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
近日从网上读到胡宝国先生题为《走近唐长孺》的帖子,作者以一个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的身份,对唐长孺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风格做了十分亲切、精微的解说,读来令人兴味盎然。这实在是极好的学术史材料,可惜以往林林总总的学术史大多不能给我们类似的享受。
胡先生在帖子中也讲到陈寅恪先生,说:“唐先生最可贵的是,他虽然深受陈先生影响,也非常尊敬陈先生,但他并没有对自己所崇拜的对象采取迷信的态度。相反,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唐先生对陈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令人不能不信服。他在研究领域的广泛与眼光的敏锐、小中见大诸方面都像陈寅恪,但他得结论时要比陈先生更稳一些。”然后胡先生进一步发挥道:“他总是把话说得极有分寸,让人难以反驳,所以和唐先生商榷的文章极难见到。……唐先生文字朴素,从不虚张声势。读他的文章很舒服,仿佛冬日的夜晚,一个老人坐在火炉旁,手捧一杯热茶,正从容不迫地向你讲述着一些古老的故事,讲述着他的道理。”
我得承认,这段文字让我非常之感动,并由此生发出许多联想。胡宝国先生的确是解人,能够把那么复杂的感受转换成这么一幅鲜活的图景。现如今,能这样读书的怕已经不多了。只是凭我对陈寅恪和唐长孺两位先生的尊敬,我总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学术对话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明确结论的谁对谁错的问题。两位先生关于《桃花源记》的文章我都读过,私下里也经常将他们的这两篇文章相互比较。我感觉,这两篇文章讨论的似乎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思维层面的问题,与其说是证明与反驳,还不如说悟与证两种思维取向的不同更合适一些。在这里我试将个人的浅见表露一番,希望能得到学界同好的指正。
陈寅恪墓志铭
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记旁证》一文发表于1936年,早于唐长孺先生《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20年。但两位先生写文章时的年纪很接近,都在45岁左右。陈先生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因而他“就纪实立说”,得出的结论主要有四点:
甲、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乙、真实之桃花源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丙、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
丁、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
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
唐先生在其《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的开头引述了上列前三点,稍作分析后认为:
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
刘敬叔《异苑》
他且述且论,依次列举刘敬叔《异苑》卷1所载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因而入石穴见异境,《云笈七签》卷120引《神仙感遇传》所载蜀民射鹿入小成都,庾仲冲《雍荆记》所载武陵西阳县蛮人元嘉中射鹿入石穴见异境,以及《太平寰宇记》卷73彭州九陇县白鹿山条引《周地图记》四条资料。然后他总结道:
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故事先在荆、湘一带传播,陶渊明所闻为渔人捕鱼,发见异境,而稍后的刘敬叔所闻则是为射鹿的蛮人所发见。以后故事又流入蜀地,这个异境也就移到了彭州九陇县,也可能九陇县本有相似传说,说那里有一个隐藏着的小成都,后来和荆、湘传来的射鹿入石穴故事相结合,才构成《周地图记》所载的故事内容。
表面上看,唐先生的结论显得比陈先生的结论更厚实一些,但细想之后不然。问题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简单。两位先生展开问题的线路完全不一致。陈先生用的有点像演绎法,唐先生在质疑之前对其进行分析道:
(陈先生)文中从避难入山推到坞保组织,又从坞保推到“檀山坞”和“皇天源”。又以“皇天源”所在地的阌乡即古之桃林而推到桃花源。
唐先生这个“推”字用得很妙。就是说,陈先生是先觉察到西晋末年以后北方的坞保与桃花源式的世界在聚落形态上非常类似,他意识到这中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然后又发现陶渊明“与征西将佐本有雅故”,这中间确实有一个信息通道,于是他“疑其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入关途中之所闻见”,因而推定“桃花源记之作即取材于此也”。
