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为什么能 写进我们的历史课本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为什么能 写进我们的历史课本 原创 高广银 2019-01-13 11:53:23
俄罗斯文学曾经影响了我们国家新文化运动，鲁迅被称为中国的果戈里，巴金被称为中国的屠格涅夫等等，可见俄国文学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但是在历史课本中，我们对俄国文学却寥寥数语，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更是简单几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九世纪群星璀璨的俄罗斯文坛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世界范围内有史以来，最复杂、最矛盾、最伟大的小说巨匠之一。他以其卷帙繁浩的创作，在对于人类复杂的、甚至分裂的人性及心理乃至变态精神的深刻描绘和深度开掘上独树一帜，无人能出其右。


《罪与罚》是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世界性声誉的巨著，这部作品也成为了世界文学桂冠中最璀璨夺目的宝石之一。到目前为止，这本书被世界各国翻拍成了几十个版本的电影。在这部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宗教、政治与个人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直接追溯到个人与社会、道德与权力、信仰与自由等等人类社会最根源性的问题上。
一直以来，正义是通过法律来维护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他创造性地从文学和伦理的角度来探讨关于正义的这个问题。他想看看，在正义面前，一个人的承受力到底能到什么程度，于是，他在《罪与罚》里创造了罗佳这个人物。罗佳在穷困潦倒的绝境下，认为自己是可以超越法律约束、为所欲为的超人，因此，他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太，抢来了一笔钱。但是杀人之后，罗佳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什么超人，内心的痛苦时时刻刻折磨着他的神经。后来，他与基督徒姑娘索尼雅认识并相爱，最终在索尼雅的规劝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亚。在流放途中，他决心皈依东正教，从中得到救赎。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个人是没有辨别善恶的能力的，因为个人眼中的善恶是小善恶，个人无法代表决定生死这么大的正义。在故事里，罗佳怀着为民除害的心情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太，这是他作为个人眼中的罪与罚；而杀人之后，罗佳不仅没体会到行侠仗义的快乐，反而感受到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上帝给他的罪与罚。当自己的规则无法解释世界的时候，痛苦的罗佳不得不去找更大的规则，所以，在故事结尾，罗佳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拯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大多围绕着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展开，这些人物迷茫无助，想大声呼喊，却只能痛苦地呻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却也因此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他出身于小贵族家庭，却因为痴迷赌博，过着贫困的生活，这让他既难以融入上层社会，又与底层格格不入。病痛时时刻刻折磨着他，生活压得他无法呼吸，于是，他试着在空想社会主义上寻找寄托，加入了革命小组。1849年，他因为和革命小组成员一起朗读《致果戈理》而被集体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五分钟，沙皇才降下旨意，赦免他的死罪，改为发配西伯利亚服役。五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特赦，再过了五年才从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在流放途中，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开始信奉宗教。这段流放的经历，也影响了他之后的文学创作。


《罪与罚》的构思，最早就是在流放路上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给哥哥写信，说自己想要写“一部关于一个罪犯的忏悔录”，却迟迟没有动笔。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和哥哥去世，留给他一家子需要照顾的人和难以偿还的债务。为缓解经济压力，他向出版商预支了稿酬，代价是如果不能按时交稿，就会成为出版商免费的“写作机器”。尽管答应了如此苛刻的条件，拿到稿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安心写作。为了寻找创作灵感，他决定出国旅行，在旅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能挡住诱惑，再一次走进赌场，输得身无分文，只能抵押上不少私人物品。1865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情人的信中提到，旅馆拒绝给他提供伙食和其他服务，于是，在破旧的小旅馆里，“没有钱、没有食物，甚至没有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坐在桌前，终于开始动笔创作《罪与罚》。
《罪与罚》的故事也开始于彼得堡贫民区中一个“没有钱、没有食物，甚至没有光”的小屋子里，主人公名叫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夫，朋友和亲人叫他罗佳，为了方便讲述，我们也叫他罗佳。《罪与罚》的全部情节都围绕着罗佳展开。


