也有魏晋南北朝文化遗风。这个时期，一个个大家们登上历史舞台，或浓墨重彩，或云淡风轻。他们一同谱写了民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文化乐章。
然而这些大师间，竟然也恩怨不断。鲁迅与他从友至敌，梁实秋瞧不起郁达夫，还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鲁迅 VS 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是因《语丝》相识并结下友谊的。《语丝》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主编是孙伏园和周作人，鲁迅、林语堂、钱玄同、章川岛等人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其时，林语堂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同时兼授北大课程。《语丝》侧重发表文艺类作品，包括杂文、小品、随笔等各类文体，文风活泼辛辣，自成一派。两人惺惺相惜，成为好友。
1926年，林语堂兼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与同在该校任教的鲁迅来往更加密切，两人的友谊也更加炽烈。
1932年–1935年是林语堂在中国最活跃，影响最大的几年，他所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本杂志，畅销一时，“幽默”，“闲适”成了一时风尚。但与此同时的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兴起，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由此引发了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文学有没有阶级性”的辩论。林语堂在这次论战中，虽未直接参与，但显然较同情梁实秋，文学并无阶级性的说法。
林语堂是少数在那个苦难的时代里，敢于提倡生活的情趣，并带着相当享乐主义的色彩，提出“快乐无罪”的看法。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鲁迅说“[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
林语堂何尝不知国难深重，他之所以在此时写打油，谈风月，正是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为中国人提供一处在政治上比较中立的空间，在那方园地里，也还能喘喘气，还能在“呻吟叫号”之外，有些微吟低唱。他说：
“难道国势阽危，就可不吃饭撒尿吗？难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喷人始见得出来志士仁人之面目吗？恐怕人不是这样的一个动物吧。人之神经总是一张一弛，不许撒尿，膀胱终必爆裂，不许抽烟，肝气终要郁结，不许讽刺，神经总要麻木，难道以郁结的脏腑及麻木的神经，抗日尚抗得来吗？”
林语堂曾说，要做文人，须先做人，同理，要做一个爱国的人，也必须先做人。没有一个连人都做不好的人，而能做好一个文人，或一个爱国的人。林语堂拒绝依附党派，拒绝卷入政治斗争，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不关怀社会。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不是顾问，而是质疑者。一旦成了顾问，也就是所谓国师，那就免不了得为当道谋划献策，林语堂为中国的将来既没有画过蓝图，也没有指出过方向，也没有鲁迅要用文学来为中国人治病的雄心。
1933年，鲁迅发表《小品文的危机》，把林语堂所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比作文人雅士案头的清供和书房中的小摆设，指出提倡者的用心是想“靠着低诉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鲁迅认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而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则缺“挣扎和战斗”的精神和内容。全文的总结是：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1935年，《宇宙风》首刊，林语堂在《且说本刊》一文中，提出了与鲁迅的针锋相对的文学主张：
“吾人不幸，一承理学道统之遗毒，再中文学即宣传之遗毒，说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政治之附庸而后称快，凡有写作，猪肉熏人，方巾作祟，开口主义，闭口立场，令人坐卧不安，举措皆非。”
1935年，林语堂全家赴美，从此与鲁迅再没见面。1936年10月19日清晨，文坛巨匠、中国进步知识青年的精神领袖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终年55岁。
一个月后，林语堂在纽约写下《悼鲁迅》一文，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在谈到自己与鲁迅的过去时，有这样一段话：“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梁实秋与郁达夫

