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喜欢于丹

我为什么不喜欢于丹2021-10-18 20:38·西蒙吹发

在那个闷热的下午，我的右前方的女人在观看于丹的演讲，并深为感佩。办公室里充满了该女人的煽情聒噪，这比闷人的空气更让我难以忍受，我表达了一下自己对该女人（指于丹）的私人看法。这立即招致潮水般的批判。因为他们觉得我在攻击一个那么流行那么崇高的女人，这就等于在攻击崇高本身。我觉得自己就算浑身长满嘴亦不能让他们明白我为什么不要听这个女人肉麻的垃圾言语。事实上我不是不喜欢她，我是十分痛恨她。这和外貌没有关系。

作为思维精英的人文知识分子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姑且认为该女人是知识分子）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蕾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唯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人文知识分子应有所担当，真正去创造精神财富，成为“思维的精英”。但我们中国文人历来的传统似乎更好纠缠于道德修养方面的营造，更乐意做道德精英（这是因为做道德精英更多只要像于丹那样嘴上冠冕堂皇就可以了，在没有暴露真实嘴脸之前无任何技术难度），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这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症结所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每日要干的就是把眼睛睁大，看哪个地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然后便作为道德正义的化身来匡正人心。中国的传统是道德先行，谁取得道德上的发言权，就等于取得了制高点，对或错无关紧要，好与坏一定要明确。知识分子论战的第一论域也必是道德正义。当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不能使人惧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人胆寒。

在中古时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知识与道德都不是分离的，知识从属于道德，是道德的奴仆，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宗教﹚的存在。然后才是一个知识的存在，到了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职能与教士职能发生了分离，将修身齐家的道德职能还给了教士，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职能还给了政治家，唯一留给知识分子的，就是一个知识性的格物致知。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是创造一流的智力成果，但许多道德理想主义者刚好是本末倒置，放弃了本来应负的理性责任，动辄要代表全人类作价值选择，道德激情有余，知识理性不足。在中国屡见不鲜的情形是，道德激情没有健全的理性作支撑，成为没有思想底蕴的滥情，最后就变成大而无当的肉麻。中国人喜欢把肉麻当有趣，甚至还有一次规模宏大的把肉麻当有趣，文化阶层不能一门心事地去创造肉麻的粪便一样的文化，应努力创造最美的精神生活之花。

于丹不管是从言语的表达还是夸张的神态都从属于道德崇高的肉麻之列，这是我拒绝她的唯一原因。这种人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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