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记忆】贾富彬:我的大学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2020-07-06 19:57:57
我的大学
——高考季纪念去世24年的父亲
并致敬恩师和母亲
一直认为这是最好看的校门
我在“第一志愿”里填上了华东政法学院。
我高中毕业那年,填报志愿是在高考之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多数学生并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考多少分,分数线又是多少都是未知数。平时成绩好的不一定敢报好学校,成绩不好的反倒敢报名牌大学。高中生自己没有经验,家长、老师的参谋就显得非常关键和重要。我父母当时还分不清本科与专科、中专的大小,同时对我考什么学校和什么专业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只是我能不能考上成为吃国库粮的城里人。
替我把关的是班主任崔宗汉老师。崔老师教课非常认真,水平也高,把政治课讲得很生动,声音洪亮,旁征博引,偶尔还说个笑话,学生们都很爱听。他对学生很负责,报志愿之前,专门召开代课老师会议,研究如何科学填报志愿才能提高录取率,特别是对学习好的学生,更要严格把关。先发一张表格让我们用铅笔试填。因为当时作家还很神圣,自己当作家的梦还没做完,我就填上山东大学中文系,而且“不服从调剂志愿”。过了半天,崔老师把表格发下来,我发现我的“山东大学”改成了“山东师范大学”,后面又给列了曲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学院等几个本科、专科、中专学校。崔老师把部分学生分别叫到他办公室谈话。他对我说,山东大学是全国重点,我的预选(那时为了提高升学率,很多学校都搞预选,人为地剥夺了一部分学生参加高考的权力)成绩在班里排第九,报山东大学录取把握不大,如果第一志愿录取不了,后面就会录取很差,还可能滑到专科学校去,不如报师范大学,只要过了本科线就能录取,将来象他这样当个教师挺好的。
我说再考虑考虑,就回到教室考虑。虽然我很热爱、很尊重老师,至今也认为老师是光荣和神圣的,但自己从未想过要当老师,主要是因为自己从小不爱说话。班主任又发一张表让再试填一次,这次我在“第一志愿”里填上了华东政法学院。表格发下来,我发现又被改成了华东师范大学。跟周围同学交流,一些学习成绩不如我的报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老师却没有改动。我说:“崔老师是不是偏心眼儿,好学校光让你们报,老是让我报师范。”一个同学说:“哪里话,我反正考不上本科,干脆报几个名牌大学先过过瘾。老师认为学习差的报哪个学校都无所谓,反正是考不上,才懒得管我们,你们这些被改志愿的都是本科苗子。”崔老师把正式表格发下来,说这是最后一次填写,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我终于没有考虑清楚,翻了翻备选的学校,一眼看到了武汉,就填上了中南政法学院,崔老师也没再对我说什么。
当年在这个地方填报的志愿,后来单县一中建了两个新校区,一个在王土城村南,一个在王土城村北。
母亲给我扇了三天扇子,每天早晨给我煮十个“十全十美”,终于把三天时间熬过去了。
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母亲就开始紧张。因为我兄弟多,又是老大,考上大学,家里就可以少盖三间房子,娶儿媳妇的事父母就可以少操一份心。高二时,二姨给我介绍过一个邻村的姑娘,是我初中同学,若单论长相,比后来的汤唯、朱茵、林志玲强多了。父亲说:“咱家穷,四个学生负担重,人家闺女能愿意?”二姨说:“您家愿意,我愿意,加上女方共三家,三家有两家同意了,还怕啥?这事准成!”二姨问我啥想法,那位女同学初中三年和我说过的话不超过三句,我想着那位女同学的模样,腼腆地说:“只要女方没意见,我就没意见。”但母亲坚决反对,她老人家高瞻远瞩地说“俺家富彬以后要到城里工作,不能说农村的媳妇。”硬是把二姨给得罪了,二姨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高考前几天,母亲不止一次地问我怎么样,我说考个大专应该没问题,父亲听了很放心,说考个“半头砖”(中专)也包分配。母亲仍不放心,说无论如何不能当民办教师,因为当民办教师还得自家盖房子。我说:“校长早就讲了,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大学光荣,考不上大学也光荣,反正要有人考不上,要做好两种准备,种地也是为国家作贡献。”母亲一听就急了:“校长说这话不是坑人吗?他怎么不到乡下来种地为国家作贡献?‘两种准备’让校长的孩子去做吧,咱家只做‘一种准备’。”
