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上海人“蜗居”的真实画面，被他记录下来了 原创 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2019-03-02 1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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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结婚办喜事或是乔迁新居这样的场合，上海人很少在家里拍照。 一来，胶卷比较金贵，要留到出去游玩的时候拍。 二来，“住房紧张”几乎是上海人的集体记忆。家里一小，就容易显得杂乱。 这是上海人的“里子”，是上不了台面的。 然而，摄影师周明却花了五年时间，走访了上千户居住困难的家庭，记录下90年代上海人“蜗居”的现实状况。 由于某些原因，这些照片被周明束之高阁了二十年。如今再去翻看它们，画面已成为历史，却更有一种震撼力。
一
 从曹家渡的一幢高楼俯瞰，下面是成片的老房子，造得相当密集。
 住在张园的一户人家，这一地块的居民最近正在搬迁。
 尽管空间逼仄，墙上挂了两幅年历作为装饰。
 三湾一弄的弄堂里突然伸出一只手，原来楼梯下搭建了厨房，开两个孔采光通风还可以传菜
 弄堂当中搭出一个小房子，也就一个多平方。
 天气好的时候，大家赶紧在弄堂里晾晒衣被，有时还要争抢“地盘”。
 夏天由于房子小过于闷热，许多人晚上就睡在天目路上，有人甚至把席子铺在横道线上。
2015年，周明和摄影学者林路在外滩美术馆就“90年代上海摄影的底蕴”这一话题进行了一次对谈。 在这次讲座上，周明展示了一组他在1992年-1996年期间拍摄的、反映当时上海人居住状况的照片。 其中，甚至有张照片是周明去林路家做客时随手拍下的，林路自己都忘了。 那时，林路住在太原路上的一个石库门弄堂里。他是在一间小阁楼里结的婚。
 林路曾经生活的小阁楼，一台当时很稀奇的电脑占用了不少空间。
照片上，阁楼的空间有些紧迫，屋顶倾斜下来，最矮的地方人很难站直身子。 但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林路正在打无绳电话，而他的女儿正在一旁操作一台电脑。——无绳电话和电脑，在90年代可都是新鲜事物。 这或许是当时很多上海人生活状态的写照：居住环境是那样的窘迫，但上海人依旧对新鲜时髦的事物抱有热情和好奇。 那时，周明正在为自己的“住房难”摄影专题搜集素材。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他跑遍上海的中心城区，探访了上千户普通家庭。
 刚下完雨屋顶漏水，房间里摆了许多接水的盆。
每走进一户人家拍摄，周明都会记录下这个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住址、户主姓名、居住面积、住房实际困难等等，写在手工冲洗的样片背后。 这些资料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蜗居”的现实状况。
 搭阁楼是拓展空间的最佳手段，老房子里常有鼠患，养只猫很有必要。
可惜的是，一家杂志社借去了样片，却不慎弄丢了。没有备份过的文字资料就这样随着样片一同遗失。 失去了如实记载的文字，这组纪实摄影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打了些折扣。 周明将底片束之高阁，要不是为了外滩美术馆的那次讲座，他已经很多年没有翻看过它们了。
 老南市的一个弄堂里，两家人为了开拓空间，各搭了一个阳台。
然而当这些照片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画面本身就有一种无声的力量。 看到台下热切的反应和眼神，周明这才决定把这批“雪藏”了二十年的照片重新拿出来。 最终，周明整理出了600多张照片，这个专题后来被命名为“上海蜗居”。
二
起意拍摄“上海蜗居”，和周明的个人经历有关。 他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却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孩子看书的时候独享全家人吃饭的餐桌，老人为了不干扰她而走开了。
因为父母在部队工作的关系，1960年，周明出生在西安。随后，又相继在无锡、东北、北京等地生活过。 一直到1975年，他15岁的时候，才跟随家人来到母亲的家乡上海定居。 “如果现在你问我是哪里人，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上海人。”周明说。 “但是刚来上海的时候，人家问我：你哪儿人啊？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到底是哪儿人啊？没法说。”
