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千年的回望-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悲剧人生原创2021-10-21 21:53·乡土大河南
(一)
宋朝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
今年是公元2021年,整整1000年前,也就是公元1021年,中国历史上一位因变法而青史留名的伟大人物诞生,此人就是王安石。
宋神宗赵顼是北宋的第六位皇帝,也是一位因变法而闻名的皇帝,而他实施变法的得力干将正是一代名相王安石。王安石是变法派的灵魂和领军人物,可以说,他为变法而生,也因变法而死。他的“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以及“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有变法派就有保守派,历来如此。保守派也有一位灵魂和领军人物,这个人就是司马光。司马光比王安石早出生两年,即公元1019年出生。司马光同样是中华历史上响当当的名字,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就是他的心血之作。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治国理念截然相反,一个人支持的,另一个人就坚决反对。一个崇“法”,一个尊“儒”,可谓棋逢对手。关键是他们二人在能力水平上还旗鼓相当、难分伯仲,都是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生。
巧的是,这两个冤家对手共同去世于1086年,王安石活了65岁,司马光活了67岁,司马光比王安石早出生两年、晚去世4个月。估计他们二人即使到了阴曹地府,还会接着斗,为斗而生,也为斗而死。
千年已过,回望历史,今年恰逢一代名相王安石的千年诞辰,重读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著名历史人物之间恩恩怨怨的人生故事,仍不免让人唏嘘不已。
(二)
北宋走到宋神宗时期,帝国积累的矛盾与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国库入不敷出,如何为国库增收成为当务之急,改革势在必行。再加上神宗赵顼继位时年方二十,血气方刚,他心中有着远大的理想,那就是让大宋王朝在他手里摆脱“逢战必败”的耻辱,收复燕云十六州等失地,恢复开国时的恢弘气象,而自己也成为青史留名的一代明君。
宋神宗赵顼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这与他的出身有关。他的父亲赵宗实,并不是仁宗赵祯的亲生儿子,因为仁宗无子,才在30岁的时候被正式立为皇子,第二年登上皇帝宝座,即宋英宗。每个人的人生履历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出身的影响,这是必然的。
幼年的赵顼成长经历比较特殊,并没有在皇宫里长大,更没有受过皇子必备的传统教育,实际上是没有资格。他是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长成了一个不带迂腐之气、性格独立的青年。由于不在皇宫中长大,比起其他的皇子,他更了解民间疾苦,更希望造福于天下。中国历史上,很多有作为的皇帝都是来自民间。实践证明,深宫之内、妇人之手是很难培养出有作为有血性的皇帝的。
正当宋神宗决心改革,为寻找不到合适人才所困扰的时候,一个人却从遥远的江南而来,帮助宋神宗完成心中的远大理想。这真是瞌睡来了刚好有人递枕头。
这个人正是王安石,而且王安石仿佛就是为变法而生的。
(三)
王安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论文学成就,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善于用典,长于修辞,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于公元1021年,今年恰好是他的千年诞辰之年。他晚年封荆国公,因此被世人称为“王荆公”。另外由于他性格固执,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又被人称作“拗相公”,他的变法一直饱受争议。
王安石从小热爱读书,天赋极高,读过的书过目不忘,再加上出生于官僚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王益是宋朝的中下级官员,一生都在大江南北辗转为官,因此王安石从小就跟随父亲遍游天下,既读了万卷书,又行了万里路。由于他四海漂泊的成长经历,王安石从小就看尽了北宋王朝的利弊兴衰,再加上父亲早亡,也养成了他坚韧不拔、勇于担当的性格。
公元1042年,21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神宗皇帝曾经读过王安石所作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十分赞赏他的才华。一个求贤若渴急于变法,一个满腹才华只等舞台,两人一拍即合,一场变法运动在他们君臣二人的推动下轰轰烈烈地展开。
王安石主张“变风俗,立法度”,与司马光等保守派倡导的用“儒家”仁义道德治国理念不同,王安石认为法家的“经术”才是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力主以“法”治国,与当今中国所倡导的“依法治国”方略可谓不谋而合。王安石认为“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认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说法只不过是变相抢夺民财,根本不值一提。二人的治国理念,从一开始就是针尖对麦芒,火药味十足,可以说是天然的政治敌人。
王安石推出了“均输法”、“青苗法”、“保甲法”、“募役法”等诸多法令,可以说每一个改革法令的推出,都会遭受到强烈的质疑和反对。改革说到底是利益的调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是必然的,中国古代青史留名的几大变法运动,没有一个不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公元1074年,熙宁变法运动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已经过去了5年,尽管反对声浪不断,但还是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王安石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这个时期,王安石达到了他一生政治生涯的巅峰,位居宰相,全面主持变法工作,宫廷内外都由他一人说了算,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四)
