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雀记》:苏童,众人眼中,一个满载腐朽气息的病态作家
当代文学的恐怖内核,是对病态对象所处环境的病态迷恋。譬如,《酒国》的疯狂不在于滥饮和食人,而在于人肉市场的产业链高速运转;《玉米》的堕落不在于灵肉分离,而在于那烟一样漂浮与黑暗中的村庄。我曾经在阅读《米》的时候出现过强烈的生理不适,不是厌恶五龙或米店老板一家的道德缺陷,而是无法适应湿漉漉、阴沉沉的“江南”像癣疥一样黏着在身上,挥之不去。
苏童的先锋并不体现为他在“新时期”重新发现了人性之恶,而是他为此种“恶”寻觅到了可以疯狂生长的沃土。《白鹿原》虽恶,但黄土和庄稼依然保持神性,历史依然保持神性,但《妻妾成群》之恶,仿佛梅雨一样,笼罩一切,触手可及。水乡、绅士、静谧、幽远……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引诱读者首先接纳其美好,但旋即就发现美好的皮囊下面裹着脓水。
我读《黄雀记》,一直神经紧绷,警惕自己被苏童耍弄。但这一次或许失算了。最后的几页当中,白小姐溺水,与垃圾一同漂向下游,但却并不脏、臭。与此类似的,还有对强奸现场的回避,对谋杀现场的回避。除了保润家老屋和水塔这两处被屋顶覆盖的“室内空间”外,苏童的“江南”第一次不以一种溃疡状态下的面目示人。
也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苏童和余华的不同,如王德威所说,《第七天》所能触及的极限就是虚无主义,是对生活的彻底决裂。而《黄雀记》则是“先锋不再”的苏童开始试着追问造就并捉弄亿兆黎民起伏挣扎的“命运”究竟具有怎样的复杂性。在这本中规中矩的小说中,“生活”终于不再是一个披着雨衣、手执镰刀的死神,等待着收割众生。
《黄雀记》的封底宣传是这样写的:“保润、柳生、小仙女之间的爱恨情仇,从本然之爱开始,以悲剧贯穿终了是《黄雀记》的故事主线。遽变吊诡的是这三位少年间的危险关系,无常青春。一宗荷尔蒙气味刺鼻的强奸案,战栗地歌吟着那个时代的历史,还演绎出无尽的留恋在香椿树街的罪恶渊薮。”
我非常反感官方为了博取眼球而拔高小说内涵的做法。这三个到了三十岁心智还未长大的主角,根本无法负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都从不缺少这样的堕落之人;他们更无从演绎所谓的罪恶,因为他们的卑琐不能令人陷入沉思。一个从小就倔强的穷小孩当了替罪羊,一个从小就爱慕虚荣不劳而获的女人长大了之后比婊子还颠簸,一个稍有头脑的富家公子因一份交易而无法安宁,三者刚一出现,估计很多读者就大概可以脑补到他们的大概下场。
整个叙事,没有惊喜,没有情感冲击,更莫谈所谓的“对转型时期社会乱象、个体窘境和国民精神紊乱的特征进行了精准的描摹”。苏童更像是在玩弄象征意味和文字操作,剖开这些,故事其实显得苍白无力,人物的形象更谈不上丰满,甚至非常扁平。没错,三个人物角色没有艺术可塑性,非常扁平苍白:保润一倔就倔到底,小仙女一烂就烂到底,柳生一怯就怯到底。
虽然我认为《黄雀记》是苏童艺术退化的表现,但它上面却有很明显的“苏童痕迹”。我看到了《妻妾成群》和《米》。保润玩绳子捆人玩到成瘾,甚至连最后如愿跟小仙女跳舞的时候也要捆住她才能入状态。这让我想起《米》中的主角五龙,想到他出人头地而做米铺老大后,对米所产生的迷癖,把米塞入女人的内部的场景。他的语言介于冗长和简练之间,非常细腻,所谓艺术退化就是,把控着这样细腻精准的语言却刻画不出稍微丰满的人物,表现不出发人深省的话题。一个女人为了钱啥都肯干,两个男人为了这个女人啥都肯干的劣俗情节,不是不可以写,但要写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