在故事一开始，罗佳是个优秀的大学生，偶尔还能发表一些文章、做些翻译赚点稿费，但是，这些收入加上母亲的养老金还是不够付学费的，所以罗佳只能辍学。没有了生活来源，罗佳不得不向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抵押私人物品，换来少得可怜的抵押金。可是，这些抵押来的钱根本不够交房租，房东扬言要轰走罗佳。于是，走投无路的罗佳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在罗佳看来，这种做法没什么不道德，因为老太婆像是吸血的虱子，而自己靠这笔钱渡过难关之后，将成为改变世界的人，并千百倍地回报社会。促使他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的，是母亲的一封信。在信上，母亲告诉他，他的妹妹本来在一个地主家做家教赚钱，但是差点被地主强暴，因此不得不辞去了工作，现在妹妹和一个有钱的律师订婚了，不久之后，母女二人就会来彼得堡完成婚约。
读完母亲的信，罗佳觉得，妹妹并不爱律师，订婚只是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他决定尽快从困境里走出来，而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杀死老太婆，抢走她的钱。杀人抢钱的过程异常顺利，但就在罗佳准备离开的时候，老太婆的妹妹突然回来了，被撞了个正着的罗佳不得已，只能也杀了她灭口。随后，罗佳跌跌撞撞地逃回了自己的住处。到这里，小说的第一章就结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短短的篇幅把故事的戏剧性推向了高潮。


杀人之前，罗佳一直认为自己是拿破仑那样的英雄人物，只不过暂时运气不好，相对的，老太婆就是这个社会的蛀虫，但是在杀人之后，罗佳不仅没享受到行侠仗义带来的快乐，反而陷入了巨大的痛苦。最可笑的是，原本为了周转而抢来的钱，也只能藏在一块大石头下面，那这样一来，杀人又是为了什么呢？自己一直坚信的所谓的规则，究竟有没有意义呢？罗佳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魔怔，几乎整天不省人事。他徘徊在要不要去警局自首的两难境地，不断自我拷问，一次次变换着答案。他一会儿对自己说“我进去，跪下，直认不讳”，一会儿又对自己说“一定不是那件事”。
这种状态有点像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心灵拷问，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采用常见的内心独白模式来描写罗佳的痛苦。无论是表现罗佳与自我的矛盾，还是自我与世界的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用了对话这种形式。评论家把这种小说称为“复调小说”，意思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再像传统独白型小说中的那样，屈从于作者的意志，而是独立、平等的主体。他们通过与作者对抗性的对话，来表现自我的本质，因此，这些对话有时候甚至是和作者的意志截然相反的。


《罪与罚》的故事讲到后面，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分裂的。他们不再是拥有单一人设的文学形象，我们很难用某个或者某些词来给他们下一个定义，也很难简单地说谁是好的谁是坏的，因为他们和真实的人一样，是鲜活的、矛盾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再像过去的小说那样，把作者摆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上，而是成为对话的参与者。对于这些人物的命运，他无法起到主导的作用，于是让人物自己去寻找自己的终点。因此，在叙述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自相矛盾之处，也通过人物设计和情节讲述入木三分地表达出来。可以这样说，小说人物本身的多重人格的矛盾，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作者本人多个人格之间的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种呕心沥血的姿态，把自己完全融入作品，给《罪与罚》带来了巨大的感染力。
回到故事里，罗佳身边的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为他只是病了。凶案发生的第二天，罗佳的朋友拉祖米兴帮他捎来妈妈寄来的生活费。性格孤僻的罗佳只有拉祖米兴这一个朋友，而且这个朋友跟他的性格截然相反。拉祖米兴聪明、乐观、热情，总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而且他不害怕失败，每次都能找到办法让生活回归正轨。比如，他和罗佳一样辍了学，但他很快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了学业。如果说，在罗佳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倾注了自己的不少真实经历，那么拉祖米兴身上，或许承载着他对于理想生活的想象。