变法派的得势就意味着保守派的失势。这是必然的。
宋神宗为了支持新法,在这期间,宰相曾公亮被贬,大文豪苏东坡也因反对新法被贬官杭州。识时务者为俊杰。公元1070年,司马光坚决请辞,后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去了洛阳,开始潜心编撰他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前后长达15年。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司马光的官场失意,才有了这部伟大著作的诞生。
司马光编史的这一段时间,王安石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为什么呢?由于变法运动深刻触动了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利益,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阻挠和反对。欧阳修、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等都是反对变法的大臣。连宋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母亲高太后都流泪向他哭诉,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王安石这么做是在败坏朝政,贻乱天下,要求将他罢免出京。宋神宗和祖母的感情非常深厚,连自己身边至亲至敬的人都如此反对变法,这对宋神宗心理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的内心产生了动摇。最终变法失败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事实上,神宗皇帝为了与保守派达成妥协,这期间王安石先后两次罢相。“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创作于1075年,正是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进京之时。虽然再次被起用,但他这次离开江南去首都开封赴任的心情并不轻松,推动变法困难重重,变法派内部在他离开的这一段时间也产生了分裂,他对政治已经失去了信心。
别说皇帝身边的人反对变法,他自己身边的亲人呢,连自己的两个亲弟弟也都是强烈地质疑和反对变法,认为哥哥这么做,必将给王家带来灾难。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改变人的传统思想观念太难了,还不如回到江南养老呢。
就在他这次复出后不久,也就是第二年,公元1076年,眼看着新法推行已经难以为继,再加上他的儿子也死了,王安石顿觉得心灰意冷,再次坚决请辞宰相之位,开始度过他隐退江宁、郁郁寡欢的人生最后10年。
公元1085年4月,38岁的宋神宗带着深深的遗憾和痛苦离开了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一代名相王安石在江宁听闻神宗的死讯,泪流不止,提笔写下了“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的著名悼诗。
王安石回想过去,这位壮志未酬的皇帝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多年,与他一起共同对抗守旧派的攻击。虽然他在变法途中有过几次动摇,对王安石也曾有所怀疑,但这位年轻的皇帝对新法的支持,那种心怀苍生、至君尧舜的理想抱负无时无刻不在感动着王安石。神宗皇帝的英年早逝对王安石的打击是致命的,也必然带来变法的彻底失败。
果然不出王安石所料,神宗皇帝一死,新法就被全面废除。因为高太后垂帘听政,开始掌握朝政大权,而高太后又是个特别痛恨变法的人。变法派自此遭到彻底的“滑铁卢”。
公元1086年5月,一代名相王安石带着深深的伤痛和怨恨离开人世,追随神宗皇帝而去了。王安石死后,谥号“文”,后来哲宗皇帝追赠他为太傅,并命大文豪苏东坡为他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词。
(五)
风水轮流转。一朝天子一朝臣。三十年河东河西。
神宗皇帝死后,保守派卷土重来。司马光深得高太后器重,是高太后的股肱之臣,高太后对其信任有加,委以重任,司马光也开始迎来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司马光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范纯仁等保守派人物全部得以晋升,与此同时,他们开始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把支持变法的人物全部赶出朝堂。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全面废除新法。
保甲法被废除了,均输法被废除了,募役法也不应该继续了……就这样,王安石苦心经营十年的富国强兵的八项改革政策,被司马光彻底给摧毁了,前后只花了不到一年时间。可以说,为了反对而反对,王安石赞成的,司马光就要坚决反对,而不管这项政策到底是好是坏。
王安石远在江宁,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他的心在滴血。然而,此时的他对朝政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政治对手司马光的精彩表演。如果说,上一局他对阵司马光是1:0惨胜的话,那这一局,他却以0:1彻底输给了对手,而且输的很彻底,从此再也没有了翻身的机会。因为他们二人都将不久于人世。
客观地讲,王安石的新法有脱离实际的地方,理想主义浓厚,有的政策过于激进,民众一时接受不了,但大多数的新政还是有益于老百姓的,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但司马光不管这些,统统一概推翻,全盘否定。
司马光这么做,连“真文人”苏东坡都看不下去了。当初变法派得势时,苏东坡反对激进的变法主张遭到朝廷排挤而被贬官,让人误以为他是保守派一伙的。而今天保守派得势,把新法全部推倒重来,他同样反对,他认为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有用的新法政策应该保留下来,而不应该全部废除。他又被认为是变法派一伙的,再次遭到朝廷排挤和流放。
如果大宋帝国只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恐怕非苏东坡莫属了,此乃真性情中人也,不愧是世人传唱不衰的千古风流人物!
