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大纲》笔记

《中国哲学史大纲》笔记  智慧密钥 2018-10-19 07:30:27

1.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2.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例如：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3.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4.哲学史有三个目的：一、明变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二、求因哲学史的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需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三、评判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
5.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两支也分古希腊、古犹太两系。
6.中国哲学史可分为三个时代：一、古代哲学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这个时代，又名“诸子哲学”。二、中世哲学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三、近世哲学唐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
7.哲学史的史料，大概可分为两种：一为原料，一为副料。原料哲学史的原料，即是各哲学家的著作。古人所作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都是哲学史的副料。
8.哲学史最重学说的真相，先后的次序和沿革的线索。
9.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孔子的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两个字。我们可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这三百年可算得一个三百年的长期战争。那时诸侯互相侵略，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就是那些不曾消灭的阶级，也渐渐的可以互相交通了。古代封建制度的社会，最重阶级。这时代的思想，大概可分几派：第一，忧时派。第二，厌世派。忧时爱国，却又无可如何，便有些人变成了厌世派。第三，乐天安命派。有些人到了没法想的时候，只好自推自解，以为天命如此，无可如何，只好知足安命罢。第四，纵欲自恣派。有些人抱了厌世主义，看看时事不可为了，不如“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罢。第五，愤世派(激烈派)。有些人对着黑暗的时局、腐败的社会，却不肯低头下心的忍受。他们受了冤屈，定要作不平之鸣的。
10.老子的事迹，已不可考。据《史记》所说，老子是楚国人(《礼记·曾子问·正义》引《史记》作陈国人)，(见《礼记正义》卷十八《曾子问第七》，编者注)名耳，字聃，姓李氏。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今所传老子的书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这书原本是一种杂记体的书，没有结构组织。今本所分篇章，决非原本所有。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也是当时政治的反动。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极端的放任无为，要使功成事遂，百姓还以为全是自然应该如此，不说是君主之功。有些人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以为人类目睹宇宙间万物的变化生灭，惊欢疑怪，要想寻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故产生哲学。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老子以前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古代把天看作有意志、有知识、能喜怒的主宰，是把天看作人同类，这叫做天人同类说(Anthropomorphism)。老子的“天地不仁”说，似乎也含有天地不与人同性的意思。人性之中，以慈爱为最普通，故说天地不与人同类，即是说天地无有恩意。老子这一个观念，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与无同是万物的母，可见道即是无，无即是道。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名实之争。老子是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老子对于社会政治有两种学说：一是毁坏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张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老子的人生哲学，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叫做“不争主义”。
11.孔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西历纪元前５５１)，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历纪元前４７９)。孔子本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一部《论语》虽不是孔子作的，却极可靠、极有用。这书大概是孔门弟子的弟子们所记孔子及孔门诸子的谈话议论。研究孔子学说的人，须用这书和《易传》《春秋》两书参考互证，此外便不可全信了。孟子说孔子的时代，是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这个时代的情形既是如此“无道”，自然总有许多“有心人”对于这种时势生出种种的反动。《易经》，只有三个基本观念：一、易，二、象，三、辞。
