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吹范文：《岳阳楼记》

乱吹范文：《岳阳楼记》原创 MISSFLY溶溶 2020-06-01 11:56:11

一如既往，写了几篇动画以后，几乎把正事都忘得一干二净。刚刚随便查看一下发文记录，才发现距离上一篇已经超过一个月了。难得熬过了麻烦的韩愈、柳宗元，实在不甘心就此放弃。唯有狠狠地自掴两巴掌，然后带大家离开唐代，走进大宋。众多周知，北宋文人辈出，散文名篇亦是数之不尽。奈何时日太快，学期太短，最终只选了两篇为代表作，其中一篇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坊间的教科书提及此篇，普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后一段，因为这是最有教化意义的地方。要是不读这一段，全篇似乎只有一大堆景物描写，归结起来就是一句「其喜洋洋者矣」而已，再无别的意义。这样的话，可能六朝的山水文学更为可观，毕竟在那个讲究美感与修辞的时代，景物描述的细致，用词的讲究，都可说是历代的顶峰——不然就无办法成为历代古文家的攻击对象。无可否认，在古文中，像「嗟乎」这样叹词，永远是重要的记号。它提醒了大家，文章真正的重点都是从这一感叹开始的，前面的不过是一些铺陈与前言。主次序分明之余，往往也会涉及到语意的问题。

以「喜洋洋」接上「嗟夫」，无疑是一百八十度的转折。这导致两段时间看似极不统一，彷彿是两篇旨要不同的文章。例如，前面明明高兴地说「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后面却有一副夫子模样地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明显用了儒家的「中正调和」之说。那么究竟应该喜还是悲呢？要回答这问题，关键在于搞清楚这篇文章的结构——这一段直接针对的并不是前一段有关岳阳楼一带景物的描写，而是全文开首的第一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没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技巧，首尾呼应。

滕子京这个人物，虽说每本教科书都应该会给个注释，但会认真考究的恐怕并非多数。究其原因，除了不太影响对字面意义的理解外，还可能是担心影响末段的境界。滕子京是范仲淹是同科进士出身，在古代社会而言是相当密切的关系。是以二人在仕途时有照应，亦时常交流同乐。按史书和地方志记载，滕子京为官风评不差，「为人尚气倜傥，清廉无余财」，可谓一副理想的儒生父母官形象。只可惜他的际遇亦如同不少志士仁子一样，随天意人事的变化几升几降，离治国平天下之志愈来愈远，劳碌一生而始终没成就甚么大功业。最后依赖范仲淹的文名，挤身于现代教科书的一行小注中，亦可能是不幸中之大幸矣。

回看文章，就不难发现范仲淹撰〈岳阳楼记〉是针对滕子京的。对他本人而言，「宠辱偕忘」正是针对几升几降，不成大事的境况。后而提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则是希望他诞记儒家的教诲，保持中和之心来应对人生路途的幸与不幸。自古以来，能成功名者，其实少之又少，但人的志向和修养可不能只取决于此。「居庙堂之高」也好，「处江湖之远」，无论进退，都总有履行圣贤之道的方法。「微斯人，吾谁与归？」这是直接寄予滕子京的一问，而答案自然是不言自明。是以最后一段很大程度上就是范仲淹与同道志友的对话。那么「岳阳楼」是否不重要呢？又不是，因为这涉宣示于外人的层面。「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岳阳楼」的存在就是滕子京治王有道的最好象征。儒家素有「天人感应」之说，固然后世常常为人比附一些怪力乱神之说，但回归其根本精神的话，就是说君子形象与其身处之世界的面貌理应是一致的。这如《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十分相似。换言之，当范仲淹用三段的篇幅把岳阳楼和附景的美景描述得明媚怡人之际，亦是在称赏滕子京在地方上的努力，以致其足以同化万物的高尚人格——除了实际的手段外，儒家亦强调人格精神对外物的感化。也就是说，单是君子的客观存在，就能引导世界走向美好的一面。事实上，宋仁索亦是因为〈岳阳楼记〉而对滕子京生出好感，升之为徽州知府，使这位努力的小官经历仕途上的最后一个高峰。