转眼到了七月六日,我和母亲住进了县城姨奶奶家,这是我家唯一的富亲戚。我大学毕业不久她老人家就去世了,想想我考上大学后几年间只去看过她一次,也不知她怎么想我。姨奶奶特意做了几个好菜为我壮行,可能是晚饭吃多了,热量散发不出去,浑身热得睡不着。母亲搬了把椅子坐到我床边,用芭蕉扇给我扇风。我劝她去休息,母亲说:“你安心睡吧,这么多年就看这三天了。”我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发现母亲仍在给我扇扇子。起床后,母亲给我煮了十个鸡蛋,说吃十个鸡蛋考试可以十全十美。我吃了六个就吃不动了,说白煮的鸡蛋没味,想吃咸鸭蛋。母亲说考试千万不能“吃鸭蛋”(即得零分),让我休息一会儿,再把另外四个鸡蛋吃下去。我去考场考试,让母亲在家睡一会儿。考完语文出来,发现母亲正站在校门口。母亲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班主任早有交代,考完一门课就放在脑后别管了,也不要互相对答案。母亲听了没再问,后来母亲说我这样回答,她认为我考的不好,让她担心了好几天。
就这样,母亲给我扇了三天扇子,每天早晨给我煮十个“十全十美”,终于把三天时间熬过去了。考完最后一门,母亲象大病了一场,再次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不管学校如何,好歹能考上一个。母亲对姨奶奶千恩万谢,急着要回家睡觉。我让她一个人先回家,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每人凑了2块钱,找了个小酒店喝啤酒。一个家住县城的同学发狠说:“今天回家后,我要把高中课本全部烧掉,再也不看书了!”我和几个同学都热烈响应。第二天我回家后,面对保存完好的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本,一时不舍得烧掉。父亲说:“先别烧,万一考不上再复读,这些书还用得着。”母亲说:“净说些不吉利的话。”
录取通知书下来,崔老师和几个代课老师都替我高兴,说幸好没填报师范大学。
过了二十多天,还没有一点消息,我心里也没底了。这天,村里来了个收废品的,我把前些天准备烧的课本拿出来卖。这时,邻居丁二哥兴冲冲跑来说:“我去城里赶集,到一中看了看,考大学的分数都贴墙上了,富彬的在前几名。”母亲激动地不知所措,父亲让我用卖书的钱到村代销点买了几瓶啤酒,留丁二哥吃饭,丁二哥也没客气。
又过了几天,录取通知书下来,崔老师和几个代课老师都替我高兴,说幸好没填报师范大学。教语文的高启贞老师特别高兴,她对待每个学生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特别是语文成绩好的学生更是她的骄傲。她说:“我平时没喝过酒,今天破例喝杯啤酒给我的学生庆祝庆祝!”大学期间每个假期我都去看她,毕业参加工作一忙起来回单县少了,也见面少了。前几年高老师得了癌症来济南看病,我去医院两次后她就不让我去了,说不想耽误我工作。她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外地办案,没有来得及赶回单县参加葬礼送别,至今每每想起来心里就充满遗憾,泪水不由自主盈眶。
母亲问我考的是啥学校,我说是法律本科,母亲说:“是不是毕了业到公安局工作?要是个大专就更好了。”我说:“本科比大专还大,大专上三年,本科得上四年。”母亲说:“四年大学不算长,领个媳妇来见娘。”父亲用一贯的口气说:“先把学习搞好再说,先把学习搞好再说。”
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母亲骑着从二叔家借的自行车,载着我的被子,弟弟骑着从五叔家借的自行车,载着妹妹,妹妹提着包,包里是邻居们给我的炒花生、煮鸡蛋。
送我报到那天,路过邻村,我看见了那位女同学。她正半敞着怀给孩子喂奶,昔日的风采已经看不到了。我没有上前打招呼。我知道,对于我来说,一种生活,已经结束了。
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母亲骑着从二叔家借的自行车,载着我的被子,弟弟骑着从五叔家借的自行车,载着妹妹,妹妹提着包,包里是邻居们给我的炒花生、煮鸡蛋。父亲从16岁就当大队会计,几个村认识他的人很多。几次遇到在路边干活的熟人向他打招呼:“老贾,您这是干啥去?”父亲说:“送大孩子上大学去,考到武汉了。”说着话就下车,也让我下车跟“大爷”、“三叔”们打招呼。“大爷”问:“啥大学?”“中南政法学院。”“不孬,那以后你们家公安局有人了。”“公检法都行,公检法都行。”父亲对我说:“上大学就不是小孩子了,见到人要热情打招呼,要不人家会觉得咱架子大。”我说知道了。到了单县汽车站,父亲买了票,陪我一起上车。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汽车还没有启动,母亲和妹妹就在车下哭起来。
如今单县农村都通了公交车,
我村的站牌距离母亲和弟弟的家门16米
