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上映惹争议！谁说淞沪会战毫无意义？原创 生猛历史 2020-08-19 14:21:49
作者：任逸飞
下线近一年的电影《八佰》，终于在上周末姗姗来迟地开始了院线点映。《八佰》自去年推出预告片后即备受瞩目，作为一部正面表现国军淞沪抗战的影片，自然也引来了各式各样的声音，一些人便质疑电影片面夸大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规模，把一场为争取国际同情而打的四天“表演战”说成是生死存亡的“大转折”。
▲电影《八佰》海报
有些更尖锐的观点甚至直指淞沪抗战本身的无意义，他们认为把谢晋元一个营的士兵像“弃子”一般丢在日军重重围困下的闸北，打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本身就反映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无谋与低能，是其反动性质的总暴露，而导演竟花费这么多的篇幅去讴歌国军抗日，大有“屁股坐歪”之嫌。譬如笔者前几日瞥见的一篇声言要抵制《八佰》的文章就如此控诉道：
“他（蒋介石）把一支支国军部队派上前线，却不给任何战略部署，指挥呆板，用这些大好男儿的血肉之躯，接受日军的舰炮轰炸。甚至在前线准备进攻的时候，蒋介石又首鼠两端，命令部队暂停进攻，再次等待调停，以至于贻误战机，祸害全军······”
那么，蒋介石为何决定要在淞沪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他对淞沪会战有没有事先的准备和计划？在淞沪会战的过程中，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有无问题？战争的最后失败与他所谓“讨好洋人、乞求和平”间是怎样的关系？笔者觉得趁《八佰》上映的时机，简单梳理一下这些问题，对正确理解这部电影，乃至廓清一些错误认知都是较为有益的。
一、淞沪抗战是蒋介石的既定部署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不断加快，经过1932年“一二八抗战”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日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断增大，这促使蒋介石开始考虑行之有效的对日战略，在1933年4月11日的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蒋介石比较完整地说明了他的这一战略：
“我们现在抗日，决不是短期几个月可以完结的，一定要做长期抵抗的准备和决心······我们如果采取一线配备，与之进行一次决战的抗战计划，就是所谓孤注一掷，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了。因此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地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力。”
▲1935年，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发表讲话
面对中日两国巨大的军事实力差距，中国抵抗日本的胜机只能是依靠广大的国土不断去牵制和消耗敌人，蒋的这种战略之后得到陈诚、白崇禧、蒋百里等多人的不断阐发，成为抗日战争的一个基本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
但是，要实现持久战必须要有一个防御的重点与中心，对此，蒋介石认为长江及长江以南是尤为重要的，当时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也持相同看法，他在1935年8月即向蒋指出：“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
此时借着中央军追击红军的机会，蒋介石已顺利将南京政府的势力长足插入云贵川等西南地区，至此，以长江为中心构筑防御阵地，以西南、西北为后方，并以四川为最后基地的抗战设想已大体在蒋介石胸中形成。
而在这一构想中，处于长江下游的上海有着它十分重要的地位。陈诚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他1936年10月于庐山向蒋介石的进言：“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
陈诚在这里挑明了在上海开战的战略价值，就是能够转移日军的进攻轴线。由于此时大部分日军驻扎在东北与华北，一旦开战，必将沿津浦线、平汉线向南进攻，而华北平原地势平坦，对日方机械化兵团的展开是一大便利，却对组织有效的防御很不利。相反，若是中国军队能在上海发起军事行动，便能迫使日军将进攻矛头转向东面，令其调动华北的部队至东西方向的战场上。如此，则国军沿长江一线持久防御、节节抵抗的威力将发挥到最大。
▲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八佰》）