拿到钱之后，罗佳强打起精神出了门。正当他再次陷入痛苦、并且准备马上去自首的时候，恰巧遇到被马车撞伤、奄奄一息的马尔美拉多夫。马尔美拉多夫曾是个九等文官，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因为酗酒，他丢了工作，还挥霍掉了家里所有的钱，他和前妻生的大女儿索尼雅，被迫靠卖淫来贴补家用。虽然罗佳和马尔美拉多夫只有一面之缘，但是看到被马撞伤的马尔美拉多夫他没有犹豫，马上请来了大夫。可惜一切都太晚了，马尔美拉多夫悲惨的人生画上了句号。罗佳把刚刚拿到的钱，都给了马尔美拉多夫的家人，用来办丧事。这时，他的内心深处突然涌出了一股旺盛而充沛的生命力。身体虽然还虚弱，但是心灵的病痛似乎稍稍康复了，善举减轻了罗佳的罪恶感。
于是，罗佳放弃了自首的念头。他回到家里，发现母亲和妹妹已经到了。当着母亲的面，罗佳要求妹妹悔婚，妹妹不同意，两个人大吵了一架。不得已，老好人拉祖米兴出面打圆场，安顿罗佳的妈妈和妹妹。接触过程中，拉祖米兴对罗佳的妹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一对青年男女的恋情似乎即将水到渠成。


第二天，索尼雅来邀请罗佳参加马尔美拉多夫的葬礼，故事的女主人公终于正式登场。索尼雅靠卖淫养家，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她整个人都散发着神圣的光芒。这种设定看起来很不合理，但其实它体现了俄罗斯独特的“圣愚”文化。据学者考证，圣愚产生于11世纪，盛行于16到17世纪。圣愚们大多是文盲，他们衣服破烂，到处流浪，喜欢在教堂、集市等人多的地方胡言乱语，甚至咒骂行人。这些怪人普遍受到社会推崇，被当作基督教的先知，具有通神的神秘法力，能预言未来。在《罪与罚》里，把卖淫和圣洁两个极端融于一身的索尼雅，就是典型的圣愚形象。
我们再回到小说中。伴随着女主人公的出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加快了叙事的节奏，把重点从罗佳的自我对抗，转移到了他与整个世界的对抗。罗佳觉得，别人对他说的所有话都像是在试探他，要套他的话，他要做出防御和反击。他一遍又一遍跟别人解释着他的“超人理论”。他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占少数，他们是“超人”、是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他们的罪行都是合法的，因为他们最终将打破旧的法律，建立新的秩序。另一部分占大多数，他们是普通人，只能遵守现有的规矩，对于命运只能选择逆来顺受。罗佳一直认为，自己是少数人中的一员，他也一直用这个理论来支撑着自己的精神，让自己相信，自己杀掉的只是一只社会的虱子。


罗佳的这个理论，直接涉及了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个人与公权力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在他的代表作《利维坦》中有过精确的描述，你可以在每天听本书听到这本书的解读。简单说来，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在公权力形成之前，人类都生活在丛林法则中，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利益和荣誉而相互斗争。为了结束这种令人恐惧的局面，每个人都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从而形成公权力，这个公权力维护人们的生存、裁定人们的利益、保全人们的荣誉。但是，你愿意让渡这部分权利吗？我们自由的边界又在哪里？当公权力不作为时，我们该如何自救？罗佳试图用他的理论给出答案。
直到一个不速之客的出现，罗佳的理论才轰然崩塌。这个人叫斯维德里加伊洛夫，是那个曾经要强暴罗佳妹妹的地主。这个人可以说是《罪与罚》中最神秘的人物，没有人知道他的巨额财富从哪里来，也没人知道他要做什么。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可以不择手段。种种迹象表明，有三条生命葬送在他手上，但他却表现得无所谓。他正是罗佳口中那种不受法律道德约束的人，也正是他，看穿了罗佳杀人的事实。他以此要挟罗佳，企图对罗佳的妹妹图谋不轨。就在他的如意算盘几乎得逞时，罗佳的妹妹说了一句真心话，说自己永远也不会真正爱上他。出人意料的是，这句话大大刺激了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的神经，他居然自杀了。