单县一中的王同学也考到了中南政法学院,都是法律系法学专业。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就约好一起去武汉,他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哥送他。到了商丘火车站,一天只有一趟早晨去武昌的火车,我们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宾馆。这是第一次住宾馆,房间的场景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从窗户往外看,火车站广场的灯亮得晃眼。我看看车票,学生票半价七块五,对父亲说:“您买张票一起去武汉吧,也坐坐火车,看看我的学校。”父亲说:“这次就不去了,以后还有时间。”我知道他是不舍得花钱。213次火车,从青岛开过来的,7点左右到商丘,父亲一直担心睡过点,五点多就起来了。王大哥买了两张站台票,一起送到站台上。正值暑假,火车上人特别多,车门口挤满了人,父亲把我推进车厢,又使劲把被子行李塞进来,火车就缓缓移动了。一直站了12个半小时,晚上十点多到了武昌站。
当年的商丘火车站如今是高铁站,
到武汉的时间从13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
毕业前夕,学校推荐我去珠海市中级法院,我找到校领导说:“我想回家乡工作。”
离开单县的时候一直以为大学四年时间很长,离毕业工作拿工资遥遥无期,后来才发现太短了,短得转眼间就毕业了,短得父亲母亲都没有去武汉看看他们培养儿子上的大学是什么样子。毕业前夕,学校推荐我去珠海市中级法院,我赶紧给父母写信报告这一喜讯,说南方收入高,以后家里经济上再也不会困难了。隔了几天,收到父亲的信,说母亲希望我能回单县工作。次日,又收到家里的信,母亲说我到菏泽工作也行,菏泽离家也不算远。我写了封回信,试图说服父母让自己到南方闯一闯,信还没发走,父亲的信又到了,这次母亲给了我更加宽松的政策——只要回山东工作,到哪个地区都可以。我把没发走的信扔进废纸篓,找到校领导说:“我想回家乡工作。”领导有些遗憾地说:“回去吧,可惜浪费了一个名额。”又问我:“院党委宣传部缺人,你想不想留校?”我心里很想留校,但直接就谢绝了,没有再写信征求父母意见。
那时的饭菜很便宜,但四年一直觉得很贵
毕业的那天,坐在火车上,经过长江大桥,看着滔滔江水和高高的黄鹤楼,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13年后因公第一次回母校,大门上的字已经换了。2020年春节,武汉成了疫情重灾区,之后几个月每天在新闻里看到或听到“武汉”两个字,我就想,如果当初我留校了,现在会怎么样?是和很多人一样到一线英勇抗疫,还是会呆在家里怨天尤人,会不会被感染。又想,如果当初去了珠海会怎样,工作生活的轨迹肯定与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中大不大,南大不大,中南才(财)大,
原中南政法学院的学生从感情上不愿意合校。
因为读了法律,我得以到检察院工作,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很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参加工作不到半年,父亲脑溢血,偏瘫三年后去世,54岁,没有坐过火车、飞机,坐汽车去过一次河南商丘火车站,没有来过济南。为了不增加同样的遗憾,单位分房子后,我每年都让母亲来济南一次,坐汽车,有时候特意安排她从济宁转火车来,每次她都晕车晕得感觉生不如死。有一次去北京办事,我再三动员母亲和我一起去,从济南出发时坐动车,到北京坐地铁,同学陪她去了八达岭长城,我陪她去了天安门广场,瞻仰了毛主席遗容,从北京乘飞机回的济南。母亲很高兴地坐了50分钟的飞机,为450块钱的机票心疼了至少5个月。我开玩笑说:“当初您如果同意我去了珠海,说不定我现在回来,可以给您一麻袋钱。”母亲说:“要那么多钱干啥?你每年能回家几次来看看,就赶上给我十麻袋票子了。”停了一下,母亲又补充了一句,“都是一百块一张的新票子。”
2019年11月2日晚上乘绿皮火车回济南,一个多月后武汉开始出现疫情。
因为读了法律,我得以到检察院工作,且不说成绩和待遇如何,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很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所以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报师范大学的几个同学毕业后分回单县一中,和崔宗汉副校长一样当了光荣的人民教师。有人说,人生漫长,关键只有三步:上大学,找工作,选对象。也许在报志愿的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道路。活这么大,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报志愿,是少有的一次。
2019年9月,侄女贾茹考上山东财经大学,母亲和弟弟全家、妹妹全家陪她去学校报到。母亲对贾茹说:“你爷爷没福,他的福都让我享了。
(2020年7月5日根据几篇旧文改写,纪念越来越远的青春岁月。感谢同事精心配图制作)
作者: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收藏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