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千万条,帝国就十「道」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朝开国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行政区划工作展开。本着山川形势和交通便利的两个基本原则,全国被划为十个「道」:
贞观十道图
每个道所覆盖的地域,相当于现在的若干个省,堪称巨无霸。。
这些道的政治地位,在设置之初只是吏治监察区,并不算上典型意义的行政区,长官或为「观察使」,或为「按抚使」,或为「黜陟使」,等等等等,也只是负责「监工」而并不「代工」,所监察的各州都归中央直辖。
直到安史之乱后,繁镇割据大势已成,出于加强中央对非节镇地方的管控,各道的长官相继「节度使化」,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道」也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一级行政区。
而这并没有从本上解决唐朝内忧外患的诸多问题。历史规律所主,根本无解。
而我们的问题是:「道」作为一个基础通用地理名词,怎么就被选中,来做一级政区的名目呢?
这个问题有解。
「州」:从「九」鼎之尊,到贱如牛毛唐朝之前,地方的一级行政单位是「州」。
「州」是一个象形字,本义是「水中的陆地」。
作为一个地理区划概念则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的「九州」。
《禹贡》篇写于战国时代,反映了当时苦战久矣的各国士民对天下一统的美好愿望及一统之后分区协作的大同生活构想。
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却并没有表现出对九州观念的任何兴趣,而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沿袭列国(包括秦国)通用的郡县制,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
九州说作为一个地理区划理论,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而秦始皇本是法家。在完成统一后的第九年(公元前213年),他终于和儒家公然决裂,发动了朝野骇惧的「焚书坑儒」事件。
「州」的崛起,要等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实现,那是个一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从孔子到董仲舒,厚厚沉积了四百多年的儒家思想理论,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井喷式的爆发。
《尚书》事儒家的经典,《禹贡》篇是儒家做地理相关工作时的指导文件。经典永流传,复古即时尚,于是「州」从历史的「沧海」之中「桑田」出来,爬到了「郡县」的头上。
当然,结合两百年间(从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中期,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时代)舆图扩大的客观实际,以及皇帝开疆拓土之硕果需要得到充分展示的主观需要,儒家在复古的时候还是采取了变通措施的。
他们推出了九州的PLUS版——十三州。
西汉十三州刺史部
十三州的长官叫做「刺史」,主要工作为所属各郡的检查工作,并且开始的时候州刺史还属于临时派遣调研性质,类似于现在中央的纪检巡视组。
十三州的格局,一直坚挺到东汉末年,不过此时由于战乱纷争,出于应急从权,一州刺史被赋予独揽军政大权,渐渐成为一方封疆大吏,真正意义上的一级行政区长官。
进入大分裂的魏晋南北朝,这格局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更多的州数挺进,而一州所辖的地盘则越来越mini。
最终,到隋朝再次统一全国时,州的数量狂飙到了253个,这比当年西汉时代州刚上位时的郡(103)还多了一倍半。
随着年资的增长,「州」越长越小,越长越多,至此终于泯然众郡矣,在行政级别上,已经和郡没啥差别。
神州一统,天下太平,历史似乎又回到了汉武帝时代的原点,和平年代,吏治为先,设立监察大区的工作又被提上日程。这项工作,隋朝二世而亡,没来得及做,于是交给了唐朝。
名正则言顺。关于监察大区的名字,古色古香的「州」已经被玩坏下沉,需要再上新一个,最好能侧漏出新朝新气象的霸气风范。
唐帝国的制度设计者们祭出了「道」,自仓颉造字肇开文明以来,就一直作为基础通用地理名词使用的「道」。
对此,高层内部的兵家、法家、儒家等三个派家士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
