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大批《史记》，认为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胡写，甚至将《史记》写成了故事书，以至于其史料价值不高。我在课上听过一些老师关于《史记》的见解，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今日一文，就通过史料来源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史记》的可信度有多高吧。
史料来源一：石室金匮之书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最主要的史料来源还是前人积累的各种各样的书籍档案。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他所看过书现在一大半都已经失传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为国家藏书，即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石室金匮”了。《史记索隐》中将“石室金匮”解释为国家藏书之处，因此我们可见司马迁在写作的时候经常使用到国家所藏的各种书籍。这些书籍包括了国家搜罗的各种书籍，也包括了国家所藏的档案资料。
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销毁了当时的很多书籍。但是我认为当时还是有很多人利用各种手段保护了一些书籍，例如说《留侯世家》中张良曾经得到了一卷《太公兵法》，这本书在秦始皇时期应该是属于禁书的，但是张良却能从别人手中得到它，可见虽有毁书行为，但是民间还是有很多书籍留存的。在保护档案方面，萧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据记载：
“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萧何收藏了很多来自秦的丞相、御史的各种图书档案。这一批图书档案属于宝贵资料，后面肯定也被收入到了汉的国家藏书里面，再加上汉本身的国家藏书，司马迁可以看到的资料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
萧何在搜集档案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外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兰克史学”，兰克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原始档案资料的运用，而早在兰克史学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人开始运用原始档案资料进行写作了。
除了国家档案之外，在西汉初年汉王朝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书籍的活动，并且从中获得了非常多的书籍。例如说《汉书·艺文志》中就记载了非常多的书籍，里面很多书我们现在是看不见了，但是司马迁却能看见。
班固曾经在《司马迁传》中列举司马迁看过的书，其中如《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这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就是这一小部分，里面如《楚汉春秋》我们现在人就看不到了。据张大可先生统计，司马迁在《史记》之中运用的书多达106种。难怪班固称赞司马迁：
“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司马迁使用过的档案图书十分丰厚
史料来源二：口述史与后人回忆口述史是一门在国内刚刚兴起不久的学问，国内各个大学都在进行如火如荼的口述史整理。比较著名的口述史史学家就是唐德刚了，我想很多朋友都读过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李宗仁回忆录》等。
口述史的好处是更加生动而且细节充足，可以给我们一种置身其地的感觉，但是口述史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回忆人往往会出于为自己辩护或者是记忆力衰退等问题而进行错误的回忆。这个时候就需要史学家去进行整理、补充、改错了。例如说唐德刚曾经提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唐德刚在给李宗仁写回忆录的时候，李宗仁常常会美化自己，例如说李宗仁曾经回忆说某某战役之中，我一马当先，杀敌无数，敌人望风而逃。这个时候唐德刚就拿着早就准备好的档案资料说，档案显示李先生你这个时候在某某地，根本不会出现在战场上。这个时候李宗仁因为露馅，就会变得非常生气，有的时候干脆就不说话了。”
唐德刚的口述史很精彩
而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也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回忆。在后世，因为后朝为前朝编史的惯例，因此口述史很难再出现在史籍之中了。
例如说我们看《史记》之中的鸿门宴的一段，非常非常的精彩，细节、人物神态、动作、语言都很完备。如此详细的描写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就是从樊哙的后人嘴里听说的。我们注意在鸿门宴的几个人物之中，樊哙是给人留下印象最为深刻。里面樊哙又是怒斥项羽，又是喝酒吃肉的。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者很难描绘出这样的细节。
司马迁很可能是从樊哙的后人嘴中听到了关于樊哙的故事，然后将其写入了《史记》之中。但是不得不说，樊哙的形象实在是太过于伟光正了，与他素有的“屠夫”的形象有些格格不入。可能是樊哙的后人在讲述樊哙的故事的时候加了很多的料，这样就有了这些故事了。
