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是中国气象学界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是享誉中外的杰出教育家,曾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达13年之久,是浙江大学史上任职时间最长、声誉最高、贡献最大的一位校长,曾被誉为浙江大学的“保姆”,其贡献和声望无人可以替代。
竺可桢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校长任期内创造了一个神话,使浙江大学由一所规模不大的地方性大学,迅速崛起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大学,浙江大学至今仍占据着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前几位,早在抗战时期就曾被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的剑桥”。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原名竺兆熊,浙江上虞人,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上虞东关镇一个米商之家,父亲竺嘉祥曾经营着一家米行铺子,母亲顾金娘性情贤惠且勤劳持家,竺可桢上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尽管他从小身体孱弱,却是聪颖过人。
竺可桢读私塾时就深得先生的喜爱,竺可桢之名就是私塾先生所起,认为这小子将来一定是个栋梁之才,他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曾以自己米行三分之一的收入,为竺可桢聘请当地出名的私塾先生章景臣进行家教,以期望自己的小儿子将来能够光宗耀祖。
1899年东关镇“毓菁小学堂”建成开学,这是在维新变法思想影响下,当地开明士绅捐资兴学创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学堂,第一届招收了100余名学生,竺可桢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毓菁小学堂”。
1905年,竺可桢以第一名成绩从“毓菁小学堂”毕业,百余名学生能够拿到高小毕业文凭者还不足10人,可见这所学堂教学之严格,竺可桢在这所新式学堂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启蒙。
1905年秋天,竺可桢在章景臣的资助下,孤身一人来到上海,考入了浙江商人叶澄衷创办的“澄衷学堂”,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一所民办学校,当年在上海极富盛名。
澄衷学堂旧址
李四光、胡适、丰子恺、夏衍等人都曾在这所新式学堂读书,竺可桢与胡适还是同班同学,由于竺可桢品学兼优且为人热情正直,还被同学推举为班长。
1908年春,“澄衷学堂”因学潮、罢课等原因一度停办,胡适去“中国公学”读书,而竺可桢则转入“复旦公学”继续求学,“复旦公学”是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官助的高等学校,极其重视外语教学。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这是中国早期的理工学堂之一,后来逐渐发展为著名的“唐山交通大学”,也就是现在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
1910年8月,竺可桢赴北京参加了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的选拔考试,当年有400多人参加了考试,最终只录取了70人,竺可桢的成绩位列第28名,就读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但后来却转换了专业方向。
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生合影
竺可桢于1913年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气象学专业,不久由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人发起成立的“科学社”和创办的月刊《科学》,从康奈尔大学转到了哈佛大学,竺可桢立即参与了“科学社”的活动,并积极为《科学》月刊撰写文章。
1915年10月,“科学社”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社”,竺可桢不但是第一批成员,而且也是最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于1917年就被美国地理学会接纳为会员,成为该学会第一个中国会员,1918年以《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论文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
竺可桢
1918年秋,竺可桢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祖国,应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地理学和气象学教授,由于该校学生大多都是湖北、湖南人,学生几乎听不懂竺可桢的浙江方言,课下交流也比较困难,而学生只能通过讲义来搞懂学习内容,竺可桢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去刻印讲义。
当时武昌高师的教员中,以留日学者居多,而竺可桢是留美的,他的许多教育观点和教育主张,得不到同仁的理解和支持,这让竺可桢感到十分的孤独与苦闷。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力邀竺可桢加盟南京高师,聘其为文史地部教授,主讲气象学和地理学,当时南京高师云集了一大批留美学者,而学生大都是江浙一带的学子,身处这样的教学环境之中,竺可桢可谓是如鱼得水。
1921年,竺可桢在刚筹备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创办了地学系并出任系主任,这是中国大学中第一个地学系,竺可桢的创办理由是,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俄国以720万美元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都是当时执政者缺乏地理知识所致。
竺可桢
当时只有上海、香港等地有外国人建立的测候所,而国土面积与中国差不多的美国,却建立了200多个测候所,中国亟待建立权威的气象观测站,竺可桢决心为国家培养自己的气象学和地理学方面的专业人才。
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执教时期,相继发表了有关东南亚台风、天气型、历史上气候变迁和阐述发展科学地理学等一系列专著和论文。
由于与学校领导层发生矛盾,竺可桢曾离开国立东南大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还在私立南开大学任教一年,并曾短暂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地学系主任。
1927年4月,竺可桢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北极阁筹建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创建了“北极阁气象台”的地面和高空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等,推动全国各地气象台、站的建设,培训气象人才,开展气象研究,并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近代《气象学》专著,还屡次当选“中国气象学会”会长。
1934年,竺可桢又与翁文灏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并派人在西藏拉萨设立了拉萨测候所。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国立浙江大学也受到了波及和影响,浙大学生和杭州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时任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招来军警镇压学生,激起学校师生的强烈不满,浙大师生开始了“驱郭运动”。
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竺可桢于1936年4月25日正式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从此开启了“竺可桢时代”,当时国立浙江大学仅设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在校学生500余人,与国内同类大学相比,尚属于地方性国立大学。