除此之外，选择上海作为对日作战的地点还有其他层面的考虑，1937年淞沪开战前夕，时任军事委员会管理部代部长的姚琮即指出“在淞沪一带决战”有五大优势”：“指挥利便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补给较便三也；江南多港湾不利于敌四也；易动列强观感，而得多助五也。”
上海紧邻政治中心的首都南京，便于就近指挥；同时沪宁沿线集中了国民党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有利于分配调遣；长江下游的江南一带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军队后勤补给可得到保障；而比照一二八抗战的经验，长江下游河流密布、港汊众多的地理环境，能有效阻滞敌方的军事行动；最后，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都会，是西方列强利益所系之地，一旦在这里爆发战事，必然受到国际瞩目，也能为可能的外部干预和调停创造机会。
为准备这场可能出现的“淞沪大战”，南京政府做了较多工作，例如投入巨资修造了以南京为中心的“国防工事”，这些工事以日军在上海和杭州湾以北登陆，分两路攻打南京为假想情况，至1937年春完成了三条主要防线：吴淞口至上海的“淞沪线”、苏州至福山镇的“吴福线”、无锡至江阴的“锡澄线”，以上防线共同构成了称为“国防线”的工事体系。
“国防工事”在修造过程中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主体建筑均以钢筋水泥构成，并配以多重射击掩体、观测所与弹药库。依照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的规定，国民政府无权在上海市内驻军，因而“国防线”就成为战前和战时驻扎主力部队和后援部队，阻击日军进犯的重要依托。
同时，与上海作战相关的军事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中。1936年2月，时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把原中央军校的“高教室”移驻苏州留园，对外以“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为掩护，秘密开展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至同年9月27日，张治中首度向蒋介石汇报了他的作战构想：
“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观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需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洵属非宜。”
▲日军在虹口的重要据点——陆战队司令部
张治中认为，在上海的作战应该以先发制人的方式首先扫荡驻沪日军，取得战场的主动权，以此来争取随后作战的胜利。上述想法在1937年初修订完成并经蒋介石审阅的《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中几乎得到完全采纳，该计划在涉及上海的部分时这样写道：
“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登陆······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到预设阵地，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固首都。”
可以说，至迟在淞沪会战爆发一年以前，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就有了在这片”十里洋场“发起对日作战的意图，此一意图不仅在主观上符合蒋本人以长江为中心的持久战略，在客观上也已经具备多种有利条件。因此，认为蒋介石此后实施淞沪会战是无谋之举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
二、淞沪抗战前期的行动是否存在失误？
淞沪抗战发生的导火索，是1937年8月9日发生的“虹口事件”。当日傍晚，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与一等兵斋藤与藏酒后驾车行至虹口机场附近时，因不服从指令强越警戒线，被中国保安队击毙。事后，日本立即以此为借口威胁中国撤退上海保安队，并拆除保安队工事，日第三舰队也开始向黄浦江集结。11日，日本内阁决议向上海派出陆军增援部队，事态不断升级。
“虹口事件”发生时距“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假使依照战前陈诚“转移进攻轴线”的考虑，国军在上海方面的作战本应于更早的时候就启动，但显然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的这一个月里还没有把上海作为优先的关注点。
日军在7月底攻陷平、津后，即沿平绥、平汉路快速推进，华北战局吃紧。8月8日，中国守军在南口与日军展开血战，故蒋介石此时正着力将中央精锐部队及大批军需物资抽调北上，以增援华北前线，甚至早先计划用于支援张治中作战的空炮部队也被调走了。