鸿门宴上，樊哙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项羽的最后一战中，司马迁曾经写了这么个事情：
“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
赤泉侯是谁呢？正是拿了项羽五分之一的尸体最后封侯的杨喜。当时五个人里面，为什么杨喜的戏这么多？很简单，杨喜有一个曾孙叫做杨敞，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因此司马迁很可能是从杨敞嘴中听到这个故事的。杨敞小的时候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
“你的太爷爷杨喜当年和项羽打过仗，项羽一瞪眼，你太爷爷吓得一后退，但是一会儿就缓过了劲来，与项羽大战三百回合，最后杀死项羽，被封为了赤泉侯。”
说实话，正如同李宗仁的故事一样，樊哙的后人和杨喜的后人在讲述自己祖先的故事的时候势必会进行添油加醋以及美化，因此如何对于这些史料进行重新编辑便成为了史学家的工作。司马迁必然也是对这些故事进行过辨伪和提纯，因此才有了“人马俱惊”这样的记载，而不是一味地帮传记主人说好话。
垓下之战中，项羽也有着很多的细节
史料来源三：亲自走访，亲身经历俗话说得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非常欣赏一种历史写作方式，那就是体验式写作。现在很多作家都采用了这种方法写作，例如说马伯庸有本书叫做《文化不苦旅：重走诸葛亮北伐之路》。里面马伯庸就采用了亲身经历的方式，重走了一遍诸葛亮的北伐之路，感受诸葛亮当年的辛苦。
布罗代尔曾经提出了“三时段”的理论，将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长时段即地形、气候等，长时段往往在几千几百年内都不会有什么改变，因此后人可以去体会这种感觉。例如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讨论三国时期的“东三郡”的问题，为了描绘东三郡其地地势险峻、道路崎岖的情况，我就引用了清人的记载。清朝到三国已经有了上千年，但是此地的地形地势却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很值得我们学习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虽然不懂“三时段”理论，但是司马迁却懂得实地走访的益处，因此司马迁常常实地走访去看各种历史事件。司马迁给自己写自传说：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我们可见司马迁将当时人能到达的所有地方几乎都走了一遍，因此司马迁写出来的《史记》在描写各个地方不同的地形、气候、风俗的时候就引人入胜，让人读来津津有味了。例如说司马迁写的《匈奴列传》，我认为对于匈奴的描写就入木三分，在许多许多年后的王明珂用了人类学视角去探寻游牧民族，写了《游牧者的抉择》一书，其中很多观点都印证了司马迁的观察。
因此司马迁通过自己的走访，积累了许多丰厚的资料，他将这些资料融会贯通写入《史记》之中，这才成就了这篇伟大的杰作。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去过很多地方
更何况其中还有很多司马迁亲身经历的事情，例如说汉武帝一朝的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人的讨伐匈奴的事情，都是司马迁所亲耳所听、亲眼所见。正好就这几个人，我们来看一下司马迁的好恶问题吧。
很多人对于司马迁诟病的原因之一是司马迁说了《史记》是一家之言，那么《史记》之中自然会因为司马迁的好恶对某些人进行美化或者诋毁。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各抒己见，但是我觉得若是如此看太史公的话，未免小瞧他了。
司马迁对于一个人喜爱或者是同情（例如说李广），司马迁会在其传记之中将其写得非常详细而且栩栩如生，通过尽可能还原这个人的原貌来表现出对于这个人的喜爱。我们看《李将军列传》的时候，会发现司马迁在写李广的时候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这就表现出了司马迁对于李广的感情了。
司马迁对于一个人不喜欢的时候（例如说卫青、霍去病），司马迁在写他的传记的时候，往往会写得不太详细，例如说《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迁写卫青、霍去病不仅篇幅短，而且还在他们的传记之中加了很多很多的其他人，完全跟李广是两个待遇。但是我们可见的是，司马迁并没有去刻意抹黑他们，卫青霍去病的战绩司马迁一样保留了下来，不像李世民还会去抹杀自己的父亲和兄弟的功绩。
总结因此综上来说，我认为司马迁是有着高度责任感，治学严谨，写作用心的史学家。他的《史记》是具有高度史学价值的一本书。我们可以对比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希罗多德在写作《历史》时，虽然也有走访、运用材料等行为，但是希罗多德在写材料的时候却是一股脑地照搬全收，里面充斥着神话、吹牛、荒唐的小故事等，相对于司马迁的《史记》来说可信度极低，在外国史学家眼中也是饱受诟病。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之中也有着很多错误，例如说地名上的记载错误、对于数字的不敏感甚至还有部分史实性的错误（例如说苏秦张仪），这些都体现了司马迁所处时代的局限性。我们现在很多历史学家通过出土的《竹书记年》等也对《史记》中的错误进行了更正。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我们可以说司马迁已经在他那个时代做到了最好了。因此《史记》是一本可读性兼可信度都极高的史书。
文：日航通鉴 图：来自网络与站内，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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