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精明而断制文势圆活而婉曲之千古散文名篇《管仲论》

议论精明而断制文势圆活而婉曲之千古散文名篇《管仲论》落日苍茫风才定 2019-07-11 08:51:14

《管仲论》

（苏洵 北宋）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伯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过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袭文公之余威，得为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䲡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白话文：

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的时候，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了夷、狄等少数民族。管仲终其一生在齐国，使齐国国富民强，诸侯不敢再叛乱了。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相继得到重用。齐桓公最后在宫廷内乱中死去，五位公子开始争抢君位，祸乱蔓延开来，一直到齐简公时期，齐国没有一年安宁的时候。

功业的完成，并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作于它产生之时，也一定会有它的根源和预兆。因此，齐国的安定强盛，我不说是由于管仲，而说是由于鲍叔牙；齐国发生祸乱，我不说是由于竖刁、易牙、开方的原因，而说是由于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人，固然是导致国家动乱的人，再看看重用他们的人，是齐桓公。有了舜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这个圣人，才知道杀掉少正卯。那么齐桓公是什么人呢？回头再看，使齐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时，齐桓公询问可以为相的人选。正当这个时候，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合人情、不能亲近而已。

唉！管仲以为齐桓公果真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齐桓公相处多年了，也该知道他的为人了吧？齐桓公是个耳朵离不了音乐，眼睛离不开美色的人，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开始不重用他们，只是因为有管仲在。一旦管仲没了，这三人就可以弹冠相庆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住齐桓公了吗？齐国不担心有这三人，而是担心没有管仲；有管仲在，那么这三人只不过是普通人罢了。若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少跟这三人一样的人吗？即使齐桓公侥幸而听了管仲的话，诛杀了这三个人，但其余的这类人，管仲能全部除掉他们吗？唉！管仲是不懂得从根本上治理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齐桓公询问之时，推荐天下的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这三人又有什么可让人担心的呢？不说也罢！

春秋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赶不上管仲；而晋文公之子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待人宽容仁厚。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了晋文公的余威，在后世还称霸了一百年之久。为什么呢？它的君主虽不贤明，但是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存在。齐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值得困惑的，因为他仅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却死了。

天下并非没有贤能的人，实际上是有贤臣而没有明君。齐桓公在世时，就说天下再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才了，我不相信。管仲的书《管子》里，有记载他将死的时候，谈论到了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且还列出他们各自的短处。这样在他的心中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托以国家重任，但他又预料到自己将死，可见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䲡，因为不能使卫灵公任用贤臣蘧伯玉和斥退宠臣弥子瑕，为此死后进行了尸谏；汉代萧何临死前，推荐了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该如此啊！国家因一个人而兴盛，因一个人而灭亡；贤能的人不为自己的死而感到悲痛，而忧虑国家的衰败。因此一定要推选出贤明的人来，然后才可以安心死去。那管仲，怎么可以没有荐贤自代就撒手人寰了呢？

《管仲论》作者介绍

苏洵，生于公元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5月22日，卒于公元1066年5月21日，字明允，自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与二子均名列“唐宋八大家”。

苏洵出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少时不好读，由于父亲健在，没有养家之累，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像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走了不少地方。

北宋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约于此年苏洵开始读书，学习断句、作诗文但没有学会就放弃了读书。

北宋天圣六年（公元1027年），苏洵与眉山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程氏结婚，程氏时年18岁。

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苏洵尚未发奋读书，终日嬉游，不知有生死之悲。程夫人生长女但未满一岁夭亡。

北宋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苏洵仍未发奋读书，其父“纵而不问”。

北宋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苏洵游成都，于重九日至玉局观见青城山张仙师画像，用身佩玉环换回安置于家中，每日旦起焚香祷告祈求得子，是年冬生长子景先。

北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苏洵母亲史氏病故，葬于眉山县修文乡安道里苏氏祖坟。苏洵仗着聪明，看看与他同辈的人，都不见得比自己高明，以为读书没有什么难。但是到第一次应乡试举人，他却不幸落第。这次失败，使他痛自检讨，再搬出几百篇自己的旧作细读，愤然将这批旧稿，一把火烧个干净，决心取出《论语》、《孟子》、韩愈文来从头再读，继续穷究诗书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贯穿古今。每日端坐在书斋里，苦读不休者达六、七年，并发誓读书未成熟前，不写任何文章。此时，苏洵已二十七岁。

北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老泉自序二十五岁，始知读书。程夫人生次女。

北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苏洵发奋读书，立下壮志。程夫人生幼女，因排行第八古称“八娘”

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在家继续发奋读书。程夫人生次子苏轼。兄长澹居家中，仲兄苏涣为开封士曹官有两子两女。

北宋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苏洵去京师礼部考取进士，未被录取。长兄澹病逝于家。

北宋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苏洵次年又举茂才异等不中，返回家中，继续闭门苦读。长子景先年仅八岁而亡。

北宋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苏洵居家竭力苦读，考究古今治乱得失。程夫人生幼子苏辙。是年苏洵到阆州(现在的四川阆中县)去探望在那儿做官的哥哥苏涣，看到哥哥治理地方成绩很好，颇受感动，不久东下出夔州巫峡，顺流而到荆州（现在的湖北襄阳县）一带，游学各地，结交有学问的师友，增加不少见闻和人生经验。

北宋宝元三年（公元1040年），苏洵经过五六年的刻苦研读学问已成，仲兄苏涣从开封士曹移任阆州通判。

北宋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苏洵在家读书考究古今治乱得失，并教授苏轼读书。是年苏洵次妹病亡。

北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苏洵送苏轼入天庆观北极院小学读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

