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圣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我们的大诗人陶渊明则很直率的吟诗道：“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拟挽歌辞》）而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活着的人必然有一天他将死亡”，“但他将死于疾病，或忽然暴卒，则尚未确定”。培根在《论死亡》中则主张：“与其视死亡为恐怖，不如采取一种宗教性的虔诚，从而冷静地看待死——视之为人生必不可免的归宿，以及对尘世罪孽的赎还。”（《人生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4页）死亡是人类共同的最终的归处，这已是一种共识。那么，那些伟大的文豪们，又是怎样死去的呢？
和大多数人一样，作家也主要是死于疾病。我们的建安七子，有五位就是死于当时流行的疫病（另两位已经在疫病爆发前几年死去）。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王粲也是。那一年，是公元217年。
西方作家，济慈、契诃夫、卡夫卡、高尔基，等等，都是因肺结核而死。（高尔基的死也有阴谋论一说。）司汤达、福楼拜都是突然中风去世。左拉在《法国六文豪传》中回忆了福楼拜临终的情景。福楼拜的好友都德、弟子莫泊桑，还有王尔德，则是在梅毒的后遗症的折磨下逝世。（福楼拜也患过此病。）随着艾滋病的出现，也有文人因此而毙命，如法国学者福柯。
约翰·济慈
自杀是很多文学作品中提到的话题（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巴尔扎克的《驴皮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等），或者说书中主人公采用到的手段（如少年维特、安娜·卡列尼娜、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金、马丁·伊登等），也是不少作家喜欢采用的一种极端方式。日本作家似乎对此喜爱有加，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都是这样了结自己生命的。西方作家则有本雅明、伍尔夫、茨威格、海明威等。本雅明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绝望地吞服了大量的吗啡（1940年），伍尔夫选择了投水（1941年），茨威格和第二任妻子在巴西服毒自尽（1942年），海明威则用一支猎枪轰碎了自己的迷惘（1961年）。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自杀的作家，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屈原，失落的他“自投汨罗以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时间近一点的，则有王国维、朱湘、老舍、海子、顾城等。
阿尔贝·加缪
因各种意外而殒命的也不在少数，特别是交通意外，例如车祸，法国作家加缪，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都是因为这类事故而丧生。加缪的车祸发生得很突然，那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后两年，才47年，大多数的得主都是大于这个年龄才获奖的，他也成为了这个奖项最年轻的逝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部分都活过了六十岁，活到耄耋之年的也不在少数。）在他的遗物中，有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手稿，即带有自传性的《第一个人》。而玛格丽特·米切尔，只留下了一部长篇小说《飘》。
斯蒂文森
猝死也算是一种意外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搬柜子捡掉到地上的笔时，血管破裂，当天亡故。当时他正在准备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二部。斯蒂文森与之相似。不重视作家生平的纳博科夫在谈论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时特意讲到了他的死亡：“作者的命运往往与他们作品命运相同。老托尔斯泰在一九一0年离家出走，四处漂泊，最后死在车站站长的房间里，旁边就是轰鸣而过的列车，正是那呼啸而过的列车压死了安娜·卡列尼娜。斯蒂文森在一八九四年死于萨摩亚群岛，他的死具有某种意义，它以奇妙的方式模仿了他的幻想作品中的酒的主题和变形的主题。他到地窖里去拿一瓶他最喜欢喝的勃艮地葡萄酒，在厨房里起瓶塞，然后突然大声呼喊他的妻子：我怎么了？这样奇怪的感觉是怎么回事，我的脸是不是变了模样？——接着就摔倒在地板上。他的脑血管破裂了，一个两个小时内便一切都结束了。”（见《文学讲稿》，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第229-230页）
其他的意外则有，如雪莱遭遇风暴而覆舟溺亡，爱伦·坡酗酒，杰克·伦敦服用吗啡过量（也有猜测是自杀），等等。我们的大诗人李白，既有像爱伦·坡醉死的说法（这是《旧唐书》所载），也有像雪莱溺死的说法（据说是民间相传，比较浪漫，说李白是到水中捉月去了），还有病死的说法。杜甫的死因也有多种考证，其中一种说他是饥饿过度，一下子吃得太多撑死的，这无疑是我们杜诗的读者最排斥的，毕竟不太体面吧。
如果我们要继续分类，也许还可以加入决斗，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两位俄国大诗人都是在决斗中受伤而身亡的。
相关阅读-THE END-
窥视卡
雷达卡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苏公网安备3206820200021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