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续读）：浅谈太史公的生死感悟

「古文精读」《报任安书》（续读）：浅谈太史公的生死感悟古文精读 2018-11-18 02:21:21
小编的话：

昨天给大家推荐了《报任安书》，今天主要剖析一下整篇文章，谈谈太史公对厄运以及生与死的感悟。由于文章年代久远，生僻字很多，阅读很吃力，阅读比较吃力的朋友们，建议先读读小编昨天发表的《【古文精读】《报任安书》：太史公绝笔，字字血泪，声声衷肠》。里面详细的注释及翻译了整篇文章。前半部分主要剖析一下整篇文章，后半部分谈一谈太史公的生死感悟。本人拙见，请诸位雅正。「古文精读」《报任安书》：太史公绝笔，字字血泪，声声衷肠

《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全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先说明任安来信的内容，再就答复迟表示歉意。“推贤进士”是任安要求作者“说情”的婉转说法，“仆非敢如此也”是此段的核心，由此引出自陈己志。

第二部分，主要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裏，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麼气节。

文王拘而演周易

第二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承上（死得有没有价值）启下（辱与不辱的区别）。然后列举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说明自己受到了极辱。接著用比喻、对比来说明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会逐渐衰微的，再举王侯将相受辱后不能自杀的例子，用来反复说明“士节”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自杀。

仲尼厄而著春秋

第三层，说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司马迁进一步申明，他并不顾念家庭，也不缺少“臧获婢妾，犹能引决”那样的勇气，但轻轻一死，也就同时断送了为之献身效命的事业。司马迁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第三部分，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

第一层，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第四部分是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馀生的看法。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浮沉”“俯仰”“狂惑”等贬语，其实是作者寓悲愤于自贬。最后与开端相照应，再次婉辞解说无从“推贤进士”的苦衷。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名句选读：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读者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浅谈太史公的生死观：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所以对于生死的抉择，既不能毫无原则的苟且偷生，也不能糊涂的随意放弃自己的生命。

太史公通过他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完美的向我们揭示了这生死之间的人生哲理。

蔺相如 渑池之会

蔺相如，先后两次，为了和氏璧与照顾的尊严，以生命为挟，两次在秦王和他背后的虎狼之国奋不顾身，置个人生死与度外。太史公无比敬佩蔺相如的大义凛然，评价曰：

“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这里说的即为生死观的真谛：“重于泰山”。

蔺相如威折了强秦，这当然好；即使蔺相如在这种场合被秦王杀掉了，其死也是“重于泰山”。

屈原屡次遭到奸人的打击与迫害，有志而不得伸，最终，君昏臣佞，强兵押境，他不愿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国家灭国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报国无门，于是纵深投入汨罗江之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惆怅，又有几人知晓。

这种死另才人志士、古今豪杰为之扼腕叹息，但是正是正悲怆而从容的纵身一跃，激起了人们对昏君宁城的愤恨。也引起了数千年来，人们对许多问题更广泛，更深入的思考，树立起了古往今来一代代仁人志士，一代代爱国知识分子伟大光辉的人格。

司马迁为此歌颂屈原说：“其志洁，故其言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也果然因为司马迁的这种歌颂而与日月争光了。

司马迁

但是太史公同时也阐述了，如果付出生命的意义不大，人们绝对不应该随意的放弃自己的生命，不能凭一时冲动就“豁出去了”。

他赞成韩信忍受了胯下之辱，赞扬了伍子胥的弃小节，背父兄，去国远逃；他也肯定季布的东藏西躲，甚至给人当奴隶以逃避刘邦的缉拿。

太史公很赞赏这种人，而太史公本身也就是这样的人。

当他触怒了汉武帝，被以“沮贰师”与“诬上”罪名判处死刑时，他忍辱含愤地自请改判了辱没族门的宫刑，其目的就是为了忍辱负重留下命来以图完成他那部正在写作中的《史记》。

他坚强的活了下来，完成了 千古不朽的“史家绝唱”，博得万世景仰。

汉武帝

试问，如果他凭借着一时冲动“豁出去了”，世界上可能有多了一个“姓名是小，气节为大”的硬汉，何来“史家绝唱”呢？谁还会议论太史公与汉武帝孰是孰非的历史公案呢？而事实告诉我们：

“一切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

太史公即赞成死得其所的“豁出去”，也赞成必要的“忍辱负重”，那么二者是如何统一的呢？其取彼舍此，与取此舍彼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与其兄伍尚的一段对话可以给我们一些解答。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被楚平王所囚，楚平王以伍奢的名义派人来叫伍氏兄弟回去，兄弟二人所面临的情势是一样的。伍子胥说：“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

伍尚说：“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

于是二人分别作出了各自的选择，一个束手被擒回去陪着父亲死，一个杀出重围逃到吴国去了。在这里他们所考虑的就是怎样做才能使生命呈现出更大的价值，日后能报大仇的，那就“活”下去，不必顾忌眼下被人视为如何的大逆不道；日后不能有所作为的，那就不如现在“死”，还能落一个忠义孝顺之名。

伍子胥鞭尸

这一来也就清楚了，司马迁并没有给人规定什么问题就应该死，什么问题就应该忍，他是要求每个人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要衡量客观形势，也要考虑自身的具体条件。其唯一标准还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四句话。司马迁的这个标准比历代儒家所规定的限制人们的教条要合理得多，民主得多，因而也更有价值得多。比如，后代儒家常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就引导一些妇女在受到强人侮辱时，纷纷自杀，而历代统治者也一味表扬这种消极的无所作为的态度。

只有唐代的谢小娥和明代白话小说中的蔡瑞虹等少数几个女子行动起来了，她们在受辱之后没有死，而是运用她们的智慧勇敢，坚决斗争，结果既为自己报了仇，也为社会除了害。这几个女子的行为倒是非常符合司马迁的原则。

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至一个团体、一个个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什么叫真理，什么叫荒谬；什么叫大公，什么叫小私；什么叫凛然正气，什么叫不正之风，这些是任何时候都要分明的。对于邪恶的东西要斗争，要消灭；对于美好的事物要爱护，要扶持。为此就要求善良的人们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必要时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

鲁迅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如此，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也都是如此，如果没有这么一批前赴后继，大义凛然，勇于为真理正义而奋不顾身的人，那么这个国家民族就不可能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这是就大事、就大节而言的。反过来，在日常生活中，在一些非原则的问题上，往往就不必那么针锋相对，那么斤斤计较，以至于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去拼得你死我活了。

我们的伟大领袖

当年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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