 屋主得意地告诉周明，斗室里多一些镜子，可以使房间显得宽敞明亮。
童年时四处迁居的经历，使得周明能够用较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上海人的居住状况。 刚刚搬到上海来的时候，由于父母的房子还没有分到，一家人在大沽路上的外公家寄居了一两年时间。 “外公家住石库门房子。上海典型的民居是怎么回事情，我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周明说，“什么灶披间啰、晒台啰、天井啰，这些词以前都没有接触过。” “石库门里七十二家房客，邻里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既是经常要闹矛盾，但是大家又互相关心。这个感触就非常深。”
 一个煤炉代表一户人家，由于空间狭小，烧饭不能同时进行。
不过很快，周明家的四口人就分到了虹口区多伦路上的两室户房子。“按照当时上海住房的平均水平来看，我们的幸福感是蛮强的。”他说。 以一个“非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眼光来看上海，周明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上海人居住条件的窘迫。
 北京西路上的一处石库门，因为层高比较高，搭了阁楼。
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的人口发生了急剧的膨胀。 一方面，大批知青返沪，50年代高峰期出生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来沪打工的外来人员逐渐增多。 这样一来，给上海的住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曹家渡的一个弄堂，夏天天黑前男人洗澡，10点以后女人躲进弄堂最深处洗澡。
1985年，上海市区180万住户中，按国家部颁标准统计竟有89.98万户困难户，几占市区住户一半。 其中，人均居住面积低于4平方米的拥挤户有21.6万户。 1986年，上海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仅为5平方米。
 虹口区的虹镇老街，由于私房多、人口密度大，属于市区里改造较晚的地块。
周明是从1985年开始摄影创作的。刚开始也学着别人拍摄花草风景，但上海少年宫举办的一次法国报道摄影先驱布列松的摄影展，深深地改变了他。 “展览办得很朴素，但那一百多幅拍自世界各地的人文纪实作品，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原来摄影的功能是这样的，可以把现实和历史，主观和客观，技术和艺术结合得这样有血有肉。”
 弄堂里用马桶很普遍，楼梯夹层的空间也被利用上了，用来存放煤饼。
受布列松的影响，周明决定拍摄上海老百姓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的生活。 在广泛街拍之余，他确立了两个拍摄主题，一个是“南京路”，还有一个就是“住房难”。 “我觉得它们一个是上海人的‘面子’，一个是上海人的‘里子’。”他说，“恐怕这也是全国人民对上海的直观印象。”
 位于外滩源的一幢楼，一个信箱就代表一户人家，如今这里已变成租金高企的商务楼。
 当时这幢楼里的一户人家，左侧板壁里是卫生间，女主人正坐在浴缸上吃饭。
“当时，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是‘既爱又恨’的。所谓的‘恨’，就是觉得上海人有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处事为人小家子气。” “上海人怎么会具有这样的气质呢？我认为跟居住环境是有关系的。” 那个年代，上海人形容自己的居住为“螺丝壳里做道场”。 “特殊的生存条件让上海人变成了利用住房空间的魔术师，摆平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滑头’，以及在局促物质条件下展现高雅精明、世故能干外貌的高手。”
 阁楼尽管由于顶棚漏水铺了雨布，但这位新娘还是把她的婚房布置得整洁舒适。
三
从1992年到1996年，周明拍摄那些普通到常被人忽视的上海人家，照片难以计数。 这些家庭与他素不相识，也都没有事先预约，大多是刻意“偶遇”和“贸然”采访到的。
 住房困难的居民善于在室外拓展空间，邻里间既互相竞争又彼此协调。
“90年代初的上海不像现在，很多人家门是开着的，人就坐在弄堂里。所以，你很容易跟人接触。”周明回忆说。 走进这些弄堂的时候，他只带一个很小的包，三脚架、闪光灯都不带，完全看不出是搞摄影的样子。 一开始用的是稍大一点的单反相机，后来改用莱卡，更加轻便小巧，不引人注目。
 老南市的一个弄堂，两排房屋的屋顶紧紧相挨着。