▲1937年8月16日，蒋介石电令张治中于明日拂晓一举歼灭虹口日军（“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抗战时期，典藏号：002-020300-0009-030）
然而，“虹口事件”的发生使上海的危险陡增，在闻讯日方已决议增兵后，蒋介石终于决定实施张治中战前拟定的“先发制人”围攻上海的计划，11日夜间，张治中所率87师（王敬久）、88师（孙元良）迅速进入上海，蒋介石复电令36师（宋希濂）赴上海增援，加强攻击力量。
国军开入上海的举动，实际上突破了《淞沪停战协定》的有关规定，引发了列强的不满，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中日间的战事波及上海，这也让蒋介石对于主动占领上海产生了一定顾虑，担心在外交上引发争端，因而其再三下令张治中“应镇静避免小部队冲突”，只有在敌方开火时才可还击。
13日，驻沪日本陆战队向在八字桥整修工事的国军射击，中方以迫击炮还击，中日两军实际已处于交战状态，“镇静避战”已无可能，军事委员会乃下令国军于14日对虹口和杨树浦的日陆战队展开进攻。
但令人沮丧的是，14日一天的战斗并没有达到预期，尽管国军攻克了一些据点，但日陆战队凭借坚固工事，和黄浦江上舰炮的火力支援，给国军造成巨大杀伤。尤其是，前去轰炸日舰的中国空军两架飞机误将炸弹投入英法租界，造成了平民伤亡。为此事，蒋介石遭到列强的严词质问，“英、法、美国大不满意，责难备至，对沪战有干涉之势”。
这使蒋对在上海展开全面攻势再度慎重起来，他下令张治中停止了在14日晚间的进攻，15、16两日也仅做攻击准备。17日，张治中重新发起全线进攻，但由于部队缺乏攻坚所需的重型武器（多数重炮北运，未及送至淞沪战场），日军利用飞机、战车的掩护阻滞国军的行动，中国军队步履维艰、牺牲惨重，一度攻至汇山码头的36师，也为日军的密集火力击退。
▲日陆战队在虹口司令部顶楼据险防守
23日，增援上海的日军第3、11两个师团，分别于川沙口、吴淞、浏河登陆，中国军队的作战任务不得不从围攻上海变为阻击日军登陆，至此张治中制定的先行攻占上海的计划彻底流产。
从8月12日，国军三个师开入上海，至23日日军增援部队登陆，可以被视为淞沪会战初期国军的一段主动进攻的时期，这一行动是依照张治中战前制定的“上海围攻计划”实行的，其目标是在日本增援部队尚未抵达上海时，以攻为守，先行肃清上海市内的日军据点。
日军对于国军主动发起在上海的作战，确感措手不及。时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兼右翼军司令的张发奎在其《回忆录》中便说：“倘若日本想同我们在上海开战，它一定要等增援部队到达沪滨才动手。日军不想在上海交战；否则它为何不在上海寻衅，而选择了卢沟桥呢？······从战略观点看，它显然不想开辟第二战场。”
然而，国军的攻击最终没有达到战略目标，面对人数仅千人的日本陆战队，国军由于缺乏攻坚武器，又遭到日军配合飞机、舰炮的火力打击，攻势始终没有决定性进展。而导致这一切的最主要原因，则是此时蒋介石对在淞沪展开大战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华北战局吸引了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因而他也就没有能在第一时间部署更多军队和更充足的军备在围攻上海上。而列强的不时抗议也令蒋对在上海开战颇感踌躇，致使张治中在前线的指挥无法尽全力。
▲战斗在八字桥的国军阵地
以上可以说都是淞沪会战前期存在的失误，但必须要看到，直到此时，这些失误都不能算作是无可挽回的错误，因为随着日军增援上海，陈诚在战前迫使日军“转移进攻轴线”的设想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即便无法把日军赶入长江，只要国军在随后的作战中能按照“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在吴福、锡澄等国防线上进行逐次抵抗、节节消耗，那在长江下游日军将大有陷入长期战的趋势。可惜，之后战事的发展却并没有走上这条事先计划好的道路。
三、淞沪抗战后期的被动局面是怎么造成的？
上海战事打响后，蒋介石急召陈诚回京，陈诚于8月18日进言，表示应当增兵上海，在淞沪大打：“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若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以达成二十五年所预定之战略。”
蒋介石听完后说：“打！打！一定打！”可见，直到此时，蒋介石才下定了在淞沪战场与日军进行大型会战的决心。20日，军事委员会划定淞沪、苏南与浙江沿海为第三战区，任命冯玉祥为司令长官（后由蒋介石亲任），顾祝同为副，陈诚为前敌总指挥。陈诚指挥的第15集团军则迅速开赴长江南岸，预备阻截登陆日军。
中国军队原拟在滩头予日军以痛击，但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阵地几成焦土，部队只能凭血肉之躯拼死坚守，至9月11日，日军相继攻陷宝山、月浦、杨行等地，而再度增援上海的日军3个师团开始陆续抵达战场，最终国军不得不向浏河、罗店、刘行、北站一线撤退。