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如果借用佛家的语言,那便是不折不扣的禅悟。要想对其进行反驳,肯綮有两点:要么证明坞保与桃花源并不类似,要么证明这种类似只是巧合,其间并无必然联系。
唐先生当然是了得的,他的文章果然就从这两点下手。文章前半求证桃花源是南方本土的传说故事,已如上述,后半则对“避乱”的“乱”字进行分析,力证“如《桃花源记》所述的那种没有剥削的生活,那种‘虽有父子无君臣’的秩序是和那时常见的避兵集团的坞壁生活很不相同的”。他论证的方向十分对头,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
效果不理想我觉得可归结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问题本身的难度,一是唐先生所采取的论证方式。兹先说前者。
一般情况下我们写立论文章总是比写驳论文章费劲,因为立论需要考虑正、反、侧各方面的情况,前人谓之八面受敌;而驳论则只需要朝一个方向挺进,有时候甚至可以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然而在这场学术对话中,陈、唐两先生的处境恰好倒了过来,陈先生是立论的,可是他并不需要攻城略地。他手持利器,高呼疾走,一路上所向披靡。相反唐先生倒像是在打阵地战,他需要建立一条防线,将敌军的兵马限制在防线外。遗憾的是这条防线有点过长,要构筑已然不易,事实上还不等设防的将士合围,敌军早已从空隙处呼啸而过了。
陈先生立论的旨趣,在于发现有这样一种可能:《桃花源记》的写作受到了坞壁生活的启示。应该说他在悟到这一点之后证明得很漂亮,干净利落。唐先生跟陈先生进行商榷,前一半是通过建立另一种可能性来否定陈先生说的那种可能性,后一半则是通过分析坞壁生活与桃花源生活的差异来直接否定有那样一种可能性。唐先生直接否定那种可能性的理由,主要是基于那个年代中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应该说那种话语的可信度是很差的,——就连唐先生自己也不得不在文章中交代:“我们可以承认豪强统率下的集团既然是以宗族、乡里组成,所以也可能带有一定程度的公社色彩。”既如此,陈先生所说的那种可能性在唐先生的论域中就已经有了一方足够的生存空间,唐先生的论证不过是提出了更多的一种可能性而已。
至于文章前半建立另一种可能性的努力,应该说离成功也还有一定的距离。唐先生用以立说的资料上文已述,他用的方法是民间文学研究中习用的套路,问题在于论证过程中还有缺环。其中最麻烦的是,这些资料都比《桃花源记》晚出。尽管唐先生最先征引的《异苑》的作者刘敬叔只比陶渊明同时而略晚,唐先生说:
他当然能够看到陶渊明的作品,然而这一段却不象是“桃花源记”的复写或改写,倒象更原始的传说。我们认为陶、刘二人各据所闻故事而写述,其中心内容相同,而传闻异辞,也可以有出入。
应该说,这一段分析是合乎情理的。但它缺一个逻辑前提。如果我们先相信了《桃花源记》的故事原型来自南方民间,那么这段文字可谓见解透辟;否则,它不过是情理而不是事实。因为由文人创作的故事流入民间,或被后人改编成“象更原始的传说”的情形没有人敢说绝对不存在。笔者10余年前在佛藏中看到一个桃花源型的故事,后来陆续发现类似的故事成一个系列,异境均名为竹林寺,进入者均为僧人;开始还以为该故事原型源于天竺,后来经过反复查证思考,觉得后代的本土僧人参照《桃花源记》而创作出这些故事的可能性更大(参见拙文:《竹林寺与桃花源——一种本土佛教传说的形成与演变》)。
《神仙感遇传》
被唐先生重点分析的另一条资料是庾仲冲的《雍荆记》。唐先生认为“所谓庾仲冲《雍荆记》当是庾仲雍《荆州记》、《湘州记》之误”,而“所记蛮人入石穴事大致本之《异苑》”。应该说,这后一点是不成问题的,但前一点很难说,只能说它成立的可能性很大而已。至于出自《周地图记》《神仙感遇传》的另两条资料,时效上既不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文本中的空间也脱离了《异苑》所说的武陵一带,唐先生认为这些资料表明“这个故事先在荆、湘一带传播”,之后“又流入蜀地”,其理由也不过是他个人的“设想”。
凭这样的资料和设想,要想将陈先生发现的可能性予以否决,平心而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况且唐先生的论证方式,笔者觉得也不无问题。
上文说到陈寅恪先生作《桃花源记旁证》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悟,既如此,他在表述过程中笔端便显得异常跳宕。文中逞才使气、领异标新的地方屡见不鲜。如开头所谓《桃花源记》“其为纪实之文,则昔贤及近人虽颇有论者,而所言多误,故别拟新解,以成此篇”。到后文甚至写道:
桃花源虽本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但以牵连刘之入衡山采药事之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之武陵。遂使后世之论桃花源者皆纷纷堕入迷误之途,历千载而不之觉,亦太可怜矣!
