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医生的选择……

  壹生 2018-09-18 23:04:54
死亡，是人类无法忽视和回避的话题，悲伤、不幸与之相连，这多是生者掌握话语权。我们经常看到幸福指数的许多报告，但这些指数往往会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
2015年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单独发布了《死亡质量指数》报告：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关注患者活得好不好
“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
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兼胃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朱正纲，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
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老一辈形容这种治疗方法“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
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朱正纲说：“技术上的创新是重要的，观念上的创新更重要”。他现在更愿称自己是“肿瘤医生”，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的区别。”
医生患癌时，如何面对？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文中说“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换句话说，在生命的数量和质量之间，他选择了质量。
穆尤睿发现，其实不只是查理，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他们选择的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为自己使用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正是因为医生们的专业训练，让他们深深明白药物和手术的局限性，以及它们给患者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摧残和巨大的痛苦。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
穆尤睿说：“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当我处在这样的状况时，请你一定杀了我。”
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采取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
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生活品质远远大于生命
穆尤睿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文章会在美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这篇文章让许多美国人开始反思：“我该选择怎样的死亡方式？”
美国人约翰逊看完这篇文章后，立即给守在岳母病床前的太太打电话：“现在才知道，对于临终者，最大的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过度治疗。不要再抢救了，让老人家安静离开吧！”太太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第二天，老人安详地离开了人间。
这件事，也让约翰逊自己深受启发：“我先把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写下来。将来若是神智清楚，就算这是座右铭；如果神智不清了，就把这个算作遗嘱。”
于是，约翰逊写下了三条“生前预嘱”：
1.如果遇上绝症，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亲人，多回忆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尽量做一些。
2.遇到天灾人祸，而医生回天乏术时，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抢救。
3.没有生病时，珍惜健康，珍惜亲情，多陪陪父母、妻子和孩子。
随后，约翰逊拨通电话，向穆尤睿征求意见。穆尤睿回答：“这是最好的死亡处方。”
当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时，是像约翰逊一样追求死亡质量，还是用机器来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
英国人大多选择了前者，中国人大多选择了后者。
让生命最后一程走得有尊严
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何谓死亡质量？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
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
何谓缓和治疗？
“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
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
1.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
2.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
3.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这时，医生除了“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外，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
1.要多抽时间陪病人度过最后时刻；
2.要让病人说出希望在什么地方离世；
3.听病人谈人生，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
4.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
5.帮他们回顾人生，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
......
肝癌晚期老太太维多利亚问：“我可以去旅游吗？”
医生亨利回答：“当然可以啊！”
于是维多利亚便去了向往已久的地方。
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
一是治疗不足，“生病了缺钱就医，只有苦苦等死。”
二是过度治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
尤其是后者，最让人遭罪。
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钱不要紧，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
每天，他都会遭遇这样的请求。他点着头，但心里却在感叹：“这样的抢救其实有什么意义呢！”
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现在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
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剧，每一集演完，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病人不但受尽了罪，还花了很多冤枉钱。
数据显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有时，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病床换上新床单，人离世了。
整个医院，刘端祺最不愿去的就是ICU，尽管那里陈设着最先进的设备。“在那里，我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花那么多钱、受那么多罪，难道就是为了插满管子死在ICU病房吗？
我们的爱，这么肤浅吗？
这是上海“丽莎大夫”讲述的一件普通事，之所以说普通，是因为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各大医院发生——
一个80岁老人，因为脑出血入院。家属说：“不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活着！”4个钟头的全力抢救后，他活了下来。不过气管被切开，喉部被打了个洞，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
偶尔，他清醒过来，痛苦地睁开眼。这时候，他的家属就会格外激动，拉着医生的手说：“谢谢你们拯救了他。”家人轮流昼夜陪护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上的数字，每看到一点变化，就会立即跑来找医生。
后来，他肿了起来，头部像是吹大的气球，更糟糕的是，他的气道出血不止，这使他需要更加频繁地清理气道。每次抽吸时，护士用一根长管伸进他的鼻腔。只见血块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来。这个过程很痛苦，只见他皱着眉，拼命地想躲开伸进去的管子。
每当这时，他孙女总低着头，不敢去看。可每天反复地清理，却还能抽吸出很多。医生问家属：“拖下去还是放弃？”而他们，仍表示要坚持到底。孙女说：“他死了，我就没有爷爷了。”
治疗越来越无奈，他清醒的时间更短了。而仅剩的清醒时间，也被抽吸、扎针无情地占据。他的死期将至，医生心里如白纸黑字般明晰。便对他孙女说：“你在床头放点薰衣草吧。”她连声说：“好。我们不懂，听你的。”第二天查房，只觉芳香扑鼻。他的枕边，躺着一大束薰衣草。他静静地躺着，神情柔和了许多。
十天后，他死了。他死的时候，肤色变成了半透明，针眼、插管遍布全身。面部水肿，已经不见原来模样。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如果他能表达，他愿意要这十天吗？
这十天里，他没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权力，生命的意义何在？
“让一个人这样多活十天，就证明我们很爱很爱他吗？”
这些问题只能留给生者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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