▲淞沪会战示意图
随国军由攻转守，淞沪战局趋于不利，蒋介石开始意识到这场战争将要走向持久战了，他在8月28日在日记中写道：“此战不能避免，惟能持久而已。”9月4日的日记又写道：“沪战线当可持久，敌虽再增三个师团亦无能为力也。”
但此时蒋介石面临着一个抉择，即在战局转入守势之时，国军应采取何种方式来与日军持久，一种是贯彻早前“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节节抵抗，实行梯次防御；另一种则是不计代价地坚守现有阵地，通过动员全国的军队至上海，来与日军拼消耗。台湾学者苏圣雄将这两种方案称为“空间持久”与“阵地持久”，显然，恰恰是在选择如何持久的问题上，蒋介石未能作出明智的判断。
左右蒋介石选择的原因在于，包括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等人都认为不能轻易放弃上海。在8月末，法肯豪森视察完淞沪战场后即向蒋介石建议，应当长期固守上海，国军虽然在火力上与日军存在着差距，但从现有战况看，“究能到处据守”，国军需稳住现有阵地，为此则需要“增加强大兵力”。这成为了此后国军“滚雪球”一样征调50余个师至淞沪战场，填补火线的决定性意见。
另外，蒋介石与陈诚都感到轻弃上海将使在上海作战的“政略”优势付诸东流，所谓争取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持，就必须要有国军依然在阵地上奋战以“现身说法”，陈诚在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之方针在持久战，若能多持久，敌方崩溃即为我之胜利，故国际上现虽因国联开会关系，但终究视我力量为何，倘我获最后之胜利，则国际之态度，亦必转变也。”
无论从战前的对日战略，还是战时的作战指导计划看，在淞沪与日军搞死打硬拼都不是国军应当采取的方针，9月6日颁布的《淞沪抗战第二期指导计划》即明确指出：“如各个围攻之目的不能达到，则依状况逐次于后方占领阵地······于万不得已时，则退守后方既设阵地，作韧强之抵抗，以待后方部队之到达，再行决战。”所谓“后方既设阵地”，很明显就是吴福线、锡澄线等国防工事。
▲1937年8月29日，法肯豪森建议蒋介石长期坚守上海（“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抗战时期，典藏号：002-020300-0009-062）
即便是蒋介石自己，对于是否要死守上海也十分犹豫。9月14日，他在日记中自问道：“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长期抵抗乎？”在9月16日的日记中，他甚至写道：“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不必拘泥于此也。”可见，蒋介石内心或许也觉得“空间持久”的战略当更为优胜。
然而，自9月中旬至10月初，在国军将士的英勇抵抗和巨大牺牲下，日军的进攻步伐确实得到了阻遏，其向罗店以西、以南仅仅只推进了三公里，中日两军几乎对每个阵地都要经过反复数轮的争夺，这似乎证明只要有决心坚持，“死守阵地”是可能的。10月，在对左翼军各将领训话中，蒋介石强调：
“持久战最应注意的，是要有与敌作持久阵地战的心理，我们有了这个信念自然能够固守阵地，自然能尽量运用阵地战术······我们只要有一兵一卒，守住一个阵地亦必与之坚持战斗，死守不动，没有命令决不退却！”这种对“持久战”的论调已然与蒋战前“空间持久”的观念大相径庭。
可是，在不断持续地巨大伤亡下，仅凭信念坚持的中国守军已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自10月开始，日军以全部抵达的3个增援师团猛攻大场，试图包抄国军的后路，至25日大场失守，国军防线全线动摇，被迫放弃市区阵地，向苏州河南岸撤退。
▲1937年10月25日，日军攻陷大场
守卫浦东的张发奎在《回忆录》中谈到，他曾建议蒋介石，在上海作战的兵力需要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过这一限度依然无法压制日军，就不应当再做无谓的消耗，“我提议我们从淞沪前线转移十个师到苏嘉、吴福国防要塞工事，如是我们便能重新集结后撤的部队，以便确保有计划的撤退。”
但蒋介石并没有适时采纳该意见，到了10月初，他才同意国军撤往吴福线。可就在此时，传来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消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每年都要求能召开一场太平洋各关系国间的国际会议来解决中日问题，却毫无结果。因此，国内对于这场来之不易的大会自然抱以极大期待，南京政府希望这场会议能够促成国际联合制裁日本，最起码也能促成中日停战。
为了能使会议取得有利结果，蒋介石认为有必要使国军继续在上海坚守至会议结束，以便”唤起友邦之同情“，于是原本预备撤退的中国军队再度留了下来。到了10月25日，大场失守，国军继续固守淞沪阵地已变得不切实际，但出于营造国军依然在上海市区奋战的象征形象，蒋介石决定留下88师“孤军”一个营，扼守闸北四行仓库，这便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实际上，无论“四行仓库保卫战”打到何种结果，无论它真的是一场被夸大的“表演秀”，又或是慷慨激昂的攻防战，对于整个淞沪战场的结局都已然无甚影响了。而蒋介石为了在《九国公约》会议上争取国际同情，将国军后撤国防线的时间强行延后，才是一个真正致命的决定，因为他彻底葬送了在长江下游以“空间持久”抵抗日军的最后机会。