总算稍为疏通了文理。但作品内容从来都只是最基本的一层，文学的问题尚有许多值得细心考察的层面。譬如说标题的四字，「岳阳楼」这个地名没甚么好说，问题就是最后的一个「记」字。「记」作为一种文体，究竟应该是甚么模样？今天有《西游记》、《最游记》、《木偶奇遇记》、《亚尔斯兰战记》、《十二国记》……好像扯远了。总之就是一大堆记事的作品。然古代文体学中的「记」肯定不是迢幺简单。梁人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书记〉一篇，里面提到「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可惜没有像其他篇章般，进一步把「书」、「记」分开而论，令大家都不能清楚知道「记」的情况。如是者，到了北宋，「记」的真正性质引起了一场大论争。事缘王安石读过苏轼的〈醉白堂记〉后，如斯评价：「文辞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苏轼文才之高，总不可能连基本的文体意识也弄不清楚。这显然是大家对「记」这种文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掌握——这就是所谓「以记为论」的课题。后来，明人陈懋仁注《文章缘起》时，就说：「记者，所以叙事识物，以备不忘，非专尚议论者也。」其针对的明显就是这宗争议。问题在于，叙事识物本来也是相当大的范畴，实际当如何写，终究是一宗大问。纵管明人吴讷的《文章辨体》和清人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等书都一度提及「记」、「杂记」之类的体式，但问题终究没有辨明。甚至到了今天，台湾学者柯庆明在其《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中，还是得把说游览、山水的「记」，以及说修造、器物的「记」分开两篇来谈。

既然是一时三刻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此就不解决了。（就算想通了，当然也不在这里说。）为了一解诸君的怨气，最后就在提一个角度。话说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留名千古，无疑是有赖末段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单点出了儒者超越于凡人之处，更为之添上一份孤高的英雄气慨，使行者自豪，听者向往。然而，细想的话，实不难意识到当中的欺骗成份。首先要明白的是，这句的原型来自《孟子．告子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有死后才得安乐。然后以此回看〈岳阳楼记〉那句，就会明白从来没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因为只要世界还未末日，忧虑总是一浪接一浪地出现。换言之，「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是不切实际的期许，儒家要关心的永远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进一步来说，这充分见出中文句式的特点。西方汉学家时常说，中国古文存有一种「对」的思维，文章基本上都是以两句为一个单位地发展的——无论是普通的散文还是巧妙的骈文。但问题在于，就算是两句为一组，也不代表两句是平等的。就如现代汉语中的对立词汇「睡觉」、「是非」、「国家」等，含义总是偏向其中一字，另一边却是不需要理会。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对句似乎是道理如此。

结语

范仲淹无疑是一文成就千古名的典型例子。固然不得否认他本身的才华，亦不是说不用读他的其他篇章。但后人谈起他的时候，基本上都离不开这个篇章。就是元初蔡正孙的《诗林广记》虽然有范仲淹的诗歌，但介绍时候，居然只字不提其诗风，反而大赞〈岳阳楼记〉，令学诗者摸不着头脑。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一生中能写出这种代表作，大概短短的一篇亦是于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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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条评论

评论

• 修己清心66809346 7天前
  

  文起八代， 诗自民间。 留名千古， 华章多彩。 仲尼思维， 学思并举。 集思广益，《论语》重生。 独立自主， 深思熟虑。 孟子重游， 列国难留。

  回复 ⋅ 1条回复1
• 徵文 6天前
  

  洞庭美景，千古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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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或申二 8天前
  

  文学批评，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的东西，亦有瑕疵；次的东西，亦有亮点。唯中庸为第一要务，否则，很容易流入为批评而批评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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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4652334655820 8天前
  

  “一文成就千古名”？好一个丁春秋！

  回复1
• 老李说三农 8天前
  

  宋仁索是什么

  
  

我知道答案 本帖寻求最佳答案回答被采纳后将获得系统奖励10 天空金币 , 目前已有1人回答

有一天人类毁灭了，但是天空还在，论坛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