司马光十分珍惜人生最后的这次复出机会。最后这18个月的时间,他鞠躬尽瘁,不眠不休,日夜操劳,连高太后都深为感动。把要废的新法全部废除了,军政大权也从变法派手中全部夺了回来。司马光的过度操劳换来了政治上的胜利,但同时也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这位老人同样是灯枯油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公元1086年9月,在政治对手王安石离世4个月后,司马光也紧跟着走了,去阴曹地府找王安石接着斗去了。所不同的是,王安石是带着恨走的,而司马光是含着笑走的。因为司马光在人生最后的一年多里把自己想办的事全都给办了。
事实证明,司马光在权术应用上,略胜王安石一筹。在他明知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对抗对手的时候,聪明地选择了退出,潜心编自己的书去了。而王安石就没有那么聪明了,在自己得势的时候,致力于变法,无形之中损害了不少人的利益,却不知道给自己留条后路,以至于最后惨遭打压,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六)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走了,但变法派和保守派的“党争”还在继续。表面上看,司马光是笑到了最后,实际上不见得是这么一回事。王安石与司马光分别作为变法派和保守派的灯塔与标杆,二人的身后都不得安宁。
宋神宗去世以后,由年仅10岁的儿子赵煦继位,又是一个儿皇帝,即宋哲宗。他的祖母,政治手腕强硬且权力欲极强的高太后开始垂帘听政。高太后是个不折不扣的死硬守旧派,与司马光一拍即合,新法被全面废除。
但小皇帝总归是要长大的。高太后掌权8年,却一直迟迟不肯放权归政,把自己的孙子管得死死的。宋哲宗长期过的是一种压抑、甚至仇恨的生活。与宋神宗敬重自己的祖母曹氏不同,宋哲宗对自己的祖母高氏充满了仇恨。
高太后一死,18岁的宋哲宗开始亲政,正式打出了继承宋神宗变法事业的旗号,朝政的风向立刻就发生了变化。
历史是什么?在我看来,历史就是大人物的生和死。就这么简单!
变法派在宋哲宗的支持下很快掌权,守旧派在朝堂上的势力再度被清扫殆尽。前面有多风光,后面就有多凄凉。
北宋末期的历史,其实就是变法派和守旧派两派人物争斗的历史,而两派人物的灵魂和鼻祖,正是王安石和司马光。
这时候,两位精神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均已过世。失去了灯塔和标杆,此时的变法派即使得势,也很难再有一番作为了。
但是,整人是没有问题的。
司马光虽然已死,仍旧在劫难逃。他被剥夺了死后所赠谥号“文正”,连墓碑都被人砸了。变法派代表人物章惇当权,对保守派残余势力展开疯狂报复,他甚至建议哲宗皇帝对死去的司马光进行开棺鞭尸,以泄心头之恨,后因众人反对,哲宗这才没有同意。
公元1103年,宋徽宗时期,蔡京为相,司马光被追贬为左光禄大夫,旋即被除名,将司马光等人称为“元祐党人”,禁止元祐学术,司马光被严重污名化。
直到北宋快要灭亡的宋钦宗时期,才得以恢复名誉,再赠太师和谥号。南宋宋高宗时期,配享哲宗庙廷;南宋宋理宗时期,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王安石呢,死后同样是纷争不断、不得安宁。宋哲宗掌权后,王安石得以配享宋神宗庙廷。宋徽宗时期,被追封为“舒王”,配享孔庙。然而,厄运很快降临,宋钦宗时期,靖康元年(1126年),被剥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
更过分的是,南宋建立以后,宋高宗君臣们竟然把靖康之耻、北宋灭亡的重大历史责任算在了王安石的头上,怪罪王安石,认为正是由于他败坏祖宗法度、祸乱朝政,从而才导致的北宋灭亡。就这样,王安石再次成为人人喊打的大奸臣。真是匪夷所思,然而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
王安石死去的时候就很伤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人马被清算,自己呕心沥血制定的政策被废除。而如果他知道在他死后,南宋的君臣们竟然把北宋灭亡的屎盆子扣在了他的头上,他一定会更加伤心。他一定会说:这个人间,我再也不来了。因为人心太可怕了!