梁实秋虽然在文艺界一直被大家称为“绅士”，可是他同其他文人结下的梁子却也不少，比如鲁迅，比如郁达夫，有些恩怨并不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反而让他不能释怀而耿耿于怀。对于鲁迅这样举世公认的大家，梁实秋晚年尚能客观看待，但对于郁达夫，梁实秋可就是从头至尾的鄙夷和不屑。
其实说到梁实秋，因为从小家境富裕，受到过比较正规的教育，以至于在大性格中有一种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虽然被逼急了的时候也要露出马脚出言不逊，但基本上能身体力行履行自己的做人原则：理性自制，内照自省。有一次胡适做东，请大家喝花酒，梁实秋恭恭敬敬的请示妻子，在完全征得她的同意方才前往，但在陪酒女郎面前，大家都游刃自如，唯独梁实秋惴惴不安，最后干脆起身离去。
恰好，和他同时代的郁达夫偏就是一个尤其爱喝花酒，对花红柳绿的风月场无比留恋的浪荡子。少年时就得过抑郁症的郁达夫，到了青年时期更是表现的放浪形骸甚至狂躁不安，但他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二十多岁的年龄，就出版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这部带着性压抑颓废色彩的小说让他声名大噪，奠定了郁达夫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梁实秋和郁达夫都是徐志摩要好的朋友，因此，这两个性格理念完全不同的人如同郭靖碰上杨康一样水火不容。
据记载，有一次郁达夫北上到了北京，找到梁实秋，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陪他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陪他逛北京的四等窑子，这使得温文尔雅的梁实秋不胜骇然和气愤。此后从对思想家拜伦的争执开始，两个人就没有消停过，郁达夫甚至在文章中嘲讽梁实秋：“绝对不应该接近女人，而自己一个人回到屋里，尽可以以想像来试试手淫。”


估计就是这句话气坏了憨良可掬的梁实秋，在以后的日子里，梁实秋在一篇纪念文章中甚至直接点名郁达夫：“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朱湘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流合污的攫取社会的荣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穷叫苦取媚读者。当今的文人，最擅长的是‘以贫骄人’好像他的穷即是他的过人的长处，此真无赖之至。”
这简直就是毫不留情的正面的交锋了，语言之激烈态度之恶毒，已不难看出他们自见过两面之后就再没把彼此当作朋友，而是直接就做了死对头。难道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道不同则不与之谋吗？也许是，也许不是
郭沫若vs胡适

胡适和郭沫若同为“五四”的健将。胡适虽长郭沫若一岁，但胡适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起步甚早。他在1917年初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随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的文章;1920年则出版新诗集《尝试集》，瞬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在“五四”时期，郭沫若不是最早的新诗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发表白话诗都早于郭沫若;《女神》也不是最早的新诗集，在它之前，有胡适的《尝试集》、新诗社编的《新诗集》、许德邻编的《分类白话诗选》等作品。但郭沫若的《女神》却令当时几乎所有新诗的尝试，都黯然失色。《女神》可以说是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史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事情的起因是1922年8月，郁达夫本着创造社反对“投机的粗翻滥译”的前提，在《创造》季刊一卷二期上发表了《夕阳楼日记》，指责“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自英文转译德国威铿所著《人生意义与价值》一书中有许多错误。然而不巧的是，郁达夫自己的译文也出了错误，而且使用骂人的词句。结果被胡适抓住把柄，于是胡适就在九月十七日的《努力周报》二十期发表《骂人》的短文，他承认余家菊的译文有错，但郁达夫的改译却是“几乎句句大错”，而且有“全不通”的地方。胡适还指责郁达夫等“骂人”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并以教训的口吻说：“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相差有限”等等。这篇短文引起郭沫若在十一月《创造》季刊一卷三期上发表了《反响之反响》一文，他抓住了胡适改译中的“错误”、“不通”和“全不通”的地方，进行了强烈的反击。此后，张东荪、吴稚晖、陈西滢、徐志摩以及成仿吾，都介入了论战。
据郭沫若说，这场争论的收场，还是胡适主动采取“一种求和的态度”，才算了结的。1923年5月15日，胡适主动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谈道：“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话的刺激，而多念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郭沫若收到信后马上回复胡适说：“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历时十个月的争论终于划下句点。胡适以其特有的绅士派头，至少在表面上“就像是从来没有发生一样”，但郭沫若却不免是心存芥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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