天地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的。象字古代大概用“相”字。凡象效之事，与所仿效的原本，都叫做“象”。孔子以为人类历史上种种文物制度的起原都由于象，都起于仿效种种法象。这些法象，大约可分两种：一种是天然界的种种“现象”(如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一种是物象所引起的“意象”，又名“观念”。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象”但可表示各种“意象”。若要表示“象”的吉凶动静，须要用“辞”。“辞”的作用在于指出卦象或爻象的吉凶。在名学上，象只是“词”(Term)，是“概念”(Concept)，辞即是“辞”，亦称“判断”(Judgment)。象是静的，辞是动的；象表所“像”，辞表何之。
孔子哲学的根本观念，只是要“知几”，要“见几”，要“防微杜渐”。大凡人生哲学(即伦理学)，论人生行为的善恶，约分两大派：一派注重“居心”，注重“动机”；一派注重行为的效果影响。孔子的人生哲学，属于“动机”一派。人与人之间，有种种天然的，或人为的交互关系。如父子，如兄弟，是天然的关系。如夫妻，如朋友，是人造的关系。每种关系便是一“伦”。第一伦有一种标准的情谊行为。如父子之恩，如朋友之信，这便是那一伦的“伦理”。儒家的人生哲学，认定个人不能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都是伦理的行为。孔子说观察人的行为，须从三个方面下手：第一，看他因为什么要如此做；第二，看他怎么样做，用的什么方法；第三，看这种行为，在做的人身心上发生何种习惯、何种品行。与其说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动机，不如说他注重养成道德的品行。
孔子的人生哲学，虽是伦理的，虽注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却并不曾用“孝”字去包括一切伦理。到了他的门弟子，以为人伦之中独有父子一伦最为亲切，所以便把这一伦提出来格外注意，格外用功。孔门论仁，最重“亲亲之杀”，最重“推恩”，故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后来更进一步，便把一切伦理都包括在“孝”字之内。
礼字范围渐大，有“五礼”(吉、凶、军、宾、嘉)、“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九礼”(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的名目。这都是处世接人慎终追远的仪文，范围已广，不限于宗教一部分，竟包括一切社会习惯风俗所承认的行为的规矩。
古代社会把习惯风俗看作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故“礼”字广义颇含有法律的性质。儒家的“礼”和后来法家的“法”同是社会国家的一种裁制力，其中却有一些分别。“礼”的观念凡经过三个时期：第一，最初的本义是宗教的仪节。第二，礼是一切习惯风俗所承认的规矩。第三，礼是合于义理可以做行为模范的规矩，可以随时改良变换，不限于旧俗古礼。
12.墨子名翟姓墨。有人说他是宋人，有人说他是鲁人。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之间(西历纪元前５００至前４９０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之间(西历纪元前４２５至前４１６年)。墨子是一个极热心救世的人，他看见当时各国征战的惨祸，心中不忍，所以倡为“非攻”论。墨子并不是一个空谈弭兵的人，他是一个实行非攻主义的救世家。墨子是一个宗教家。他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讲究祭礼丧礼。孔子所说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墨子的应用主义，所以容易被人误会，都因为人把这“利”字“用”字解错了。这“利”字并不是“财利”的利，这“用”也不是“财用”的用。墨子的“用”和“利”都只指人生行为而言。
墨子的根本观念，在于人生行为上的应用。既讲应用，须知道人生的应用千头万绪，决不能预先定下一条“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公式。
13.杨朱的年代颇多异说。有的说他上可以见老聃，有的说他下可以见梁王。据《孟子》所说，那时杨朱一派的学说已能和儒家墨家三分中国，大概那时杨朱已死了。大概杨朱的年代当在西历纪元前４４０年与６３０年之间。当时的社会政治都是很纷乱的，战事连年不休，人民痛苦不堪。这种时代发生一种极端消极的哲学，是很自然的事。况且自老子以后，“自然主义”逐渐发达。杨朱哲学的根本方法在于他的无名主义。无名论的应用有两种趋势：一是把一切名器礼文都看作人造的虚文。一是只认个人的重要，轻视人伦的关系，故趋于个人主义。
杨朱的人生哲学只是一种极端的“为我主义”。杨朱在哲学史上占一个重要的位置，正因为他敢提出这个“为我”的观念，又能使这个观念有哲学上的根据。杨朱的为我主义，并不是损人利已。他一面贵“存我”，一面又贱“侵物”；一面说“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一面又说：“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他只要“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这是杨朱的根本学说。不求久生不死，也不求速死，只是“从心而动，任性而游”。这是杨朱的“自然主义”。
14.“别墨”之名，只限于相里氏及南方的墨者如邓陵氏之流。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是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逻辑)。
知识论起于老子、孔子，到“别墨”始有精密的知识论。《墨辩》论“知”，分为三层：一、“知，材也。”二、“知，接也。”三、“ ，明也”
“知觉”含有三个分子：一是“所以知”的官能，二是由外物发生的感觉，三是“心”的作用。要这三物同力合作，才有“知觉”。
知识的种类《墨辩》论“知道”的分别，凡有三种：第一种是别人传授给我的，故叫做“闻”。第二种是由推论得来的，故叫做“说”(《经上》：“说，所以明也”)。第三种是自己亲身经历来的，故叫做“亲”。