(七)
比起司马光,其实王安石被污名化的时间更长、更持久。
由于南宋开国皇帝赵构为了开脱其父兄的历史罪责,把王安石判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后经宋元两代修史,这一定论逐渐成为中国皇权时代的官方结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一直都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些史书的思想不仅影响着士大夫阶层,更多的是老百姓,以至于民间对王安石变法也一直是否定的,使得一代名相王安石为国操劳一辈子,最后却落了个祸国殃民的历史骂名。
历朝历代,虽然有很多人反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但是对王安石的文章、人品、修养,都不约而同地大加赞扬。南宋理学家朱熹说王安石“修身行己,人所不及”。即使是政治死对头司马光,对其学问品行也高度认可,他评价王安石:“文辞闳富,当世大儒,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
自南宋至清末,这么长的时间里,官方主流评价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是持否定态度。但也有不少人对王安石变法持肯定看法,如南宋的陆九渊,元朝的吴澄,明朝的陈汝錡,清朝的龚自珍等。不过这些人基本都是江西临川人,与王安石同乡,对王安石的称赞也有很多尊重“乡贤”的成分在里面。
改变发生在近代。
进入20世纪,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的呼声越来越高。清末一代大儒梁启超所作的《王荆公》成为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运动最为持久与深刻的著作。至此,梁启超为王安石彻底翻案,王安石被历史长期污名化的局面才得以改变。梁启超盛赞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从民间到官方,王安石终于以伟大改革家的身份盖棺论定。
王安石执着于改革的历史故事甚至传播到了海外,列宁曾称赞他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之广。
王安石变法已经过去了近千年,对其历史评价也一直是争论不休和曲折不已。尽管我们明白在王安石变法主张中,确实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弊端和不足,但丝毫不能否认王安石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先行改革者、创新者,正像他的谥号“文”一样,他是一位刚直不阿、为国为民的封建时代优秀士大夫,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伟大改革家!
(八)
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无论是在学问才识上还是个人品德修养上,都是中国历史的顶尖人物,神一般的存在。他们二人都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都曾当过宰相,都曾位高权重、红极一时。如果他们二人,能够联合起来齐心辅佐君主,大宋王朝肯定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后来的“靖康之耻”也许就可以避免。
然而,历史不能、也无法假设。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人生悲剧,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哀,也是大宋王朝的悲哀。直到他们二人死后多年,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争斗仍未停止,朝堂之上还是吵吵嚷嚷、相互攻击,弟子们传承他们的衣钵,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无休无止的“党争”也成为北宋王朝挥之不去的噩梦,直到北宋灭亡。
北宋灭亡的原因有很多,但无休无止的“党争”耗尽了帝国仅存的一点能量积蓄,不得不说是一条重要原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北宋推崇扬文抑武、士大夫治国,但士大夫阶层文人相轻,易于发生政治内讧则是这种体制的固有弊端。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谥号中都有一个“文”字,恰如其分。北宋王朝,真的是“成也文人、败也文人”。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不应该求全责备。
而人性,只有人性,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
作者简介
刘尚钞,男,河南省社旗县大冯营乡人。现居北京,在一家科研机构从事工程技术与管理工作。喜欢用文字记录点滴生活,擅长散文随笔、古体诗词。乡土大河南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