三家论「道」,谁是大BOSS肚里的蛔虫?兵家认为没问题。
兵家的脑图
早在北魏的时候,「道」已经成为一个大区概念。当时,出于军事斗争需要,在全国各地随机设立「行台」,其所辖区域即称为「道」,之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等五朝都沿用这个制度,比如征伐高丽时的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浿江道行军大总管等等等等。
实际上,这个行台制度直到本朝武德年间还处处开花,先后设置了陕东、显州、山东、河东、东南、西南、山南等七道行台,直到近年来天下大定,基于「道有事则置行台尚书省,无事则罢之」原则才开始将之一一裁撤。
现在,国家进入和平年代,「行台」虽不在了,但「道」一个大家熟悉的地理概念还活在群众心中,可以保留。不仅如此,保留战时遗迹,还别有一种「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国防教育意义。
法家认为问题不大。
法家的脑图
如兵家同僚所述,「道」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其广且深的人民群众基础,这一事实,讲究有法必依的法家认为不妨从俗从众,没有必要纠结「道」这个词是否过于大白话。
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把「道」作为一个监察区的地理范畴也有「法」统可依。
在元魏孝庄帝年间,朝廷就派出巡视组,以「东道大使」之名,行「巡方黜陟」(巡察地方吏治,黜免提拔相关人员)之职。后来,到北齐兴和年间,又设立了「北道行台」以「巡检诸州,守令以下委其陟黜」(巡察各州吏治,郡太守、县令级别以下的官员,全权委托其黜拔发落)。
综上,法家认为沿用「道」这个战时的临时大区概念并无不妥。法家的问题是此后「道」的职能单一净化为监察之后,一应职官的名称怎么称呼,「总管」肯定不合适,军事化管理味道太浓;「大使」也不太行,相对于同岗前任「刺史」,「刺」自带「刺探,扎人」属性的专业即视感,「大」则更像顶什么官都可以带的大帽子。
然而,儒家不同意。
儒家的脑图
问题大了:「道」这名字起得跟玩儿似的,过时了,不合适。
从前是乱世,一切以军事为中心,军事以简(简)便(粗)务(粗)实(暴)为要,所以用「道」(行军路线)来一带一路地支配某个大区。
现在时代不同了,要进行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以礼先行,国家名物不可不慎。作为地理大区,其名势必将成为政府公文上的常客,且与监察相关,严肃度更趋攀升,所以该名自当附带一定的高冷气场为好。
所以,把「道」这样一个通用词,拿来用做专名词,指代画风很严肃的地理大区,实在有失体统。
况且,「道」在行政区划领域也绝非小白,而是有一段悠久的「黑历史」:
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少数民族)曰道。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上面这段话有两个意思:
1.「道」曾经做过行政区单位,而且是基层的县级;
2.「道」不是一般的正常县,而是蛮夷所居的异类县。
所以,这个本来被郡所管辖的「道」,现在居然要连升两级,管辖管辖它的州/郡?本来是为蛮荒未开化之地冠名的「道」,现在居然要推广到全国?
有理有据。兵家、法家两派虽然平时都不太吃儒家那一套,但此刻也不得不为对手点赞:果然还是儒家们读书多,儒生约等于书生。
等皇帝表态吧。
说的都很有道理,少数服从多数,二比一,那就用道了。并且皇帝的意见是:与其舍近求远,不如顺应时代变化。
这是台面上的圣意。台面下的圣意直到100多年后的唐玄宗时代才浮出水面。作为太上老君(李耳)的后代,李氏君权神授,自当以「道」治国。
道家的脑图
开元二十一(733)年,玄宗御注《老子》成,诏:「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一两条策,加《老子》策。」
开元二十九年(741),又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谓之『道举』。」
天宝二年(743)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
以道治国&以德治国
结语监察制度和道教都不能阻挡唐朝的死亡。死亡不是一瞬间发生的,而是一个血腥的过程,从地方各「道」的躯干被肢解,到中央的神经中枢被斩首。
从唐朝中叶安史之乱之后,「道」作为一个监察区渐渐实亡,徒有其名。等宋朝建立以后,「道」终于走下政坛,被当做一个虚衔授予一些(被)退休的人养老。
接任的是更世俗化的「路」。然而,赵家的子孙们似乎并没有理会宋太祖的一番良苦用心,嗣后,宋真宗、宋徽宗相继成为道教的明星皇帝,其信仰狂热,较之唐朝的太宗、玄宗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