对于这种话,相信一般人都不会去较真,将它看作陈先生“游于艺”的心情也就罢了。赖有这样的文字,我们可以感受陈先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情、见解锐利以至于有时候喜欢剑走偏锋的前辈高人,而不是如某些末流所吹捧出来的神。这样的陈先生可亲可爱,这样的作品与其说是学术文章,不如说更是艺术品。陈先生自己也坦诚:
穿凿附会之讥固知难免,然于考史论文之业不无一助,或较古今论辨此记之诸家专向桃源地志中讨生活者聊胜一筹乎?
就是说,陈先生是在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他用智慧的丝线将一些散乱的看似不相干的历史事实连贯起来。对这样的文章,最好是以见猎心喜的态度去欣赏,看得高兴,喝彩,不高兴,放下。不能跟它去抬杠,一抬,就不免“执”了。——别说他思路上各点之间的联系已足够坚固,就算能证明《桃花源记》并不是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写出来的又如何?他能够那样想,能够将有关的史料钩稽得那样有整体感,已足以令人啧啧称奇了。他立于不败之地。他的思维本身就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有谁会谢绝上苍为这烦闷的学术研究送来的愉悦呢?
偏偏唐先生摆出一个稳扎稳打的阵势。他从《桃花源记》本身开始讲起:
作者说故事发生在武陵,假使作者不是完全出于虚构,我们没有理由把它移到北方,假使完全出于虚构,那么东西南北任何一地都可由作者自由指定,没有必要加以考证。
这样的场景,我们看热闹的自然是见了高兴。但设身处地地为唐先生着想,不能不认为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极为累人的活计。他通篇的考证显得很迟重,看起来吃力,写起来自然更不会轻松。在此不妨举一个例子。上文提及他认定“所谓庾仲冲《雍荆记》当是庾仲雍《荆州记》、《湘州记》之误”,具体的论证过程是这样的:
姚振宗
《隋书·经籍志》有庾仲雍《湘州记》二卷,《汉水记》五卷。《旧唐书·经籍志》有仲雍的《江记》五卷,《汉水记》五卷,《寻江源记》五卷,又一卷。这一卷的《寻江源记》,亦见《隋志》,但不著撰人名。《新书·艺文志》同《旧志》而无一卷之《寻江源记》。《新志》有《湘州记》四卷,《湘州图副记》,《旧志》则仅有《湘州图记》一卷,都没有说庾仲雍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宋晁载之《续谈助钞》殷芸《小说》引庾穆之《湘中记》,姚氏以为“似庾穆之即仲雍也”。按雍、穆名字相应,姚氏的推测可信,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称《艺文类聚》同部所引正作庾仲雍《湘中记》,似庾氏所撰《湘州记》和《湘中记》本是一书之异称。仲雍又有《荆州记》,见于《文选》注,《艺文类聚》所引。庾仲雍是一个专精荆、湘地理的专家,他的事迹一无可考,亦不知何时人,但殷芸、郦道元都引他的著作,当是梁以前人。
说了这么多,从中我们找不出任何足以证明“庾仲冲”为“庾仲雍”之讹、《雍荆记》当为《荆州记》或《湘州记》之误的依据。读这样的文章,确实需要像胡宝国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冬日的夜晚坐在火炉旁,手捧一杯热茶,从容不迫地去悠然心会。我们是崇敬唐先生的,所以相信他,但真要抬起死杠来:难道《隋志》、两《唐志》不载就不存在庾仲冲《雍荆记》其人其书?恐怕那样唐先生能给予我们的也只有当头棒喝了。
