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教授 文/范超

吴宓教授 文/范超  终南文苑 2019-01-14 10:12:40


1978年1月17日凌晨时分，双目失明的吴宓气若游丝，他蜷缩于泾阳县一间低矮的房间里，用一生中最后的力量嘶喊着：“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那时，我在几百里外的一个村子，才3岁。当20年后，我到泾阳安吴堡时，一位老者说：吴宓的名字形如一颗藏在屋檐下的伤痕累累的心啊！这颗心跳动了整整84年，它装满了痛，一点点地烂。
吴宓是从安吴堡走出去的，柳毅传书说泾河通海。人一走出去就不得了了，从水木清华到哈佛大学。回来后的吴宓已经是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的开山大师了。
安吴堡，这个小村子不简单，这个村子后面埋着唐德宗李适，这个村子后来出了近代陕西的“第一寡妇”。慈禧西逃时，安吴寡妇进奉白银十万两及翡翠珠宝百余件，让面色枯槁的清王朝重新容光焕发。皇封的“护国夫人”诞生了，一个封建伦理道德及其规范表现集中的堡垒从此筑成了，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个堡垒的样子。但生于斯、长于斯的吴宓却觉得，这个由五个院落围成的大户人家，有《红楼梦》的影子。这促成他后来对《红楼梦》的研究几乎是“身不由己”的。他欣赏旧评红楼的一句话：“石头记伊谁之作？吾之作，何以言之？曰语语自我心中爬剔而出。”他觉得安吴堡有些人物的命运，和《红楼梦》中某些人物的命运相似。所以，每遇亲朋故旧，总爱以红楼人喻之。一代影星阮玲玉死后，吴宓写了《安灵祭》，把阮玲玉比作《红楼梦》中的司棋，为柔弱的灵魂摇幡，文字间落满了同情和哀怜。他也自称是《红楼梦》中的紫鹃，无限忠贞地服侍着玉洁冰清、迥异凡俗的黛玉。吴宓和这些人物的心灵是相通的。上世纪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西北大学等地讲解红楼时，一人将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时人认为，在文人中，郭沫若和吴宓的报告，当场一字不误地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绝妙的散文。
安吴堡作为“关学”重镇，对吴宓个性、气质的形成同样意义深远。吴宓家父及姑父均受教于关中儒学大师刘古愚的门下，刘古愚在戊戌变法时与康有为齐名，有“南康北刘”之称，刘的许多学生都随康有为“公车上书”去了。刘古愚所在的天阁村与安吴堡相距不到百十公里，晚清的命运竟然与这两个关中平原上的小村庄有关，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刘古愚所授的关学强调个人主观修养，通过“诚正自省”来建立道德、伦理精神的传统和以中庸为尺度的审慎人生态度。而这种态度通过家族的养成、教育，构成吴宓精神气质的重要因素，对其文化信仰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学界传扬深远的鲁迅《估〈学衡〉》，以及钱钟书评价“吴宓太笨”等可能就是基于此。吴宓过于正直，有时就不免显得“笨”了。关于前一说，我曾查阅了一些资料。鲁迅此文是针对第一期《学衡》杂志而写，而在杂志的初创几期，吴宓先生并未作文，这样就不存在乱戴帽子之嫌。就此事，吴宓先生曾多次出面核实。1992年，吴宓好友之子吴汉骧著文说：“雨僧（吴宓，字雨僧）伯父在一次同我的闲谈中谈到，有人骂他是鲁迅的死对头。他说，汉骧，你把数本《学衡》翻遍，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过鲁迅先生，其实我对他还是很尊敬的。”说吴宓办《学衡》，倡旧故攻击鲁迅，是没有缘由的。对此误解，季羡林教授有一段说明：“只因雨僧先生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或者所见不广者视为顽固，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季教授呼吁“对雨僧先生重新认识”。怎么认识呢？施蛰存先生说：“对于吴雨僧先生，我们应该认识到，他首先是一位满腔热情的英国浪漫派诗人，同时又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人。”用许渊冲先生的话讲就是“吴宓先生还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这可以拿来作为以吴宓为代表的“会通派”学人的简单注释。
让我们再回到安吴堡一带，因为从这里牵连的小小丝线直接导致了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的出现。戊戌变法中，刘古愚和康有为南北呼应，而直接与梁启超接触的就是吴宓的姑父。所以，当1925年2月吴宓负责组建清华大学国学院，要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来院执教时，梁启超就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了。吴宓对人是很尊敬的，当他拿着聘书走进王国维的家门时，先是恭敬地鞠了三个躬，然后才说明来意。王国维事后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编者注：吴宓）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由于吴宓的谦虚，好友陈寅恪、赵元任可谓是一招即来，清华四大导师对中华国学影响深远。冯友兰认为，这是“吴宓的一大贡献”，但吴宓却辞去主任一职，上课去了。教授一当就是50多年，他总是提前十分钟到教室，自己擦黑板，字写得一丝不苟。他不写简笔字，也不说废话。在吴宓的课堂上，经常可以看到钱钟书、曹禺、吕叔湘、许国璋、查良铮（穆旦）······的身影。梁实秋写道：“宓预先写大纲于黑板，讲时不开书本，不看笔记及纸片，而内容丰富，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哪位教授肯在课堂上坦率直言个人恋爱生活的失败与痛苦，借以论证情感与道德的关系，但吴宓就这样做了。《文学与人生》可称得上他坦率的心灵独白。他曾对妻说：“宓对故妻······德行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终至离婚，然至今有书信往来，夫妻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他追求过毛彦文，但正如在诗歌中歌颂的必将是在现实中失去的一样，毛后来嫁给北洋下台总理熊希龄，使得吴宓伤心透顶。他不仅从不惮于在课堂上谈论个人的私生活，而且竟将自己所喜爱的女人一一公诸于报端。在《徐志摩与雪莱》一文中，他公开承认自己艳羡雪莱的感情生活。《宇宙风》的主编林语堂在接到此文后，深为吴之不谙世风所感叹。他深知此文一发，必定是：“城中刻薄鬼、乡下闲谈婆闻之，自比如拾至宝，搬嘴弄舌诟啐之以为乐了。”但林语堂同时说：“吾深知雨僧，宁可使其真坦白，不可使其为假雨僧。”对于那些貌似崇高和清正的伪诈之士，吴宓是一个自爆的炸弹，谁敢把自己内心世界统统袒露出来呢？
对于吴宓来说，文化即生命本体。只要自己一息尚存，文化便活着。在情道两伤、惟余毁谤的境遇下，吴宓坚持自己的信仰，走自己的路。后来，他为之付出了双目失明、腿部骨折的代价，依然不悔。这时候，安吴堡收留了自己一无所有、伤痕累累的儿子，吴宓在斜阳映照和贫病交加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每每想起他，就像想起一位悲剧化的英雄。作为个人，他像芦苇一样脆弱；但是，他殚精竭虑地搞文化研究，却拥有顽强、难以想象的生命力。正是这种生命力迫使我们今日把亡灵从坟墓里重新召唤出来，并且不得不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20年后的1998年冬天，我在泾阳县粮食局采访时，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吴宓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去世的。可惜，他住过的房子几年前就拆掉了······”于今， 时光又过去快20年了，我在生活的百味里熬煎着，对于吴宓先生，我也快完全忘记了。这实在是一件无可奈何之事，亦只好借这篇文章来求个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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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