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苏洵居家读书，教授苏轼。是年离家出外游学，自眉州出发到嘉州，游峨眉山，然后顺流而下从夔州巫峡下荆诸，准备前往京师。程夫人在家教授苏轼范滂专。

北宋庆历七年到至和二年（公元1047年到公元1055年），苏洵继续居家读书，考究古今治乱得失同时教授苏轼和苏辙读书，年间苏洵的幼女八娘在舅父（公公）家遭受虐待，苏轼的表兄也就是八娘的丈夫助虐，忧愤而死，苏洵苏轼苏辙与程浚及程之才断绝来往。苏洵也多次远游，和成都官员张平交好，张平曾向欧阳修举荐苏洵，未果。

北宋嘉祐初年（公元1056年），苏洵带二子进京应试，谒见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刘向、贾谊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苏洵。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苏洵文名因而大盛。

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北宋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宋仁宗召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苏洵推托有病，不肯去应诏。

北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苏洵带领全家乘船沿岷江而下，东出三峡，走水路进京，在丰都参观了仙都观，传说这是阴长生升仙的地方，写有《题仙都观》诗凭吊这个仙人。

北宋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经韩琦推荐，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后与陈州（今河南）项城县令姚辟一同修撰礼书《太常因革礼》。

北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七月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试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是月命苏洵去礼院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书，是月仲兄苏涣出知涟水军，未行提点利州路刑狱，苏洵父子于西郊送别。八月苏轼苏辙参加制科考试及殿试。九月苏轼被任命大理评事，苏辙被任命秘书省校书郎。十一月苏轼辞别父亲去凤翔赴任。

北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三月，《太常因革礼》编撰完成。苏洵所著《易传》尚未完成即病重，命子苏轼述其志写完《易传》。四月二十五日病逝于京师，时年58岁。六月具官船载洵由苏轼苏辙扶护出都城，苏轼妻王弗灵柩亦随载而行，自汴入淮溯江而上抵江陵，十二月入峡延水路于第二年四月护丧还家，十月二子尊父命于其母合葬。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的散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语言犀利，言必中时之过，对北宋社会的阴暗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鞭挞；但同时在剖析问题严重性的过程中苏洵又会巧妙地折转笔锋，淡化笔势，改变文章节奏，缓和文章语气，使人得以接受他的犀利与委婉，多体现于针砭时弊的文章中。

苏洵的散文多为论辩文，苏洵论辩文与杂文的比例为六比一，而字数之比为十比一，前者字数约有七万字，后者则只有七千字。论辩文必须把道理说深说透，使人没有反驳的余地。苏洵为了达到这个要求，他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对战国纵横家的爱好，说汲取纵横家的雄辩手法，不学习他们的为人。纵横家往往善于用对偶、排比等铺张的手法，使文章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锋芒所至，所向披靡，给人一种雄健、刚强的感觉，极具鼓动性。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一般的议论社会现象、历史现象，或阐明个人见解的文章中。

苏洵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在他的论说文中，论点精深，说理透彻。他所发的议论，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另一方面，他有高度驾驭语言的能力，把精深的道理用简切的语言表达出来，把道理说得清晰明了。

苏洵的文章，少或百字，多或千言，但不管文章内容多少，也不管是议政的还是议兵的，是议经的还是议史的，苏洵都在文章的结构上，精心布局谋篇，因物赋形，构思出工整严谨而又富于变化的形体。他就像一位高明的建筑大师，把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独具匠心地设计出一幢幢风格各异的建筑。

苏洵文章的语言，字字珠玑，句句珍宝，既古朴凝练，又生动形象，妙语连篇，内涵丰富，读了使人回味无穷。苏洵论文，见解亦精辟。苏洵提倡学习古文，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法和共同要求。他特别善于从作品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与艺术特色。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

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在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的苏洵著作，原版本大都散佚，今存的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嘉祐集》《15卷、《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苏洵在谱学领域贡献巨大，他创造了现代修谱方法之一的苏氏谱例，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仍然是许多地方和姓氏的修谱范例。其体平列，世序直陈，用表格的形式记述先祖世系。在表中人名下注出其仕宦、行迹、配偶、死葬、享年并依次书写子孙后代，各代标明辈分。其谱例以五世为表，以宗法为则，详近而略远，尊近而贬远，主张睦族、恤族、化俗。其特点是篇幅大，记载内容多。苏氏谱例与欧阳修创立的另一谱例一道，被世人称为“欧苏谱例”。

《管仲论》作品介绍

《管仲论》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作的一篇散文。

苏洵生活的北宋中期是宋朝最为繁荣的一段时期，当时宋仁宗在位，对外和边境国家签订一系列的合约，对内发展经济，激励文学艺术的传播，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上宋仁宗极力激励发展文学艺术，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这些措施使宋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贤良之臣在位、若干将才和杰出文士都受到恩宠，朝廷一片升平的景象。但是，北宋王朝由于中央集权以及有关政策而引起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逐渐显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所以，不少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官僚士大夫纷纷要求改革，文人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是当时文人特有的精神面貌。文人们都放言无惮，好发议论，论政、论兵、论史、论道等，成了其时文章的重要内容。《管仲论》这篇文章是作者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针对国家需要有用的人才，给予权柄，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而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具体创作时间不详。

《管仲论》分为五个自然段。

《管仲论》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乱之祸，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管仲论》第二段直陈齐国之乱，祸由管仲。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以极其精炼的句式劈面提出，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作者先责齐桓公，再责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皆由管仲临终不能荐贤之所致。

《管仲论》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管仲论》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败乱，管仲无可逃责。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管仲论》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

《管仲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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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偷偷地路过，不留下一丝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