四、再看淞沪抗战的得失回顾淞沪抗战自计划，到实施，再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可以看到，这场战争是早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预想之中的，为此也进行了相关的准备。蒋欲在上海迎击日军，是希望借此转移日军的攻击轴线，将其主力吸引至长江流域，以便国军能在东西方向实施持久抵抗，达成“以空间换时间”的大战略。因此，发起淞沪会战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是，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并没有能在第一时间开辟上海战场，而是抽调了大部分兵力至华北，及至“虹桥事件”发生，为了阻止日本扩大事态、威胁上海，他方才采纳了张治中“先发制人”，抢先围攻上海，争取主动的计划，不过此时他尚未有扩大淞沪战事的决心。
由于缺乏必要的武器装备，部队间的协同配合也有不足，张治中发起的进攻作战没有能完成清扫上海日军的目标任务，但确实吸引了日本增兵上海，“转移攻击轴线“的设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因此这一阶段的作战依然可谓有得有失。
▲献旗（笔者2017年摄于四行仓库纪念馆）
自日军增援部队登陆上海后，淞沪抗战规模扩大，然而此时本应贯彻“空间持久”战略的蒋介石，却出于对坚守上海在政略上的重要价值而执意坚持“阵地持久”，背离了自己过去的主张，这一决定不仅使国军陷入到了与日军死打硬拼的不利局面里，也最后断送了国军依托“国防线”实施梯次撤退、节节抵抗的可能。
应该说作为三军统帅，蒋介石在战略上的这番误判，确实是导致淞沪会战最终失利的主要原因。为此他自己也有反思，在1938年2月2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去年最大之失着，在美总统发表芝加哥宣言，召集九国会议时，不即退兵于苏嘉阵地，而于筋疲力竭时，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以后一败涂地，无可收拾。”显然，对选择进行“阵地持久战”的谬误，蒋亦追悔莫及。
必须要清醒意识到，批判蒋在淞沪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错误，并不应连带地抹杀淞沪抗战本身的意义。从八年抗战终获胜利的“后见之明”出发，自然可以很轻松地去臧否当时人物的功过是非，但有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那就是当来自天南海北的国军士兵在淞沪阵地中浴血的时候，当孤军”八佰“选择留在四行仓库的时候，谁都无法预料这场战争到底要持续多久，结局又会怎样，但他们却都选择为了国家奋战到最后一刻。
如今，既然有这样一部电影愿意把他们的身影记录下来，那么与其带着“有色眼镜”想着它是否有所谓“思想问题”，或许安静地把电影看完才是对逝去的英雄们应有的告慰。
参考文献：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管理处、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
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主编：《民国二十六年之蒋介石先生》，台北：政大人文中心，2016年。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党史会”，1981年。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
《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
《张治中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
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
郝柏村：《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台北：天下文化，2014年。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卫战》，台北：麦田出版，1997年。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苏圣雄：蒋中正对淞沪会战之战略再探，《国史馆馆刊》第46期，2015年，第61-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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