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时候,最陌生的其实是那些最亲近的人。
当我在灵堂里跪下磕头的时候,已看不见母亲的面容,眼里也没有泪。我的耳畔响起的是金斯伯格的诗句:“尤金发来一封电报,娜阿米已去世/我冲出房门俯身把头贴在车房附近草丛的地面上/深信这样对她更好。”
接到母亲去世的电话,我正在给学生录音,我的眼泪几乎要涌出来,可是我却平静地把那天所有的录音做完,再赶晚上的火车回家。那时,响起的也是金斯伯格《祈祷》中的诗句。
我的眼前,一直浮现着母亲最后的面容。前一个周末赶回去看她,她躺在床上,眼睛只能偶尔转动一下,已经不能喝水。眼角有一点白白的眼屎,与她灰暗的脸色构成绝望的对比。我与大姐在家那几天,她忽然又能喝水了,又能坐起来,与来看望她的邻居们打招呼,那些多年不见的人,她也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都说,过了这一劫,老太太能活上一百岁。可是返沪后的第三天,我就听到了那不想听到的消息。
下葬的仪式一过,我就在回想母亲的一生,可是我发现我对她知道的竟然那样少。我知道她是微山湖里人,她出生的那个小村落我曾经去过两次,可是我不知道她年轻时候的模样,家里连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也没有。八十三年光阴,她留在这个世上的痕迹竟然这样少。在我内心深处,与她相关联的记忆,总是不愉快的。小的时候,她每次出门,总有些小孩子跟在后面喊“精神病!”“精神病!”我气急了,便总是捡起石头狠狠地回击。还有我不能忍受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她总是要给我卷煎饼,盛稀饭,夹菜,天冷的时候总是要给我加衣,而我最厌恶她这样做。那么除了厌恶,我自己对她还知道些什么呢? 我只知道,她烟抽得很凶,喜欢用蒜臼子把辣椒捣碎了吃。我还知道,她经常一个人蹲在太阳地里捡石子、砖块,聚成一堆,或者把它们扔到邻居家里,——那似乎是她一生的事业。除此以外呢?也许她太普通了,连她的儿女们也不了解她未病以前的事,不知道她是否曾驾着小船去采菱,或者,会唱动听的渔歌,在湖畔的芦苇丛里捕捉过蜻蜓?隐秘的往事,或许永远尘封在了岁月的湖水之下,如同永远找不到的黑匣子,上面长满了幽幽绿苔。
我最喜欢的鲁迅小说是《孤独者》,其中的主人公魏连殳曾说他没有分得祖母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母亲去世以后,我才发现,或许我也分得了她孤独的命运。
二
母亲落葬的时候,我去殡仪馆接父亲的骨灰一起下葬,此时距他过世已过去了将近二十年。骨灰盒上落满了灰尘,而那张相片却很熟悉。
说起父亲,我脑海里都是些零星的记忆。记不清是几岁的时候,也许是七八岁吧,一个夏天的大雨之后,二姐和我在水池边打水仗,不小心把我的头打破了。去医院包扎回来以后,我又在公社礼堂边玩,父亲刚刚开完会出来,看到我头上的纱布,生气地怪我不小心。另一个场景是父亲退休以后,有足够宽敞的地方侍弄花草,可是他却总是坐在堂屋门口的苦楝树下,一坐坐上好久。他是个好强的人,一辈子就喜欢喝酒吃肉,每周总有一两次要买一只烧鸡或几斤羊肉,那便是全家最开心的时候。我的大侄子参加工作以后,拿了第一个月的工资请我吃饭,两个人点了一个红烧肘子,回家跟他一说,他很不开心,责备我们没有给他带一个回去。因为要大口吃肉,常常寅支卯粮,手头并不宽绰,有一次他竟有些羞涩地向我借了两百块钱。病床上弥留之际,他的脑血栓已很严重,可还是要饮酒,我给他买了一碗羊肉汤,没给他酒喝,他便非常气愤。而今想想,那时真是不懂事。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被分配到青岛的一所大学。离家的那一天,他送我到路口,我可以看得到他眼中罕见的慈和,大概还是以我为骄傲的。可是我在分配的过程中遭到莫名其妙的麻烦,竟然未能去成,最终还是回到故乡的一所中学任教。我最好的一个同学在信里引了苏轼的话鼓励我,说“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当时年轻,哪有那种气度,即便今日,那也只是“心向往之”、不可企及的境界,因此大病一场,对世事炎凉有了最初的体会。在那所中学里,学会了喝一块零四分的高粱酒,借酒消愁是常态,一心想着进城。去世的前两年,父亲已不良于行。有一回,我用地排车拉着他去镇里打电话,那时他的一位老部下当上了区委书记,声名显赫,也许叙叙旧可以帮忙调动一下我的工作,然而事情终于没有办成。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从不求人办事,只是孤独地待在那个小镇上,待在那个大院子里,看报纸、电视是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方式。
他去世以后,那苦楝树便生意不再,而渐趋枯萎了。
三
初中时,儿子的作文一直是老大难,上了高中似乎有点起色。一天,他的高中语文老师把他的作文给我看,题目是《看见》。他写道:“当我站在兵马俑的坑道前,我能看见时间的流转;当我站在巍峨的群山间,我能看见自然的力量;当我站在恢宏的建筑中,我能看见人类的智慧。”我不禁笑了,口气好大,心想你真的能看见所谓“人类的智慧”吗?其实未必能找到照亮自身的各种麻烦事的智慧吧。
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糟,这影响到了我和儿子之间的关系。父亲严厉,我便总试图用诙谐调笑来激励他。父亲苛刻,我便想多给儿子一些宽松的氛围,多一些自主的选择,所以很多决定都是他自己做出的,比如高中之前从未上过补习班。我的一个学生进入大学后曾对我说,初中升高中的时候父母让她决定读境内高中还是国际高中,她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国际高中,其实当时的她只是想避开中考,并不清楚自己选择的真正意义。我想,儿子的许多所谓选择多属于这种情况。汪曾祺曾说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要做到“没大没小”,这个大体是做到了,但是每到他考得不好的时候,我还是有些发急,弄得彼此不开心。我自己也知道这是很愚蠢的,却老是改不了。头几天期中考试,他的经济考得很差,本来只是想说他两句了事,不料演变成了一场训子会。他振振有词说了一大通,说我的话逻辑有问题,我气急了,便骂了他一通。我自己是属于开悟很晚的人,儿子似乎也属于那种人。这让我很揪心。
父与子真是一对冤家,像汪曾祺所说的那样“多年父子成兄弟”恐怕很难。一个人只有自己做了父亲,才可以体会到做父亲不容易,才会看见父辈们曾经遭遇的困境,——他们自己也不一定知道怎样教育孩子,只是凭着直觉在做。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不管怎样试图避免前辈遗留的各种问题,有的时候还是在用父辈教养我们的方式在管教子女。回忆往事,常常可以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来路,看见自己的局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