竺可桢
竺可桢在就职演说中,是这样阐述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宗旨的:“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该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
竺可桢自担任校长伊始,就提出了著名的“竺可桢之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就这两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
自竺可桢掌校伊始,“竺可桢之问”就影响着一代代浙大学子,浙江大学也始终坚持把“竺可桢之问”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和毕业纪念册上,由此可见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影响力。
竺可桢根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采取了一系列整肃措施,以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凡重大校务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而各专业委员会主任都是由他主持遴选在师生中有威望的人担任。
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浙大的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他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外延聘人才,经常三顾茅庐恭请知名学者到浙大任教,对在学校任教的教授和讲师关心备至,从工作和生活上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并培养和大胆使用拔尖人才,即使资历不足,也同样委以重任,发挥他们的作用。
竺可桢聘马一浮时合影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强化通才教育,以此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加强基础教育,动员一些知名教授为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课。
竺可桢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相互促进,学校和各学院经常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一些学术成果在国内外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竺可桢掌校期间,可谓是浙江大学的“黄金时代”,学校已经发展为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30个学系、10个研究所,副教授以上教师队伍增至200余名,在校学生已达2000多人,跻身于国内名校行列,成为大师云集、学子竟相报考的著名国立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竺可桢亲率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2000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赣、湘、粤、桂、黔、闵等七省山水之间,行程2600多公里,先后更换了建德、吉安、泰和、宜山等校址,历时两年有余,最终于1940年1月在贵州遵义、湄潭落脚生根,并坚持办学七年。
浙江大学西迁途中
浙大西迁之时,竺可桢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要把杭州文澜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共三万六千余册、140箱进行保护性转移,《四库全书》共有七部,其中三部在清末已毁,抗日战争期间又损毁二部,竺可桢不辱使命,将这部中华国宝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地母洞存放。
正是在浙大西迁期间,由于无暇顾及家人,竺可桢还经历了丧妻失子之痛,浙大西迁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万苦难以尽述,可谓是一所大学的“文军长征史”,而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几乎都是在颠沛流离的西迁过程中实施和完成的。
1938年11月19日,根据竺可桢的提议,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确定以“求是”为校训,竺可桢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将“求是”解释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以自己的处世准则和生活体验,提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作为“求是”的行动准则,浙大“求是”校训,对塑造学子的道德品质起到了相当大的主导作用。
竺可桢题词
竺可桢尽管素有浙江大学“保姆”之称,但他对校长一职并不执著和留恋,在其十三年的任期里,竺可桢曾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但无论是谁出任教育部部长,对竺可桢都是极尽挽留,甚至还动议请竺可桢转任中央大学校长,以对竺可桢办学业绩的肯定和褒奖,国家需要竺可桢这样有声望、能服众的校长来执掌大学。
而浙江大学师生更是不愿意竺可桢离开浙江大学,全校师生极力热情挽留竺可桢继续执掌浙江大学,也曾发生过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
竺可桢(左二)与友人合影
当时全国许多大学都发生过“驱逐校长”的风波,而像浙江大学师生多次热情挽留校长的情况,还是相当罕见的,可见浙江大学师生对竺可桢的不舍、留恋与爱戴。
1949年4月,竺可桢黯然离开了执掌了13年的浙江大学,其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几分脱离“苦海”的庆幸,也有对浙大的不舍和留恋。
1949年11月,新中国刚刚建立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就宣告成立,竺可桢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由此走上国家级科研领导岗位。
竺可桢(前排左四)参加自然科学工作者筹备会
1955年,竺可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而早在1948年,竺可桢就被中央研究院评选为院士,第一届共评选了81名院士,都是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人物。
1972年,已是愈古稀之年的竺可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晚年又发表了集其毕生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专著,引起世界学术界的轰动,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因患肺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晚年的竺可桢
纵观竺可桢的一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绝无仅有的异数,他凭借自己独特的学术领域、学术成果和人格魅力,叱咤于中国现代历史的政治和科学舞台,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
竺可桢在哈佛大学开始涉足气象学学习和研究时,就因专业学习的需要,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由于生活动荡的原因,竺可桢的日记只保存了从1936年到1974年间的日记,总计38年零37天,这期间没有一天中断过,这些日记都是用蝇头小楷写就,共计800多万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
《竺可桢日记》
《竺可桢日记》是竺可桢留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资料,读者可以从这些日记的细微之处,能够看出许许多多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细节,以及一个科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一段波澜壮阔的忠实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