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五六月份,“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大字报掀起了狂潮。1966年6月7日,陶铸的秘书致电广东省委,指示“陈寅恪,生活不降,大字报不发动,贴也不干涉,批判要报中央”。由此可知,此时已有大字报涉及陈寅恪,但还在掌控之中。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晚年陈寅恪
7月,中山大学贴出各式大字报,陈受到严重冲击。据说,对陈寅恪第一批大字报不是出自历史系而是学校的后勤部门。谴责陈寅恪多年来挥霍国家和人民财产,每月吃进口药,每天三个半护士……
冬天开始,陈寅恪便被要求书面交代与检讨。真正能显示陈教授风骨的其实在于他的声明,如“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与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陈序经跟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往来。我双目失明二十余年,断腿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别人。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经向中大的组织交代”。类似于此种声明,才是陈寅恪式的尊严,在文革时期顽强的展示。而此时大字报已经快把陈寅恪淹没,覆盖到了整栋楼房,致使整栋房子像口纸棺材般。
文革中的最有力的帮凶还有一个-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而这个高音喇叭对陈教授确实是十分残忍和过分的。当时,陈寅恪有近两年时间日夜被高音喇叭所包围,而正常情况下都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睡的陈寅恪面对四面八方的喇叭那种苦不堪言的情况,我们可想而知,甚至有的时候会将喇叭放在他的床头、屋前屋后。也就是这段时间陈寅恪的心脏病愈发严重。
晚年陈寅恪
据说文革中陈寅恪一直没有遭到毒打,比起其他的被批斗对象在这个方面要稍微好些。而实际情况是这类本该落在他头上的粗野行径大都由唐筼去承受了,可以想象一个女人如何去应对造反者们批斗的惨痛场面。
1967年夏,唐筼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陈寅恪大概在此时为其写好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也在这两口子几乎“生不如死”的日子里,陈寅恪写了一份申请给校方,大体申请如下:唐筼的心脏病需吃流食维持生命,恳求每天四支牛奶;唐筼目前要做三个半护士的事情还有读报纸给我听,还要做清洁工作,要扶我上厕所,他力气不够有的时候两个人都摔倒在地,更怕唐筼病发甚至死亡无人知晓,申请保留一名工友。工友的工资可从唐筼的存折上取。这种时期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申请可以说是陈寅恪用他的生命写就的。
陈寅恪与唐筼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被责令搬出住了16年的家,这也加速了他的死亡。在这生命的最后两百多天,陈寅恪瘦的已经不成样子了,少数亲友来偷偷看他,他也一言不发,只是流泪……
1969年10月7日,凌晨五点左右,这位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大才子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路,永远的闭上了那睁开也看不见事物但永远倔强的睁开着的双眼,对于此时的陈寅恪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45天后,为陈寅恪活着、陪了陈寅恪四十多年的唐筼在一个平静的夜晚追随陈寅恪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