有人把这个极具戏剧性的反转解读为，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的灵魂缺少信仰，他同样被自己杀人的行为折磨着，所以，当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又自知救赎无望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来解脱自己。当然，这种解释并不圆满，但是这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也恰恰说明了人性的复杂。在斯维德里加伊洛夫这个人物身上，有许多既难以理解、也不可能完美解释的秘密。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这个少见的姓氏，显然也不是作者随意安排的，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这个姓氏是贵族中恶棍的代名词。给故事里的这个恶魔起这个姓氏，再合适不过。实际上，在《罪与罚》中，大部分人的姓氏都有背后的含义。主人公罗佳姓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姓氏同样十分少见。从词根上，这个姓氏来自俄语单词“分裂”及其派生词“分裂派教徒”，专指那些于17世纪与东正教信仰决裂的旧信徒。而拉祖米兴则来自另一个单词“智慧”，显然这也是对他的人物设定最好的解释。
回到故事中，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看穿了罗佳杀人的事实，并且指出了罗佳的理论根本毫无道理，罗佳杀人也绝不是为了什么全人类的福祉，这一切击碎了罗佳的精神支柱。在马尔美拉多夫的葬礼结束后，罗佳向索尼雅坦白了自己的罪行。这一次，他不再用什么理论来为自己辩解了，他承认杀人只是为了自己，他压根儿不是什么超人，他也只是一只虱子而已。所以，他在杀死老太婆的同时，也真正杀死了自己。最终，在索尼雅的规劝下，罗佳选择了自首，在接受审判时，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是审判结果却出人意料的宽大，人们认为罗佳杀人的行为发生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而且他还做过很多好事，最终，罗佳被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判决公布之后，索尼雅陪着罗佳远赴西伯利亚服刑，罗佳的妹妹则与拉祖米兴有情人终成眷属。不久之后，罗佳的妈妈过世。


不过，罗佳并没有因为判决而获得解脱。在流放途中，他生了病，一直治不好。他的病不是因为繁重的苦役，而是因为内心的痛苦。他开始不断怀疑，自己到底是虱子还是一个人。如果是虱子，那么杀了人的他就该死，可是他还活着；如果他是一个人，为什么又和虱子一样，过着毫无意义也无法选择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忽然领悟，既然自己曾经的信仰已经崩塌，为什么不能让索尼雅的信仰变成自己的信仰呢？于是，他跪倒在索尼雅面前，接受了她的爱，也接受了基督的洗礼。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在《罪与罚》出版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弗洛伊德在他的学说中完整阐述了“三重人格理论”，这个理论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派逐渐成熟。所谓三重人格，指的是本我、自我和超我。而在《罪与罚》中犯罪的罗佳、忏悔的罗佳和得到救赎的罗佳，恰恰对应着罗佳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本我是本能的我，罗佳为了自己的生存，选择走上杀人的道路，并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是替天行道；自我是面对现实世界的我，罗佳在杀人后陷入了良心的谴责，惶恐的灵魂无处安放，陷入了地狱般的煎熬中；超我就是理想化的我，故事的结尾处罗佳背负了苦难的十字架，得到了最后的救赎。可以说，杀人是本我驱使下的膨胀，而良心的拷问则是自我与本我的斗争，最后的忏悔是超我最终胜利的体现。我们很难说弗洛伊德确实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启发，但是罗佳这个人物成为了三重人格理论绝佳例证，被后世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一次次引用。


罗佳最后的救赎，离不开理解本书的另一把钥匙——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罗佳一样，在流放途中皈依宗教。《罪与罚》中，有大量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描写。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苦百姓来说，活着几乎都成了一种奢望，所以罗佳发出了呐喊，并选择了杀人抢钱的方式自救。然而，在真的这样做了之后，他没有得到丝毫解脱，反而感到了一种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的罪恶感，这种感受本身就成了对他的惩罚。在被判流放之后，流放和苦役也无法缓解他的负罪感，真正的惩罚仍旧是来自内心的自我谴责与恐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直到将灵魂托付给上帝，罗佳才得到了真正的平静与救赎。
罗佳的疑问，可能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疑问：当自己的生存、利益和荣誉受损，而公权力没有履行它的职责时，我们该怎么办？让渡给公权力之后的自由，它的边界在哪里？为了自己的生命的延续，我们可以剥夺别人的生命吗？实际上，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从人类社会形成至今从未停止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找不到答案，所以他将追问的终点定格在宗教信仰上。但是，《罪与罚》这部小说却越过了这个终点，它激发的关于人性和社会本源的追问，还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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