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掀开鲁迅之死的迷雾

周海婴掀开鲁迅之死的迷雾  上官婉婉 2019-05-13 00:26:00
鲁迅先生辞世之时，海婴还是一个7岁的稚齿孩童，但鲁迅先生又的的确确以他的精神和思想陪伴了海婴70年。《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不仅披露了鲁迅生前受胃痛折磨、险遭暗杀等事，而且对“鲁迅之死”进行了大胆质疑和推断，拨开了历史的浓浓迷雾，具有极大的史料研究价值。海婴叙述诚恳坦率，文笔朴实，字字含情，思父之心跃然纸上。


胃病时常困扰父亲
父亲致命于肺病，但在生前经常折磨他的却是胃病。但这胃病并不是因与章土钊打笔仗才发作的。听叔叔周建人讲，父亲年轻时本来很健壮，他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时代赶乡试。考场距家颇远，父亲家贫，只能靠步行。入场时间又在半夜，要在家里吃了晚饭赶去，随身还得带考篮，里面放着笔墨砚台、食物以及小板凳等物。而同伴大都二十多岁，他们腿长跑得快，加之出发前有个同伴定要先洗了脚才走，等洗完脚又听说考场门快要关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这可苦了父亲，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着。但他刚刚吃饱了饭，哪里经得住这种剧烈的运动？由此落下了病根。
父亲十八岁那年，带着祖母筹措的八块钱的盘缠，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每逢严冬，他只能买点辣椒下饭，借以取暖，胃部不断受到刺激。父亲中年以后，牙齿又全部拔去，装以义齿，咀嚼能力衰退，这就更加重了胃的负担。有时候胃部强烈痉挛，从外面抚摸，坚硬如石，良久不得缓。


他疼痛时用转椅扶手顶住上腹部，长久不动，以求减轻痛楚。母亲看得着急，便用手掌替他轻轻按摩。即使胃病发作，父亲也不停止工作。如果实在痛得厉害，父亲便用怀炉暖胃。
现在见到怀炉这种东西，我总不禁产生联想：每到晚上九十点钟，我已是早入梦乡，父亲却在这漫漫长夜、寒气袭人的环境当中，带着疾病，仅用怀炉带给他些许微温，满腔热情地为理想世界的到来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国民党曾想暗杀父亲
这里要插一段国民党曾要暗杀父亲的史实。那是一九九二年，我从全国人大调整到全国政协，作为“特邀代表”编入第四十四组。组里有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不与他人插话谈笑，但是每个讨论题目，均按主旨简短发言。后来我得知他便是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在小组会的休息时间里，大家相互走访寒暄，我也跟着去沈醉住处访问。当他面对我时，瞳孔猛地收缩一下，似乎情绪颇为起伏，但当时并未交谈什么。
过了几天，我又在餐厅遇见他，他约我得空谈一下。我应邀去他房间，他显得很激动，向我吐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1930年代的某一天，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监视小组在对面楼里派人监视了多日，他自己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我当时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他们才没有下手。他说，否则我会对不住你，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却坦率地告诉我，为此，我尊敬他。


“小乖姑”偷偷装香烟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全家人在忧喜交错之中度日。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怕影响父亲休息。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有一点欣喜。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秋天来临，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保姆许妈。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
父亲的死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1936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这时楼梯轻轻响，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平静而安详。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父亲的床边还有几个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会儿，那个日本女护士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伏下身去，听听父亲的胸口，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想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我们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暂时的假死，希望他忽然一下苏醒睁开眼睛。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终于离我们而去，再也不能慈爱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胡须来刺我的双颊了……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母亲拥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我越加紧贴母亲，想要融进她温暖的胸膛里去。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伏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黏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里黏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作声，我又能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胎具很满意，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八九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
关于父亲的突然亡故，后来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前一天，父亲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那时天气转冷，以致当晚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重，仅半天就告别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亲最后一位访问过的朋友。
回头再说石膏面膜的事。当时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们留作纪念。它上面黏有父亲多根胡子还有几根眉毛，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也许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副假牙没有装入，以至腮部下陷之故。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五十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具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
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
关于父亲的死，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一九四九年七月，那时北平虽已解放，新中国尚未成立，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查究”此事。到了同年十月，叔叔更在人民日报著文，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后来听说日本医学界有位泉彪之助先生，曾为此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来查阅过有关资料，最后似乎做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但这仍不能排除二老的怀疑。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还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你们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我相信叔叔说的话，因为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的，而不应当被误诊。况且须藤医生已为父亲看病多年，更不该搞错。
叔叔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还通过冯雪峰的妻子，也同冯(雪峰)先生谈过，但他仍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这样邓医生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做法非常可疑。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
叔叔又讲，鲁迅死后，你病了想找医生诊治，那时还没有离开虹口大陆新村，问内山完造先生该找哪位医生，内山讲了一句：“海婴的病，不要叫须藤医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经有一个让他治坏了，别让第二个再受害了。
父亲去世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须藤医生。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支持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也许是多疑，还有一件事母亲也对我说过多次。她对用药虽是外行，有一件事却一直耿耿于怀。她说，肺结核病在活动发展期，按常识是应当抑制它的扩展，例如注射“空气针”等。但是，须藤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但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这种针剂是日本产品，我国的医生并不熟悉，又时过几十年，要寻找专家鉴定恐怕是很难的了。
母亲还说，父亲临死前一天，呼吸局促，十分痛苦。须藤医生说：“过了今天就好了。”母亲后悔地讲，我总往好转缓解的方面去想，不料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当时太天真了。到了凌晨，父亲终于因心脏衰竭而亡故了。母亲当时的伤心悔恨，我想谁都能想像得出的。
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父亲是肋间积水，去世前发生气胸，肺叶上缩压迫心脏，最终是心力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我当时看到日本女护士两手左右摇晃父亲的胸部，力图晃动胸中的心脏使它恢复跳动，这是毫无效果的。而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须藤为什么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一个甲子了，这件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我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是亲人的多疑还是出于莫须有的不信任？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想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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