由于家里的空间过分局促，很多事情都要在弄堂里完成。 “拣菜啊，洗衣服啊，修个自行车啊，理个发啊……夏天的时候，人们摇把扇子，有时弄杯小老酒吃吃。”
 老南市的一个弄堂，看到有人来拍照，几户人家都聚拢过来。
周明跑过去搭讪。“三聊两聊，人家就会说起家里的情况。” “然后我就趁机说：‘能不能到你家去看看？’人家讲：‘行啊行啊，走走走！’等进去以后，我就把照相机摸出来了。”
 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许多家庭形成了老年人多于年轻人的人口结构。
也许是因为弄堂里本就没有隐私，面对照相机的镜头，大多数人甚至想不到拒绝。 “我在拍摄当中很少遇到阻力。”周明说，“婉言谢绝的当然也有。但是从来不会发生纠纷，或者被人轰出来。”
 受层高限制没法搭阁楼，只好把床铺垫高在下面堆放东西。
因为家门都敞开着，一听说有个“拍照片的”在谁家，邻居们都会跑去张望。 常常还会有人不服气：“你拍他家，他家困难什么？你到我家去看看，我比他家困难得多！”于是，周明就接着再去另一家看看。
 为了节省空间，篮子和锅子都被挂了起来。
当时，他对拍摄的标准是有设定的：人均居住面积必须在4平方米以下。 “4平方米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标准家居一个卫生间那么大。”他说，“有时，为了核实对方的说法，我甚至会要求看一下户口本和房票簿。”
 三个堂表兄弟晚上通过双层铺和行军床，睡在六七平方的小屋里。
房子一小，每一寸空间都要“榨干”。往往头顶是阁楼、脚下是地铺，满目杂物，没有回旋空间。 但拍摄对象面对镜头全无忸怩与排斥，显得既生活又自然。 周明说：“我拍住房困难，本意不想把人们拍得苦哈哈的。生活总归是不如意的，蜗居久了也能习惯。他们用生活的智慧抵消了物质的欠缺和空间的局促。”
 尽管房子简陋，爱美的屋主还是贴了花墙纸，地板上贴了封箱带用来遮盖缝隙。
尽管人为的阻力不多，但拍摄现场的环境限制却经常难住他。“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很值得拍，但我却拍不好。”周明说。 “有的是室内太过狭小根本没地方站；有的是镜头不够广，拍不出那里的全景；还有的是因为幽暗的房间里，仅有一盏几瓦的小日光灯照明，暗到胶片根本无法正常感光。”
 老西门附近的一户人家夏天午睡，这是趴在屋顶上从老虎天窗取景的。
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周明记得，在拍摄北京路、四川路交界处的一个大楼时，有对结婚一年多的小夫妻，和新娘的母亲同住一间房间。 一张宽大的双人床，地上再打个地铺，就几乎占满了屋里全部的空间。
 房间狭长窄小，但布置得干净清爽，依旧有新婚的气息。
当时，周明随口问了句：“你们将来有了孩子怎么办？” 小伙子的回答让他至今记忆犹新：“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生孩子？”
 一对小夫妻的婚房，由于没有窗，每天要用电扇通风排气。
那时，常有人问周明：“你拍这些照片做什么？” 周明回答说：“我觉得阿拉上海人蛮作孽的，但是不会永远这样。这一定会成为历史，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也有很多人寄希望于他:“侬帮我去反映反映。”他只好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倒是真没地方去反映。”
 老南市的一处弄堂，几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居民在交流拆迁后各奔东西的感想。
90年代后期，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和住房改革制度的深化，上海人的居住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2017年，上海常住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18平方米，住房困难户的标准划到了人均7平方米。 所幸的是，历史的那一页早已被翻过。 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二十年前的真实画面时，谁又能够若无其事漫不经心呢？
写稿子：韩小妮 / 画图画：二 黑/ 编稿子：韩小妮/ 写毛笔：陈冬妮/ 做图片：刘 真/ 拿摩温：陈不好玩/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请给我们留言，获取内容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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