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校对趣事

古人校对趣事善本古籍 2019-10-04 20:11:55

校对，似乎是一件枯燥的事。但翻阅古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校对的趣事，读来很有意思，也能给人启迪。

1．子夏：校对俩字成圣人。

子夏是卫国人，孔子的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记载，有一次子夏回卫国，看见有人读史书，那个人突然读了一句：“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子夏认为“三豕”是“己亥”之误，即晋国的军队伐秦是在己亥（干支纪日）那天渡过黄河的。三豕（三只猪）渡河，不合情理，更与晋师伐秦无关。读史书的那个人特意到晋国史官那里核实，史官确认子夏的订正是正确的，子夏因此声名远扬。

2．王勃：九岁即能校《汉书》。

王勃，唐代文学家，“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王勃集序》中记载：“（王勃）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欧阳修、宋祁等人合撰的《新唐书·王勃传》中记载：“（王勃）六岁善文辞，九岁得颜师古注《汉书》读之，作《指瑕》以擿其失。”九岁的孩子能写出好的诗文不奇怪，能读一些古籍也不奇怪，但能为颜师古作注的《汉书》“指瑕”绝对不简单，说是千古奇闻也不为过。颜师古可是隋唐时期的大儒，是历代为《汉书》作注者中的第一高手，更何况王勃这一“指”就是十卷。

3．宋绶：以“扫尘”比喻“校书”。

宋绶，北宋学者。《宋史·宋绶传》记载他“藏书万余卷，亲自校雠，博通经史百家”。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记载，有一次，宋绶校一本书，校了三四次，书中还有脱漏、错误，事后宋绶大发感慨：“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缪。”这真是个形象的比喻，这句话后来成了校对领域的名言，从中可以看出校书之不易。

4．陈继儒：校书著书两相宜。

陈继儒，明代文学家。他曾在《岩栖幽事》第六十二篇中说：“余得古书，校过付抄，抄后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过即印，印后复校，然鲁鱼帝虎百有二三。”陈继儒为了印一本古书，进行了多次校对，其治学之严谨、校对之审慎可见一斑，然而书中的错误还是难免。他所说的“鲁鱼帝虎”是一个成语，就是指文字在刊刻传写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这似乎印证了宋绶“校书如扫尘”之语。陈继儒诗文造诣极深，著作甚丰，有《小窗幽记》《古文品外录》《国朝名公诗选》《陈眉公先生全集》等，他在文学领域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校书这项工作。

5．顾广圻：以思考“误书”为乐。

顾广圻，清代目录学家、校勘学家。与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黄丕烈在为《百宋一廛赋》作注时写道：“居士姓顾名广圻，元和县学生，喜校书，皆有依据，绝无凿空……深有取于邢子才日思误书更是一适语，以之自号云。”顾广圻校书皆有依据，不妄改，不想当然，不滥施刀斧，这种做法值得当代的编校工作者学习。特别有意思的是，顾广圻认为“日思误书更是一适”，即把每天对书中的错误进行思考当成一种乐趣，因此自号“思适居士”。这似乎还不过瘾，他还将自己的藏书处命名为“思适斋”，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思适斋集》。也正因为日思日进，顾广圻的校勘本领日益长进，当时的著名学者和出版家都争相聘他做校对工作。

6．鲍廷博：错字难逃其慧眼。

鲍廷博，号渌饮，清代诗人，藏书家。清代文献学家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引用了翁广平《鲍渌饮传》中的文字：“（鲍廷博）生平酷嗜书籍，每一过目，即能记其某卷某页某讹字。有持书来问者，不待翻阅，见其板口，即曰此某氏板，某卷刊讹若干字。案之历历不爽。”鲍廷博果然厉害，众多书籍中的错讹之字在他眼里都无处遁形，且牢记于心，这正是博览群书，熟识版本，学富五车的结果。

7．沈括：记载不负责任的校书官。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记载：“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说，之前的校书官大多不尽职责，工作时会取来旧书，故意把某一个字用墨汁涂抹，然后再将被涂抹的字注在一旁，这就算是一天的工作了。后来设置了编校局，需要修改文字时，只用红笔将需要改正的字圈起来，不能再涂抹该字了。校书官人浮于事，危害极大，幸好当时的朝廷给予了纠正。

清末著名史料笔记《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话：“校雠书籍，非博学好古勤于看书而又安闲者，不能动笔……惟勤学好问隐居君子，方能为之。”看来，做校对工作要博学，要好古，要勤于看书，还要有大量的时间。另外，还得勤学好问，甘当隐居君子，耐得住寂寞。如此，方能胜任校对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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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觉得楼主说的很有道理，赞一个！

午后小阳光，天空读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