墨家的名学在世界的名学史上，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墨家因深知归纳法的用处，故有“同异之辩”，故能成一科学的学派。
15.惠施的时代大约在前３８０年与前３００年之间。惠施说一切空间时间的分割区别，都非实有；一切同异，都非绝对。故下一断语道：“天地一体也。”惠施是一个科学的哲学家，他曾做“万物说”，说明“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所以他的兼爱主义别有科学——哲学的根据。
16.公孙龙大概生于西历前３２５年和３１５年之间。公孙龙最出名的学说是“白马非马”“臧三耳”两条。《坚白论》的大旨是说，若没有心官做一个知觉的总机关，则一切感觉都是散漫不相统属的；但可有这种感觉和那种感觉，决不能有连络贯串的知识。所以说“坚白石二”。若没有心官的作用，我们但可有一种“坚”的感觉和一种“白”的感觉，决不能有“一个坚白石”的知识。
墨学的始祖墨翟立说的根本在于实际的应用，如今别家也用“功用”为标准，来攻击墨学的后辈，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这不但可见墨学灭亡的一大原因，又可见狭义的功用主义的流弊了。
17.据《史记》，庄子名周，是蒙人。曾作蒙漆园史。《史记》又说他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我们知道他曾和惠施往来，又知他死在惠施之后。大概他死时当在西历纪元前２７５年左右，正当惠施、公孙龙两人之间。
《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天下的是非，本来不是永远不变的。世上无不变之事物，也无不变之是非。
庄子的人生哲学，只是一个达观主义。庄子对于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也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这种达观主义的根据，都在他的天道观念。
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只是要人知道“万物皆一”四个大字。
18.《大学》《中庸》的长处只在于方法明白，条理清楚。《中庸》最重一个“诚”字。诚即是充分发达个人的本性。儒家到了《大学》《中庸》时代，已从外务的儒学进入内观的儒学。《中庸》的人生哲学只是要人喜怒哀乐皆无过无不及。譬如饮食，只是要学那“知味”的人适可而止，不当吃坏肚子，也不当打饿肚子。
19.孟子考孟轲，邹人。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孟子的生死年岁，颇不易考定。孟子以为人性虽有种种善的可能性，但是人多不能使这些可能性充分发达。孟子的政治哲学与孔子的政治哲学有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孔子讲政治的中心学说是“政者，正也”，他的目的只要“正名”“正己”“正人”，以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的郅治。孟子论政治不用孔子的“正”字，却用墨子的“利”字。但他又不肯公然用“利”字，故用“仁政”两字。
20.荀子略传荀子名况，字卿，赵人。荀子学问很博，曾研究同时诸家的学说。因为他这样博学，所以他的学说能在儒家中别开生面，独创一种很激烈的学派。
荀子的“天论”，不但要人不与天争职，不但要人能与天地参，还要人征服天行以为人用。荀子所注意的变化，只是个体的变迁，如蚕化为茧，再化为蛾，这种“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的现象，叫做“化”。化来化去只是一物，故说“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既然只是一物，可见一切变化只限于本身，决无万物“以不同形相禅”的道理。如此看来，荀子是不主张进化论的。荀子论天，极力推开天道，注重人治。荀子论性，也极力压倒天性，注重人为。他的天论是对庄子发的，他的性论是对孟子发的。
荀子的教育学说只是要人积善。荀子的礼论乐论只是他的广义的教育学说。荀子以为人性恶，故不能不用礼义音乐来涵养节制人的情欲。人是生来就有情欲的，故要作为礼制，使情欲有一定的范围，不致有争夺之患；人又是生来爱快乐的，故要作为正当的音乐，使人有正当的娱乐，不致流于淫乱。
古代的人生哲学，独有荀子最注重心理的研究。
感觉虽然复杂，心却能“缘耳知声，缘目知形”，比类区别，不致混乱。这是“不以夫一害此一”。这便叫做“一”。心能有种种活动，如梦与思虑之类。但是梦时尽梦，思虑时尽思虑，专心接物时，还依旧能有知识。这是“不以梦剧乱知”，这便是“静”。心有这三种特性，始能知道。所以那些“未得道而求道”的人，也须做到这三种工夫：第一要虚心，第二要专一，第三要静心。
荀子讲“正名”只是要把社会上已经通行的名，用国家法令制定，制定之后，不得更改。
21.西历前四世纪(前４００年到３０１年。安王二年至赧王十四年)和前三世纪的前７０年(前３００年至２３０年，周赧王十五年至秦始皇十七年)，乃是中国古代哲学极盛的时代。据《史记》，慎到是赵国人，田骈是齐国人。《史记》又屡说：“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
慎子所说的“法”，不是先王的旧法，乃是“诛赏予夺”的标准法。慎到的哲学根本观念——“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有两种结果：第一是用无知的法治代有知的人治，这是上文所说过了的。第二是因势主义。
田骈、彭蒙的哲学与慎到大旨相同，都以为“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宋钘、尹文一派“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宋钘、尹文一派主张心理的研究，主张正名检形，明定名分。尹文是中国古代一个法理学大家。尹文的法理学的大旨在于说明“名”与“法”的关系。
中国法理学当西历前三世纪时，最为发达，故有许多人附会古代有名的政治家如管仲、商鞅、申不害之流，造出许多讲法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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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很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