而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关于桃花源的发现者,陈先生只用“或更疑搜神后记中渔人黄道真其姓名之意义与宋武所遣泝洛之虞道元颇相对应”一句便轻轻化开,唐先生则就此穷追猛打,力图证成这样一个论点:
武陵本是蛮族所居之地,这段故事发生在武陵,发见异境者是蛮人或具有蛮族氏姓的渔人,很可能本来是蛮族的传说。
笔者觉得这样的设想稍嫌过头。因为就凭武陵这样一个地名、主人公为蛮人这样一个身份是不可能证明该故事本来为蛮族传说的,这里面的距离实在太远。
况且在纠缠蛮族史料的过程中,唐先生还犯了一个明显的地理错误。他在前面引述庾仲冲《雍荆记》的时候,用括注的方式将原文“武陵西阳县”中的“西”改为“酉”。这是对的,至少从对他有利的角度讲是对的,因为当时武陵郡没有西阳县而只有酉阳县。但到后来讨论蛮族问题的时候,他从“武陵蛮”讲着讲着,突然又征引《宋书·州郡志》郢州西阳太守所属建宁左县、蕲水左县的资料,说《魏书》卷61《田益宗传》记载的萧衍建宁太守黄天赐及其将黄公赏“都应该是西阳蛮”。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西阳地在今鄂东北,与武陵风马牛不相及。唐先生若认为“武陵西阳县”中“西”当为“酉”,那么就不当引用西阳蛮的资料;若想引用西阳蛮的资料,那么“西”就不当为“酉”,而应是原文中“武陵”二字有误。唐先生随行文的需要将同一条史料在两个地方做出了彼此不能兼容的理解,这对他的论证是很不利的。
推原唐先生致误之由,大概是将“五溪蛮”与“五水蛮”搞混了。自后汉著名的武陵蛮屯聚五溪,有“五溪蛮”之称,其地在今湘西。南北朝时,活跃于今鄂东北一带的西阳蛮则以其地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而有“五水蛮”之号(见《宋书·夷蛮传·豫州蛮》)。凑巧的是武陵、西阳两郡在南朝都属郢州,一不小心是很容易弄错的。
这一错误在唐先生的论证中并不十分关键,笔者只是想说明有这么一回事而已。如果将这部分内容从唐先生的文章中连根拔掉,丝毫无损于文章的整体,——笔者觉得那样甚至更空灵、更轻盈一些。
以上这样分析,也许有人要误会笔者认为唐先生的文章做得没有价值,不,一点也不。恰恰相反,唐先生用一种与陈先生截然异趣的思维方式为我们展现了学术研究的丰富多彩。陈先生的见解固然尖新,毕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唐先生将陈先生视野之外的资料加以梳理,也得出了一种富有足够想象力和穿透力的新解,尽管这一新解还有继续延伸的余地,但唐先生的成绩已足以令我们回味无穷,为这一回味我们须向他表示永远的感激。
还记得1988年秋冬,笔者曾有幸随硕士时的导师在唐先生的书房中拜谒过唐先生。那是一个温暖的午后,业师和唐先生娓娓而谈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往事。当时笔者尚在学术的大门外徘徊,对于他们之间的谈话不甚了了。只记得那场景非常感人,唐先生闭目躺在金黄的斜阳中,脸上洋溢着耀眼的光辉。
原载《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1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学问的敬意与温情》（张伟然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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